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寫成都，論創作，跟著想到作品的傳世機會對創作的意圖有影響。很難說是為了什麼，但自己喜歡搞創作，實不相瞞，有傳世的意圖。曾經說過，藝術作品的傳世機會比較容易，因為只要賣得起錢，收藏的人會珍惜。文學與音樂的傳世機會看來不錯，但要持久傳世的可真不易。自古以來，中國的詩人、文人無數，但一般有識之士今天還記得名字的恐怕不到一百個。作品要傳世不能沒有獨到之處，也要有可愛的一面，但歲月無情，時日的蹂躪不容易經得起。
我喜歡嘗試思想創作。要傳世這門玩意很困難。思想是抽象之物，不容易清楚地界定是作者自己的。以為是自己想到，但他人也想到相近的；擺明是自己先想到，但他人借用發揮得比自己高明。經濟學就出現過不少這類的爭議。弗裡德曼一九五七發表的《消費函數理論》，其中提到的「固定收入假說」成了名。究竟是誰先想出來的呢？在芝大時一位女教授說是她教弗老的；我早就認為是費雪的發明。弗老本人怎樣看呢？他根本不關心是誰始創「固定收入」這個理念——他感到驕傲的是以數據證實了他提出的有關假說是對的。是非常困難的驗證，弗老鬼斧神工，要領多少功就讓他領吧。以花比美人不困難，但要比得沒有俗氣才算是創見。
一個新觀點，無論怎樣精彩，只是提了出來，要傳世很渺茫！足以傳世的科斯定律，科斯一九五九在一篇長文先提出，傳世的機會是零；但他再花一年寫另一長文，反覆申述，見效。不久前張滔給我幾篇關於馬歇爾創作他的《經濟學原理》的歷程的文章，包括馬氏太太當年的書信檔案，表達著的拚搏歷程讀來心酸。我於是想，那樣苦，不傳世算了。想是這樣想，但自己正在大修那三卷本《經濟解釋》，不是同樣苦嗎？可能人類是要這樣才有進步。
思想要傳世真的很困難，但爭取的人無數。四十年前美國某些好事之徒發明了學術文章被行家引用的次數統計這門玩意，立刻受到重視。今天，不少大學以這指數作為教授升職的衡量，其實作不得準，可以誤導。自然科學——尤其是生物學——因為實驗所得需要互相引用，文章被引用的次數來得遠為容易，但社會科學——例如經濟學——被行家引用則要望天打卦。一個大學的正教授，窮畢生之力，發表的文章加起來，被引用往往不到五十次。文章發表後總如石沉大海，創作創來作什麼？有些文章發表後紅極一時，多被提及引用，但過了兩三年跌得不知所終，作者欲哭無淚矣。有些我非常欣賞的文章，奇怪地沒有多少人注意。
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圖華大，巴澤爾和我有跟進自己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數。每年跟一次，不是那麼過癮，因為以每年所得算，上升開心，下降掃興。其後不管了，但每隔幾年一位同事總是替我點點兵。幾天前該同事給我電話，說最新的統計我的英語文章的總引用次數是一千三百二十六。行內的君子們一般認為一千是個大難關，而我過了三百多也不知道。
國際經濟大師的總引用指數，有些非常多，也有些比不上區區在下。自我安慰，作為中國人，英語文章被老外引用的次數要打個不愉快的折頭，是慣例。另一方面，以英文下筆我只用了十五年，在正規學報發表的學術文章，算來算去只有十一篇！還有，我是從來不管學報的名氣有多大的。這樣的行為與收穫惹來非議無數。然而，從正面看，以引用次數論傳世（當然不可靠），我的平均命中率大有可觀也。
自我安慰當然容易。奇蹟的出現，是多年過去，我的英語文章總是死不掉。有些發表後石沉大海多年，起死回生，被引用；有些紅了一陣，死了，又再被提及；有些轆落轆上好幾次。到今天，我有理由相信，掌握著真理的文章，有創見的，不容易真的死去。這使我想到作學生時讀到某君說的一句話：An idea, once expressed, never seems to wholly die。這就是思想傳世了。當年讀到這句話，恨不得自己能「傳世」一下。
想是想，談何容易哉？有了一個自己認為是有趣的足以傳世的觀點，下筆一揮而就，彷彿徐渭說的「閒拋閒擲野藤中」，十之八九會被他人拿來發展，傳世的會是他人的名字。你要下足心機，日以繼夜地苦思，動筆時要一層一層地發揮，文章才有機會傳世。這裡我說的傳世不是百年以上，而是三十年。五十年了不起。在經濟學上，大紅大紫的文章被外人記得十多年也不易。我認為三十年是起碼的要求。
思想傳世當然要有其重要性，而什麼才算是重要，事前的準確判斷極難。我認為這判斷跟學問或智力無關，主要是靠作者的品味決定。品味不成，智商冠於同行也不會有作為。說到品味，我認為自己是及格的。
記得一九八二年初我為科斯榮休寫《公司的合約本質》，是調查、思考了十三年才動筆的。不停地寫了三日，得初稿，還沒有交給女秘書打字我就知道該文將會傳世，於是仰天大笑。一九八三年發表，二十七年過去，今天算被引用約一百九十次。看來再加二十三年這篇文章還在吧。
不是引用次數愈多就會傳世愈久的。我一九七四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是三十六年前，今天算被引用只約七十次，但我敢跟上蒼打賭，這篇難讀的文章的傳世時日會超於《公司》，可能超很多。文章寫得難讀是要付代價的。奈特一九二四發表的《社會成本的謬誤》是非常重要的文章，但難讀得過了頭，早就被遺忘了。奈特的思想了得，語文的掌握也到家，就是不大懂得怎樣寫文章。後者要付很大的代價。
我自己的正規英語學報文章不多，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花了太多時間在租金管制與發明專利這兩個難度高而又複雜的題材上，得文甚少。其二是一九七九年起，我的注意力開始轉向中國。從一九六六動筆寫《佃農理論》到今天的四十四年，大約三分之二的時間我是以中文動筆的。我的中語經濟文章比英語的多出很多倍，而對經濟學的基礎貢獻應該遠在一倍以上。除了科斯，當年的師友大都認為我走錯了路，而崇洋媚外的後輩則認為英文才算是學術。
轉用中文動筆無疑是選對了路向。神州再起使我對得非常對。互聯網的普及也幫了一個忙：當年無法想像經濟分析的文字會有那麼多的讀者。中文讀者不算嗎？十個算一個我也可能領前，何況總有一天會是十個算十個！
寫文章當然不是為了斗讀者多，但讀者少是潑冷水了。我是個不喜歡大名的人，但喜歡讀者多，也喜歡思想可以傳世。這三者恐怕不容易加起來。科斯多次要求我把他和我喜歡的經濟學在中國搞起來。我一笑置之久矣，但去年審時度勢，一夫之勇可能有機會。愈來愈多的朋友這樣看。去年秋天我開始大手整理自己的文章，中的、英的，希望一起在內地推出。
今天早上《經濟解釋》的卷一——《科學說需求》——的大修完工了。雖然只用了六個星期，但一絲不苟，苦不堪言。其他兩卷的大修會更苦。記不起反覆重讀了多少遍，今早翻閱最後一遍，心想，《科學說需求》很多年後還會有讀者，會帶起跟著而來的兩卷吧。經濟學最重要的需求定律是我的專長，不能處理得更稱意。有點寂寞的感受：一面看不見古人，另一面看技止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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