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經《信報》出版的《賣橘者言》是我平生最暢銷的書,重印或再版的次數算不出來了。同學們喜歡讀。幾年後四川的國內版刪除了好些文章,幾萬本一下子賣清光,是什麼原因不再印我懶得聽,也懶得管。據說四川之前國內曾經有手抄本,也據說曾經被選為若干本影響力最大的書之一。
當年的《賣橘者言》今天有著它自己的生命,作者再管不著了。彷彿長大了的孩子離家而去,為父的怎可以管呢?該書的名字取自明人劉伯溫的〈賣柑者言〉,改一個字。劉前輩沒有真的賣過柑;我卻真的賣過橘。〈賣橘者言〉是書中一篇文章的名目,選出來作為書名。雖然書中的文章一般可讀,但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回顧,讀者最喜愛的還是那篇〈賣橘者言〉。有點新鮮感吧:一位大教授帶著一群學生在香港街頭賣橘,有證有據地推翻了經濟學傳統的大名鼎鼎的價格分歧理論。你說過癮不過癮?
〈賣橘〉一文對同學們的感染力使我意識到經濟學應該那樣處理才對,而這些年我也往往朝著這方向動筆。然而,有不少其它較為迫切的話題——例如關於中國的經改——〈賣橘者言〉那類作品就少寫了。有時為了一舒胸懷,我喜歡寫些與經濟扯不上關際的散文。今天回顧,在專欄這玩意上我下的棋子是走錯了一著的。
不久前,替我管理博客的同學(下稱博管)被邀請到四川一個名叫自貢的地方講話,講我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事後告訴我,自貢很多青年學習我的經濟學,因為認為可以用。聽來有點誇張,但博管跟著在網上發表她的自貢之行後,其它地方的讀者的一般回應也說在學張五常的經濟學,又是因為認為可以用。
這就帶來一些重要的問題。學經濟不是為了可以應用嗎?不是有數之不盡的書的名目說是「實用」或「應用」的經濟學嗎?為什麼博管的自貢行惹來的迴響,只是區區在下的經濟學可以用,沒有提及其它?我自己當年學經濟當然希望可以用,而跟著老老實實地用個不停。但我只管用自己學得然後改進了的,沒有考慮他家的可不可以用。本是同根生,怎麼會在應用的實踐上我走的路跟行家們走的有那麼大的分離呢?
為這些問題我想了幾天,得到的解釋是大家在科學方法上有分歧。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行內眾君子寫的「實用」或「應用」經濟學,一般是以理論分析為起點,然後引用真實世界的例子作示範。我是倒轉過來,先以一個自己認為是有趣的真實世界現象為起點,然後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看似相同,這二者其實有大差別。前者是求對,後者是求錯。換言之,前者是先搞好了理論,然後找實例支持。這是求對。後者呢?先見到一個需要解釋的真實現象,然後以理論作解釋,在思考的過程中作者無可避免地要找反證的實例。這是求錯。找不到反證的實例,理論就算是被認可(confirmed)了。理論永遠不可以被事實證實(cannotbeprovedbyfacts),只可以被認可(canbeconfirmedbyfacts)。找不到事實推翻就是認可,這是科學方法的一個重點,我在《科學說需求》的第一章——〈科學的方法〉——有詳盡的解釋。我要讀到博管同學的自貢行帶來的迴響,才察覺到「求對」的科學沒有多大實際用場。不是完全沒有,而是有了理論之後才把實例塞進去,這樣處理的工具同學們很難學得怎樣用。不客氣地說,寫「實用」或「應用」經濟學的君子們,大多數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用。先搞理論然後找實例支持算不上是用理論作解釋。
第二方面,也關於科學方法,是看不到則驗不著。我喜歡用簡單的經濟理論:一條需求定律,把局限的轉變化為價格或代價的轉變。只此而已。當然,能達到得心應手的境界需要花長時日。這裡不細說。要說的,是任何科學推出來的假說——甲的出現會導致乙的出現——甲與乙一定要可以觀察到的才可以驗證。說什麼動機,什麼恐嚇、卸責、偷懶、勒索、博弈遊戲、機會主義,等等,一般不是實物,無從觀察,所以無從以這些術語連篇的理論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來。不是說這些理論沒有道理,或不可信,但基於無從觀察的術語或概念發展出來的理論是在說故事,沒有科學的解釋力。
是的,在經濟科學的範疇內,我連行內盛行的「效用」(utility,我喜歡翻為「功用」)也不用。這個邊沁發明的概念,看不到,真實世界不存在,可以不用當然不要用了。專家們無疑可以加進方程式把「功用」分析弄得出神入化,但轉到真實世界他們失誤頻頻,很尷尬的。另一方面,科學的起點總要有些不是實物的概念或假設為起點。多個香爐多隻鬼,經過多年的不斷嘗試,我不能不接受的看不到的概念只是「需求量」(quantitydemanded),沒有其它。拿著自己熟習的需求定律(其中「價」的轉變是真有其物,但「需求量」是經濟學者想出來的概念,非實物也),集中於局限轉變來解釋世事。原則上局限轉變是可以觀察到的。往往不容易,有時很困難,但原則上可以觀察到。
不久前發生了一件有點尷尬的事。倡導新制度經濟學的科斯學會(RonaldCoaseInstitute)的年會今年在廈門舉行,邀請我講話。我回信說:「我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非常失望,你們的會員可以接受嚴厲的批評嗎?」對方的回信簡而明:「我們樂意聽到批評。」我於是給他們一個講題:WeCannotTestWhatWeCannotSee:TheDisastrousStateof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翻過來是:「看不到則驗不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災難性發展。」這是針對滿是看不到實物的術語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了。
想不到,老人家科斯聽到我建議的上述講題時,嚇了一下,幾番叫他的助手來信,希望我能對新制度經濟學客氣一點。老人家恐怕我歷來開門見山的品性,會開罪一些搞新制度經濟的、巴賽爾曾經戲說是寫術語字典的高人。其實任何場合邀請我講學術,我不會想到真理之外的事。在同一天的早上,為廈門大學的同學們講話,我建議的講題是「再談經濟學的窮途末路」。自己老了,還可以指導同學的日子無多,不容許我在真理上左顧右忌,討價還價。
上述的事故的發展,使我對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在《信報》發表的〈賣橘者言〉重視起來。此文從親歷其境的現象觀察起筆,然後帶到有關的經濟理論去。我很有點後悔二十多年來沒有多寫這類文章──雖然寫過不少。我於是想到編一本《新賣橘者言》,選出大約六十篇從觀察現象開始然後引進理論或假說作解釋的文章。這樣的結集應該對用得著的經濟學有興趣的同學們有助。
一九八四初版的《賣橘者言》那本結集,今天還在發行的有五十四篇文章。不是說該結集中的〈讀書的方法〉、〈發明專利〉等文章不可讀,而是與〈賣橘者言〉那篇性質類同的我只能在該舊結集選出七篇有足夠實力。其餘的要保留在舊結集中。換言之,構思一本《新賣橘者言》,我要找五十多篇性質類同的文章加進去。不容易,花了幾天大略地翻閱了二十多年來的文章,認為有機會可以湊夠。
為恐湊不夠有足夠實力的,我希望在一兩個月內多寫幾篇。怎樣想就怎樣動筆,幾天前發表的〈打假貨是蠢行為嗎?〉是一例,可以收進《新賣橘者言》。這也好讓同學們知道,地球上的有趣現象多得很,只要能放開自己的好奇心,沒有成見,可取的題材俯拾即是。需要的理論根底,懂得選讀物兩年的苦學足夠。其實只細讀我寫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足夠,但我打算明年把這套書進行全面大修。需要長時日,近於永遠不夠的時日,是不斷地在街頭巷尾或真實世界觀察,不斷地嘗試以學得的理論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
構思《新賣橘者言》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訓練同學們的觀察力,訓練同學們的想像力,訓練同學們把簡單的經濟理論與概念來解釋表面看是複雜無比的世界。只要同學們能用心嘗試,客觀得像火星人看地球,他們會體會到經濟學是有趣非凡的學問。
五常按:《貨幣戰略論——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濟》十二月出版。此書收錄張教授跟進中國貨幣發展二十五年的九十四篇文章,組合有序,用價格理論打開貨幣分析的新通道。精裝巨冊,書厚逾五百六十頁,定價港幣一百五十。張教授簽名本香港加郵費港幣四十,海外空郵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樹出版社,電話:27291208,傳真:27297162,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
Tuesday, November 24, 2009
Tuesday, November 17, 2009
打假貨是蠢行為嗎?
