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八）

第八節：縣現象的經濟解釋



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不尋常。我認為那是中國在困難的九十年代還有急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大約二○○四年越南把這中國制度抄過去──有人說是得到我的文章的提點──那裡的經濟也起飛了。這制度不難抄襲，但需要地區沒有頑固的利益階層，也要有像中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來推行。像北韓與古巴那樣的國家，要嘗試成功機會很不錯。



不難抄襲，但解釋卻非常困難。不容易明白為什麼這制度運作得那麼好。我只一個晚上就打開了佃農分成之謎，卻要三年的長日子才能解通中國的密碼。困難所在，是我們面對的是個複雜的合約制度，此前沒有見過。演變迅速，過程中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安排，要到塵埃漸定才依稀地見到一個可以理解的圖案。要長時日才能看到關鍵的要素，而當我認為找到了這些，另一些重要的碎片還是缺少了。跟進中國的經濟改革學得很多，使我對合約與交易或制度費用的理解提升到一個新層面，讓我能用有一般性的理論去找尋那些缺少了的，然後把碎片組合，砌成一幅看得明白的圖畫。



讓我從一九六九的春天說起吧。當時高斯和我到溫哥華參加一個漁業研討會議。在座有人提出，因為公海的魚一般游很遠，漁業私產化公海要獨佔，所以要有壟斷權；這樣，市場的魚價會是壟斷之價。我立刻回應：「如果地球上所有的農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給無數的農戶耕耘；農戶之間會競爭，所以農產品之價必定是競爭市場的價格。」



名義上，今天北京是地球上最大的地主，擁有中國天下全部土地的所有權。他們把土地以五十年長約租出，二○○七年公佈租約期滿後自動續約，指明政府有特別需要時可支付補償來收回土地。他們接受了使用權要清楚地界定為私有，也知道要廣泛地這樣做，於是把有了界定的使用權下放，達到每戶每家。為了維護有秩序的權利下放，他們知道承包合約可行，在經濟壓力下層層承包的合約安排就出現了。今天一個局外人拿著不同地區層面的文件研究內裡的法規條文，很難看得出字裡行間含意著的是一連串的承包合約。這些文件其實是早前的承包合約經過了修改而演變出來的。



不同的地區層面是垂直或上下串連，同層或左右不連。這是同層的地區互相競爭的一個主要原因，而由於縣的經濟權力最大，這一層的競爭最激烈。火上加油，權利的界定的原則無處不用。縣的地理界線劃分當然清楚，而縣幹部的權力與責任的劃分來得那麼清晰，今天的縣無疑是一級的商業機構了。性質類同的商業機構互相競爭，是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的另一個理由。



再火上加油，縣幹部的獎賞按成績算。政治遊戲與貪污無疑存在，但這些行為，就是先進之邦的市場經濟中的大商業機構也有。除了前文提到的獎賞方程式，縣幹部的應酬費用相當慷慨，視乎那個縣能賺多少錢。每個幹部可以按建築成本作價購買一間住所，而工作成績好有機會升職。有一個流行的「五十六歲的假說」：六十退休，到了五十六而積蓄不夠，幹部貪污的傾向上升。他們也告訴我，能幹的縣幹部不難有外間的商業機構招手，因為管理一個縣其實是管理一盤生意。



一九九四全面引進的產品增值稅，又再火上加油。那是佃農分成。我早期的論著指出，在佃農制度下，地主關心農戶的操作履行比固定租金為甚，因為地主的收入如何要看佃農的工作表現（注三十八）。一個鮮明的例子可以示範縣與縣之間的熱烈競爭。那是購物商場。一個縣可以視作一個龐大的購物商場，由一家企業管理。租用這商場的客戶可比作縣的投資者。商場租客交一個固定的最低租金（等於投資者付一個固定的地價），加一個分成租金（等於政府收的增值稅），而我們知道因為有分成，商場的大業主會小心地選擇租客，多方面給租客提供服務。也正如商場給予有號召力的客戶不少優惠條件，縣對有號召力的投資者也提供不少優惠了。如果整個國家滿是這樣的購物商場，做類同的生意但每個商場是獨立經營的，他們競爭的激烈可以斷言。



比起上述假設的購物商場，縣的制度對鼓勵競爭猶有過之。這是因為縣要對上層作交代或報告。上層不僅鼓勵競爭——他們強迫這競爭的出現。說到底，百分之七十五的增值稅是上層收的。這是層層承包促長競爭的激烈性的原因。



讓我們回到承包責任這個制度去深入一點地理解縣與縣之間的競爭。這個制度演進時，使用權的界定——因而有私產——是織進了市場合約中。從高斯的定律看，市場的運作分兩步。第一步是界定私有產權，我的看法是以合約來約束資源使用的競爭。第二步是市場本身的出現，通過有市價的合約來交換資源的使用或產品的權利。



承包責任制是另一種安排。使用權的界定與市場成交是結合在同一合約中。一個投資於縣的人，通常只簽一份幾頁紙的合約，裡面說明土地面積、地點與地價，他的權利和義務，以及雙方履行責任的期限。地產證或地契要等投資者的錢匯到指定的銀行幾個月後才拿得。簽好了的合約可以轉讓，但如果投資者要到銀行借錢，有地契在手就比較方便了。



問題是為什麼跟高斯的分兩步處理相比，把產權織進了市場合約會增加競爭的效應呢？答案是在織合的安排下，投資者要履行責任。付錢之外，投資者要在合約指定的期間履行指定的項目才能獲取土地的使用權。這是說，付價之外，承包合約是授予值得的優勝者。錯誤的判斷當然可能，而取巧的投資者不罕有，例如只建造圍牆而不再建什麼。地價下跌之際縣幹部可能忙顧左右，但當經濟轉熱他們會收回不履行合約的土地。當大跌了的地價在二 ○○○年掉頭上升時，不少投資者哭出聲來，但履行合約的卻在偷笑。



上述的織合安排不是中國獨有的。正如高斯指出，好些國家的租約或僱用合約往往有類似的安排，而我在上文指出了購物商場的合約安排很類似。我也曾指出，中國的縣制度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新而重要的是這些部分的組合，通過承包責任合約的擴張：使用權的授予是換取履行，而這基本原則到處用。尤其是，在工業發展中，政府機構與私人企業之間的合約安排，通過上述的織合、佃農分成與層層承包的串連，是令人敬畏的經濟力量帶來的效果，在一個有超過十億貧困人口的時代，領導者既有勇氣也有智慧去執行「試一試，看一看」這個原則。



通過串連承包合約而形成的權利結構，使我聯想到一個國家的憲法，但在中國，這合約結構中的條件可以商討，所以安排的彈性比較高，而一般來說，中國的安排的市場傾向，遠比我知道的其它國家的憲法明顯。二○○四年二月，我發表了《還不是修憲的時候》那篇長文，試圖阻止當時正在進行的修憲工作（注三十九）。當時我指出，中國的經濟制度既特別而又重要，北京要先研究這制度的性質，指出重要的環節，然後寫進憲法去。北京沒有接受我的建議，而他們跟著修改了的憲法，與他們的經濟制度的結構是扯不上關係的。北京顯然沒有充分地賞識他們自己做得對，做得漂亮，做得精彩。

注三十八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op. cit., pp. 72-79.



注三十九　張五常，《還不是修憲的時候》，二○○四年二月十六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