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勞動法的困擾

三年前貝加寫中國前途，不樂觀。他的看法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有可觀之境，很大機會會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舉出二戰後的德國與日本的例子，說服力相當高。三年前我持不同觀點，也當然希望他錯。然而，在內心深處，我知道貝加有機會對，而當時神州大地正開始引進西方的糊塗政策了。我不同意貝加，因為他不明白中國，不知道我當時正在研究的中國經濟制度。在這制度中，地區的縣有很大的經濟話事權，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激烈，會迫使他們反對中央上頭推出的對競爭不利的政策。我擔心的是人民幣的處理，尤其是匯率那方面，因為貨幣問題地區政府是沒有話事權的。



北京不久前推出的新勞動法，共九十八條，洋洋大觀，對地區的競爭制度很不利，應該不容易推行。問題是這「新勞動法」由國家主席推出，勢在必行。六月二十九日通過，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公佈內容是幾個星期前的事，網上吵得熱鬧。我本想早作分析，無奈正在寫《人民幣的困境》那系列的五篇文章，腦子集中，分「思」不下也。



這幾天翻閱有關新勞動法的文件，也讀到一些市場的熱鬧回應，認為問題太複雜，不可能用一篇甚至一系列文章詳盡分析。前思後想，決定只寫一篇，不針對細節，只談一些基本的經濟原則。



新勞動法因為約束合約選擇而引起的熱門話題有四方面。一是機構之間的派遣工作，二是試用期，三是補償金，四是無固定期限合約。後者吵得最熱鬧，是法例第十四條。篇幅所限，這裡只略談這第十四條，複雜的。簡化而又不大正確地說，這「無固定期」法例是指一個員工在一個「單位」工作了十年，法定退休期之前單位不能解雇。這是說，一個員工被雇十年後，不管合約怎樣寫，法律上會獲得終生僱用的權利。



中國之外，我知道終生僱用有兩個其它實例。其一是日本，終生僱用的安排曾經普及。起自百多年前德川幕府的家族傳統，不解雇成員。這制度之所以能持久，主要因為基本工資低，員工的收入主要靠分紅。這終生僱用制今天在日本再不是那麼盛行了。



第二個與第十四條更相近的例子，是美國的大學的終生僱用合約（香港的大學也拜之為師）。一個博士被聘為助理教授，合約三年，續約再三年。六年後，再續約就升為副教授，獲得終生僱用合約，否則被解雇。今天不少美國大學，是獲得終生僱用後，可以永遠不退休。這大學的終生僱用安排，起於要維護教授的思想與言論自由，初時只用於公立大學，後來好些私立的也被迫跟進。



效果怎樣呢？說是維護思想自由，結果是維護懶人。考慮減薪嗎？教師工會立刻出現，吵得一團糟。當年我因為拒絕入「會」而弄得不愉快。可能最大的禍害，是有了終生僱用制後，力爭上游的青年才俊因為上頭「滿座」而無職可升。七十年代在美國任教職時，我替那些結了婚、有了孩子的助理教授的前路茫茫愛莫能助。今天，因為上頭「滿座」，要在美國的大學獲得終生僱用簡直免問，而以短暫合約續約再續約的安排是來得普遍了。這是香港人說的散仔打散工。原來的計劃是終生僱用，到頭來短暫合約變得普遍。這是美國學術界的不幸。



目前中國要推出的新勞動法，第十四條之外還有其它數十條，一般是要維護勞工的權益。短期不會有大影響，因為正在盛行的，是員工炒老闆，不顧而去另謀高就，老闆跪下來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經濟緩慢下來，老闆要炒員工，在新勞動法的保護下，工會林立會出現。舉國大罷工的機會存在，證明貝加是對的。到那時，北京不容易壓制工會的成立與罷工，因為員工可以說是依新勞動法行動。



不要誤會，我的心臟長在正確的位置。有生以來，我永遠站在勞苦大眾那一邊。任何法例只要對貧苦人家的自力更生有助，我沒有反對過。問題是法例歸法例，效果歸效果，數之不盡的說是維護勞工的法例，有反作用。支持這觀點的研究文獻無數。我自己在街頭巷尾跑了一生，結交的窮朋友無數，怎可以不為他們說話？不是說新勞動法不會幫助某些人，但這些人是誰呢？他們真的是需要幫助的勞苦大眾嗎？給某些有關係的或懂得看風駛舵的人甜頭，某些真的需要幫助的就失卻了自力更生的機會。這是經濟歷史的規律。



從經濟原則那方面看，是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機會，正確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資產權利之後，我們要讓市場有合約選擇的自由。在僱用合約那方面，僱主要怎樣選，勞工要怎樣選，你情我願，應該自由，政府干預一般是事與願違的。我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更不相信市場無所不能。這裡有一個嚴重而又不容易處理的問題：勞工合約的自由選擇，好些勞工不清楚他們選的是什麼，不知道法律對他們有什麼保障，不知道他們是否受騙了。無良的老闆這裡那裡存在。這方面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預合約的選擇，而是要設法協助，對勞工解釋他們選擇的合約是說什麼，法律可以幫多少忙。如果勞工清楚明白，政府不要左右合約的選擇。可惜澄清合約的本質是困難程度相當高的工作，而今天中國的勞苦大眾，合約與法律的知識不足，是以為難。不同收入層面的員工有不同層面的知識，新勞動法不應該一視同仁。



基本的問題，是如果大家對合約與法律的知識足夠，合約的自由選擇對經濟發展是最上算的。北京不應該因為這些知識的不足而以新勞動法左右合約的自由。這新法有機會把改革得大有看頭的經濟搞垮了。北京的責任是教育與傳播合約與法律知識，因為種種原因，這些事項市場不容易處理。硬性規定勞工合約要如此這般，是干預市場運作，不可取也。



最近為高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我指出九十年代後期中國有通縮，而算進當時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急升，這通縮嚴重。房地產之價下降了三分之二。然而，這時期經濟增長保八，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左右。毫無疑問，這個推翻了佛利民的貨幣理論的經濟奇跡，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合約選擇的自由度夠高，尤其是勞工合約那方面。如果當時中國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勞動法，嚴厲執行，失業率逾百分之八恐怕是起碼的了。很不幸，因為新勞動法的推出，我不能不在該文補加一個腳注。九十七歲的高斯不會高興：他堅持該文要以中國大凱旋的姿態收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