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比銀銅重很多

顧題思義，這篇文章當然不是指金屬本身的比重，而是奧運獎牌的價值：金的確比銀或銅高很多。不要誤會，我不是見中國的金牌比美國多，而總牌量美國比中國多，於是寫此文為中國打氣。從人口數量的比例看，中國還有好一段路程要走才能趕上美國的體育水平。然而，無論在市場經濟或非市場經濟的衡量下，金的確比銀、銅「重」很多。這現象需要解釋，也牽涉到一些其它有趣的話題。



先從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亞運之後我發表的《國際體育比賽的經濟分析》說起吧。與銀、銅相比，中國拿得的金牌特別多。這個現象當時我作瞭解釋，今天要補充一下。當時我發明了一個簡單的比率指數，那是以一個國家的金牌數量除以銀牌加銅牌的數量。以此計算，如果一個國家獲取金、銀、銅牌的機會均等，除出來的指數是零點五。高於零點五是說這個國家偏於取金而舍銀、銅，高出相當多是明顯地違反了或然率，需要解釋。在該文的結論中，我為最近的北京奧運作出了大膽的推斷：



「儘管二○○八的北京奧運有多個西方強國參與，上述的金與銀銅的比率，中國有機會高達一點二。一點零以上我勝，有誰敢跟我賭一手？」



當時有不少讀者要賭。今天我勝了：北京奧運的結果，中國金牌五十一個，銀銅相加四十九個，除出來的比率指數是一點零四，高於一。我是險勝嗎？很難說。賽到中途，這比率中國近於一點四。我以為「有機會高達一點二」之說是相當安全了。殊不知後來急速下降，其中差不多害了我的是中國贏得太厲害！是的，乒乓球的男、女單打差不多壞了我的「大事」。他（她）們金、銀、銅牌全收！六個牌，二金除以四銀銅的比率是零點五，拉低了中國整體的比率指數。如果他（她）們大方一點（一笑），放棄乒乓的銀、銅牌，中國整體的比率指數是一點一三，上升了九個多百分點，我就更顯得是天才了（再一笑）。



當然，我是在說笑。但笑話中有真理。我的推斷可沒有靠水晶球，也不是懂得看風水。我的推斷是基於大學一年級的經濟分析，十九歲的孩子考不及格是要打屁股的。侷限有變，需求定律的含意是這樣說，參考一下以前的國際比率，就可賭一手。這樣的經濟學既好玩，也給推斷者有滿足感，可惜失傳匆匆三十多年矣！換來的是一些發神經的方程式，內裡的什麼變量、不變量究竟何物上帝也恐怕不清楚。放棄瞭解釋現象的經濟學，等於奧運放棄金牌。



不久前高斯在芝加哥舉辦中國經改研討會議，有人問他：「要到美國唸經濟學，選哪家大學最好？」高斯回應：「學經濟，美國是沒有什麼可教的。你要到中國去。」世界大亂矣！



回頭說金比銀、銅重很多，市場經濟的證據明確。廣告的收益差距不可以道里計，而中國的獎賞從國家到省到市到縣到鎮到村到企業到個人，金牌勝出很多明顯。非市場經濟也類同，雖然沒有以市價量度那麼容易衡量。



一九九五年，我們一家暢遊歐洲，坐火車到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只有半天時間勾留，雇了一部出租車作導遊，與司機談了不少他的往事。他說多年前代表國家參加奧運，個人划船賽獲銀牌，只輸幾英吋。其後多次午夜思回，為這幾英吋流淚，恨不得能再回頭，拚死一搏，因為獲金的可以住洋樓，養番狗，而又被封為什麼委員的，但可憐的他，只獲駕駛出租車之職，算是不錯，但相差太遠了。



金比銀、銅「重」很多，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起於兩點的合併。一、人類是崇拜英雄的；二、體育運動的英雄形象是共用品，每項玩意一個英雄就可以供應整個市場。這與其它玩意——例如學術研究——是不同的。學術也有英雄，但一則學術英雄可不像體育比賽那麼容易量度，二則學術思想一般各各不同，雖然武斷地有高下之分，較高的英雄形象一般不能廢除較低的。



歷久以來，或明或暗，世界各地的傑出運動員一般是近於職業地訓練出來的。以美國為例，大學的運動員有多種間接的補貼，而某些項目校方的電視收益可以是天文數字。大學對經濟收益微不足道的項目不是那麼重視。個人經濟收益有機會很高的項目，例如網球、高爾夫球、花式溜冰等，有不少自資聘請教練的例子。



我不要在這裡評論體育培訓制度的孰優孰劣。要指出的是在中國，運動員的培訓一般由國家出錢。跟開放改革前不同的，是今天的運動員有不接受國家培訓的選擇。某些項目的運動員的廣告收入近幾年是大幅上升了，要與國家攤分。這裡的要點是，中國的國家培訓是一視同仁地擴散到所有項目去。這解釋了為什麼商業價值不高的項目，中國獲牌特別多。另一方面，國家出錢培訓，個人的金牌獎賞特別多，搏金的行為於是明顯，而此搏也，要鋌而走險，銀、銅的機會就減少了。



上述的中國制度，遇到要整隊合作的項目就不是那麼靈光了。天賦的體力不論，如果大家都沒有收入可觀的職業球隊，中國的機會還不錯，但自己的職業球隊收入平平的項目，遠不及人家的職業收入，在奧運中國就賽不上去。



回頭說金與銀銅的比率指數，這次奧運金牌最多的十個國家我順便算出來。依序只算首十個——牌量少的可以誤導——如下：



中國（1.04），美國（0.49），俄羅斯（0.48），英國（0.68），德國（0.64），澳大利亞（0.44），韓國（0.72），日本（0.56），意大利（0.40），法國（0.21）。如果拿開中國，其它九個國家的總比率指數是0.49。這可見中國的運動員對「金」是有很大的意欲偏差的。

