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一位美國教授到香港大學作學術報告，分析美國的宏觀經濟。不同的變量七個，曲線於是六條。是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加上當時盛行的「理性預期」分析。變量的轉變，通過理性預期的邏輯，該教授把曲線移來移去，「解釋」得層次井然。問題是，他的模型是基於美元在國際上有強勢，到港大講話時美元轉為弱勢三個月了。此轉也，使整篇文章的變量各散東西，很尷尬。可救嗎？不困難，改變一下理性預期，多加一些曲線，重頭砌過，又再會是層次井然的。
這類分析，雖然成行成市，犯了科學方法的大忌，在不經意間作者中了馬歇爾說的posthocergopropterhoc（在這之後這就是原因）之計。這是以事實「解釋」事實，沒有被事實推翻一個假說的可能性，因而無從驗證，算不上是有解釋力的科學。
不是說所有宏觀經濟論著都是這樣的。「理性預期」的引進顯然是因為傳統的宏觀分析有所不達而起。沒有誰不認為盧卡斯（R.Lucas）是當代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學者，也沒有誰否認人的行為可以受到預期的影響。我的保留，是「預期」（expectation）這回事，不是實物，真實世界無從觸摸，只能以其它現象或行為來引申這預期的存在，而預期本身究竟是怎樣形成的，是非常頭痛的學問。「理性預期」出現之前，我作研究生的日子，宏觀分析的不濟不少學者知道，因而有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這些學者認為微觀經濟（即價格理論）的解釋力較強，因而要把微觀的基礎譜入宏觀經濟的分析中。這個microfoundationofmacroeconomics的發展熱鬧過一些日子，卻達不到大有可觀之境。
個人認為（可能只我一個），微觀分析不能幫宏觀分析一個大忙，主要因為價格理論（微觀）本身的發展不是那麼好。正如史德拉（G.J.Stigler）一九五○的鴻文說，經濟學者對解釋世事或現象沒有興趣！嚴格來說——這也是我個人之見——價格理論要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才真的有點真材實料，解釋力才有點看頭，而發展到可以揮灑自如的境界，恐怕要到二○○○年我動筆寫三卷本《經濟解釋》的時候了。不要誤會，我沒有那麼厲害。我只是綜合了六十年代對我影響深遠的三位師友——佛利民（M.Friedman）、高斯（R.H.Coase）、艾智仁（A.A.Alchian）——的價格理論的思維，這裡那裡發揮一下自己的。沒有這三位，價格理論止於英國的馬歇爾（A.Marshall）及美國的費沙（I.Fisher），雖然了不起，但解釋力還是遠為不足的。
我不要在這裡表揚我高舉過無數次的史密斯（A.Smith）的《國富論》。史前輩以頂級的感受、觀察、博學與大智慧寫成的巨著，提供了一個有整體性的經濟系統，其中分析資源使用屬微觀，而分析收入分配則屬宏觀了。後者主要是關於工資與租值的釐定，跟著李嘉圖（D.Ricardo）與米爾（J.S.Mill）兩位天才的工作，證明題材很困難。當時沒有明確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工資與租值的釐定很頭痛。另一方面，資本的概念要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才由費沙解釋得一清二楚。以馬歇爾（A.Marshall）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派有了邊際產出定律，解通了工資與租值的釐定，而更重要的，是馬氏提供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理論架構，其中有經濟內容。
令人遺憾的，是雖然馬歇爾的理論天才在經濟學上前不見古人，雖然他本人也非常重視經濟解釋與科學方法，但在實證工作上他沒有染指。偉大如英國的經濟學傳統，對現象或事實的調查馬虎，不夠執著。後來倫敦經濟學院的ArnoldPlant及他的學生高斯執著於調查工作，但他們打不進主流。經濟學需要的調查一般是艱巨工程，可以花多年所獲不多，而讓我批評高斯一句，他的調查工作往往過於認真，在不大重要的細節上花上太多時間。這可能是歷史學家的影響，但任何調查都要達到行業專家的水平，我認為不值得。我自己在發明專利與租務管制這兩項調查上也因為過於詳盡而中計。經濟學的事實調查是要找重點而放棄無足輕重的。
