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解釋個別合約安排，指出某些交易費用的轉變就足夠，但分析制度的整體，把交易或社會費用的整體放進去，要過三道難關。前文分析過首兩道，這裡轉談第三道，最困難的。困難的起因，是經濟學要遵守在局限下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這個武斷假設，任何情況不能反覆。稍有差池，或時守時不守，推理邏輯立刻發神經，假說不可能被推翻，於是無從驗證。
假設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交易費用是一種局限，是制度或合約安排的成本。從套套邏輯的角度看，任何安排，這些費用一定是最低的。史密斯的思維說，人的自私會帶來改進生計的安排，雖然沒有明確地考慮交易費用，但確是白紙黑字地這樣寫過。問題是，我們怎可以解釋昔日中國的人民公社的興起呢？說過了，人民公社是一種合約安排，交易或制度費用高得離奇，死人無數，而我自己絕不懷疑，一種足以滅絕人類的制度安排是可以出現的。局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怎可以導致災難性的發展呢？無可置疑，解釋當年的人民公社從大鍋飯起，演變出來的公社工分制，跟著是生產大隊、生產小隊，再跟著是包產到組、到戶、到勞、到大包干——到今天的權利界定及驚人的經濟增長——遠比解釋為什麼人民公社的出現來得容易。不要告訴我毛主席的主張是個解釋——要解釋的是為什麼當年有那麼多人支持人民公社。
史密斯是古往今來的一個偉大思想家。他的思維有兩個相關的重要起點，都對。其一是人的自私自利，通過專業產出與市場交易，互相得益，給社會帶來驚人的財富增長——這是後人重複過無數次的「無形之手」了。其二，史前輩認為人與人之間有同情心，有點互愛：見到一個孩子快要溺斃，有人會跳下水去搶救。二者相加，再加上博學多才，洞察入微，史氏的思維走上了後來影響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路，以之闡釋制度安排的演變。很不幸，思想偉大如斯，卻無從解釋為什麼單是二十世紀，就出現過那麼多次近於毀滅人類的競爭安排。如果我們接受赫舒拉發的《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的看法，那麼三十年來大行其道的博弈理論，是起於史前輩漠視了人類的本質有無可救藥的一面：自私推到盡頭，在某些局限下，可以是漆黑一片的。我不認為博弈理論可以解釋什麼，但究竟是哪些局限推翻了史前輩的規律是個重要問題。
是哪種哪類的局限可以導致災難性的制度安排呢？讓我們回到Tripolitania的土地公用的例子去。作者A. Bottomley發表該短文是一九六三年，今天Tripolitania的土地制度安排可能改變了。我沒有跟進，這裡提出的解釋是猜測，作不得準，雖然其它實例支持我的看法。
話說Tripolitania的土地極宜種植杏仁樹，租值高，卻公用放牧，土地的租值於是消散了。這是走上了史密斯的思維不容許的路，那是為什麼？有幾個可能。首先，我們不能漠視當年史德拉與高斯提出的、半說笑的理由：蠢政策可能因為人生得蠢。Tripolitania的人民可能因為知識不足，或訊息費用過高，所以不知道土地可以界定為私產，或不知道杏仁有市場價值。有可能嗎？機會甚微：這些訊息得之甚易也。
第二個可能的機會較高。那是私產的界定與保護的費用高：建造欄杆費用不小，而外人侵犯（偷杏仁）要防禦，加上在政局不穩定或戰亂隨時會出現的情況下，需要長期培植的杏仁樹是不容易考慮了。這解釋的命中率可觀：一九八三年底從香港坐火車到廣州一行，見到小果樹開始培植，我立刻說中國的開放改革不容易走回頭路：農民一般有這樣的判斷，他們對維護產權的壓力比我的文章建議大得多了。
第三個可能的機會也高。那是儘管我們見到的是土地公用放牧，其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放。如果放牧的人數或戶口有數量約束，租值不會是零：土地的租值是零，但放牧的權利，因為有戶口約束，不是零——土地私產應得的租值，某部分轉移到有戶口約束的放牧權利那邊去。租值的總額比不上土地界定為私產，但戶籍因為數量有約束而值錢，是另一種租值。三十八年前我調查公海漁業，結論與傳統的租值消散有別。公海本身不是私產，不能收租，但漁船的數量有牌照管制，每個牌照的市價動不動數十萬美元，是租值。有牌照的當然不反對漁海公用，但極力反對多發牌照！（後來美洲西岸的海灣學香港，以浮籠飼養三文魚，使魚價暴跌七成，漁船牌照之價下降九成，大吵大鬧，今天打成怎樣我沒有跟進。）
上述的分析含意著一個沒有人提出過的重要規律。（這裡先賣個關子，讓讀者猜猜，很難猜中的。）每個人在局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合約或制度安排的選擇會朝著增加資源使用的租值那個方向發展。這是減低租值消散或減低交易費用的方向了。然而，姑勿論人民公社那個層面的租值消散的安排，局部的租值消散或公用資源的安排，含意著提升交易費用的，歷史屢見不鮮。我要指出的規律是：增加租值消散的安排，只有在集體性的選擇可以出現。當然，社會永遠是集體的，但由個人作決策而加起來的集體，與聯群結隊或分黨分派的集體決策不一樣，而租值消散的增加只可能是集體決策的效果。集體決策不一定會增加租值消散，可以減少，但規律是，嚴重的租值消散只可能在或明或暗的集體決策中出現。一般來說，不管民主不民主，政治決策多屬集體性。
四十三年前艾智仁對我說，經濟學的起點永遠是個人作決策，因為從來沒有集體決策的理論（no group theory）。今天也沒有。回頭看史密斯，他是以個人作決策為起點。在自私自利與同情心的合併下，邏輯說，災難性的租值消散推不出來。另一方面，集體是由個人組合而成，集體的決策也是由個人決策組合，不同之處是，先或明或暗地組合而後決策，或有組織性的決策，個人反對不易，要離隊獨行代價不小。好比一家股權不能出售的公司，集體決策導致租值消散的機會遠高於股權可以出售的。
一九七四年我發表重要的《價格管制理論》，其中提到，凡有價管，任何其它分配準則都會導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人的行為怎樣要看哪種準則被採用，而準則的採用或選擇，則要遵守在局限約束下減少租值消散的規律。今天回顧，當年的思維沒有錯。這裡作出的補充，是集體性或對個人有強逼性的決策，可以導致租值大消散的，是因為聯群結隊的局限條件或交易費用被推到另一個層面去。
（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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