福原愛現象

日本妹福原愛是個現象。論美麗、論有趣，她不一定比得過我兩歲大的孫女兒（一笑），但十九歲多還是近於滿分的女孩子，我見過的只這一個。不知十多年後，福原愛三十多歲，我們還會怎樣打分呢？出自東洋，然而，讓神州大地的青年打分選可愛，福原愛看來勝出容易。



孤陋寡聞，我是最近才知道這個女孩的存在。那天太太從北京給我電話，說電視正在播放一個漂亮的日本女孩斗張怡寧，要我快看。打開電視，見到一個胖胖白白的女孩子在賽乒乓球，只看幾分就知道她贏面不高。張怡寧的正手反手皆均勻，失誤甚少，近於十全十美。再看下去，我認為論球風而不論輸贏，福原愛難得一見。是的，單論球風，本屆奧運的女乒乓球手沒有一個比得上她。



「球風」何物有理說不清。套用老外形容一個網球手的說法，是she's got the game。這是不尋常的評價，可惜這裡的「game」字中譯為何我遍查字典也不滿意。最貼切的譯法可能是「她的球風好」。昔日脾氣差的網球「壞孩子」麥根萊勝敗不常，但行內專家的評價很一致：He's got the game。言下之意，是「壞孩子」輸歸輸，壞歸壞，網球要像他那樣打才對。



福原愛可不是「壞孩子」。正相反，所見所聞，盡皆可愛。乒乓球賽可勝她的大有人在，但我認為此球也，要像她那樣打才對：天真瀟灑，乾脆利落。這樣不落俗套、不斤斤計較的打法，無疑令人耳目一新，但要拿得什麼世界大獎可不容易。天真瀟灑是要付代價的。付得過嗎？



以對張怡寧為例，福原愛輸四對一（拿得一局很不錯），但究竟是誰勝了？活像娃娃的福原愛常在笑——拿得一分僥倖的在偷笑——迷倒了炎黃子孫。張怡寧呢？唧都唔笑！



這裡要說出自己的一個小秘密。希望中國多取金牌，我當然站在張怡寧那邊。但我希望怡寧不勝那麼多。勝四比三，打得長一點，讓娃娃多表演一陣，豈非兩全其美哉？後來一位同學告訴我，網上的青年大部分希望福原愛勝。看來我這個老人家的民族意識是過重了。



以福原愛的球風起筆，因為認為此「風」也，一如娃娃其人。這是後來在電視見到她在街上給記者訪問及同學傳來關於她的資料而得到的觀點。天真瀟灑的球風，乾脆利落的打法，跟她在球場之外毫無機心的應對，不落俗套地有話直說——說得新奇得體——是完全一致的。



街上記者問她：「這次奧運開幕，你拿著大旗領日本運動員出場，有什麼感受呀？」娃娃用流利的普通話回應：「不知道為什麼被選中，我一個奧運獎牌也沒有拿過！」日本的政府不傻，封她為多項大使。中國的駐日大使笑說她的銜頭比他多，娃娃回應：「多當大使能多吃好吃的東西，可惜要減肥，臉太圓了，我要瓜子臉。」



說實話，從福原愛的個性推斷，「瓜子臉」她是沒有希望的！圓圓的臉，襯托著一點傻裡傻氣的表情，但思想敏捷，說話坦率而又新奇，這些組合恰到好處。絕對是。我不要瓜子臉！福原愛的本錢可不是天真可愛那麼簡單，重要的是沒有絲毫造作，沒有半點俗氣。有這樣的本錢，乒乓球風好，這裡那裡亮相一下，就成為一個現象，用不著贏得什麼冠軍大獎的。娃娃容易哭，但我可以接受。



網上的資料說，福原愛早就成了名。三歲學打球，九歲成國手，打遍地球，獲獎無數，只是世界排名不是那麼高。不需要那麼高。我以《福原愛現象》為題，就是要指出只要一個人的個性能真的脫俗，可以給外人有清新可愛的感受，足夠。是的，就算張怡寧大勝福原愛四比零，盤盤不過五，對娃娃的形象是毫無影響的。



福原愛在日本大紅大紫好些年了。在神州大地也早就成了名——只是我這個歷來懶得讀懶得看的老人家反應遲鈍罷了。這次在北京亮相，火上添油。在日本早就有廣告商向她招手。今天中國的人口那麼多，不少出得起錢，加上福原愛的中語流利，且常來中國，搶著要出價的廣告商必定無數。這方面我倒替她擔心，認為她不應該多賺廣告錢。理由簡單，如果到處都貼著她的大照片，有點老土，有點俗氣，與我說的「現象」是有衝突的。我當然不反對其它運動員這樣做，因為他們走的是另一條路。



我也認為難得一見的「福原愛現象」的形成，父母的教養一定是主要原因。這次奧運見到的跳水與體操的中國運動員中，可愛的女孩子無數。可惜她們少說話，與外人應對的場面不多見。北京為國際友善的形象做了很多工夫。我認為中國的運動員在日常訓練之外，多接受一點像福原愛的教育是需要的。



要增加中國的國民收入嗎？那容易：既然福原愛那麼喜歡中國，送她一個中國國籍就是了。容許她持雙重國籍也賺了半個。

從劉翔棄賽說黃龍覓士

劉翔因傷棄賽，天下同聲一哭！林行止問消費者的剩餘怎樣了？我兩天食不知味。其實行止兄問得好，恐怕上帝也答不出來。原則上此剩餘也，可以是負值。劉翔退賽是一項我們無法賣得出去的損失。



