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勞動法別無選擇

《多難登臨錄》，三之三



《人民幣要以實物為錨》發表後，懂經濟的朋友說比我以前的解釋遠為清楚了，明白，好。還有不少讀者不明白。不要想得太深：試找一籃子不同的水果，每個寫上價格及重量，然後拿起我的文章逐點讀下去，每步以那籃子水果對照。



有四點這裡要澄清或補充的。一、我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彷彿昔日的金或銀本位制，但有兩點重要的不同。甲、昔日的本位制是以金或銀作貨幣，出口流失或供應不足很麻煩。我建議的是用金或銀之價作為基標（bench mark），市民可按基標在市場買賣成交，但金或銀的本身不是貨幣。乙、單用金或銀，可能的市價大幅波動很麻煩。用一籃子物品，籃子內的不同物品的相對價格自由浮動，但整籃子的總價（指數）不變，不會受到個別物價波動的影響。



二、物品可從期貨或批發市場選擇，二者之間批發市場（如果有足夠物品的話）較為優勝。這是因為期貨之價，雖然一般比較精確，有時容易出術。多年前巴西的咖啡豆就因為有人放假消息而搞出醜聞。我建議的籃子，物品的質量要精確，但只要央行言而有信，物價的精確性不是那麼重要。



三、固定了籃子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後，人民幣對所有外幣的匯率皆自由浮動。如果某重要外幣的匯率變動太大，人民幣調整指數的應對可能引起「貨幣戰爭」之見。但如果國內的所有價格自由浮動（包括工資），這些價格的浮動足以應對匯率的大波動，不需要調整那籃子的物價指數。所以在原則上，這籃子的指數調整隻宜用於調控通脹或通縮。要注意，好些時，外幣匯率的大波動是需要的，央行不要管。匯率變動的一個功能，是為國際競爭提供一個均衡點。



四、像今天那樣國際金融大亂，或歷來把經濟學者弄得頻頻出彈弓手的商業週期（business cycle），以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會把這些煩擾平靜一下，其它有關金融的問題會遠為容易處理。



轉談新勞動合同法，我的立場早就明確。再談，因為資料愈來愈不對頭。讀到的報導，產出工資成本因為此法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比八個月前我估計的高出約十個百分點。違法的不說也罷。廣東今年上半年的勞動爭議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約百分之一百六十（某區升百分之二百五十）。聽說一個法庭的書記員累得哭了出來。空置的廠房激增不論，整國看，廠房的月租每平米約下降了五元——看來還要下降的。感謝一位周姓女士。她替我找了幾天國家的總廠房面積，資料差一小點，不能用，但天文數字的損失可以肯定。如果再算進機械設備、人才流失、吵架費用，等等，以五釐年息率折現，我不知怎樣說才對。



我與中國的貧困農民結了不解緣。抗戰時在廣西一個今天遍尋不獲的村落住了一年，約八歲，沒有吃過一粒飯，不穿鞋子，單衣試水，背著比我小四歲的妹妹，在荒山野嶺找到什麼或可吃的就塞進她口中。村內的農民比我們一家七口還要窮，整生只在結婚與孩子滿月時有機會吃飯。當時農民告訴我，抗戰之前他們也是沒有飯吃的。早一年，一位在桂林的醫生說妹妹營養不足，不能活下去。今天該醫生應該死了，妹妹還活著。



日間拾薪，晚上替一位也是逃難的教古文的老師生火，在火光中他拿出幾本厚厚的書朗誦。我不知何解，但過耳不忘，今天還背得出的古文與詩詞數以百計。父親當時在香港，母親帶著六個孩子，無力供養，讓我背著妹妹到處覓食，過程中我對農作有深入的體會，二十多年後寫論文《佃農理論》，對農業資料的處理自成一家，驗證該理論的第八章，把老師艾智仁與芝大的兩位莊遜嚇了一跳。因為這一章，我被邀請在芝大教過一個學期農業經濟。高斯後來說那是不可能被超越的實證研究。



