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與蒙代爾：兩位大師的對話

時間：2009年9月17日星期四
地點：廣州海珠區香格里拉酒店
人物：蒙代爾（RobertMundell,歐元之父）、張五常（合約經濟分析和經濟解釋創始人，英文名字StevenCheung）、蘇錦玲（張五常夫人，英文名字LindaSu）、向松祚、石佳靚
背景：廣州某單位舉辦「亞太論壇」，邀請蒙代爾和張五常同台演講。蒙代爾接受邀請時問：「史蒂文去嗎？他去我就去」。張五常接受邀請時說：「鮑勃如果去講，我當然要去看他。」二師四十年前在芝加哥大學是同事，又曾先後榮獲芝大地位崇高的博士後獎金，相互欣賞。
當日，蒙代爾參加深圳一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小型會議之後，驅車前往廣州，入住香格里拉酒店，與蒙代爾相約共進晚餐。把酒言歡之餘，意猶未盡，起身到一樓酒吧。音樂美妙，夜色宜人。品酒專家蒙代爾仔細研究一番，選好兩瓶上好紅酒。頻頻舉杯，海闊天空個多小時之後，精彩的大師對話終於上演。

蒙代爾：「史蒂文，你有科斯最新的消息嗎？」

張五常：「這幾天沒有，不過我們經常通信，他最近身體相當虛弱，好可憐。哎呀，99歲了！」

蒙代爾：「喔，朗奴（註：朗奴就是RonaldHCoase）,馬上要慶祝99歲生日了！是啊。去年7月芝加哥大學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國際研討會期間，我極力鼓動他到中國來看看，看來沒有機會了！」

張五常：「我和琳達勸他不知道多少次。他想來中國，醫生不讓他走，太太身體不太好，朗奴要照顧太太的感受。琳達和我多次給朗奴講：只要你來，怎麼都行，把飛機頭等艙全部包下來，請幾個保姆跟著。哎，朗奴最看好中國和中國人，可是至今沒有到過中國！鮑勃，我見過的大師人物裡面，最看好中國的就是朗奴、米爾頓（米爾頓．弗裡德曼）和你。」

蒙代爾：「我很喜歡朗奴。你們怎麼打算慶祝他99歲或100歲生日啊？告訴你一個故事吧。我們打算給薩繆爾森慶祝95歲生日。我請哥大的同事愛德．菲爾普斯（EdmundPhelps,2006年諾貝爾獎得主）來張羅。愛德滿口答應。我告訴保羅，保羅當然高興，非常感謝。不過後來保羅告訴我，他似乎對生日慶祝會之類的活動提不起太大興趣了。史蒂文你知道，我自己也有這樣的經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經大張旗鼓給我慶祝65歲生日，我很高興去了，結果並沒有覺得多麼特別和享受。我想保羅類似的經驗比我多得多。所以我們給保羅慶祝95歲生日的計劃可能要泡湯。不知道朗奴對慶祝100歲生日怎麼想。」

張五常（低頭若有所思，稍後）：「我也不知道，只有朗奴自己知道吧。鮑勃，提到保羅，我想問你：他有幾個學生贏得諾貝爾獎？」

蒙代爾（略想了想）：「起碼有三個吧。搞經濟計量模型的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RKlein)、斯蒂格利茲、我自己。喔，還有阿克諾夫，他和斯蒂格利茲2001年一起獲獎，是保羅的學生。或許未來還有好幾個。史蒂文，你知道，保羅經常說我和克萊因是他最棒的學生。從數學技巧、構造模型、創造經濟分析工具幾方面看，我的老師可能無人能出其右，絕對頂級。他創造出工具，卻沒有繼續深入去運用，別人拿去用，用得比他自己還好，比如我就是善於運用保羅發明的各種分析工具（一笑）。史蒂文，我給你講一個關於保羅的故事吧。1948年，那時他33歲，保羅是1915年生人。已經發表了好幾篇著名文章了，至少有了四、五篇吧。劍橋大學邀請他去訪問。主人問他希望見誰。保羅說想見庇古。你知道的，庇古是劍橋經濟學掌門馬歇爾的接班人。庇古比凱恩斯大6歲，是1877年生人，凱恩斯生於1883年。馬歇爾選擇庇古接班，沒有選擇凱恩斯。1948年，庇古已經71歲了。保羅拿著自己的文章去見庇古，庇古看完後對保羅說：這是數學啊，不是經濟學啊，我要找一個數學家來幫我看。保羅說，我就是數學家啊。庇古說，我要找一個英國數學家來幫我看。哈哈，庇古就是這樣一個人。」
「保羅聰明絕頂，技術高超，構造模型沒有人比得過他。不過他缺乏宏大深刻的思想創造（Hehasnosweepingidea）。米爾頓弗裡德曼呢，我覺得他主要是一個社會哲學家，他對經濟學並沒有多少原創性的貢獻。時來運轉，人類思潮處於一個轉折點，米爾頓恰好順應時代潮流，他辯才過人，著作等身。不過論對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他沒有多少。2002年米爾頓90歲生日，很盛大的慶祝派對，我去了，和他辯論匯率問題。你知道，我自始至終主張固定匯率，批評浮動匯率，米爾頓跟我正好相反。從1960年代開始，我們辯論了四十多年時間，似乎誰也沒有說服誰。那次生日派對上，見到我們辯論，有人開玩笑說：鮑勃和米爾頓兩人一人主張固定匯率，一人主張浮動匯率，看現在地球的局勢，你們似乎各自擁有一半的世界。我和他兩人的辯論後來以《諾貝爾獎得主之對決》發表。松祚應該看過吧？（向松祚：是的，我讀過。）」
「史蒂文，我問你一個問題吧。逝去的經濟學家裡面，假若你要選擇與他們見面，最希望見的人是誰？」