正面看，世界末日還沒有來臨。曾經說過，百一跨欄的頂峰期相當長，上蒼保佑，四年後劉翔還有機會問鼎倫敦。問題是傷了Achilles tendon可以是大麻煩，尤其是牽涉到需要跳的運動。按報導，沒有發生過意外，劉翔不應該傷得重，不知與他穿的新設計的運動鞋有沒有關連。是專家群起而出的時候了。



重視劉翔，不單是因為田徑上他是中國的一枝獨秀，同樣難得的是技術上我沒有見過跨欄跨得那麼好。判斷這項運動用不著學過：比所有我見過的，劉翔飛躍得格外流暢自然，而後一段有驚人的爆炸力。是勝是敗，田徑要這樣才過癮，要這樣我們才可以站起來。



自一九六二贏得洛杉磯加州大學的乒乓球單、雙打冠軍後，我沒有再染指這項玩意了。要嘗試就嘗試，話停就停，是我平生的簡單傳記。這次北京奧運，我細看今天的乒乓球，嚇破了膽。沒有半個世紀之前那麼好看：短距離互攻只兩三板就是一分，沒有當年那種攻攻守守要數十板才拿得一分來得好看。我想，要是我這個老人家再嘗試，拿一分也不容易！



想當年——是五十多年前吧——我對阿團說，橫板早晚會淘汰直板，因為直板的反手抽擊見不得光，拿不出來。阿團天才絕頂，想出了以推替擋，發明了左推右掃，大幅地增加了反手力度，一九五九在匈牙利拿得世界冠軍。



比我年輕兩歲，要不是文革今天阿團還會活著。要是阿團還在，見到今天不知是誰發明的持直板以板背反手抽擊，當會歎為觀止吧。阿團聰明，我也聰明，但當年我們怎樣也想不到可以用板背。



持直板反手抽擊歷來不順。今天所見，持直板的可以用板背反手抽擊，既自然，威脅力也高。這顯然是到今天橫板還沒有淘汰直板的主要原因吧。國手馬琳懂得這一招，用得不多，而王皓則頻頻用，出神入化也。



你道這次奧運的乒乓球賽，最精彩是哪一分呢？我賭你猜不中。那是王皓對一個德國仔。後者發球大動作，蹲在地上，近於跪，眼睛與球桌面齊平，然後整古作怪地發球。殊不知發球後，王皓隨意地反手用板背一揮，德國仔還沒有真的站起來。蠢到死！



想當年，阿團在香港灣仔某工會內研究發球，發明了我戲稱為「美人照鏡」的發球術。那也是近於跪在地上，把球拋高，持板如照鏡，球下來時揮板大力橫抹，因為角度好，乒乓如怪蛇出洞，對手不易接發。後來見阿團出賽時完全不用這招，問何解。他回應：「看來有威勢，其實蠢到死。發球後我還沒有站好對方就一板打過來！」這是五十多年前阿團的智能，今天的德國仔還是不懂。



說到乒乓發球，當年要發得如怪蛇出洞才算到家。今天的球手不再這樣，因為耗力太甚，而大家對旋轉的應對有了長進，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這次老人家再看乒乓球賽，最欣賞是雙方離台的互攻抽擊，中國選手十次勝八次。遠距離對攻其實不難，只是勝者一般是不失誤那方。這種對攻的困難是要保持穩定不失。不容易，因為在你死我活的大力扣殺下，勝者要保持冷靜，每一板要懂得花一小點時間想一想。從遠距離對攻不失這方面看，我認為中國的乒乓球教練是高於西方的，高相當多。西方的球手是操之過急了。



眾所周知，籃球以身高著數。我認為網球同樣地以身高為上。中國的女子網球鬥不過人家，主要是長得不夠高，發球的力度較弱。這方面我反對的——打死也反對——是網球容許兩次發球。發失一次還有第二次，怎可以說得通呢？在情在理，發球失誤一次應該失一分，沒有誰有充分理由反對吧。如今可以重發，長得高的如虎添翼！只准發一次，雖然身高還有著數，中國的女子大有可為也。



牙買加的飛人博爾特可謂不識時務。沖線之前他伸臂拍胸，明顯地緩慢了下來，仍然以九秒六九破了一百米的世界紀錄。如果此公不搞搞震，九秒六○易過借火，這樣的紀錄可能維持數十年。牙買加顯然盛產短跑能手：女子一百公尺的前三名都是他們的。其中我發現一個小秘密：女子跑第一的生的矮小。這是說，快鬥快，高人跑兩步矮人在同樣時間跑兩步半有機會勝出。這觀察對中國的田徑前景是大有其利的。



一萬米的長跑，兩位中國選手被遠遠地拋在後頭，令人尷尬。我注意的是這長跑的前三名皆矮小，皆出自埃塞俄比亞，一個地高氧少的國家。長跑要練氣，一般是到氧氣不足的地區訓練。中國缺氧的高地帶多的是，輸那麼多有點問題。我突然想到黃龍的轎伕！



四年前到九寨溝攝影，順便到黃龍一行。要向山上走五公里，缺氧嚴重，過一小段路程有氧氣站協助遊客。當時年近七十，我選坐轎子登山。一前一後的轎伕，在嚴重的缺氧下健步如飛，五公里登山只小息一次，而下山則飛奔而下，一次不停。



長跑是鬥氣多，何不找黃龍的轎伕來訓練一下呢？如果黃龍的轎伕不夠多，可到黃山再找。後者不像黃龍那樣嚴重缺氧，但山高直上，轎伕也是練得面不改容。

評林妙可事件

北京奧運開幕震撼世界。可愛女孩林妙可唱出來的，是小友楊沛宜在幕後的感人歌聲。國內外——尤其是國外——的輿論罵個半死，彷彿整個精彩的演出給這「替代」全盤廢了。我不認為有什麼不妥，雖然自己的老婆也在罵。本來懶管閒事，但在美國作大教授的外甥，今早來郵，說：「滾美國傳媒的蛋，他們只懂得報導假唱歌、假煙花。你怎可以不在博客上仗義陳辭，叫他們滾！」