朋友說,因為明年上海大搞世界博覽,估計遊客八千萬,該市不久前開始對冒牌貨、盜版之類進行封殺——罰款奇高、吊銷牌照,甚至刑事處理。是所謂「打假」也。我不懷疑中國的假貨市場龐大,但衷心說實話,也欣賞中國的假貨假得精彩。
縱觀地球的經濟演進,假貨的盛行永遠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國家的發展有點看頭時出現,無可避免。因此,客觀地看是個好現象。不是贊成或同意假貨應該存在,而是當我見到一個貧困的落後之邦產出的假貨來得有頭有勢,會替他們高興,因為這代表著的,是該國的經濟有前途,比政府公佈的任何數字來得可靠。曾經說過,衡量一個落後國家的工業發展,最迅速而又可靠的判斷是到該國的假貨市場考查一下。
二十年前韓國的假貨質量明顯地高於中國的,我認為中國的經濟是遠遠地落後了。這幾年中國迎頭趕上,是好現象。兩年前一位小姐朋友在深圳花三百元購買了一個名牌皮包,是假貨,拉鏈壞了,拿到香港的代理商店要求修理,店員真、假不分,免費給她換一個數千元真的。幾天前一位女士在國內購買了一隻歐米茄手錶,看似白金鑲著一圈小鑽石,鋼造的表帶精美。三百五十開價,一百二十成交,當然是假貨。一位珠寶專家朋友拿著細看,搖頭歎息,說︰「這麼便宜,怎可以把那些假鑽石鑲得那樣完美呀?」我自己也是個准專家。先父當年從事電鍍原料及拋光用品的生意,跟香港的廠家有密切聯繫,所以從小我對表殼、表帶的製作過程有深入的認識。看著那一百二十元購得的假歐米茄,翻來覆去地看,心想︰零售一百二十,批發只不過是五、六十元,物價調整後,這是五十年前香港的十元以下,但五十年前的香港,十元單是表帶也造不出來!在物質享受上,炎黃子孫的確有了很大的改進。
轉談本文正題,問︰上海的政府應該打假嗎?答曰︰無可厚非,因為假貨多可能被認為有辱國體。再問︰明年光臨世博大典的眾多遊客,一般會反對上海假貨多多嗎?答曰︰蒙查查的遊客一般會反對。然而,若再問︰如果外來的貴賓們事前知道哪些貨是真,哪些貨是假,他們會反對價廉物美的假貨存在嗎?答曰︰他們可能不好意思說出來,但沒有理由反對假貨的存在。有真貨、假貨的兩種選擇,當然比只有真沒有假的市場可取。換言之,反對假貨存在的貴賓們,主要是恐怕中計,把假貨當作真貨買。明知是假而付出假貨的低廉之價,他們不會反對。君不見,在上海的專於出售假貨的市場,老外雲集是常見的現象。我的太太見到一個長得美麗、穿得高雅的西方小女孩,在假貨店內用很不俗的普通話討價還價。如果上海杜絕假貨,這個討人喜愛的西方女孩是不會出現的。父母給她的零用錢無疑是為買假貨用的。
不要多信那些因為愚蠢無知而把名牌新制的假貨當作真貨買的故事。在中國的市場,顧客一般不會中這種計。假貨雖然往往可以亂真,但顧客看不出也不易中計。市場的競爭給顧客提供保護。真貨與假貨的開價一般相去甚遠:數萬元一隻的名牌手錶,假貨開價只數百,順口壓一下價可減半,大壓可減三分之二。手錶如是,皮包如是,成衣等也如是。只要這類貨品在店舖出售,以假當真賣的店舖在神州大地不容易生存。古傢俱等是另一回事。
多年前,在台灣,我察覺到一個妙絕的欺騙手法。一間有空調的高檔手錶商店,把鋼造的真的名牌手錶鍍上金,以金錶訂價。機緣巧合,我剛好知道該名牌的該型號是沒有金造的,所以破案。然而,這種算得上是高明的欺騙手法,在今天的神州不容易出現。這是因為中國對這類騙術的懲罰重而快。不是說中國沒有行騙(其實不少),也不是說中國的法治有過人之處(其實要大改進),但某些事,某些情,他們的打殺手法自成一家,有空調的手錶商店的老闆要吃了豹子膽才敢把真的名牌鋼表鍍金作金錶出售。
沒有店子的獨行俠出售假貨怎樣了?到上海的外灘走走,你不難遇上一些滿身是名牌手錶假貨的獨行俠,開價也是數百元一隻,大手壓價後一般比店子的略為相宜。我作過試驗,知道獨行俠開價的差數比店子的高相當多。不難理解:不怕顧客回頭算帳,他們可以博一博遇到蠢才。但他們不會把假貨作真貨賣:就是真的是真貨也不會有人相信,何必浪費心思呢?如果有一位顧客在外灘跟一位獨行俠以天價購買了一隻他認為是真的假名牌,會是上海奇聞,蠢到死,跳進黃浦江算了。
大略地說了政府怎樣看,遊客怎樣看,顧客怎樣看,店子怎樣看,獨行俠怎樣看。現在輪到名牌真貨的老闆們怎樣看冒牌貨或假貨這個問題。曾經寫過,假貨的出現對某些名牌老闆是大吉大利的。當然,如果你問名牌老闆應不應該打假,他們多半會搶著說應該。一般來說,這不是由衷之言,只是因為同意不打假有機會害了真貨的市價。不出聲,不參與打假行動,是名牌老闆們的默許做法。
我曾指出,勞力士手錶的假貨在中國多如天上星,但我敢打賭,該名表的真貨這些年的銷量一定是暴升了。假貨的存在替真貨免費賣廣告。只出得起錢購買假貨的人根本不會問津真貨,但有朝一日收入多了,要買真貨來過癮一下是很自然的事。這些日子我見到歐米茄手錶的假貨急升,心想,不知要到哪裡購買歐米茄的股票呢?有另一種大名鼎鼎的瑞士手錶,國內有假貨,但奇怪地不多,於是想,這名牌還沒有打進神州吧。到幾間大商場視察,果然不見。手錶如是,皮包、成衣等也如是。君不見,不懂外語的神州女士們,可以把英、法、意等名牌說得朗朗上口,把我這個中、西兼精的老人家殺下馬來。她們無疑是從假貨中受到教育,學會了。有效果嗎?杭州有一家店子,賣一個假貨滿佈神州的名牌皮包,是真貨,平均每天銷售進帳逾人民幣五十萬。可能是世界紀錄。沒有聽過該名牌的老闆參與或建議打假。
我沒有說所有假貨皆對真貨有利。影碟、唱碟、書籍之類,假貨為害真貨一般無疑問。重視使用功能的產品,例如照相機,假之不易,市場不見假的。但好些年前還盛行的攝影膠卷,在神州假貨多得很。質量略差,但不俗,因為是從某國以大捲進口後重新包裝的。聽說名牌香口膠也有假貨,我沒有吃過。膠卷與香口膠的例子示範著的,是真假難分、價格不高的產品,不容易處理。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要公開說明希望自己的產品被人假冒的人。好幾年前見到市場上有不少假冒周慧珺老師的書法出售,見到周老師時對她說了,她不怒反喜。一時間我自己悲從中來,因為沒有人假冒我的書法。如果有人假冒我的書法,在藝術市場隨處可見,真跡寫得一團糟也有價!