張五常（不加思考）：「凱恩斯。」

蒙代爾：「第二個想見的又是誰呢？」

張五常：「列昂羅賓斯」

蒙代爾：「喔，和我感受一樣。羅賓斯絕對一流。」

張五常：「你和羅賓斯很熟悉嗎？」

蒙代爾：「非常熟悉，我非常熟悉他，他是我老師，我們也是好朋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有那樣的地位，經濟學上主要要歸功於羅賓斯。他有一種奇特的個人魅力，很高超的學術領導能力，很了不起。我覺得羅賓斯離一個偉大人物只差那麼一點點，就那麼一點點，那就是對學術本身的貢獻不是那樣偉大。」

張五常：「芝加哥大師裡面，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你熟悉嗎？」

蒙代爾：「我1965年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很快就和奈特成為好朋友，我們經常見面，差不多十多天就要見面，一起午餐或晚餐。奈特是那種世外高人。」

張五常：「他沒有贏得諾貝爾獎，可惜。我覺得他應該獲得諾貝爾獎。1924年他發表的那篇《社會成本闡釋的諸般謬誤》（SomeFallaciesintheInterpretationofSocialCost），應該獲獎。」

蒙代爾：「當然啦，他有許多深刻思想。」

張五常：「鮑勃，我真不明白，今天的經濟學怎麼成了這個樣子？我非常失望。」

蒙代爾：「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走向極端，就會開始改變，物極必反嘛。經濟學現在的狀況我也非常不滿意，倒沒有那麼悲觀，潮流總會開始改變，經濟學會重新關注最根本的現實問題，不能老是像現在這樣太注重模型，太形式化，與真實世界脫節。史蒂文，我知道你現在是中國的一個領袖人物，不僅是經濟學方面的領袖人物。你打算將中國引導到什麼方向上去？」

張五常：「我只是希望引導年輕人去從事經濟解釋，去解釋現象。全世界重視經濟解釋的，好像就我一個人，我的老師艾智仁和赫舒拉發提倡經濟解釋，但他們自己並沒有真正去搞，米爾頓搞實證研究，算經濟解釋，不過與我倡導的經濟解釋有所不同啊。其他人都不搞。我的想法很單純，卻很堅定，經濟學不去解釋真實世界的現象，是沒有前途的，不要這門學問算了。過兩天重慶大學80年校慶，請我去講話，我告訴他們一個題目：經濟學已經走向窮途末路！校慶是喜慶日子，我卻講窮途末路，不知道他們是否顧及，結果主人說沒有關係，張五常講什麼都行！想了想，我加了兩個字：經濟學已經走向窮途末路了嗎？哈哈，過癮一下吧。」

向松祚插話：「空洞無物的經濟學走向了窮途末路，您開創的經濟學解釋卻正在深入人心。」

張五常：「鮑勃，你對中國貢獻很大，幫助很大，我很感激你，中國人應該感謝你。」

琳達插話：「史蒂文寫文章，經常提到鮑勃。」

向松祚插話：「教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起頭就提到鮑勃。我推薦好些搞企業的人讀《中國的經濟制度》，他們讀後讚歎不已，說張五常對中國經濟的觀察非常正確，非常精闢。說教授的確破解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那就是分稅制和土地制度所激發的地區競爭。沒有一個企業家沒有感受過激烈的地區競爭。」

張五常：「那是我非常用心寫的著作，非常重要。不容易，應該可以傳世。」

琳達插話：「博客管理員告訴我，說一個銀行的處長，要求下屬對任何項目和研究，都要採取張五常的經濟解釋辦法去搞，哈哈，聞所未聞。所以朋友們說：中國大學還沒有完全接受張五常的經濟學，反而是實際部門的人在非常熱心地研究和運用。」

蒙代爾：「非常有趣。我讀過史蒂文的大作，非常棒！去年科斯的芝加哥中國會議上，我專門評述過史蒂文的文章。當時我說，那是幾十年來我讀過的關於中國經濟的最精彩的著作。史蒂文，美國針對中國的輪胎特保案搞得沸沸揚揚，下午在車上我問松祚，假若中國兩國貿易完全斷絕，誰的損失更大？我建議是中國不要和美國打貿易戰，對雙方都不好，對中國更不利。美國保護主義是一種政治勢力，沒有經濟基礎。中國不需要大張旗鼓報復，美國也不會得寸進尺。史蒂文，你怎樣看？」

張五常：「哈哈，鮑勃，我剛剛寫完一篇文章，題目是《閉關自守也無妨》，還沒有發表。我同意你的意見，鮑勃。中國應該大度，讓美國去保護好了，終究他們自己吃虧。我們這麼大的市場，怕美國保護嗎？完全不用擔心！提高對美國貨的進口關稅沒有必要，要讓中國人享受一下外國的高檔貨嘛，大家辛苦了那麼多年，該享受一下了！我不主張中國大張旗鼓進行報復，不需要報復。」

閉關自守也無妨！

去年奧巴馬競選總統提名時，說如果他獲任總統，會杜絕中國的玩具進口美國。據說不安全是原因。後來他認說錯，有歉意。(想深一層，美國本土的玩具工業早就移師中國及工資較低的國家，去如黃鶴，沒有什麼可以「保」的。)最近九月十一日美國宣佈對中國輪胎徵收懲罰性的進口稅，三年加三次，每次加得厲害，得到奧巴馬批准。奧氏之前，布殊執政時，美國的壓力團體多次提出對中國貨進口徵收懲罰稅，據說有六項通過有關當局，皆被布殊否決。

有一個嚴重問題。這次在懲罰中國輪胎進口的言論中，沒有提到像玩具那樣，被指有危險成分。中國製造的輪胎顯然被認為是安全的，只是價格相宜，導致美國的輪胎工人失業，所以要懲而罰之。既不危險，也非傾銷，只是價格過低。這樣，將來反對中國製造品廉價進口的聲浪會不絕於耳，奧巴馬不容易厚此薄彼，輪胎的命運會成為保護主義捲土重來的先驅。不可能是美國消費者的選擇。