老婆與朋友皆說，如果我替「假」唱辯護，一定給人罵死了。我從來只替真理說話，早就練得刀槍不入。無足輕重的不說，這次顯得有點嚴重，依理直說好了。



先說計算機煙花，我認為實在好。逼真兼過癮，燒到有那麼多人的廣場內，用真火豈不是近於恐怖活動？發神經！



轉談那所謂「假」唱，有什麼不妥了？那不是歌唱比賽，而是以藝術表達為主的戲劇性演出。這種演出的衡量準則，是整體的視、聽與內容傳達的效果如何。從來沒有聽過舞台劇的演出要論真真假假，而事實上，無論是中方還是西方文化，以藝術為主的戲劇演出，是真是假無所謂，但求效果可取。英國的莎士比亞舞台劇，說話發音與聲調的要求高，出現過幕後用專人朗誦台詞，替代幕前演員發音的實例。



讓我以一件五十多年前的小事說起吧。當年我們的家有一位老朋友，姓陳名紹基，比我年長不止二十歲，因為在家中我排行第九，算是同輩，稱他為紹基哥。五十多年前的香港，搵食艱難，紹基哥在鰂魚湧的太古小學任職，教音樂與體育。音樂與體育格格不入，他懂音樂，體育一無所知，但人浮於事，不二者兼教就找不到工作了。



一九五四年某天，紹基哥急著找我，說有要事相求。他說校方舉行校慶，要他提供一項表演節目。該節目他準備好了，是一群小孩子舞蹈，音樂是他改編簡化了的《藍色多瑙河》，由他一個人在台上拉手風琴。殊不知早上試演，禮堂太大，他的手風琴聲浪不足，完蛋了。他說市場不會找到跟他簡化了的《藍色多瑙河》一樣的唱碟，但知道我曾經拿得口琴比賽冠軍，要求我到場以口琴補音相助。他留下曲譜，走了。



過一天是演出之日，約好了，我帶著口琴早到兩個小時。進入禮堂，看看場景，知道不妙，對紹基哥說：「他們擺設得這麼隆重，你是老師在台上拉手風琴，一群可愛的小孩子在舞蹈，很不錯，但我既非老師，也非孩子，且衣履不整，很不對頭。這樣吧，口琴與手風琴的聲音應該是分不開來的，你在台上拉，我在幕後吹，或有可為。」他想想也對，於是每人一個麥克風，我躲在幕後，在場工作的員工果然認為分不開，何況為了過癮我在當時的電台吹過幾次，知道口琴與麥克風的距離可以很近，要聲浪大不困難。



演出很成功，台下掌聲雷動。想不到，紹基哥是老實人，竟然當場公佈幕後還有一個後生小子以口琴協助，把我拉了出台，掌聲再雷動一次！



幾天前聽到林妙可小友的絕妙演出有幕後唱者支持，給人罵個半死。我想，為什麼奧運開幕的主事人不學當年的紹基哥，演出後公佈幕後還有個小英雄呢？跟著讀報導，原來真的有個紹基哥，也姓陳，名字是陳其鋼，開幕式的音樂總監也。可惜今時不同往日。往日陳紹基說出，掌聲雷動；今時陳其鋼說出，罵聲雷動也。世界真的是變了。



如果陳其鋼不說，可能永遠沒有人知道。這不對，應該說。Give credit to where credit is due，是正著。那些說小友楊沛宜因為長得不可愛而遭犧牲的言論是胡說八道。陳其鋼說了出來，楊沛宜前途無限矣！沛宜小友真的長得不好看嗎？又是胡說。絕對是個美人胚子，只是孩子換牙期間往往要打個大折扣。為寫這篇文章我買了影碟，再看林妙可的演出，認為她是真唱的，只是沒有擴音，被楊沛宜之聲蓋過了。



我喜歡創作，屈指一算，這興趣逾半個世紀了。今天日暮黃昏，回顧一下，有四項創作玩意做到了自己可以的盡頭：經濟、攝影、文章、書法——後者還差一小點，但近於自己的盡頭了。埋頭苦幹數十年，我不可能不知道創作有成的艱辛，更不可能不知道每類創作什麼容許，什麼不容許。



以經濟研究為例吧。事實的可靠性非常重要。我對資料真實性的執著調查，四十年前就打下了名堂，而一九七二發表的《蜜蜂的神話》，高斯、巴賽爾、赫舒拉發等人皆認為是實證研究中不可能被超越的。就是不久前為高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自己七十二歲了，但替我打字及找資料的朋友知道，為事實的可信及其細節我搏到交稿前的最後一晚。至於理論的處理，數十年來我遵守自己熟知的科學方法，不敢有半步差池。這些皆實證科學的法門也。



藝術創作是完全另一回事。這裡重視的是感情的表達、技術的層面、品味的優劣、思想的境界。於是，藝術作品只能從作品的本身衡量，沒有誰管你的作品是怎樣弄出來的。四十五年前在加州搞藝術攝影，有些自以為是天才的我認為是蠢才：他們認為攝影藝術作品完全不能改，連濾色鏡也不能用，稱自己為purist。他們的作品偶有佳作，很少，而感情的表達總談不上。我的攝影作品絕不pure。光的處理要出術才可以搞出變化，於是在鏡頭、膠卷、黑房等處理上儘量打破約束，務求感情的表達因為技術變化夠多而給自己多一點滿足感。後來研讀其它前輩大師的藝術觀，沒有一個不同意我的看法。當然，今天的攝影由計算機處理，程序不同，但歸根究柢，作品的高下還是只能從作品看，沒有誰管你的作品是怎樣弄出來的。



