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不想談經濟

最近因為次按風波及其它市場動盪，要求我發表意見的讀者無數。我提不起勁動筆。數十年來，沒有像今天那樣，對任何經濟話題沒有興趣。不知這冷感會持續多久，屈指一算，已有好幾個星期了。

原因是清楚的。我為高斯明年的中國經改研討會議寫好了文章初稿，跟著再下一城，修改成次稿，還要再修的，但累極，暫時沒有魄力再修了。離明年的會議還有大半年，不用忙，但自己在文章中說過的話，作過的分析，今天在腦子中還是驅之不去。集中力用到盡頭就是這樣的吧。要等多久才回復「正常」不得而知。當年寫《佃農理論》等比較重要的文稿時，也是持久地集中思維，也是食不知味，但完稿後可沒有像今天那樣「驅之不去」。這使我意識到思想這回事，過了頭可以是危險的玩意。

該文用英語下筆，題為《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一萬七千多字（翻成中文約三萬字吧）。可以寫得更長，長得多——侯夫子讀後說要以一本書的編幅來處理才對。但我只有九十分鐘的時間讀出來，而題材複雜湛深，我寫到一萬字就感到筋疲力盡矣——何況單是初稿就修改了十多次。

幾個原因促成這次近於災難性的寫法。首先是高斯九十六歲了，還要親自舉辦這研討會議，且數次來信說我的文章是開場重點。我欠他實在多——中國也欠他不少——不能馬虎從事。其次，當高斯於去年底決定於○八年舉辦這會議時，大家可沒有想到那是中國開放改革的三十週年。三十週年是大日子，文章寫壞了我不知要躲到哪裡去。再其次是中國的經濟制度實在湛深——歷史沒有出現過，要解開中國的制度密碼我沒有其它經驗的依憑。

當年想佃農分成制，我只一個晚上就把該理論的大概想了出來。中國的經濟制度呢？我苦思三年才知關鍵的大概，去年大略地在《中國的未來》那系列文章說了，但還不夠完善，於是多想了一年。今天寫成的英語文稿是稱意的，找不到再有「缺環」，但還要修改。隆重其事，因為中國經改的成果是個奇跡，將來肯定是經濟歷史的一個重要話題。搭一下順風車，文章要傳世就容易了。

高斯讀文稿後，雖然以powerful與great等字眼來形容，但今天收到他傳來七頁評論，建議修改的有二十七處之多。其中一處倒也有趣。我在文中幾次用上miracle這個字，其中一處說是small miracle，他不同意，說中國的經改是人類歷史最偉大的，small這個字不能用。

上述的幾個「隆重」原因，可能比不上如下的。這就是覺得如果不由我動筆，沒有其它人可以寫出來。是天意。一九七九年起開始跟進中國的經濟改革，凡二十八年，可謂走足了全程，知道這改革的發展歷史。一九八二年五月回港任職，是當時最適宜觀察中國變化的職位。懂中文，對炎黃子孫的文化傳統有認識。從合約的角度看制度是我的專業，而中國的承包合約的發展正中下懷。佃農分成是我的博士論文，而中國今天的制度是佃農分成制。多年以來，無論是北京上頭還是地區政府，協助我作調查研究，提供的方便使我沒有任何借口寫不好該文。

這些條件大吉大利，寫不好這篇文章，可以向誰投訴呢？困難只有一處。我已經七十一歲了。智力不減當年，但短暫的記憶正在離我而去，明顯的。這是說，在思維的細節上，處理是明顯地出現了毛病。重要的大話題還沒有影響，但細節的記憶很不對頭。今天想到的一小點，要放進去，明天就忘記了。想到時立刻筆記下來嗎？奇怪地不成，因為細節這回事，通常是一連串的，要記得就要全部筆記下來才對。思想推理，大話題當然重要，但文章的深度與說服力，主要是靠細節支持。細節記不起，或這裡那裡失去了一些，整篇文章就顯不出自己的功力了。

我為這個老人家一般遇上的困難左衡量右衡量，決定的方法是一口氣把整篇文章寫出來。準備的方法是先在《南窗集》一連寫了十期《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綜合自己數十年來在合約與產權理論的心得，來一次沙場秋點兵，希望溫故知新也。跟著馬不停蹄，一口氣在英語稿紙上寫了一百五十頁，再跟著是局部地這裡那裡修改或重寫。過程共三個星期，除了累極稍事休息，基本上沒有睡過覺，減了五磅。那是初稿，跟著再修是次稿了。

上述的寫法無疑是自己的發明，有沒有其它人嘗試過不得而知。可行嗎？文章是寫出來了，有一般性的理論，也有頗為詳盡的細節。然而，用其它比較常用的寫法——例如初稿寫三個月——會不會有更佳的效果，我無從判斷。

有傳說，人類歷史上智商最高的米爾，寫他的厚達兩吋多的《政治經濟學》巨著，只用了六個星期。我拜讀過該巨著的原作——一般人只讀簡化版——絕對精彩，認為六個星期不可能！要抄也不止抄六個星期吧。另一方面，米爾的過人之能，我們凡夫俗子是無法想像的。不知米爾當年脫稿後，有多少時日拒絕談經濟！他當時四十六歲。

回頭說《中國的經濟制度》這篇文稿，應該是自己最後一篇英語文章了。嚴格來說思想期長達二十八年，比此前想了十三年才動筆的《公司的合約本質》多了十五年。從廣闊度與深度這兩方面衡量，前者比後者高出相當多，不止高一倍。我這個老人家看來還是寶刀未老。

諾斯等人說我早就放棄了經濟學術研究。他是搞新制度經濟學的——不知天高地厚！以他們認為不可能是學術的中文下筆，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驀然回首，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