重罰中國輪胎進口，美國還存在的輪胎製造商會得益，但沒有誰會在那裡興建輪胎工廠。這是因為懲罰關稅這回事，既可來，也可去，設廠造輪胎是蠢行為。其它發展中國家呢？大量產出輪胎，廉價輸美，也會同樣地遇到懲罰關稅，所以也不會那樣傻，見到自己的國家還沒有被點名就趕著去設廠產出輪胎了。如此類推，明智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會選擇不走廉價輸出美國的路，轉而謀求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互相貿易，地球一體化會變為地球兩體化。

上述是我持有的水晶球的看法，可能想像力過高，但邏輯是對的。中國可以報復（retaliate）嗎？當然可以，而縱觀今天中國持有的籌碼，容易。我反對。曾經說過，無論外間怎樣懲罰中國貨進口，北京的朋友不要採取任何報復行動。協商不成，他們要懲罰，一笑置之是上策。何況今天遇上金融危機，此報復也，將會導致保護主義地球化，對中國半點好處也沒有。是的，協商不成，北京的朋友要逆來順受。尤其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今天，就是被迫要閉關自守，有得守，守得雲開見月明。

我要從史密斯的《國富論》起筆的制針工廠說起，向北京的朋友解釋一下簡單的分析。史前輩的制針工廠，因為工人分工合作，每人的平均產量，比獨自操作的產量高出數百倍。我曾經指出，因為專業而分工合作，其產量可以容易地上升逾萬倍。這是史前輩指出的「國富」的主要原因。他跟著翻來覆去地指出，要鼓勵專業分工產出，市場貿易不可或缺，因為沒有市場無從專業。這就帶來史前輩的一個重要格言：「專業產出的限度是由市場的廣闊度決定的(Specializationislimitedbytheextentofthemarket)。」

這裡我要用一些真實的數據來示範市場廣闊度對生產成本的重要決定性。二○○一年為了寫《供應的行為》的第三章──《生產的成本》，我要求一家印製商提供印製書籍的成本數字，由花千樹的葉海旋核對，說明一分也不能錯。是一本三十二開內文一百九十二頁的平裝書，以港幣算，時間是二○○一年七月。眾所周知，印製書籍是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我獲得的數據，印製五百本的平均成本是每本五十七元二毫九分，八千本的平均成本是七元五毫三分。資料顯示，開頭平均成本跌得急，到了八千本就跌得遠為輕微。當時我算過，考慮到倉庫的租金，無限量的不急銷售，以香港而言，每次印製八千本最著數。

在香港要出書過癮一下的君子們知道，因為市場小，要銷售五百本不容易。二○○一年的市價，內文一百九十二頁的書每本約四十五元，批發六折，是二十七元。沒有算進編輯、設計費用，五百本的平均成本五十七元多，要過癮不能不入肉傷身。要真的過癮，二千本（印製成本平均約十七元）是起碼的要求了。

市場銷量夠大是利用專業分工產出而減低成本的主要法門，也因為這法門的存在，基於私有產權的經濟就可以誇誇其談了。印製書籍是量愈大產出平均成本愈低的一個好例子，可能有點誇張，但我們不難想出更誇張的其它實例。權利有了清楚的界定（所謂私產）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這是科斯定律。但有私產，市場的銷量不足，算你是絕頂天才也只能大歎倒霉了。

神州大地的人口比香港的高出二百倍。要出書過癮一下嗎？國內今天的書價比香港的大約低一半，成本也大約低一半，銷售二千本當然遠不及香港那麼困難。書籍如是，其它產品也如是。外間多購中國貨是擴大市場，有助，但自己既然有那麼大的市場，他們要保護什麼的，讓他們保到夠算了。不容易明白，美國在消費指數一蹶不振的今天，他們會推出保護主義。難道輪胎之價大幅提升，那裡的市民會多購汽車嗎？是湛深的學問，我不懂。

美國推出保護主義，對中國當然不利。但此不利也，在發展得有頭有勢的神州大地來說，因為本身的市場夠大，用不著哭出來。報復還擊，怎樣算我也算不出對中國本身有好效果。中國的勞苦大眾拚搏了那麼多年，站穩了腳，讓他們享受一下外間的名牌貴貨不是很好嗎？索性取消所有進口關稅吧！是站起來表演一下真功夫的時候了。

我曾經指出，中國要大事發展的是內供，而不是內需。只要內供發展得好——主要是撤銷所有約束內供的管制——內需的威力會隨之而來。外需無疑有助，但今天看已經不是炎黃子孫的生存命脈了。一個人口不多的小國，要靠出口換飯吃，或靠開賭，或靠旅遊，或靠碰中了些什麼天然礦物。但中國不是小國，人口多而又吃得苦，市場大得驚人，而工業的確是發展起來了。人家要保護，中國在不利中可以穩守，而長此下去，最大的輸家一定是推出保護的那一方，因為在保護中市民是買貴了貨，資源的使用也被誤導了。日本保護農產品的經驗是災難性的。

我感到惋惜的，是美國懲罰中國的輪胎進口，在過渡期間中國的輪胎製造商會受到損害。中國自動提升出口稅會打上交叉，也會與目前的出口稅制有衝突。自動約束出口量是配額制度，麻煩多多，紡織品的前車可不鑒乎？然而，輪胎出口配額會減少甚至彌補製造商的財政損失，而更重要是會大幅提升出口輪胎的質量。如果美國可以接受這配額而放棄懲罰稅，對中國來說是比較上算的。我可以保證，如果懲罰稅換作配額制，而商務部懂得容許配額以市價自由轉讓，中國產出的輪胎的質量會冠絕天下。這是價格理論的推斷，其準確性與牛頓推斷樹上的蘋果會掉到地上相若。

[五常問答室]香港漠視中國發展是愚蠢的

（續上兩期「五常問答室」《我不看好香港的經濟前景》和《民主是導致香港經濟前途困難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香港經濟要面對的困難，是他們的官員及議員一般不相信中國會不斷地改革，或是他們假設他們見到的中國會停留在他們見到的。如下兩方面他們的看法是大錯。