張藝謀是搞藝術創作的。開幕式所見，大師無疑問。批評林妙可有幕後代唱的人顯然不從藝術創作的角度看──他們可能認為妙可小友是個人表演或參加國際歌唱比賽吧。



是不容易理解的心態。二十多年前電影《莫扎特傳》是頂級好戲。記得嗎？莫氏死前的一幕，歌劇演出時他在幕後彈琴，台上彈的只是假動作。沒有誰認為有什麼不妥。回頭說開幕式，李寧升天與凌空奔跑擺明是假的，因為鋼線看得清楚。沒有誰有異議。但如果見不到鋼線，明知不可能是真飛但怎樣也看不出是假，頌讚之辭當然更高了。



結論是明顯的。如果我們把「開幕式」作為一件整體的藝術作品看，不要管其中有什麼弄虛作假的，因為這些是藝術的一部分，哲理上是容許的。但如果我們把這整體分割開來，以個別表演者的成敗論英雄，那麼幕後的「替代」愈多愈捱罵；另一方面，如果個別表演者沒有幕後替代，那麼假得愈逼真掌聲愈多。個人認為開幕式要從一件整體藝術作品的角度看。此「式」也，沒有個人表演這回事！

劉翔勝敗十億之差

風水有靈，這些年老夫洞燭先機，料事如神，經濟的宏觀、微觀或什麼觀的，二三十年來我的推斷近於百發百中。可惜時間不準繩：說會發生的有時比我預期來得早，有時卻來晚了。說來總會來，但時間摸不準投資容易中計。



好些推斷會發生的事，不便寫出來，但友儕間不少記得我早就說過，嘖嘖稱奇好些日子了。說穿了不值錢。小半是玩把戲：自己不相當肯定忙顧左右，不說。大半有點功夫，但不需要真的學過，不是什麼嚴謹的學問。原則是如果侷限的變動相若，歷史必會重演。我於是喜歡用過往的史實印證將來，簡單理論的運用，是把一片一片過往的史實加起來，只要能砌出一幅看得通的圖畫，就是我要推斷的將來了。



遊戲其實是小兒科，只是游而戲之的人不多。那所謂科學，其實只是有系統地處理一下，而系統云云就是大學說的理論了。我要舉一個小孩子也能準確推斷的例子，來證明推斷人的行為用不著讀過書，只是在大學裡稱為經濟學罷了。四年前劉翔在雅典奧運獲金牌後，我立刻為文說他發達可期，等到文章發表是二○○四年九月九日了。這推斷易過借火，因為觀眾喜歡跨欄的緊張刺激。當時我寫道：



「田徑以飛快論英雄，重要項目首推一百公尺與一百一十公尺跨欄。後者是體育運動中最具爆炸性的。參賽者要能跑、能跳，而如果飛躍不夠流暢，取勝的機會近於零。這解釋了跨欄是田徑中最賣得起廣告錢的項目。看來劉翔要找個經理人替他應酬廣告商了。」



不言自明，炎黃子孫人多勢眾很重要。姚明出場，電視觀眾動不動五百萬。換作球技相若的其它族類，不容易有五分之一的觀眾。其它行業如鋼琴演奏也有類似的現象。



目前北京奧運的焦點無疑是劉翔的金牌問題。跟進了國際體育比賽五十多年，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將會出現的十三秒鐘那樣緊張刺激，那樣扣人心弦。在國土北京舉行當然是一個因素，四年後劉翔不一定能再參賽是另一個因素，而最重要的因素是對手實在強！也有機會勝出的一位美國選手可以不論，但古巴仔羅伯斯的實力是前所未聞的。



劉翔狀態如何眾說紛紜。衡量報導，我認為是好的，很好很好。我也認為戰略上把他的狀態說得有點含糊是正著。問題是古巴仔最近四次跑在十三秒之下，記憶所及，這樣的跨欄成績從來沒有出現過！劉翔會勝出嗎？實力當然有，而我們不要忘記，上次奧運他跑出十二秒九一，平了當時的世界紀錄。這點重要——非常重要——因為含意著到了生死關頭劉翔是個站得起來的人。



心跳、心跳，到那天我可能喝醉了！北京奧運劉翔大戰古巴仔是百年難得一遇的田徑賽事，世紀之賽無疑也。證據說心理上劉翔可以站得起來，古巴仔可以嗎？體力近況後者看來是佔優的，稱一稱不知哪邊重。不少朋友擔心劉翔年齡大三歲，體力要打個折扣。這點，大家不用擔心，因為奇怪地，百一公尺跨欄的頂峰期是相當長的——劉翔應該還在頂峰期。



不好說，也說說吧。我認為這次劉翔的勝與敗，其個人的廣告收益會起碼相差十億元（以整生算）。我是怎樣算出來的呢？不嚴謹，但告訴你吧。炎黃子孫人多勢眾之外，我要指出其它兩點。



第一點是如果上帝擔保劉翔會勝出，我願意出多少錢呢？一萬元沒有問題，再多可以洽商。十三多億人口，平均每人願出一元是十三多億，每人一百是一千三百多億元了。是過癮的想像假設，這樣的錢劉翔一毫也收不到。關鍵是炎黃子孫願意出，劉翔勝了，國民收入是增加了他們願意出但不需要出的，感恩之下，多買他的廣告商品應該沒有問題吧。