讀者要考慮收藏藝術作品嗎?衡量選擇的準則多多,可靠的無幾。只一項準則差不多肯定可靠:見到某藝術家的作品開始有不少假冒之作時,下注真貨。當年多被假冒的林風眠、齊白石、傅抱石、吳冠中等畫家,今天他們的「真貨」之價飛到天上去。
打假貨是蠢行為嗎?如果名牌的真貨老闆不反對假貨的存在,或默許,應該是。但更蠢的是手錶、手袋之類的名牌老闆,支持打假貨。這類產品,沒有假貨是不會在神州大名遠播的。
縱觀地球的經濟演進,假貨的盛行永遠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國家的發展有點看頭時出現,無可避免。因此,客觀地看是個好現象。不是贊成或同意假貨應該存在,而是當我見到一個貧困的落後之邦產出的假貨來得有頭有勢,會替他們高興,因為這代表著的,是該國的經濟有前途,比政府公佈的任何數字來得可靠。曾經說過,衡量一個落後國家的工業發展,最迅速而又可靠的判斷是到該國的假貨市場考查一下。
二十年前韓國的假貨質量明顯地高於中國的,我認為中國的經濟是遠遠地落後了。這幾年中國迎頭趕上,是好現象。兩年前一位小姐朋友在深圳花三百元購買了一個名牌皮包,是假貨,拉鏈壞了,拿到香港的代理商店要求修理,店員真、假不分,免費給她換一個數千元真的。幾天前一位女士在國內購買了一隻歐米茄手錶,看似白金鑲著一圈小鑽石,鋼造的表帶精美。三百五十開價,一百二十成交,當然是假貨。一位珠寶專家朋友拿著細看,搖頭歎息,說︰「這麼便宜,怎可以把那些假鑽石鑲得那樣完美呀?」我自己也是個准專家。先父當年從事電鍍原料及拋光用品的生意,跟香港的廠家有密切聯繫,所以從小我對表殼、表帶的製作過程有深入的認識。看著那一百二十元購得的假歐米茄,翻來覆去地看,心想︰零售一百二十,批發只不過是五、六十元,物價調整後,這是五十年前香港的十元以下,但五十年前的香港,十元單是表帶也造不出來!在物質享受上,炎黃子孫的確有了很大的改進。
轉談本文正題,問︰上海的政府應該打假嗎?答曰︰無可厚非,因為假貨多可能被認為有辱國體。再問︰明年光臨世博大典的眾多遊客,一般會反對上海假貨多多嗎?答曰︰蒙查查的遊客一般會反對。然而,若再問︰如果外來的貴賓們事前知道哪些貨是真,哪些貨是假,他們會反對價廉物美的假貨存在嗎?答曰︰他們可能不好意思說出來,但沒有理由反對假貨的存在。有真貨、假貨的兩種選擇,當然比只有真沒有假的市場可取。換言之,反對假貨存在的貴賓們,主要是恐怕中計,把假貨當作真貨買。明知是假而付出假貨的低廉之價,他們不會反對。君不見,在上海的專於出售假貨的市場,老外雲集是常見的現象。我的太太見到一個長得美麗、穿得高雅的西方小女孩,在假貨店內用很不俗的普通話討價還價。如果上海杜絕假貨,這個討人喜愛的西方女孩是不會出現的。父母給她的零用錢無疑是為買假貨用的。
不要多信那些因為愚蠢無知而把名牌新制的假貨當作真貨買的故事。在中國的市場,顧客一般不會中這種計。假貨雖然往往可以亂真,但顧客看不出也不易中計。市場的競爭給顧客提供保護。真貨與假貨的開價一般相去甚遠:數萬元一隻的名牌手錶,假貨開價只數百,順口壓一下價可減半,大壓可減三分之二。手錶如是,皮包如是,成衣等也如是。只要這類貨品在店舖出售,以假當真賣的店舖在神州大地不容易生存。古傢俱等是另一回事。
多年前,在台灣,我察覺到一個妙絕的欺騙手法。一間有空調的高檔手錶商店,把鋼造的真的名牌手錶鍍上金,以金錶訂價。機緣巧合,我剛好知道該名牌的該型號是沒有金造的,所以破案。然而,這種算得上是高明的欺騙手法,在今天的神州不容易出現。這是因為中國對這類騙術的懲罰重而快。不是說中國沒有行騙(其實不少),也不是說中國的法治有過人之處(其實要大改進),但某些事,某些情,他們的打殺手法自成一家,有空調的手錶商店的老闆要吃了豹子膽才敢把真的名牌鋼表鍍金作金錶出售。
沒有店子的獨行俠出售假貨怎樣了?到上海的外灘走走,你不難遇上一些滿身是名牌手錶假貨的獨行俠,開價也是數百元一隻,大手壓價後一般比店子的略為相宜。我作過試驗,知道獨行俠開價的差數比店子的高相當多。不難理解:不怕顧客回頭算帳,他們可以博一博遇到蠢才。但他們不會把假貨作真貨賣:就是真的是真貨也不會有人相信,何必浪費心思呢?如果有一位顧客在外灘跟一位獨行俠以天價購買了一隻他認為是真的假名牌,會是上海奇聞,蠢到死,跳進黃浦江算了。
大略地說了政府怎樣看,遊客怎樣看,顧客怎樣看,店子怎樣看,獨行俠怎樣看。現在輪到名牌真貨的老闆們怎樣看冒牌貨或假貨這個問題。曾經寫過,假貨的出現對某些名牌老闆是大吉大利的。當然,如果你問名牌老闆應不應該打假,他們多半會搶著說應該。一般來說,這不是由衷之言,只是因為同意不打假有機會害了真貨的市價。不出聲,不參與打假行動,是名牌老闆們的默許做法。
我曾指出,勞力士手錶的假貨在中國多如天上星,但我敢打賭,該名表的真貨這些年的銷量一定是暴升了。假貨的存在替真貨免費賣廣告。只出得起錢購買假貨的人根本不會問津真貨,但有朝一日收入多了,要買真貨來過癮一下是很自然的事。這些日子我見到歐米茄手錶的假貨急升,心想,不知要到哪裡購買歐米茄的股票呢?有另一種大名鼎鼎的瑞士手錶,國內有假貨,但奇怪地不多,於是想,這名牌還沒有打進神州吧。到幾間大商場視察,果然不見。手錶如是,皮包、成衣等也如是。君不見,不懂外語的神州女士們,可以把英、法、意等名牌說得朗朗上口,把我這個中、西兼精的老人家殺下馬來。她們無疑是從假貨中受到教育,學會了。有效果嗎?杭州有一家店子,賣一個假貨滿佈神州的名牌皮包,是真貨,平均每天銷售進帳逾人民幣五十萬。可能是世界紀錄。沒有聽過該名牌的老闆參與或建議打假。
我沒有說所有假貨皆對真貨有利。影碟、唱碟、書籍之類,假貨為害真貨一般無疑問。重視使用功能的產品,例如照相機,假之不易,市場不見假的。但好些年前還盛行的攝影膠卷,在神州假貨多得很。質量略差,但不俗,因為是從某國以大捲進口後重新包裝的。聽說名牌香口膠也有假貨,我沒有吃過。膠卷與香口膠的例子示範著的,是真假難分、價格不高的產品,不容易處理。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要公開說明希望自己的產品被人假冒的人。好幾年前見到市場上有不少假冒周慧珺老師的書法出售,見到周老師時對她說了,她不怒反喜。一時間我自己悲從中來,因為沒有人假冒我的書法。如果有人假冒我的書法,在藝術市場隨處可見,真跡寫得一團糟也有價!
讀者要考慮收藏藝術作品嗎?衡量選擇的準則多多,可靠的無幾。只一項準則差不多肯定可靠:見到某藝術家的作品開始有不少假冒之作時,下注真貨。當年多被假冒的林風眠、齊白石、傅抱石、吳冠中等畫家,今天他們的「真貨」之價飛到天上去。
打假貨是蠢行為嗎?如果名牌的真貨老闆不反對假貨的存在,或默許,應該是。但更蠢的是手錶、手袋之類的名牌老闆,支持打假貨。這類產品,沒有假貨是不會在神州大名遠播的。
Tuesday, November 10, 2009
《貨幣戰略論》——序
朋友及讀者要求我把二十多年來以中文寫下的關於貨幣的文章結集成書,有好幾年了。提出這要求的愈來愈多,我也認為應該這樣處理,只是事前沒有想到是那麼龐大、艱巨的工程。先由朋友選出有關貨幣的文章,「邊際」上,他們的選擇互有出入。花千樹的葉海旋接手,採用「有殺錯、冇放過」的原則,凡有提及貨幣的先選出來,共一百九十五篇,再由我刪減。我花了好幾天反反覆覆地考慮,最後選出九十三篇,其中不少話題重複,但順著發表日期的先後次序讀下去,因為連貫性好,讀來有一氣呵成、洋洋大觀之感。其後二○○九年十月十七日昆明講話,憑記憶寫下來,又要跟克魯格曼鬥一鬥,加一篇。共九十四篇,其中十七篇在《多難登臨錄》出現過,為了整體的完整可讀不能不這樣做。
其實,如果我按選出的九十四篇的內容重新寫一本關於貨幣的書,三分之一的篇幅足夠。然而,以重新寫書的方法處理,讀者無從跟進我在這題材上的思想發展。這發展的過程重要,因為每一篇都是基於當時觀察到的真實世界的現象而下筆分析。第一篇發表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至今期長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了。觀察的地方主要是中國,繼而香港,再繼而西方。後者我隔岸觀火,猜測的成分比較多。二十多年來,中國(包括香港)的貨幣及有關的現象,不斷地跟進的經濟學者只我一個。可以說,我是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看貨幣,得到的啟發是美國的朋友沒有機會獲得的。我堅信經濟科學跟自然科學一樣,理論的發展要靠真實的現象觀察的提點,從而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毫無事實根據的經濟理論是紙上談兵,找到用場的概率甚微。西方貨幣理論的發展,無疑是經濟學中最重視實據的學問。然而,只觀察西方,忽略了變化萬千的中國,是嚴重缺失了。雖然大家堅信,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的理論可以用諸四海而皆准,但從年多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可見,西方的貨幣理論大有不足之處。我從中國的經驗思考,用上西方的理論思維,得到的貨幣觀這裡那裡跟昔日的師友之見有頗大的分離。
有兩項處理要澄清。其一,如上文所述,文章的先後安排按發表的日期次序,但內容一律不改,就是「前思」與「後想」不同也一律保留。思想有變是學問之道,讀者跟著走會較為容易明白為什麼我會有今天的想法,同意或不同意總會多一點說服力。說內容不改,文字上這裡那裡是修了一下的,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文字,今天讀來沙石不少。不細讀這些舊文,我不會知道自己的中文進步了那麼多。雖然當年有舒巷城替我修改文字,但今天葉海旋說我八十年代寫的有點像英文。是奇怪的現象。我自覺中、英二文的水平一樣,但從來沒有出現過二者水平是同期一樣的。今天多用中文下筆,英文立刻出現沙石,昔日是倒轉過來。中、英二文一起兼精談何容易哉?