其一，他們不相信中國會解除外匯管制。十多年前，我對當時作為財政司的曾蔭權說，中國早晚會解除外匯管制，如果他們這樣做，上海會很快成為一個國際級的金融中心，香港會遇到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搶了不少金融生意到上海去。曾兄當時的回應是北京不會容易地解除外匯管制。不少我認識的對政策有影響的香港人都這樣看。今天看來他們是對了大部分。然而，我的看法是北京早晚會解除匯管，上海早晚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競爭下香港鬥不過。種種原因我解釋過了。我早就認為中國會在不太長遠的將來解除外匯管制，因為80年代中期起，我就跟北京的朋友談到這件事。大致上他們同意我的分析，只是這裡那裡他們有點顧忌。現在看，上海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會等到北京說的2020年。

第二項重要的香港漠視中國發展的困難，是他們不相信北京會取消進口稅。他們認為香港永遠是個進口自由港，中國則永遠不會是。所以香港會持久地成為提供舶來品給國內人的地方，可以持久地賺他們的購物天堂的錢。香港的商場租金奇高，比深圳的高出4倍以上。香港售貨員的月薪一般是8000元以上，比深圳的高出約6倍。更頭痛是香港目前正在考慮推出最低工資。這方面香港要面對的難題是，如果中國取消消費品的進口稅，那麼所謂自由行再不是由大陸行到香港，而深圳會成為香港的購物天堂了。這就是問題：北京如果取消消費品的進口稅，香港的商場租金會暴跌，而在最低工資的引進下，在香港領取救濟金的人會暴升。

上述可見，我認為香港的有關人士假設中國永遠不會放開匯管，也不會大減或撤消進口關稅，這些想法是愚蠢的。

（本題目回答完）

中國的石雕藝術與林清卿之謎

曾經說過，除了書法與詩詞，其它藝術如繪畫、雕塑、音樂、文學、建築等，中國比不上源於歐洲的西方藝術。我沒有提到陶瓷，其實是重要藝術，宋代的五大名窯光芒不可方物，西方是沒有這種大場面的。我曾經提到以重要的繪畫而言，宋代的水平遠超當時的歐洲。然而，起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了不起。到了十七世紀中葉，我們的八大山人與荷蘭的倫勃朗同期，藝術理念的深度勢均力敵。跟著就是歐洲勝出了。作學生時讀歐洲的藝術史，我對他們十六世紀起的理論演進很佩服。

這些年我有機會從幾個有份量的收藏中見到不少近於不見經傳的中國石雕作品，細心品嚐，反覆推敲，認為是頂級藝術。從厚度衡量，說勝於西方的雕塑藝術是有支持的說法。不是完全不見經傳，網上可以找到一些資料，可惜好些不可靠。為什麼這樣重要的藝術，沒有論著有系統地處理一下呢？為什麼博物館不重視？中國石雕藝術的內容永遠是神州大地的文化傳統：描述一首詩，或說個典故，又或者是傳說中的怪獸或人物。始盛於清，止於文革，開放後捲土重來。

我說的是壽山石雕。除了印章篆刻，所有名家一律是福州一帶的人。歷代相傳都是個小圈子，加上作品一般不大（小如石章大可達數百斤），可能是多年沒有受到廣泛注意的原因。這幾年開始受到廣泛注意，是好事。

大致上，壽山的石雕藝術分五類。其一是印章篆刻。這是湛深的學問，我不懂，雖然當代的篆刻大師我認識幾個。其二是圓雕。這是用一塊石頭雕出人物整體或物品整體。其三是鈕。通常是印章上頭坐著的一頭怪獸，多半源自古代的神話，作者可以發揮而加上變化。鈕雕其實是一種圓雕。其四是薄意。這是在石上用刀刻出一幅畫。其五是深雕。這是薄意加深，使物體及人物浮現起來，往往是相當「浮」的浮雕了。

今天，壽山石雕的師級人物無數，可能因為酬金直線上升吧。這裡我不論今天的，只選五位作了古的石雕英雄談談吧。

一、楊璇，又名楊玉璇，生卒年日不詳。證據是生於明末（他的一件作品上刻「康熙元年」）。全盛時期屬康熙年代無疑問。沒有證據他活到雍正。楊璇是圓雕聖手，而算是圓雕的鈕雕他獨步天下，古往今來沒有誰比得上他。楊璇的鈕雕本錢是想像力強，技術超凡，懂得怎樣這裡那裡誇張一下，很自然的。我見過他的一件深雕作品，不怎麼樣，但意境高逸。

二、周尚均，又名周彬，生卒年日也不詳。奇怪，差不多所有記載都說他與楊璇同期，也是康熙時代的人。不可能對。他有一件作品上刻「乾隆三十年」，而在三希堂收藏的石雕作品中，有一件是尚均雕乾隆皇帝。尚均的全盛時期是乾隆無疑問。雍正在位十三年，尚均認識楊璇的機會不高，而有些記載說尚均師從楊璇不可能對。楊璇的作品影響了尚均是明顯的。尚均以鈕雕知名天下，但我認為比不上楊璇。鈕之外，尚均的圓雕與楊璇的神技相若，而尚均的深雕在他之前沒有誰比得上。

三、林元珠（一八六四——一九三五）。雖然此公師從東門派的鼻祖林謙培，但師傅不及徒弟。元珠是把東門派發揚光大的主要人物，而雖然此派以圓雕見長，我認為他的重要作品主要是深雕。

四、林清卿（一八七六——一九四八）。世稱西門清，是我這篇文章的主角，要過後再談。

五、林友清（一八九四——一九七○）。世稱東門清，是林元珠的次子，深雕、圓雕、鈕、薄意等皆精。他的父親比不上他。

寫這篇文章是為了一個困擾著我的問題。最近讀到韓天衡的一篇論芙蓉石的文章（天衡兄的文字寫得好，謹此致意），其中提到「巨匠林清卿也少有在作品上署款」。這是第三次我在資料中讀到林清卿很少在作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其它兩次我可以不管，但天衡兄是篆刻巨匠，也是壽山石的收藏大家。他這樣說，我感到有點奇哉怪也。壽山石雕的作者有時沒有署名，但林清卿是我知道的比較喜歡署名的一個。