第二點是我發現的「王老吉現象」，適用於劉翔。五月四川大地震，捐錢的多多少少網上吵個不停。賣涼茶的王老吉使出殺手鐧，捐一個億，涼茶銷路跟著急升。這裡含意著一個「無所謂」的假說。王老吉之名我早就知道：一九四五到四八年間，在廣州鄰近的佛山唸書，週末住在父親設在廣州海珠中路的店子，王老吉就在對面。重要的不是王老吉的涼茶有什麼過人之處──我不懂──而是喝飲品的人不少像我那樣，無所謂。好比近來到餐館進膳，侍應問我要什麼飲品，因為無所謂，我會不經意地說：王老吉！



如果劉翔勝出，廣告商會因為購物者的「無所謂」而發了瘋地出價。以購買運動鞋為例吧。母親帶著兒女到商場購買運動鞋，牌子那麼多，款式目不暇給，要怎樣選才對呢？如果兒女說要劉翔的，母親當然無所謂，也樂得讓劉翔救她一救。



劉翔賽輸了會怎麼樣呢？禁說！我沒有興趣想到他會輸的那邊去。

從手卷文化到李寧點火

四年前雅典奧運閉幕，張藝謀主導了不到十分鐘的節目，我批評，認為不倫不類。這次北京奧運開幕，張藝謀主導了四個小時，我拍案，認為名不虛傳，多藝多謀也。地球約二十億人觀看，不懂的也目瞪口呆，張大導可見經傳矣！



事前不少好事之徒猜測開幕式的內容，也有偷攝什麼的。我反對先知：主人家既然刻意地要讓我們驚喜一下，何必自討沒趣？我舒服地躺在床上看。倒數別開生面，大場面當然，皆老生常談也。然而，當我見到在場地上捲開一大幅什麼的，猜著猜著。那是手卷嗎？難道他們要推出中國的文化？果然是：不是大場面那麼簡單，他們要推出中國！我可沒有想到他們會走這著高棋。



收藏書畫的朋友稱手卷，不稱捲軸，為恐與立軸混淆。歷代的文人雅士認為手卷最能代表中國的文化，重於文房四寶也。手卷應該起於唐。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與杜牧的《張好好詩》，皆手卷。我自己有一件唐人寫經的長手卷，是真是假專家們有爭議，但沒有誰不同意唐代有手卷。唐之前我沒有聽過。手卷對紙張的要求高，而就是今天裱得好有很大的技術困難。



中國的文人重視手卷是不難理解的。這種藝術表達形式中國獨有。手卷可以很長，開卷、收卷、收藏皆方便，既可局部細看，也可拉盡而窺全豹。更妙的是前頭可請他人題引首，後頭可請品嚐者下跋語——所謂前題後跋也。引首通常一個（見過不止一個的），後跋可以無數。



把手洗得清潔，坐在書桌前，燈光要倣傚古時的，把手卷打開，捲上卷落地欣賞，看看題首者是何方神聖，跋尾者是那些名家——當然，一律是贊，但真贊還是應酬不難看出來。消磨半個晚上，會感到自己也是個文化高人了。這是中國文化的感染力，自成一家。



我不要在這裡評論這次奧運開幕的巨大手卷演變出來的：要找機會多看幾遍。變化多，很細緻，象徵式的表達此起彼伏，再加上把古代的文化結合在現代藝術與高科技中，雖然跟進了中國的文化數十年，我還是不敢多說。人家花了幾年與無數專材想出來的大製作，不是我這個小人物可以在一個晚上解通其中無數密碼的。



不能不拍案叫絕的，是燈光變化的配合與大量道具在短暫關燈的轉接中，整個大場面全都變了，天衣無縫，歎為觀止。老實說，這樣大場面的變化多端的演出，西方的大國不可能辦到。不是說他們不願意出那麼多錢，也不是說他們的文化不足，而是西方大國的各行各業有工會，勢力大，一萬五千人的演出，後勤不計其數，變化多而複雜，要一呼萬應工會林立的國家可以免問。這樣看，北京這次演出將成絕響矣！



最後的李寧點火更是一絕！是哪個天才想出來的呢？難道又是張大導？火炬出場之際，我老是想著要到哪裡的高台點火呢？跟著見到李寧升空，才知道自己蠢到死。更妙的是李寧在長手卷前凌空奔跑，姿勢一流，我想，今後的奧運，點火將會是個無從處理的大難題吧。有個李寧是這次奧運之幸。現役運動員不可能點這次火，因為長時間的訓練對參賽有衝突。李寧呢？曾經拿得百多個冠軍當然有資格，而更重要的是他有體操運動的根柢，凌空奔跑練得出來。



這裡我要提出一個問題，希望知情的朋友可以告我。那是李寧手中的火炬，有沒有膠著或縛著他的手呢？當時我看不出有沒有。李寧在空中的奔程遠，動作多，難度高，一不小心火炬掉了下來怎麼辦？



整體看，錢是花了的。據說這次北京奧運花了人民幣三千億。值不值得花那麼多錢經濟學無從算出可靠的答案。曾經說過，有時花錢要發一下神經才過癮，但這一次可不是過癮那麼簡單。開幕式後電話頻頻，沒有一個在外地的炎黃子孫不大呼北京為他們出了一口氣，說得滔滔不絕。鬼子佬朋友無不感嘆：原來中國可以是這個樣子的！



我是五十一年前到北美去的，在那裡生活了二十五年。說沒有受到歧視，沒有受到白眼，是自我安慰。大學裡的歧視較少，我知道只要成績好，學術文章有看頭，得到前輩學者的賞識，躲進大學是個好去處。然而，中國人受到歧視司空慣見，久而久之，大家習以為常，變得無所謂了。