第二項要處理的,是在不同的文章中,話題不少重複了。這是頭痛問題。一篇文章好一部分以前說過,但有一些是新想到的,怎麼辦?刪去以前說過的,讀者可能記不起而讀不懂新的想法。可以刪去的「重複」而不會影響文章的可讀性,我都刪了,但合共起來刪去的不多。為何重複那麼多我清楚:我說來說去讀者也不明白。好比我建議的用一籃子可以在市場直接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我認為淺而重要,但讀者老是不明白——就是經濟學水平大有可觀的朋友也不明白。重複到他們明白時,他們叫好叫妙,說淺、淺、淺,但我是略為轉換角度地重複了多次!
這本奇特的關於貨幣的文章結集,取名《貨幣戰略論》,是由葉海旋拍板定下來的。這書名取自二○○三年三、四月間我發表了五期的《匯率戰略論》,改兩個字。後來蕭滿章替此集加了一個副題:《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驗》。加得好,因為實情確如是。
多年以來,我用「微觀」的價格理論來分析「宏觀」現象,推斷的準繩遠勝漠視微觀的宏觀推斷。二十多年前我開始分析貨幣問題,用的當然又是自己熟習的價格理論。然而,到今天寫此「序」時我才察覺到,分析貨幣的價格理論的出發點我竟然從來沒有細說。可能因為自己認為這出發點是那麼淺,無意識地假設讀者知道。這裡說說吧。
從價格理論看貨幣的出發點是這樣的。如果一個社會毫無交易費用,物品換物品的市場半點沙石也沒有,貨幣不會出現。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成員都會按著物品換物品的相對價格及比較優勢定理的指引來專業產出,然後貿易交換。人與人之間如是,產出單位之間如是,國與國之間也如是。一國之內的貿易與國際貿易的原則一樣,沒有交易費用,不需要貨幣,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皆以物品換物品從事,除掉運輸費用一律暢通無阻,是多麼美好的世界。
費沙的偉大論著——《利息理論》——也沒有交易費用,於是沒有貨幣。但為了方便解釋,費前輩用上一個計算單位,這單位用什麼算都可以,不需要貨幣,社會於是算得出收入,算得出財富,也算得出利息。作為當時天下的貨幣理論的第一把手,費沙的利息理論是沒有貨幣的。
貨幣的起因,是社會有交易費用,物品換物品的沙石太多。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而出現的貨幣也是一個計算單位,協助交易的計算與財富累積的計算。然而,以貨幣作為計算單位,跟費前輩用作解釋的計算單位是不同的。他的利息理論的計算單位只是用作示範,口講無憑,不會吵到官府那裡去。貨幣也是計算單位,但不是口講無憑的那一種。是的,作為計算單位貨幣可以吵到法庭,或吵到官府去。這樣看,計算之外,貨幣是合約。是的,一紙鈔票或一紙支票,皆合約也。美鈔印上Thisnoteislegaltenderforalldebts,港鈔上印上Promisestopaythebearerondemand,都是合約之辭。人民幣呢?沒有這樣說,但說明是中國人民銀行,是合約式的保證,應該是昔日中國的錢莊或銀號的傳統了。
從合約的角度看貨幣是重要的,而這樣看,通脹或通縮的出現算是毀約——無疑是,絕對是——可惜因為種種這裡不能細說的原因,政府發行的貨幣合約沒有明確的負責人,官司打不起,惹來的是市民投訴與政治行為,增加了社會費用。我們聽到的要求穩定物價的聲浪其實是要求守約。
回頭說那重要的按著比較優勢定理而專業產出,然後在市場交易,貨幣的引進是為了減少交易費用帶來的沙石。目的當然是要發揮專業產出的功能可以帶來的社會收益。單從一個國家看,只要貨幣作為合約有效,幣值穩定,貨幣可以協助的功能就發揮到盡頭了。因為種種這本結集讀到的原因,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好。這是為什麼貨幣的處理要講戰略的一個原因。
更頭痛的是伸展到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這些方面去。因為種種原因,國與國之間各有各的不同貨幣,有不同的經濟與政治的局限約束,貨幣與貨幣之間的匯率處理所惹來的爭議,是我這一代記憶所及的近於無日無之的麻煩。數之不盡的政客,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力,喜歡在國際匯率、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方面爭取。經濟學者之見很少受到尊重。政治所及,貨幣的戰略論就變得複雜起來了。
我當然站在中國那邊。這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而是在經濟上,我認識的西方學者都站在中國那邊。理由簡單:中國發展起來,以廉價的優質產品推出國際,對先進之邦而言,其好處不可能不遠高於其壞處。倒轉過來,我不會反對老外之邦把他們的高檔產品賤價地傾銷到中國來——免費贈送更好。
是複雜的世界,貨幣的國際戰略當然也複雜起來。複雜的問題要簡單地處理——這是多年來我深信的。《貨幣戰略論》提出的分析與建議是簡單的,雖然翻來覆去的分析,表面看有其複雜性。我的主張是北京的朋友不要多管外間的政治言論及壓力,要集中於搞好自己的經濟與民生,要用自己的方法穩定人民幣的幣值。貿易國際化有利,金融國際化也有利,於是要減少關稅,也要把有實力而又穩定的人民幣推出國際。西方的君子們要採取什麼懲罰政策,或什麼政治報復,一律不要管。有誰知道怎樣管才對呢?何況從歷史的經驗看,受損較大的永遠是提出「保護」的那一方。原則上,國與國之間的不同貨幣的匯率要反映著彼此的比較成本優勢,但因為有政治因素的左右,重要的比較優勢定理可以因為有不同貨幣的存在而被違反了。
按文章發表的先後次序編排,但有九十四篇那麼多,要分組,怎麼辦?跟葉海旋商討良久,決定先後次序不變,而分組也按發表時日的先後,各有各的名目。雖然組與組之間的題材有重複之處,但世事如棋局局新,以時日的先後分組也竟然順理成書。可謂神助!
張五常
二○○九年十一月
其實,如果我按選出的九十四篇的內容重新寫一本關於貨幣的書,三分之一的篇幅足夠。然而,以重新寫書的方法處理,讀者無從跟進我在這題材上的思想發展。這發展的過程重要,因為每一篇都是基於當時觀察到的真實世界的現象而下筆分析。第一篇發表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至今期長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了。觀察的地方主要是中國,繼而香港,再繼而西方。後者我隔岸觀火,猜測的成分比較多。二十多年來,中國(包括香港)的貨幣及有關的現象,不斷地跟進的經濟學者只我一個。可以說,我是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看貨幣,得到的啟發是美國的朋友沒有機會獲得的。我堅信經濟科學跟自然科學一樣,理論的發展要靠真實的現象觀察的提點,從而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毫無事實根據的經濟理論是紙上談兵,找到用場的概率甚微。西方貨幣理論的發展,無疑是經濟學中最重視實據的學問。然而,只觀察西方,忽略了變化萬千的中國,是嚴重缺失了。雖然大家堅信,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的理論可以用諸四海而皆准,但從年多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可見,西方的貨幣理論大有不足之處。我從中國的經驗思考,用上西方的理論思維,得到的貨幣觀這裡那裡跟昔日的師友之見有頗大的分離。
有兩項處理要澄清。其一,如上文所述,文章的先後安排按發表的日期次序,但內容一律不改,就是「前思」與「後想」不同也一律保留。思想有變是學問之道,讀者跟著走會較為容易明白為什麼我會有今天的想法,同意或不同意總會多一點說服力。說內容不改,文字上這裡那裡是修了一下的,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文字,今天讀來沙石不少。不細讀這些舊文,我不會知道自己的中文進步了那麼多。雖然當年有舒巷城替我修改文字,但今天葉海旋說我八十年代寫的有點像英文。是奇怪的現象。我自覺中、英二文的水平一樣,但從來沒有出現過二者水平是同期一樣的。今天多用中文下筆,英文立刻出現沙石,昔日是倒轉過來。中、英二文一起兼精談何容易哉?