作者沒有署名，我們怎可以知道作品是誰的呢？可從風格與技術水平鑒別，不是十拿九穩，但林清卿是風格與技術皆突出的巨匠。然而，不久前見到一本刊物，登著一件不小的田黃薄意，估價不菲，作者沒有署名，刊物說是林清卿之作。我一看就叫出聲來：「這不是林清卿呀！」

我認為林清卿的作品大部分刻上自己的名字，怎可以肯定不是他人偽作而署上他的名字呢？因為清卿的風格與技術皆有獨到之處，加上署名，我就沒有疑問了。我見過兩件作品看來是後人刻上他的名字，但風格與技術都是他的，於是不懷疑。見過一件刻上他的名字，字體對，風格與技術不俗，但不對。

林清卿大名鼎鼎，以薄意作品名重百年。他的薄意當然了得，我也不懷疑是此君把薄意藝術發揚光大的。但林氏在石雕藝術的主要成就，是深雕，不是薄意。為什麼在我讀過的所有評述林氏的作品中，沒有人提到他的深雕呢？他從來不作圓雕，也從來不作鈕。我認為他的薄意多是應酬之作，賺點錢，但他是個整生追求藝術表達的人，精力集中於深雕上。是的，清卿深雕的刀法之精，思巧之妙，構圖與情感結合的澎湃，不僅前無古人，也應該後無來者了。上蒼有知，以雕塑藝術而言，西方的大師們沒有誰比得上清卿的深雕吧。

我對上述的林清卿之謎的猜測，是深雕的操作時間長，加上通常要用比較大的石，為時甚久。想當年，在林清卿生存的時代，恐怕只有達官貴人才有本領請他動刀作大石深雕。我也認為是這些達官貴人及他們的親友，見過林氏的作品後誇誇其談，傳了開去，但外人只是聽到，沒有見到。外人見到的只是他的薄意小品，不知道他的真功夫所在。傳統上，壽山石雕的收藏者不輕易地把作品示人。今天為恐天下不知的壽山石雕展出，林清卿時代沒有出現過。

要收筆了，順便一提：在《壽山石》雜誌第十七期的六十七頁，刊登著一件芙蓉石方章，是韓天衡的收藏吧。該石章上的鈕雕作者沒有署名，但從刊物看風格與技術，應該是楊璇之作。在楊璇時期，質量檔次那麼高的芙蓉石民間少有，應屬皇宮之物。那是康熙時期，可能是康熙皇帝的閒章。若如是，則屬國寶矣。可惜刊出的照片看不到石章底下的篆刻。如果看到，一個特點或可譯碼。讀者能猜中這特點是什麼嗎？

[五常問答室]民主是導致香港經濟前途困難的一個原因

（續上期「五常問答室」《我不看好香港的經濟前景》）


香港今後的前途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困難。第一個困難，是它們的政治體系正在向民主投票那方面走。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民主投票，而是肯定地認為，如果民主投票沒有一個上佳憲法的維護，會帶來不少困難。

美國的民主政制曾經有百多年的光輝日子。我認為這難得的成就是源於美國憲法中的權利法案。說來也奇怪，當年美國總統傑弗遜起草憲法時竟然忘記了把權利法案放進去。後來還是當時的前總統華盛頓在歐洲知道，立刻提醒，權利法案於是補加。

權利法案的主要功能，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包括產權，要有清楚的界定及保障。這是說，票不可以亂投，因為投票可以剝奪他人的權利。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什麼事項可以通過民主投票決定，什麼不可以，是重要的學問。可惜之後的數十年，因為不同闡釋的演進，權利法案的功能是被削弱了。好些半個世紀前在美國不能投票的事項今天可以。

沒有明確權利法案保護個人權利的憲法，民主投票我是反對的。這是因為投票會導致分餅仔的效果，把某甲的權利轉移到某乙那方面去。以香港為例，雖然今天還沒有普選，但那所謂功能組別的議員取捨，有如下的大問題。你問一個議員他是代表著哪些人，他立刻答得出。你問他是否要爭取這些人的利益，他會答當然是。很不幸，這是說他是一個爭餅仔的代表了。如果民主有明確的權利法案的保障，這種代表不會存在。

重要的科斯定律說，清楚的權利界定及維護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民主投票，如果沒有一個清楚的權利法案執行與維護，市場的運作一定會受到損害。弗裡德曼曾經對我說，憲法是一回事，怎樣履行是另一回事。他說，拉丁美洲的國家把美國的憲法搬字過紙，但搞得一團糟。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亞洲的國家推行民主政制，效果一般是令人尷尬的。

八十年代初期我極力反對中國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這絕對不是因為我贊成獨裁，也不是因為我認為北京是一個獨裁政制。我沒有跟進中國的政治體系，就是今天也不大清楚。我當時肯定的，是如果中國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一定不會有好效果。

香港前途的另一個大困難，下次再談。

（本問題的回答未完，下期待續）

豬價與樓價︰評中國的土地政策

中國看來在國際上有點舉足輕重。不久前北京說要微調一下，股市應聲下跌，八月二十六日美國《華爾街日報》評雲︰泡沫的新跡象正在中國出現！沒有那麼嚴重吧。曾幾何時，中國民不聊生《華爾街日報》不認為是新聞，但今天中國的股市下跌數百點他們卻認為是地震。

為什麼北京要在這個時刻提出「微調」不容易猜測。一個看法是中國的貨幣量增長得快，有效應，為恐通脹復甦他們未雨綢繆。個人以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未散，央行的朋友不妨多等一下。我也認為他們把微調的意向說出來是錯的。不久前美國的聯儲主席伯南克發表《退出戰略》，錯得更大。金融危機的陰影猶在，市場很敏感，他說有收縮之計市場不會向好的那方走。此君的職位不值得羨慕。大熱獲續任後，有份量的劣評立刻出現。我讚過他在雷曼兄弟出事後的果斷，但賭他在下屆任期內會被罵得厲害。經濟奇跡不容易在美國出現，英雄難做，有什麼風吹草動評論會入他的帳。