價格理論的實證研究，五十年代興起的重鎮首推芝加哥大學，可能是戴維德（A.Director）的影響，其次是我的母校洛杉磯加州大學。想當年，後者遠不及前者。五十年代後期與六十年代初期，以價格理論作解釋出現了一些好文章。然而，今天回顧，價格理論的大突破，主要是同期出現了上文提到的三個人物。
佛利民的天才眾所周知。少人知道的，是他的天賦主要在價格理論。可惜這方面他的興趣不持久，五十年代中期就轉到消費函數與貨幣理論那方面去。這些年，我這一輩及老一輩的懂價格理論的老人家回顧，沒有一個不惋惜佛利民當年不繼續在價格理論下工夫。
佛老一九四九發表的《馬歇爾的需求曲線》，是重要文章，雖然我認為有不少問題。他在價格理論的主要貢獻，是五十年代在芝大研究院的授課講義，一九六二年經他自己修改後出版。那是一本不厚的書，非常湛深。我在美國教的研究院學生說讀得懂，但十三年下來，算得上是懂的只兩三個！如下幾個要點我要讀多遍才能掌握。一、理論要有經濟內容，馬歇爾有，瓦爾拉斯（L.Walras）沒有。二、一般均衡不是由方程式的多少來決定，而是看內容有沒有顧及經濟整體。三、變量與不變量的處理可隨君便，選擇要從可以被事實推翻但沒有被推翻為準則。四、除了「風落」，市場永遠沒有盈利，成本永遠是局限下最低的。五、租值是成本，所以壟斷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成本曲線。
佛老那本「講義」對我最大的影響，是書後的習作問題是市場觀察到的現象，問何解，但他書中的內容沒有提供線索！是芝大傳統提出的市場現象，沒有解釋，學子自理。在洛杉磯加大考博士試時，我的準備工作主要是處理佛老書後的問題，而若干年後我找到自己滿意的答案，竟然發覺與戴維德早年想到的不同。
轉談高斯。他一九三七發表的《公司的本質》雖然重要，但不夠清楚，不容易摸得準。二十多年後——一九五九與一九六○——他的兩篇文章，好些要點是舊話重提，但說得清楚了。不明白為什麼高斯老是說只我一個能真的讀懂他。我的闡釋，是高斯重視合約的局限條件，雖然他沒有提到合約。說來說去，高斯重視的局限條件是交易費用。在高斯之前有人提及，但高斯來來去去是說，不考慮交易費用我們無從解釋世事。這一重點，跟古典及新古典經濟學是有了很大的分離。怎樣處理交易費用，怎樣把之引進價格理論來解釋世事，是難度高的學問。我從作研究生起不斷地為交易費用思考到今天。三十年前開始心領神會，一九八一以之準確地推斷中國會走的路。
老師艾智仁對我的深遠影響，主要來自他在課堂上的講話。我旁聽了他三年。兩個極端重要的啟發來自艾師的課。其一是產權對人類行為影響的重要性。其二是需求定律在一方面要墨守成規，在另一方面要千變萬化。說過了，我是個後知後覺的人，但覺得快，可以舉一反三，以想像力推理一個晚上可以推到四顧無人的地方。二十五年後我寫《科學說需求》，其源頭主要來自艾師，其中的多種變化起於自己的想像力與多年不斷地應用而得到的收穫。
寫到這裡，我可以停下來讓讀者想想了。如果沒有出現過佛利民、高斯、艾智仁這三個人，價格理論的解釋力會怎樣了？答案是不怎麼樣，對解釋現象或行為沒有大看頭。這三君子之前的理論架構不俗，概念的發展有看頭，但從解釋行為的角度衡量，一般是使人失望的。是經濟學之幸，這三君子在價格理論上的重要思維，差不多同期在六十年代初一起出現。是我之幸，剛好站在其中，三位都指導過我。一九六六動筆寫《佃農理論》時，我用上的價格理論就有了上述的基礎，其後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觀察，不斷地以理論印證，到六十五歲才動筆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
結論是明顯的。經濟學的微觀與宏觀其實是同一回事，前者的解釋力不足，導致後者的分離發展。然而，宏觀是無從脫離微觀的。以微觀不足的基礎搞宏觀，效果當然令人失望。另一方面，如果微觀（價格理論）真的大有解釋力，宏觀只不過是以微觀逐步加上去，我個人是看不到宏觀經濟學本身是有著些什麼不可或缺的用場的。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