今天老了，回顧平生，我是個沒有從小認識的朋友的人。當年認識的小朋友都餓死了。今天高舉以新勞動法協助窮人的眾君子真的見過窮人嗎？他們見過小朋友在面前餓死嗎？驅之不去的回憶，是七歲在柳州中正中學附小時，一個變黃變腫的小女同學問：「我快要死嗎？」年小無知，我答：「他們都說變黃變腫是要死的。」她再問：「我做錯了什麼呢？」答不出，我哭了出來。



當年的小朋友不少比我聰明。後來自己近二十四歲才進大學，知道機會難逢，拚搏，考第一如囊中物，十年後就成為正教授了。但我想：我可以，有機會中國的青年不少也可以吧。這樣的背景，是我後來極力為中國的窮家子弟爭取自力更生的機會的原因。



這些年我反覆推斷，考慮到神州面對的侷限與各種複雜問題，得到如下結論：經濟發展要顧及的焦點，是窮人，尤其是窮家子弟。補貼不宜，因為長貧難顧，餘下來就是要設法放開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了。這類推斷我的準繩度早就前不見古人，而衷心說實話，這方面北京做得好。是不容易的工程，但做得好。我的投訴，主要是教育上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其中好些是快不來的。想不到，新勞動法的引進，把那窮人發展的大好形勢打折了。不是想不到此法會有如此這般的效應，而是想不到北京會推出此法。



北京的朋友老是不接受，在中國面對的資源與人口的侷限下，老少不論，工作年齡的農作人口不應該超過百分之十，而百分之十五是強可接受的上限了。農地太少，某些農產品是要進口的。這裡的要點，是農作人口大幅下降，不會大減農作的總產出。理由可不是因為有什麼隱蔽性失業，而是在中國傳統的農家作業制度下，每年只有兩三個月是繁忙期。幾年來這農家作業的傳統結構有了很大的轉變。大約二○○○年吧，職業農工的運作開始，不久後盛行。把牛宰了，引進小機械，耕、種、收成以每畝算價，而出外工作的，尤其是從事建築行業，在農忙時間回鄉幫一下。市場也因而協助農民選擇各種輪植圖案，讓職業農工不停地工作。（中國傳統的輪植知識無敵天下，四十年前我在《佃農理論》中解釋得清楚。）這些資料我跟得緊，不是政府數據，而是在實地找了好幾個查詢站。我因而知道農民的收入，從二○○○到二○○七，每年增長達百分之二十。繼續下去，加上農產品之價再升，大約十年後農民的生活水平會與城市的中等人家看齊——平均不會看齊，但農家的平均與城市的中層會。



新勞動法的禍害是容易解釋的。工業成本上升，租值近於零的接單工廠紛紛倒閉，回鄉耕田潮急升，等等，大家都知道。這裡我要讀者考慮最低工資的推論。一個工人的工業產出貢獻低於法定的最低工資，工廠不會僱用。怎麼辦？不回鄉，在城市行乞，或盜竊，或望政府救濟，對社會的貢獻皆負值。這位無業仁兄可以轉到街頭賣小食。環保不論，賣小食對社會有貢獻，而因為風險較高，收入可以高於最低工資。但有兩個問題。其一，工廠可以作為學校看，工作勤奮，學得多，前景遠比賣小食好。其二，工業可以容納很多人，賣小食或作小生意，競爭者增加就要一起虧蝕了。



我很明白北京的處境：新勞動合同法是成文法，不容易揮之使去。不揮之，地方政府像今天那樣忙顧左右，工人吵起來卻不能不依法辦事。工業的投資者見新勞動法的陰影還在，多半不敢下注。目前，北京當局對農民的補貼相當慷慨：回鄉潮急升，安撫一下無可厚非，但這顯然不是長遠的善策。



是的，如果新勞動法堅持下去，不管地區政府怎樣打松章，中國的貧富兩極的嚴重分化一定會出現！我想了很久，也跟一位懂法律的研討過，總是想不出有什麼變通之道，能把新勞動法的不良效應化為零。



成文法是可以取締的。新勞動法別無選擇，取締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