北京說要微調，也可能因為見到兩個價格上升。一是豬價，二是樓價。先談豬價吧。

這幾年做豬也艱難。是奇特的動物。兩年前豬價大升，跟著下降，但最近又升，升得相當急。還是那個老故事︰養豬的飼料昂貴。問題是，飼料不是豬才吃的，為什麼其它家畜沒有類同的市價急升呢？我胡亂猜測，得到一個近於怪論的答案，有點新意，說出來給讀者們吵一下吧。

不久前得到一項資料。在塘中養魚，一斤八兩的正規飼料可獲養魚增重一斤。養豬，一斤八兩的飼料所獲可能遠不及一斤。魚在塘中還有其它食料。牛、羊等有草原飼養；鴨、鵝、走地雞等，飼料之外還可各自覓食。豬呢？蠢到死，單靠飼料來增加體重。究竟今天的豬吃什麼的料我沒有研究。記得七十年前母親養豬，用的飼料是蕃薯苗，不值錢的。此法失傳，多半因為昔日是饑荒時代，種蕃薯的農地無數，而今天炎黃子孫有飯吃，少種蕃薯，受害的是豬。

轉談樓價。這幾個月中國的樓價上升了不少，也升得急。主要是商業地區。工業區的樓價還不怎麼樣。兩個原因。其一是利率下降了不少，而樓價歷來對利率的變動很敏感。其二，在國際金融危機下，外地的投資者要找避難所，跑到他們認為是比較安全的神州看看，見到大城市的樓價比國際大都市的還算偏低，就下注了。可喜的是，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下，中國放寬銀根就容易地見到樓市大升。這可見神州還沒有大中毒資產之計，也可見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有了很不錯的基礎了。

樓價的經濟分析是深學問。篇幅所限，這裡只能分點略說。

一、樓價上升主要因為地價上升。人口密度、經濟情況、土地供應等因素皆老生常談，而遠為複雜的是政府的土地政策會有決定性的影響。

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財富增加總要找些投資項目放進去。一般而言，土地或樓宇是最可靠的財富累積的選擇。房地產本身有用途，有租值或使用的收入，遠沒有股市那樣難於調查，難以明白，受騙的機會大減。有誰不知道房子是可以住的？

三、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收入增加，財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現，也跟著增加。人民把財富放進房地產去是自然的選擇。原則上，樓價的上升等於租值上升的折現，而租值上升是反映著生產力的上升，價格理論中的邊際產出理論分析可以推得邏輯井然。然而，在本文的第十點可見，政府操控利率可以嚴重地擾亂這個重要的經濟規律。另一方面，政府的土地政策、貨幣政策及其它政策，可使房地產之價急升或暴跌，無端端地發達或破產的人無數。我們喜見因為經濟上升而樓價上升，但政府的政策處理失當可以是悲劇。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的樓價暴跌，破產者無數。但我解釋過，那是朱鎔基要杜絕權力借貸的宏觀調控的效果，大家要接受。然而，跟著的樓價還繼續大幅波動，除了國際的不良影響，北京難辭其咎。

四、香港選走高地價路線，有他們的原因，是玩火遊戲，這裡不評。中國大陸的局限條件與香港的是兩回事，不應該搞高地價政策。問題是，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人口怎樣分佈有關鍵性。如果珠三角及長三角的樓價夠低，人口會密集在這兩個區域，對國家的經濟整體可有大害。原則上，這兩區還可以大量地增加樓房的土地供應，或提高容積率，壓低樓價。這兩區的人口密度是應該比較高的，樓價也應該比較高，但從整個國家的利益看，這兩區的樓價應該高多少，我想了很久也沒有簡單的答案。複雜的答案我是有的，但歷來不喜歡複雜，而簡單答案的我還沒有找到。不管怎樣算，不同地區的房地產之價的或高或低是重要而又可靠的處理人口分佈的法門，可惜這問題不能單由市場處理。政府的策劃是需要的。市場不是萬能的，有些事，有些情，市場無價——這是科斯和我的公司理論中的一個要點。

五、原則上，樓價上升是好事。這反映著經濟的財富或租值上升，人民的生活有了改進。除了處理人口分佈，這原則不容許土地政策刻意地推高樓價，也否決政府壓制樓價的上升。同樣，政府抽物業的資產增值稅有壓制樓價的效果，屬不智。這種稅香港從來沒有，美國有，知道是劣著，改不過來。奇怪目前的美國還不撤銷此稅。那裡的樓市跌了那麼多，撤銷此稅不會大減稅收，但會讓他們目前極為需要的樓市上升見到一點光明。

六、中國可以在撤銷資產增值稅的前提下，考慮每年抽百分之零點五的物業稅，抽樓不抽地，以政府估計的物業所值為依歸，為了避免爭吵要以估價打個八折。這類稅收政府要說明用途，也要與其它稅項分開處理。最適當的用途是城市的治安與清潔。其它稅收應該因而遞減。我曾經建議抽樓宇空置稅。此稅會壓低樓價及租金，但鼓勵使用沒有違反經濟發展的原則。另一方面，何謂空置不容易界定，實施起來可能很麻煩。

七、樓價上升，窮人怎麼辦？歷史的經驗，是樓房的出租市場會解決這問題。我反對政府提供廉租房，理由解釋過了。如果政府一定要出手助窮人，出售近於免了地價的居屋是較佳的選擇。也頭痛，因為貪污的行為難免，而這類房子的建造一般偷工減料，天雨屋漏，而短樁等故事會傳遍天下。說到底，協助窮人的最佳法門還是盡量提供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外地的經驗說，私營或民營的慈善機構有成功的協助窮人居住的例子。另一方面，廉價樓房，不管是誰提供的，可以擾亂國家應有的人口分佈。

八、沒有好理由禁止或約束外籍人士在中國購買房子。中國人是賺了他們的錢，賺了他們帶來的知識，而炒買炒賣對賭，一般而言老外鬥不過炎黃子孫，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是也。日本仔當年不是在美國的房地產損手頻頻嗎？