第二項要處理的,是在不同的文章中,話題不少重複了。這是頭痛問題。一篇文章好一部分以前說過,但有一些是新想到的,怎麼辦?刪去以前說過的,讀者可能記不起而讀不懂新的想法。可以刪去的「重複」而不會影響文章的可讀性,我都刪了,但合共起來刪去的不多。為何重複那麼多我清楚:我說來說去讀者也不明白。好比我建議的用一籃子可以在市場直接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我認為淺而重要,但讀者老是不明白——就是經濟學水平大有可觀的朋友也不明白。重複到他們明白時,他們叫好叫妙,說淺、淺、淺,但我是略為轉換角度地重複了多次!
這本奇特的關於貨幣的文章結集,取名《貨幣戰略論》,是由葉海旋拍板定下來的。這書名取自二○○三年三、四月間我發表了五期的《匯率戰略論》,改兩個字。後來蕭滿章替此集加了一個副題:《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驗》。加得好,因為實情確如是。
多年以來,我用「微觀」的價格理論來分析「宏觀」現象,推斷的準繩遠勝漠視微觀的宏觀推斷。二十多年前我開始分析貨幣問題,用的當然又是自己熟習的價格理論。然而,到今天寫此「序」時我才察覺到,分析貨幣的價格理論的出發點我竟然從來沒有細說。可能因為自己認為這出發點是那麼淺,無意識地假設讀者知道。這裡說說吧。
從價格理論看貨幣的出發點是這樣的。如果一個社會毫無交易費用,物品換物品的市場半點沙石也沒有,貨幣不會出現。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成員都會按著物品換物品的相對價格及比較優勢定理的指引來專業產出,然後貿易交換。人與人之間如是,產出單位之間如是,國與國之間也如是。一國之內的貿易與國際貿易的原則一樣,沒有交易費用,不需要貨幣,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皆以物品換物品從事,除掉運輸費用一律暢通無阻,是多麼美好的世界。
費沙的偉大論著——《利息理論》——也沒有交易費用,於是沒有貨幣。但為了方便解釋,費前輩用上一個計算單位,這單位用什麼算都可以,不需要貨幣,社會於是算得出收入,算得出財富,也算得出利息。作為當時天下的貨幣理論的第一把手,費沙的利息理論是沒有貨幣的。
貨幣的起因,是社會有交易費用,物品換物品的沙石太多。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而出現的貨幣也是一個計算單位,協助交易的計算與財富累積的計算。然而,以貨幣作為計算單位,跟費前輩用作解釋的計算單位是不同的。他的利息理論的計算單位只是用作示範,口講無憑,不會吵到官府那裡去。貨幣也是計算單位,但不是口講無憑的那一種。是的,作為計算單位貨幣可以吵到法庭,或吵到官府去。這樣看,計算之外,貨幣是合約。是的,一紙鈔票或一紙支票,皆合約也。美鈔印上Thisnoteislegaltenderforalldebts,港鈔上印上Promisestopaythebearerondemand,都是合約之辭。人民幣呢?沒有這樣說,但說明是中國人民銀行,是合約式的保證,應該是昔日中國的錢莊或銀號的傳統了。
從合約的角度看貨幣是重要的,而這樣看,通脹或通縮的出現算是毀約——無疑是,絕對是——可惜因為種種這裡不能細說的原因,政府發行的貨幣合約沒有明確的負責人,官司打不起,惹來的是市民投訴與政治行為,增加了社會費用。我們聽到的要求穩定物價的聲浪其實是要求守約。
回頭說那重要的按著比較優勢定理而專業產出,然後在市場交易,貨幣的引進是為了減少交易費用帶來的沙石。目的當然是要發揮專業產出的功能可以帶來的社會收益。單從一個國家看,只要貨幣作為合約有效,幣值穩定,貨幣可以協助的功能就發揮到盡頭了。因為種種這本結集讀到的原因,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好。這是為什麼貨幣的處理要講戰略的一個原因。
更頭痛的是伸展到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這些方面去。因為種種原因,國與國之間各有各的不同貨幣,有不同的經濟與政治的局限約束,貨幣與貨幣之間的匯率處理所惹來的爭議,是我這一代記憶所及的近於無日無之的麻煩。數之不盡的政客,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力,喜歡在國際匯率、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方面爭取。經濟學者之見很少受到尊重。政治所及,貨幣的戰略論就變得複雜起來了。
我當然站在中國那邊。這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而是在經濟上,我認識的西方學者都站在中國那邊。理由簡單:中國發展起來,以廉價的優質產品推出國際,對先進之邦而言,其好處不可能不遠高於其壞處。倒轉過來,我不會反對老外之邦把他們的高檔產品賤價地傾銷到中國來——免費贈送更好。
是複雜的世界,貨幣的國際戰略當然也複雜起來。複雜的問題要簡單地處理——這是多年來我深信的。《貨幣戰略論》提出的分析與建議是簡單的,雖然翻來覆去的分析,表面看有其複雜性。我的主張是北京的朋友不要多管外間的政治言論及壓力,要集中於搞好自己的經濟與民生,要用自己的方法穩定人民幣的幣值。貿易國際化有利,金融國際化也有利,於是要減少關稅,也要把有實力而又穩定的人民幣推出國際。西方的君子們要採取什麼懲罰政策,或什麼政治報復,一律不要管。有誰知道怎樣管才對呢?何況從歷史的經驗看,受損較大的永遠是提出「保護」的那一方。原則上,國與國之間的不同貨幣的匯率要反映著彼此的比較成本優勢,但因為有政治因素的左右,重要的比較優勢定理可以因為有不同貨幣的存在而被違反了。
按文章發表的先後次序編排,但有九十四篇那麼多,要分組,怎麼辦?跟葉海旋商討良久,決定先後次序不變,而分組也按發表時日的先後,各有各的名目。雖然組與組之間的題材有重複之處,但世事如棋局局新,以時日的先後分組也竟然順理成書。可謂神助!
