清楚的權利界定

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佃農理論》的結論中，我對當時盛行的經濟發展學說痛下批評（見一六○頁），指出這門學問的「理論」，漠視了產權的局限條件，胡說八道，不知所云。產權局限對人類行為有決定性，當時是艾智仁與高斯的學問，由我推到經濟發展那邊去。十年後，我發表《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是針對中國當時風雨欲來的改革下筆了。跟著在《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等文章結集中，重複又重複地細說產權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

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當年侯運輝問：「你寫來寫去都是那幾句，沒有其他可說嗎？」我回應：「這是秘密，不要說出去。只幾句可以說那麼多遍，次次不同，厲害不厲害？」

幾天前見到高斯的助手，對他說：「論及西方經濟學對中國改革的貢獻，高斯比佛利民重要。當年北京不能接受私有產權，但清楚的資產權利界定他們卻接受了。界定權利其實就是私產，淺的，奇怪人類文化要等到高斯才說出來。」淺得離奇，但以研究經濟思想史而名滿天下的史德拉，曾經說高斯定律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思維。艾智仁被譽為產權經濟學之父，源於他的口述傳統，天天說，有深度，但沒有說出「權利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這幾個字。

一般人把「高斯定律」入了他一九六○的那篇《社會成本問題》的帳。我認為該定律早一點，起自高斯一九五九的《聯邦廣播委員》一文。文到中途，他談及土地種植與泊車的例子。他說，一個人在土地上種植，另一個人在該地泊車，損害了植物。是誰損害了誰呀？要誰補償給誰才對？要泊車者補償給種植者，不是損害了泊車者的權利嗎？究竟是種植者有權種植，還是泊車者有權泊車呢？如果土地的使用權屬於種植者，清楚說明，泊車者大可付錢給種植者，讓他泊車。倒轉過來，如果土地的使用權屬於泊車者，種植較有利，種植者大可付錢給泊車者，讓他種植。這例子的最後結句就是高斯定律：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

後來（一九六○）高斯寫的《社會成本問題》（獲諾獎那篇）當然重要，我讀過無數次，但先入為主，說到高斯定律我老是想著那種植與泊車例子的結句，可能只有我一個人這樣想（少人讀那《聯邦》長文，從頭讀到尾的可能不及兩掌之數）。一九六七認識高斯之前，我聽到高斯定律可能是佛利民先說的。一九六八的春天，與高斯在芝大校園漫步，我舊事重提，問及六○年的春天在戴維德家裡的大辯論（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二七二至二七三頁，行內一致認為是經濟學歷史上最精彩的辯論）。言談中我問及當時在場的佛利民的貢獻。高斯說：「米爾頓的思想清晰絕倫，他發言後我知道自己沒有錯，也知道我是安全地抵達家園了。」我停步，望著他，說：「怎麼可能呢？你在一九五九那篇文章裡，種植與泊車例子之後，你不是說過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定條件嗎？那就是高斯定律，米爾頓怎可以說得更清楚？」他彷彿呆著，無言以對。之前之後，行內似乎沒有誰提到該例子的重要結句。

中國經濟改革，我曾經不遺餘力地以中文下筆，介紹佛利民與高斯的思想。佛老早就大名遠播，差不多用不著我介紹。高斯的思想主要是由我介紹的。可不是嗎？七十年代在美國，高斯認為真的明白他的人只我一個，而八二年回港任職用中文下筆也是由他催促的。下一篇文章，倒轉過來，得到中國發展的啟發，我會提出這路思維的一個重要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