九、還有一個重要但難度極高的土地政策問題。經濟原則說，條件相若的土地，不同用途的回報率應該相等，也即是說地價應該相等。這是指以發展或改進之前的地價算。不同用途土地的發展成本可以有很大的差距，我們要從還沒有發展的土地衡量。這個重要的衡量有一個大麻煩，因為土地使用的界外效應（國內稱內生外部性）可以有不能漠視的社會成本的分離，在實際運作上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往往因為交易費用過高而得不到市場運作的指引。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國的條件相若的土地，不同用途的回報差距很大：用作工、商業的回報率遠高於農業的。可幸的是，到了九十年代後期，縣際競爭制度的普及發展，帶來了驚人的改進，是大中國經濟奇跡出現的一個主要原因。縣幹部很懂得衡量界外效應，雖然不容易算得算準。整個問題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那小書中有頗為詳盡的分析。在土地使用這個話題上，兩年多前北京上頭增加了對縣的約束，不對，但最近有轉機。我打算再作一次調查。

十、今天看，最頭痛是央行拜美國的聯儲局為師，不斷地把利率轆上轆落。見人家闖了大禍，我們為何還不痛改前非？利率是應該由市場決定的。央行或政府不要管。只有讓市場決定利率，土地使用及其它投資的回報率才有機會持久地大致上與利息率相等。這是重要的經濟原則。近幾年央行處理與操控利率做得不對。在無錨的貨幣制度下，原則上央行可以單控幣量。不調控利率是佛利民多年的主張，而聯儲局曾經偏於這樣做。後來格林斯潘轉向調控利率，今天看當然是大錯了。

無錨貨幣的確有很大的問題。在國際相對上，美國當年非常富有，輸得起，今天還算是富有的。但他們遇到很大的麻煩，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容易知道利率這只棋子要怎樣走才對。

[五常問答室]我不看好香港的經濟前景

默讀黃昏　問：

香港近來很不妥。什麼示威，罷工，連公務員也參加。再加上現在搞環保搞的風聲鶴唳。教授，你認為香港經濟還有救嗎？


答：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尤其是一九九三左右，我對香港的經濟前景看好，相當好。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快，而它們需要的人才很多是香港提供的，例如管理、金融、英語、科技、信息等。數之不盡的香港人，尤其是有專業知識的人士都跑到國內去賺錢了。

到了一九九六年，我突然間對香港的前景看淡，認為它們的人才優勢將會消散得很快。我的主要證據有兩方面。第一方面，北京每年都派大約三十個精選的學生到香港大學訪問，而這些學生通常要求會見我。一九九六年那一次與三十位中國學生會面，他們的知識與思考能力明顯地超過香港大學的學生。雖然，這三十位學生是精選出來的，但我們港大的學生也算是香港的精選，香港的學生是給比下去了。第二方面，大約一九九五年起，跑到國內賺錢的專業人士不少回歸到香港。主要是那些受聘的，因為薪酬過高而被解雇了。

九十年代後期，同樣水平知識的青年或專業人士，香港的薪酬比國內的高出起碼五倍，高出十倍的也常見。這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底在一家香港報紙的訪問中直言香港大勢已去的原因。跟著我見香港的公務員及教師們，那些由政府支薪的，薪酬一律高企不下，我就對香港政府的朋友力諫是大錯，因為政府發出的薪酬對市場有誤導作用。

不管香港的從政人士怎樣說香港與大陸之間互相協助，怎樣互輔相成，二者之間在市場上的競爭是無可避免的。一九九六年底，我說香港將會有十年或以上的不景，後來還是北京推出的「自由行」及類同的政策幫了香港一個大忙。自由行當然是應該的，不僅對香港有好處，對大陸也有好處，是早應推出的事。

今後我怎樣看香港呢？我認為不妥。下次再談。

（本問題的回答未完，下期待續）

通脹何害？

前文論及，通貨膨脹含意著物價上升，但物價上升不一定含意著通貨膨脹。這裡先談說過的。貨幣的用途是協助市場貿易及協助財富累積。這是說貨幣的主要用途是作為一個計算單位（unitofaccount），不應該牽涉到其它方面去。如果有通脹或通縮的物價變動——不是前文提到的一次過的變動——貨幣作為計算單位的功能一定會受到影響。貨幣的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通脹或通縮會擾亂貨幣的運作，使交易費用增加，嚴重的擾亂可以是災難。昔日國民黨在大陸時的經驗，是市場拒用信不過的關金、銀圓券、金圓券等國家貨幣，轉為使用港元、美元、黃金白銀，甚至以物品換物品的途徑成交。這是悲劇。

無錨貨幣（fiatmoney）是指貨幣沒有用上一些有價值的實物作為貨幣的本位。這制度今天盛行，很頭痛，因為要頻頻調控貨幣的發行量，經驗說很難持久地調控得恰當。我多次建議採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此法也，今天的一些先進國家不容易改用。中國可以，為什麼不採用我不知道。

在無錨制度下，調控貨幣量的困難是愈來愈嚴重了。有三個相關的原因。其一是在無錨制度下，今天沒有誰可以肯定貨幣量要怎樣算才對！其二是地球一體化，一個國家的貨幣如果大量外流，其行蹤與用場皆無定案，幣值可以變幻莫測，對這個國家的物價變動的影響難以捉摸。其三是無錨制度需要的幣量調控遠甚於有錨的，導致的經濟波動需要頻頻採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管理貨幣對操控經濟的權力於是大升。今天，貨幣政策再不限於穩定物價，而是涉及經濟整體的多方面。貨幣政策再不限於維護貨幣作為計算單位的用場，而是變為經濟政策了。權力大升，有誰不喜歡權力呢？我們今天聽到的美國聯儲及中國央行的言論，有理由相信他們忘記了貨幣的存在是為了什麼。

更頭痛是從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衡量，傳統的貨幣政策觀失靈。去年雷曼兄弟事發後，美國的聯儲局反應快，夠狠。我當時給他們的大手放寬銀根八個月時間生效，是佛利民的六個月時間表加一點。今天十一個多月過去了，效果使人失望。我不懷疑堅持下去早晚會有明顯的效果，但時間差那麼遠，佛老如果還健在不知會怎樣想。