張五常
二○○九年十一月
Friday, November 6, 2009
《中國的經濟制度》(神州大地增訂版)目錄
神州增訂版序
學術生涯的終結
時代文章
(英文版部分)
I.The『ChinaQuestion'
II.TheImpactofIdeas
III.AGeneralConceptofContracts
IV.EvolutionoftheResponsibilityContract
V.TheManifestationoftheResponsibilityContractsandtheRiseoftheCompetingXians
VI.TheSharecroppingNatureoftheXianSystem
VII.TheSharingFormulaandItsEffects
VIII.EconomicInterpretationoftheXianPhenomenon
IX.SideEffectsofXianCompetition
X.TheMonetarySystemofChinaandtheRiseoftheRMB
XI.ConcludingRemarks
AnUnhappyEpilogue
(中文版部分)
第一節中國的問題
第二節思想的衝擊
第三節合約的一般概念
第四節承包責任合約的演進
第五節承包合約的擴張與縣際競爭的興起
第六節縣制度的佃農分成
第七節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第八節縣現象的經濟解釋
第九節縣際競爭的其它效應
第十節中國的貨幣制度與人民幣的興起
結語
不愉快的後記
芝大研討會科斯的前言後語
ConferenceOpeningandClosingRemarksbyRonaldCoase
學術生涯的終結
時代文章
(英文版部分)
I.The『ChinaQuestion'
II.TheImpactofIdeas
III.AGeneralConceptofContracts
IV.EvolutionoftheResponsibilityContract
V.TheManifestationoftheResponsibilityContractsandtheRiseoftheCompetingXians
VI.TheSharecroppingNatureoftheXianSystem
VII.TheSharingFormulaandItsEffects
VIII.EconomicInterpretationoftheXianPhenomenon
IX.SideEffectsofXianCompetition
X.TheMonetarySystemofChinaandtheRiseoftheRMB
XI.ConcludingRemarks
AnUnhappyEpilogue
(中文版部分)
第一節中國的問題
第二節思想的衝擊
第三節合約的一般概念
第四節承包責任合約的演進
第五節承包合約的擴張與縣際競爭的興起
第六節縣制度的佃農分成
第七節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第八節縣現象的經濟解釋
第九節縣際競爭的其它效應
第十節中國的貨幣制度與人民幣的興起
結語
不愉快的後記
芝大研討會科斯的前言後語
ConferenceOpeningandClosingRemarksbyRonaldCoase
Tuesday, November 3, 2009
從金融危機看人民幣困境
(五常按︰二○○九年十月十七日我在昆明以《金融危機與中國前景》為題講話,內容不少在其它文章發表過,事後讀報,一般沒有誤解,可能因為講得夠清晰。細想之下,這清晰應該源自我把題材的先後安排改變了,於是要憑記憶把這次講話寫下來,作為將要出版的《貨幣戰略論》的壓軸文章。
正要動筆,三位朋友不約而同地傳來克魯格曼(PaulKrugman)十月二十三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專欄,題為《中國格格不入》(TheChineseDisconnect,《信報》按內容翻為《中國策動人民幣大貶值》)。克大師之文措辭刻薄,態度輕浮,顛倒是非,敵意明確,看不出是學者之筆,而其中所謂經濟分析我沒有半點同意。因為克大師之文與區區在下的昆明之說息息相關,遂決定把二者混合起來瀟灑一番。君子和而不同,讀者不要向今天盛行的經濟學者罵戰那方面想。)
雷曼兄弟事發一年多了,但經濟學行內還沒有明確地解釋發生了些什麼事。事實上,半個世紀以來,我沒有見過學者之間吵得那麼厲害,互相對罵無日無之。我隔岸觀火,對資料與實情的掌握當然比不上美國的行家君子。然而,我們的蘇東坡曾經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在起自美國的金融危機這話題上,我遠看廬山,可能有旁觀者清的方便了。
我認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起自他們的貨幣制度與金融制度一起出現了問題。美國的貨幣是無錨的,學術上的稱呼是「法幣」制度,fiatmoney是也。這是說貨幣或鈔票的本身沒有實物本位或外幣本位的支持。歷久以來,在這制度下,穩定物價的調控主要是調控貨幣量,有幾種方法,都不容易。一九六三年,我的師兄AlanMeltzer提出單以調控銀根(monetarybase,有幾部分,其中大家最熟知的是鈔票的發行量)的方法來調控幣量。幣量是包括鈔票之外的支票及其它銀行存款了。那所謂M1、M2、M3的計算方法本科生知道,他們不知道的是要按哪一量作為幣量調控這個話題,有了數十年的大爭議。師兄一九六三的貢獻,是有說服力地指出,單是調控銀根,貨幣量就會得到適當的操控,因而可以穩定物價。然而,需要的調整時日通常要六個月至十多個月才見效果,所以不管怎樣算幣量,幣量的調控與物價的反應是有著不容易處理的困難。貨幣理論的大爭議起自六十年代,到一九八二我離開美國時還是爭論不休,雖然那時行內一般同意佛利民(MiltonFriedman)的貨幣觀是勝出了的。
大致上,師兄的鴻文發表後幾年,歐洲與美國都接納他提出的以調控銀根的方法來調控幣量,從而調控物價。問題是一九九五師兄訪港,在雅谷跟我進午餐時,對我坦言感到困擾。那是因為美國的貨幣量——不管用哪種算法——相當急速地上升了好幾年,但通脹卻沒有出現。他當時提出的解釋,是美元奇怪地強勁,而強勁的貨幣是不容易有通脹的。我當時的看法跟師兄的差不多。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後,美國顯示的軍力舉世無匹,蘇聯解體,各國爭持美元作為儲備,而這樣促成的美國幣量上升是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的。換言之,幣量理論(quantitytheoryofmoney)的困難,是當一種貨幣在大量國際化、電匯神速的情況下,調控物價的變動我們不知以哪種幣量算才對。
可能是這原因,格林斯潘一九九○年起轉用調控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美國的經濟。他對多方面的經濟數據掌握得充分,於該年七月把聯儲局的利率下調,二十六個月內一連下調了十八次,跟著是調上七次,調落三次,調上一次,調落三次,調上六次,調落十三次,調上十四次——二○○六年二月退休。
雖然聯儲調控的利率不是市民跟銀行借錢的利率,但有直接的關係。讀者可能記得我說過幾次,這樣把利率轆上轆落早晚會轆出禍來。市場的利率應該由投資的回報率決定,而投資的回報率與市場的利率打平是均衡。利息是一個重要的價,刻意地把利率轆上轆落是價格管制,會擾亂市場的運作功能。當然,市場的投資者會看著利率的升升降降而作出一個平均利率的預期。事實上,為了賺錢,市場的金融機構利用各種富於想像力的工具,包括國家債券的買賣,來向借款者提供一些幾年甚至多年利率不變的合約安排。問題是,如果市場一般對聯儲利率調控的預期大幅地猜錯了,災難不容易避免。
災難終於出現。二○○六年二月格林斯潘調高利率第十四次後退休,伯南克接掌聯儲,再調高利率三次,然後堅持不下,直至二○○七年的秋天次貸出事才把利率下調。當時大家知道,美國的房價上升了很多,那裡的居民很多以幾年不變的利率購買了房子。這使我推斷,次貸出事起於利率轆上轆落終於使市場的利率預期大幅地出錯,闖大禍。當時我立刻通知了一位北京朋友,但恐怕市場對這樣的觀點敏感,沒有寫出來。
我可沒有想到,我認為是嚴重的其實是低估了。我要到雷曼兄弟出事後,才知道通過那些所謂衍生工具,借貸與抵押的比率竟然遠高於一;才知道保險的安排把金融合約縱橫織合,糾纏在一起;才知道這種複雜無比的金融體制,竟然有政府批准的評級機構維護著。無錨的貨幣制度失敗,在於有關當局逼著要用調整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經濟。金融制度的失敗,在於貪婪的眾君子把它弄得複雜無比,就是經濟專家也搞不清楚如何運作。君不見,金融風暴事發後,美國數百位經濟學者簽名說是偉大的金融制度。那不是複雜難明的證據嗎?
美國的經濟前途怎樣了?復甦的機會是有的,但重振雄風的機會,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出現。這兩點,經濟學者一般同意,但彼此之間的理由可不一樣。我自己對雄風不再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可以大手挽救的政策,看來沒有機會引進。撤銷最低工資會解困,但政治不容許,而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因為三年前定了下來,美國的最低工資還提升了百分之十一。搞起通脹會有大助,好些美國學者知道,但從伯南克的言論猜測,政治上也不容許。其二是財政赤字的問題。目前美國的財赤只是近於紀錄,但各方面的估計,說未來的財赤會破紀錄很多倍!有不同的估計,但所有估計都高得發神經。
佛利民當年認為財赤不是好事,但如果國家負擔得起,對經濟不會有大影響。他可能沒有想到今天美國面對的未來財赤會是那麼龐大的吧。未來的龐大財赤,會使市民擔心抽稅會增加,或債券之價會下跌,使聯儲無從約束利率上升,或政府負債的利息增加,早晚要在稅收打主意,或美元會暴跌,導致通脹與利率上升。無論哪一項,市民採取防守策略在所必然,沒有一項防守對經濟是有利的。
十月二十四日,九十四歲的大師森穆遜(PaulSamuelson)在《紐約時報》為文,重複了他不久前說過的觀點。主要提到兩方面。一方面他認為他的孫子那一代會見到中國的實質總國民收入超於美國,成為地球上的經濟一哥;另一方面他恐怕不出十年美元的國際幣值會暴跌,導致災難。我不認為中國當上地球上的經濟一哥是好事:這幾年北京已經未富先驕,樹大招風可免則免吧。客觀地看,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多出那麼多,物價調整後的實質總國民收入超過美國指日可待,但人均收入超過美國則遙遙無期矣。北京的朋友要客氣地指出「人均無期」這一點。在美元可能暴跌這話題上,森前輩似乎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美元在今天還沒有呈現大弱勢,主要因為人民幣鉤著美元!
後者的經濟邏輯是簡單的,用不著多說。我的本領是可以提出證據。有經濟觸覺的人,如果跟蹤人民幣的國際匯率轉變,會察覺到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幣從單鉤美元轉鉤一籃子外幣之初,該籃子內的美元含量應該還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比重其後逐步下降,而每次下降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也下降,即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近年來,我的觀察是人民幣再加重以美元為錨的成分,有時甚至全鉤美元。有重要的經濟原因,過後再說,但絕對不是因為什麼陰謀或什麼「格格不入」。是的,我認為人民幣加重鉤著美元是幫著美國一個大忙,克魯格曼的惡意言論是淺見。他在專欄的最後說:「一個大國向鄰國行乞的行為不能被容忍,必定要對中國的貨幣做點事。」說得瀟灑,但要對人民幣做點什麼事,才有利於美國呢?此君在國際貿易的分析上拿得諾貝爾獎,堪稱奇跡!
克魯格曼認為美元下跌對美國的經濟有利,因為可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不知是何方神聖的經濟學了。彈性係數與貿易逆差這個話題是本科三年級的學問,而美元暴跌會使美國債券之價暴跌,等於美國利率暴升。與債券之價下跌是同一回事的利率上升,聯儲局無技可施,房價不知會跌到哪裡去。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經驗——債券孳息高逾十九厘的經驗——怎會這麼快就忘記了?