我認為中國人在西方受到歧視，好一部分是咎由自取的。沒有誰不知道中國人聰明，吃得苦，但他們不潔，好賭，而開餐館或洗衣店賺到錢的台山阿伯，往往蟄居唐人街數十年而說不出兩句英語。跟著而來的阿伯後代，讀書識字的無數，但一般被冠上「竹升」之名。「竹升」者，兩頭不通也──既不懂中，也不懂西，文化上什麼族類也算不上。



我算是個中、西文化兼通的人，是好奇心的驅使而自學的結果，知道二者兼通不容易：要學懂西方的不難，但無法引起西方人對中方文化的興趣。文化上沒有交流，兼通談何容易哉？地球一體化這些日子說得多了，而今天鬼仔學漢字的無數。局面有變，有可為的機會大升。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張藝謀推出以中國文化為主題的奧運開幕，一棍打出的力度可真不小。說不定鬼子佬會驀然醒覺：為下一代設想，多認識一點中國的文化會有可觀的回報。



回頭說開幕式，我只有一項投訴。那是二百零四個國家的運動員出場兩個多小時，太久太悶了。步行快一些，節省三分之一時間容易，是正著。另一方面，我期望著開幕式的影碟出售。希望有字幕解釋，但沒有評論員在幕後說話。我要聽到場內的聲音，而評論者一般俗套，閉口為妙。

爭議是傳世的先決條件

上文提及，高斯在芝加哥研討會議的引言中說了幾句非常重要的話，翻出來是這樣的：



「雖然我們將會（在會議中）學得很多關於發生了什麼事，雖然有些事會被弄清楚了，我們不能期望大家的意見會是一致的——意見一致不好。每個人都這樣說的題材是個死題材，不會有進步。市場的思想競爭與市場的物品競爭有同樣的價值。真理的發現是思想衝擊的結果。」



會議前多個月，高斯屢次表達重視我那《中國的經濟制度》的文稿，認為有引起爭議的力度。多番修改後今年四月傳給他的，他更高興。他認為難讀，對讀者的理解力有很大的要求，但夠清楚了，以之開場可以引導整個會議的發展，也即是說與會的人可能環繞著我說的從頭吵到尾。不出所料，我那兩個多小時的長文經影碟播出後，大家吵個不停——有說這裡那裡不對，有說張五常不懂中國。也有同意或支持的，據說是一半一半。第二天早上，評論該文的蒙代爾趕到，不知早一天的大吵大鬧，把我的文章捧到天上去，有否因而掃了高斯的興致我不知道。蒙兄多多少少弄壞了高斯的「大事」，但據說五天的會議關於我的文章佔了一半時間。



回頭說第一天會議終結後，與高斯通電話，認識了他四十多年，沒有聽過他那麼激動。我問：「吵得很熱鬧嗎？」他回應：「是呀，非常成功，比我事前希望的還要成功！」



高斯二十歲就寫了六十一年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公司的合約本質》的初稿，今年九十七，搞思想搞了七十七年，不可能不是識途老馬，知道一篇有重量的文章，外人吵得愈多愈有利。我曾經說過，寫文章，不怕你罵，只怕你不讀，因為只要你讀，不可能完全不受到我的影響。高斯的觀點勝我一籌：他認為不怕讀者不同意，只怕讀者不吵。



當然，如果文章沒有掌握到真理，但有爭議性，吵了一段日子眾人皆知是錯了的，得個橘，沒有誰會再問津，是悲劇。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學說滿是這類文章。我自己的文章從來不是沒有魅力的美人，給外人過癮一下就了事。我拿得出去的嚴謹論著，一般是經過自己作過無數次回手棋，何況天生智力不俗，哪管讀者是什麼齊天大聖了。不自量力的當然不少，但正如毛潤之說的：我自巋然不動。



我的《佃農理論》四十年前發表，當時說我錯的人多得很。我一概不理，不作任何回應。今天，當年不同意的不知躲到哪裡去，而我的理論卻成為經典了。一九五九年，後來足以萬世流芳的高斯定律的一篇文稿，整個芝加哥大學的高人都認為是錯了，六○年在戴維德的家中吵了一整晚，結果是高斯對，所有人都錯。有大爭議性的思想，只要是真理，傳世在所必然。不是真理當然不可以傳世，平平無奇的真理不可能有爭議，可憐的是有重量的真理，但沒有人爭議，沒有被吵起來，引不起注意，被外人左抄右襲但沒有提到原作。



我一九七四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就是一個悲劇例子。巴賽爾及一些讀得懂的行家認為是數十年一見的重要文章，但沒有人吵，雖然到今天久不久還有人引用，但基本上是望天打卦。重要，有深度，是真理，只是沒有人吵，就嗚呼哀哉。



為高斯的中國經濟改革研討會議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真的大吉大利。一開頭就吵個不休，甚於四十年前的《佃農理論》，要不傳世也艱難。更何況，該文牽涉到中國的發展奇蹟，將來寫中國經濟歷史的學者，總會引用一下吧。除非該文說的不是真理，只是一篇有爭議性的長文，但我這個比高斯年輕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老人家在思想工作上搞了四十七年，早就身經百戰，當然知道自己掌握著的是真理，所以希望不同意的多幫一下忙，不斷地吵下去。

爭議是傳世的一個先決條件。如果文章說的是真理，有大爭議是傳世的唯一條件。

從高斯的引言說起

高斯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改革研討會」圓滿地結束了。我不在場，但在場的朋友沒有一個不認為是難得一見的成功研討會議。高斯作結語後，全場站起來鼓掌達三分鐘之久，流淚者眾，而據說高斯自己也熱淚盈眶。是中國經改的三十週年，最成功的研討會竟然在芝加哥出現，可謂異數。沒有誰不同意芝大曆來是學術氣氛最濃厚的重鎮，是此「異數」幫了個大忙吧。不知神州大地要到何年何日才有這樣的學術氣氛呢？在國內搞學術的朋友要客觀地注意一下。炎黃子孫的天賦不下於人，改革三十年，高樓大廈無數，但思想學問還是搞不起！