貨幣政策一方面要穩定物價，另一方面要調控經濟，價格理論的邏輯說是不容易兩全其美的。我建議的下錨制度（解釋過多次）可以解決這些困難——我也相信有朝一日會被採用。然而，貨幣政策的權力擴散得那麼大，政治遊戲變得那麼複雜，好些國家的經濟結構因而改變了，要回頭可真不易。希望還在中國。如果北京採用以實物為錨的貨幣制度，有很大機會帶動其它發展中國家跟隨，地球一體化會有一個新面目。

上述可視為我要向讀者淺談通脹何害的引言。首先，大家要記著兩個不可能錯的經濟原則。一、物品與物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及其變動，是通過市場引導資源使用的重要法則。這是市場經濟的本質重點，歷史的經驗說是經濟效率不可或缺的，而價格管制——即干預市場的相對價格——是犯了經濟運作的大忌。二、市場是為了減低社會的交易費用而存在，然而，市場的交易還是費用不菲的。物品換物品也是市場，二戰時我在廣西的農村遇到過，牽涉到的麻煩不難想像。作為計算單位來協助交易的貨幣有數千年的歷史，其減低交易費用的功能不言而喻。

今天的社會，沒有貨幣一定出現災難。有貨幣，但有急劇的通脹，也屬災難。通脹是貨幣本身貶值，處理不當會嚴重地擾亂了市場物品的相對價格。惡性通脹（hyper-inflation）近於廢除貨幣的功能。這類通脹在國民黨時期的神州出現過好些年，貨幣品種轉來轉去，但因為官員腐敗怎樣也壓不住。惡性通脹的基本困難，是市民花錢的速度（velocity）太高，錢一到手就立刻花掉。最嚴重的情況，是市場無從決定一個可靠的高利率來約束這立刻花錢的行為。到了這一點，貨幣的功能全廢，物品換物品的情況會普遍地出現。

佛利民當年認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年率對社會的經濟有助，但再高就不應該接受了。我同意通縮不妥，因為會減少消費與投資，而工資是易加不易減的。說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有助，不僅是給需求增加一點活力，可能更重要是給工資的調整多了一點空間。佛老可沒有察覺到中國九十年代後期的經驗。那時的神州通縮達百分之三，加上產品及服務質量的急升，真實的通縮率應達兩位數字，而樓價下降了四分之三，但經濟增長保八，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左右。這個奇跡的主要解釋，是當時中國市場的合約選擇——尤其是員工合約——有西方見不到的彈性。走計劃經濟路線的朱鎔基，知道市場可以處理的他一律不管。二○○七年十月讀到新《勞動合同法》，我立刻破口大罵。懂經濟的學者不會支持該法，而我罵個不停，是因為認為如果該法嚴厲執行，大幅地增加了合約選擇的約束，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會毀於一旦。

上述含意著一個頗為重要的張氏定律：凡是市場的合約選擇較為自由——尤其是生產要素的租用或僱用合約較為自由——通脹或通縮的波幅可以較大而對經濟沒有明顯的不良影響。這定律可以倒轉過來：通脹或通縮對經濟的不良影響，是與市場合約的自由度負面聯繫的。這是價格理論的伸延了。

佛利民認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對經濟有助，是指美國而言，不一定適用於中國。我沒有作過深入的調查及分析，不敢武斷。我說過，年多前中國的百分之八的通脹不嚴重：一則我喜見農產品之價上升是主要的通脹因素，二則我認為原料進口價的大升大跌，不應該算進中國本身的通脹或通縮率。

還有另一點我舉棋不定。這就是我認為在目前的中國，某程度的通脹對農民實質收入的增長會高於城市的居民，從而加速收窄這二者的差距。這是因為農民的土地分配大約以人頭算，在住房與食品這兩方面農民佔了甜頭，而流動人口的結構含意著的，是通脹會加快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我喜歡為農民說話，但舉棋不定，因為通脹過高會給經濟整體帶來不容易處理的麻煩。我只能說，個人認為，中國應該接受的通脹率，可以安全地比佛利民說的高出兩個百分點。這不是說中國應該搞起通脹，而是如果有此需要中國的通脹容忍度可以比美國的高一點。

上文提到的惡性通脹當然不可以接受。但遠不及惡性的、百分之十左右的通脹率，有害嗎？我不要在這裡重複同學們可以在書本讀到的答案，而是要申述書本奇怪地忽略了的重要話題。篇幅所限，只能略說。

我認為非惡性但相當高的通脹帶來的最大麻煩，是利率的處理。通脹是說貨幣會隨著時間貶值，市場的利息率一定要提升。利息是購買消費或投資的時間提前之價。如果幣值隨著時間下降，這個價的提升理所當然。但利率要怎樣提升才對呢？正確的做法是由市場處理。然而，在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一個市民借錢的利率一般高於貸款出去或存款於銀行的利率。這差距往往相當大，導致市民不願意或不能以貸款出去的方法來維護自己的財富，轉向以改變消費或投資來保護自己。這改變是違反了有效率資源使用的基本原則。同學們不要忘記，利息是一個價，一個把時間提前之價。通脹無可避免地會影響這個價。如果交易費用不存在，借錢的利率與貸款（或存款）的利率永遠相等，通脹為禍不大。但交易費用存在，二者有了不能漠視的分離。通脹率愈高，貨幣作為計算單位的交易費用也愈高，借錢與貸款的利率分離跟著愈大。這樣，通脹就會導致一種近於價格管制的效果，而又因為有很大的一般性，可以嚴重地損害了有效率的資源使用。這也是價格理論的伸延。

不讓市場調整通脹下的利率，以政府有形之手的聯儲或央行調控利率，屬貨幣政策，頭痛問題是增加了的。我說過，美國次貸出事的一個起因，是聯儲局不斷地把利率轆上轆落。不是他們喜歡這樣做，而是不知道怎樣以有形之手操控利率持久不變。費沙的分析半點不錯：利息率與投資的回報率相等是市場均衡的規律。今天國際上的貨幣政策是把這重要的規律漠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