在同一文內,克氏提出一些其它美國經濟學者的看法:因為中國購買外地的資產,促成美國的樓市泡沫,帶來金融危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些年外資湧進中國,比中國投資到美國去的錢,多出很多,北京可沒有哭出來。另一方面,如果需要行乞的炎黃子孫能投資一點錢而把美國的經濟搞垮,將來的歷史學者怎會不嘩然大叫,心臟病發呢?
這裡順便一提。不久前一位哈佛教授認為北京蠢,購買了那麼多美國債券。這可能又是克魯格曼認為中國擾亂美國經濟的原因。我不會為北京朋友的智商辯護,但他們多買美債是源於不好寫出來的政治壓力,神州大地一些擔瓜賣菜的人也知道。蠢到死!
我要再說一次今年三月三日我回應貝加(GaryBecker)指責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的謬誤。人民幣從一九九四至二○○五這十一個年頭緊鉤美元,不可能有操控匯率的空間。其後人民幣轉鉤一籃子外幣,是美國的議員逼出來。不知是誰在操控了?不知世事的大師們,少說幾句不是較好嗎?要向克魯格曼指出的,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幣兌美元的黑市匯率是十一元七角兌一美元,今天沒有黑市,白市是六元八角兌一。這反映著些什麼?反映著這些年中國的生產力增長,遠超美國的。雖然伊拉克之戰對美國不利,但人民幣兌美元的大強勢始於二○○三年初,在伊戰之前。除非是蠢才,沒有誰不希望美國的經濟繼續強勁,但事實是在地球一體化這個嚴重關頭上,美國的經濟結構的確是出現了不少問題。他們不應該嚮往著昔日的雄風,漠視了落後之邦的人也有頭有腦,有手有腳。這一點,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爾摩我跟佛利民解釋得清楚。今天回想,佛老當時也有點輕敵。但我深信,如果佛老還健在,他會支持我的看法。
回頭說人民幣的困境(是的,人民幣也在困境中),是在目前的形勢下,還要鉤著美元或不要大幅地提升兌美元的匯率。這不是要向美國行乞,而是因為中國的工業產出外銷主要還是用美元結算。說過了,基本上中國的產出不是與先進之邦競爭,而是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競爭。這後者競爭大致上達到了一個均衡點。如果中國的產出外銷以美元結算,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會讓其它發展中國家把中國殺下馬來。千夫指著罵中國,只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哥。所謂樹大招風也。
要脫離使用美元結算是重要的。方法多多,但只有一種費用最低,麻煩最少。這是撤銷還餘下來的不成氣候的外匯管制,把人民幣自由外放,從而使中國的廠家可以方便地跟外商以人民幣結算。這簡單的處理有複雜的一面。解釋過多次,撤銷匯管給中國帶來的利益數之不盡,這裡不再說。這裡要說的一個重要的複雜點,是撤銷匯管後讓人民幣兌所有外幣自由浮動,人家要搞你,或聯手來搞你,有得搞。這就是自二○○三年起我堅持人民幣要下一個固定的錨的其中一個原因。周小川先生的經驗應該教訓了大家,以任何外幣為錨,或以一籃子外幣為錨,皆非善策。中國的央行要選貨幣以外的實物為錨,然後讓人民幣兌所有外幣自由浮動。我建議的下錨制度說過無數次了,這裡只再說其中一點︰依我的建議,央行是完全不需要有實物儲備的。轉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人民幣之錨,對央行的君子們只有一個不利之處。那就是他們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的權力會大減。但貨幣政策是不應該用作調控經濟的。每次我聽到周小川先生說他的貨幣政策是多目標的,必搖頭興歎。貨幣的基本用場是什麼我解釋過多次,而高明如格林斯潘,少目標也闖大禍。
放開匯管,採用我建議的下錨之法,聰明的發展中國家會知道怎樣做才能發揮他們的比較優勢條件。這對中國有利。先進之邦呢?他們會考慮作為人民幣之錨的一籃子物品來選擇他們的策略。北京不用管這些。富有的老大哥們要怎樣做是他們的選擇。
我很欣賞森穆遜十月二十四日說的兩句話︰「當一個工資低、可以學習的民族能倣傚先進之邦的科技時,他們會倣傚。這是為什麼保護主義像皰疹毒素,我們一定要預防染上。」這才是經濟學。
(五常再按:區區在下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神州增訂版已經出版,印製精美、價格相宜,只在神州大地銷售。一百元買四本送給親友吧。)
正要動筆,三位朋友不約而同地傳來克魯格曼(PaulKrugman)十月二十三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專欄,題為《中國格格不入》(TheChineseDisconnect,《信報》按內容翻為《中國策動人民幣大貶值》)。克大師之文措辭刻薄,態度輕浮,顛倒是非,敵意明確,看不出是學者之筆,而其中所謂經濟分析我沒有半點同意。因為克大師之文與區區在下的昆明之說息息相關,遂決定把二者混合起來瀟灑一番。君子和而不同,讀者不要向今天盛行的經濟學者罵戰那方面想。)
雷曼兄弟事發一年多了,但經濟學行內還沒有明確地解釋發生了些什麼事。事實上,半個世紀以來,我沒有見過學者之間吵得那麼厲害,互相對罵無日無之。我隔岸觀火,對資料與實情的掌握當然比不上美國的行家君子。然而,我們的蘇東坡曾經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在起自美國的金融危機這話題上,我遠看廬山,可能有旁觀者清的方便了。
我認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起自他們的貨幣制度與金融制度一起出現了問題。美國的貨幣是無錨的,學術上的稱呼是「法幣」制度,fiatmoney是也。這是說貨幣或鈔票的本身沒有實物本位或外幣本位的支持。歷久以來,在這制度下,穩定物價的調控主要是調控貨幣量,有幾種方法,都不容易。一九六三年,我的師兄AlanMeltzer提出單以調控銀根(monetarybase,有幾部分,其中大家最熟知的是鈔票的發行量)的方法來調控幣量。幣量是包括鈔票之外的支票及其它銀行存款了。那所謂M1、M2、M3的計算方法本科生知道,他們不知道的是要按哪一量作為幣量調控這個話題,有了數十年的大爭議。師兄一九六三的貢獻,是有說服力地指出,單是調控銀根,貨幣量就會得到適當的操控,因而可以穩定物價。然而,需要的調整時日通常要六個月至十多個月才見效果,所以不管怎樣算幣量,幣量的調控與物價的反應是有著不容易處理的困難。貨幣理論的大爭議起自六十年代,到一九八二我離開美國時還是爭論不休,雖然那時行內一般同意佛利民(MiltonFriedman)的貨幣觀是勝出了的。
大致上,師兄的鴻文發表後幾年,歐洲與美國都接納他提出的以調控銀根的方法來調控幣量,從而調控物價。問題是一九九五師兄訪港,在雅谷跟我進午餐時,對我坦言感到困擾。那是因為美國的貨幣量——不管用哪種算法——相當急速地上升了好幾年,但通脹卻沒有出現。他當時提出的解釋,是美元奇怪地強勁,而強勁的貨幣是不容易有通脹的。我當時的看法跟師兄的差不多。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後,美國顯示的軍力舉世無匹,蘇聯解體,各國爭持美元作為儲備,而這樣促成的美國幣量上升是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的。換言之,幣量理論(quantitytheoryofmoney)的困難,是當一種貨幣在大量國際化、電匯神速的情況下,調控物價的變動我們不知以哪種幣量算才對。
可能是這原因,格林斯潘一九九○年起轉用調控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美國的經濟。他對多方面的經濟數據掌握得充分,於該年七月把聯儲局的利率下調,二十六個月內一連下調了十八次,跟著是調上七次,調落三次,調上一次,調落三次,調上六次,調落十三次,調上十四次——二○○六年二月退休。
雖然聯儲調控的利率不是市民跟銀行借錢的利率,但有直接的關係。讀者可能記得我說過幾次,這樣把利率轆上轆落早晚會轆出禍來。市場的利率應該由投資的回報率決定,而投資的回報率與市場的利率打平是均衡。利息是一個重要的價,刻意地把利率轆上轆落是價格管制,會擾亂市場的運作功能。當然,市場的投資者會看著利率的升升降降而作出一個平均利率的預期。事實上,為了賺錢,市場的金融機構利用各種富於想像力的工具,包括國家債券的買賣,來向借款者提供一些幾年甚至多年利率不變的合約安排。問題是,如果市場一般對聯儲利率調控的預期大幅地猜錯了,災難不容易避免。
災難終於出現。二○○六年二月格林斯潘調高利率第十四次後退休,伯南克接掌聯儲,再調高利率三次,然後堅持不下,直至二○○七年的秋天次貸出事才把利率下調。當時大家知道,美國的房價上升了很多,那裡的居民很多以幾年不變的利率購買了房子。這使我推斷,次貸出事起於利率轆上轆落終於使市場的利率預期大幅地出錯,闖大禍。當時我立刻通知了一位北京朋友,但恐怕市場對這樣的觀點敏感,沒有寫出來。
我可沒有想到,我認為是嚴重的其實是低估了。我要到雷曼兄弟出事後,才知道通過那些所謂衍生工具,借貸與抵押的比率竟然遠高於一;才知道保險的安排把金融合約縱橫織合,糾纏在一起;才知道這種複雜無比的金融體制,竟然有政府批准的評級機構維護著。無錨的貨幣制度失敗,在於有關當局逼著要用調整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經濟。金融制度的失敗,在於貪婪的眾君子把它弄得複雜無比,就是經濟專家也搞不清楚如何運作。君不見,金融風暴事發後,美國數百位經濟學者簽名說是偉大的金融制度。那不是複雜難明的證據嗎?