這次參與芝加哥研討的約半是中國人，出自神州，其中不少算是「土佬」的（一笑），但表現卻非常出色。可見土佬既然有天賦，把他們放在適當的氣氛環境下，上蒼賜予的思想本領就冒出來了。事後高斯有所感慨，說：「如果這次會議見到的中國人有代表性，我再不用替中國憂心了！」



老人家把他的諾貝爾獎金拿出來搞這次研討會議，搏到盡。認識了他四十多年，知道他歷來的執著與堅持，但畢竟是九十七歲了，我不能不捨命陪君子。為該會議提供的開場文稿我用心地寫了一整年，而籌備中的招兵買馬，我插手指導，因為老人家的品味我知得清楚：高斯重視真實世界，要知道中國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對不著邊際的理論沒有興趣。為此，我建議多邀請中國的企業家與地區幹部，結果是這兩組人（約佔講話的四成人馬）為該會議增加了無限的光彩。



第一天，老人家清早起床，晩上十一時半才睡覺，電話中顯得很興奮。通常他只能應酬兩三個小時，這次我有點恐怕他會累死了，不斷地催他休息。跟著的幾天他當然不能全日參與，但天天到，靜坐聆聽，感動著年輕的神州學子。這些學子中不少會執筆敘述他們的所見所感，我不多說了。



高斯作了引言，也作了結語。前者是事前用心寫好的；後者只寫了片刻，講時不依文稿，情之所至，隨意地說了些心中話——這是不少人哭了出來的原因。這結語要等他們整理好錄音才能刊登。我徵求得老人家同意，在這裡先刊出他的引言文稿——七月十四日的開場話。前思後想，決定刊登全文，在《信報》發表用不著翻譯了。如下：



I now have the very pleasant task of welcoming you to this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hen Steven Cheung wrote in 1982 his pamphlet for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in London on the question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a question that he answered in the affirmative, I was one of the few people who agreed with him. But I thought in terms of 100 or 200 years, not 25 or 30 years. What happened in China was a complete surprise to me, its scale, its character and speed –– which means that I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was going on. I therefore determined to hold a conference that would uncover the facts about this extraordinary series of events. We sought out those best able to inform us, academics, businessm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bout the facts about what happened. I think we succeeded. We have a series of fine papers that greatly enlighten us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years since 1978. As we intent to publish an edited version of these papers (and of the discussions) in a book, they will inform a much wider audience. Of course, although we will learn a great deal about what happened, it is not to be expected, although some things will be made clear, that there will be complete agreement in the views expressed –– nor is it desirable that there should be. A subject in which everyone says the same thing is a dead subject and one which will not progress.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for ideas is as valuable as in the market for goods. The truth is found as a result of the clash of ideas. And it will be so at this conference.



Our first paper by Steven Cheung will be delivered by him on DVD. It is long (about 2 hours) and I decided to divide it into two parts, each about an hour in length with an interval with refreshments in between. Unfortunately, one of our important discussants, Professor Mundell, will not be able to attend on the first day but will give his views on Tuesday morning. I should explain here that while I speak as though I organized this conference, in fact all I did was to have the idea that such a conference would be a good thing. The actual organization of the conference was carried out by Ning Wang, assisted more recently by Lennon Choy and Marjorie Holme. I have been largely a spectator and admirer of their work. I should also say that, approaching 98 years of age later this year, I get extremely tired and almost certainly will not be able to attend all the sessions. But those who present papers at sessions I do not attend should realize that my absence is in no sense of judgment on the worth of their papers.



I now turn to Steven Cheung's talk. I came to know Steven when he came to Chicago from UCLA in 1967 on a fellowship and was later in 1968 appointed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 don't remember how we met. But when we did, we formed an immediate bond and we had the most enjoyable and productive talks together. Unfortunately for Chicago, he decided to leave Chicago and go to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where he had as colleagues Douglass North and Yoram Barzel. However, our relationship did not end and Steve wrote a series of splendid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f which I was editor. Then, in 1981, Steve received an offe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 urged him to accept.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fine place to observe what was happening in China. Just how valuable it would be I did not then realize. But you will learn from his talk what he has gained from his close observation of events in China over the years. I won't hold up this really important talk any longer. So here we have Steven Cheung speaking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整篇引言的重點，當然是第一段的最後幾句。太重要了，我要另文申述。這裡刊出全文，是要指出其它兩點，遠為次要的，但中國的學子們要跪下來學習一下。



第一點是九十七歲的高斯，其思想的清晰，推理邏輯的緊密，今天在網上大吵大鬧的青年拍馬也跟不上。為什麼呢？說二三十歲的腦子機能比不上九十七歲的，上帝不會同意吧。那是為什麼？我認為那是起於高斯從小就接受了英國傳統的學問修養，看事客觀，下筆時心平氣和。毫無磨斧痕跡的文字，要寫到這樣才算是真的到家。



第二點是高斯的英文實在好。四十年前以文筆知名天下的夏理·莊遜，清楚地對我說，論英語的文字功力，沒有誰比得上高斯。懂英文的中國人可能認為高斯的文字火花不足，或變化不夠，或瀟灑欠奉，但我是過來人，下過苦功，知道這樣的文字看似平凡，其實高不可攀。直寫、清晰，既不轉彎，也不賣弄，有英國人的幽默（例如第三句），而更重要是誠懇與善意溢於紙上。



年多前讀到香港搞語文教育的專家的文字，不管是中還是英，老實說，讀來不舒服，其它不便多說。看來香港的語文教育要從零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