美國的經濟前途怎樣了?復甦的機會是有的,但重振雄風的機會,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出現。這兩點,經濟學者一般同意,但彼此之間的理由可不一樣。我自己對雄風不再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可以大手挽救的政策,看來沒有機會引進。撤銷最低工資會解困,但政治不容許,而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因為三年前定了下來,美國的最低工資還提升了百分之十一。搞起通脹會有大助,好些美國學者知道,但從伯南克的言論猜測,政治上也不容許。其二是財政赤字的問題。目前美國的財赤只是近於紀錄,但各方面的估計,說未來的財赤會破紀錄很多倍!有不同的估計,但所有估計都高得發神經。
佛利民當年認為財赤不是好事,但如果國家負擔得起,對經濟不會有大影響。他可能沒有想到今天美國面對的未來財赤會是那麼龐大的吧。未來的龐大財赤,會使市民擔心抽稅會增加,或債券之價會下跌,使聯儲無從約束利率上升,或政府負債的利息增加,早晚要在稅收打主意,或美元會暴跌,導致通脹與利率上升。無論哪一項,市民採取防守策略在所必然,沒有一項防守對經濟是有利的。
十月二十四日,九十四歲的大師森穆遜(PaulSamuelson)在《紐約時報》為文,重複了他不久前說過的觀點。主要提到兩方面。一方面他認為他的孫子那一代會見到中國的實質總國民收入超於美國,成為地球上的經濟一哥;另一方面他恐怕不出十年美元的國際幣值會暴跌,導致災難。我不認為中國當上地球上的經濟一哥是好事:這幾年北京已經未富先驕,樹大招風可免則免吧。客觀地看,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多出那麼多,物價調整後的實質總國民收入超過美國指日可待,但人均收入超過美國則遙遙無期矣。北京的朋友要客氣地指出「人均無期」這一點。在美元可能暴跌這話題上,森前輩似乎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美元在今天還沒有呈現大弱勢,主要因為人民幣鉤著美元!
後者的經濟邏輯是簡單的,用不著多說。我的本領是可以提出證據。有經濟觸覺的人,如果跟蹤人民幣的國際匯率轉變,會察覺到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幣從單鉤美元轉鉤一籃子外幣之初,該籃子內的美元含量應該還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比重其後逐步下降,而每次下降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也下降,即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近年來,我的觀察是人民幣再加重以美元為錨的成分,有時甚至全鉤美元。有重要的經濟原因,過後再說,但絕對不是因為什麼陰謀或什麼「格格不入」。是的,我認為人民幣加重鉤著美元是幫著美國一個大忙,克魯格曼的惡意言論是淺見。他在專欄的最後說:「一個大國向鄰國行乞的行為不能被容忍,必定要對中國的貨幣做點事。」說得瀟灑,但要對人民幣做點什麼事,才有利於美國呢?此君在國際貿易的分析上拿得諾貝爾獎,堪稱奇跡!
克魯格曼認為美元下跌對美國的經濟有利,因為可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不知是何方神聖的經濟學了。彈性係數與貿易逆差這個話題是本科三年級的學問,而美元暴跌會使美國債券之價暴跌,等於美國利率暴升。與債券之價下跌是同一回事的利率上升,聯儲局無技可施,房價不知會跌到哪裡去。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經驗——債券孳息高逾十九厘的經驗——怎會這麼快就忘記了?
在同一文內,克氏提出一些其它美國經濟學者的看法:因為中國購買外地的資產,促成美國的樓市泡沫,帶來金融危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些年外資湧進中國,比中國投資到美國去的錢,多出很多,北京可沒有哭出來。另一方面,如果需要行乞的炎黃子孫能投資一點錢而把美國的經濟搞垮,將來的歷史學者怎會不嘩然大叫,心臟病發呢?
這裡順便一提。不久前一位哈佛教授認為北京蠢,購買了那麼多美國債券。這可能又是克魯格曼認為中國擾亂美國經濟的原因。我不會為北京朋友的智商辯護,但他們多買美債是源於不好寫出來的政治壓力,神州大地一些擔瓜賣菜的人也知道。蠢到死!
我要再說一次今年三月三日我回應貝加(GaryBecker)指責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的謬誤。人民幣從一九九四至二○○五這十一個年頭緊鉤美元,不可能有操控匯率的空間。其後人民幣轉鉤一籃子外幣,是美國的議員逼出來。不知是誰在操控了?不知世事的大師們,少說幾句不是較好嗎?要向克魯格曼指出的,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幣兌美元的黑市匯率是十一元七角兌一美元,今天沒有黑市,白市是六元八角兌一。這反映著些什麼?反映著這些年中國的生產力增長,遠超美國的。雖然伊拉克之戰對美國不利,但人民幣兌美元的大強勢始於二○○三年初,在伊戰之前。除非是蠢才,沒有誰不希望美國的經濟繼續強勁,但事實是在地球一體化這個嚴重關頭上,美國的經濟結構的確是出現了不少問題。他們不應該嚮往著昔日的雄風,漠視了落後之邦的人也有頭有腦,有手有腳。這一點,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爾摩我跟佛利民解釋得清楚。今天回想,佛老當時也有點輕敵。但我深信,如果佛老還健在,他會支持我的看法。
回頭說人民幣的困境(是的,人民幣也在困境中),是在目前的形勢下,還要鉤著美元或不要大幅地提升兌美元的匯率。這不是要向美國行乞,而是因為中國的工業產出外銷主要還是用美元結算。說過了,基本上中國的產出不是與先進之邦競爭,而是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競爭。這後者競爭大致上達到了一個均衡點。如果中國的產出外銷以美元結算,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會讓其它發展中國家把中國殺下馬來。千夫指著罵中國,只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哥。所謂樹大招風也。
要脫離使用美元結算是重要的。方法多多,但只有一種費用最低,麻煩最少。這是撤銷還餘下來的不成氣候的外匯管制,把人民幣自由外放,從而使中國的廠家可以方便地跟外商以人民幣結算。這簡單的處理有複雜的一面。解釋過多次,撤銷匯管給中國帶來的利益數之不盡,這裡不再說。這裡要說的一個重要的複雜點,是撤銷匯管後讓人民幣兌所有外幣自由浮動,人家要搞你,或聯手來搞你,有得搞。這就是自二○○三年起我堅持人民幣要下一個固定的錨的其中一個原因。周小川先生的經驗應該教訓了大家,以任何外幣為錨,或以一籃子外幣為錨,皆非善策。中國的央行要選貨幣以外的實物為錨,然後讓人民幣兌所有外幣自由浮動。我建議的下錨制度說過無數次了,這裡只再說其中一點︰依我的建議,央行是完全不需要有實物儲備的。轉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人民幣之錨,對央行的君子們只有一個不利之處。那就是他們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的權力會大減。但貨幣政策是不應該用作調控經濟的。每次我聽到周小川先生說他的貨幣政策是多目標的,必搖頭興歎。貨幣的基本用場是什麼我解釋過多次,而高明如格林斯潘,少目標也闖大禍。
放開匯管,採用我建議的下錨之法,聰明的發展中國家會知道怎樣做才能發揮他們的比較優勢條件。這對中國有利。先進之邦呢?他們會考慮作為人民幣之錨的一籃子物品來選擇他們的策略。北京不用管這些。富有的老大哥們要怎樣做是他們的選擇。
我很欣賞森穆遜十月二十四日說的兩句話︰「當一個工資低、可以學習的民族能倣傚先進之邦的科技時,他們會倣傚。這是為什麼保護主義像皰疹毒素,我們一定要預防染上。」這才是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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