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談求書名這個玩意，之後才轉入正題。
上期寫《重尋無處》，提到要出版六本有專題的文章結集，其中四本希望讀者提供書名的建議。讀者反應熱烈，建議的不僅多，而且一般不錯，一時間老人家花多眼亂了。
書名這回事，可以等到排版前的一分鐘才定案。但我老是想著《經濟解釋》卷二的開頭三章，要趕著把上述的近於「閒話」的六本書定下名目才可以集中地想。如下是暫定的六本書名，還可以改，希望不要改了。讀者的意見我會繼續考慮。
一、《重尋無處——五常行遊錄》，取自蘇子的《永遇樂》。
二、《多情應笑我——五常散文選》，取自蘇子的《念奴嬌》。原來此書定名《燈火闌珊處》，改為另一本用，下文會解釋。
三、《吾意獨憐才——五常談教育》，取自杜工部寫李白的一首五律。
四、《獨上高樓——五常談學術》取自晏殊的《蝶戀花》。有兩位讀者不約而同地建議用這首詞，可謂巧合。另一位建議用該詞中的「西風碧樹」，不錯，但「獨上高樓」較佳，因為王國維提到「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是做學問的第一個境界。
五、《燈火闌珊處——五常談創作》，取自稼軒的《青玉案》。這是王國維說的第三個最高境界，既然「談學術」採用《獨上高樓》，「談創作」就順王前輩之意，跳到《燈火闌珊處》。這樣，「散文」那本改名為《多情應笑我》。
六、《狂歌五柳前——五常談藝術》，取自王維的一首五律。
上述六個書名，一與五是老人家自己起的，其他來自讀者及朋友。西方的文化沒有以詩、詞作書名的玩意，何況一般讀書識字的都懂得玩。炎黃子孫的文化有其獨到之處吧。
贈書之說當然不食言，中獎者要不要老人家在書中提到名字，請通知。還有，六本不知要先出哪本才對，也希望聽聽讀者的意見。初步的工作——選文、分書、書中分組——做好了，文章太多，還要篩選，也要修改一下文字。我打算先修好一本，付印，轉到《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的大修，梅花間竹，太累時再轉到另一本專題結集。
轉談本文的正題。學術的發展，我認為整個地球走下坡有三十多年了。不是說關於工程或科技等學問，而是那些比較軟性的，例如思想上的概念、創意、啟發力等的進取。這些是基礎性的思維，不容易捉摸，難以界定，一般無從獲得專利註冊的保護。然而，這些「軟性」的思想是人類知識發展的根源：哲學如是，自然科學如是，歷史與藝術如是，社會科學也如是。大學教育的重點是發展這些基礎性的、重視創意與啟發力的思想。西方以大學為最高學府，頒發的可以從求學中獲得的最高學位稱為「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是也。重視「軟性」的思想創作是西方高級學府的傳統，不管是哪方面的他們以「哲學」作稱呼。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當年就以不提供工科課程為榮。當然不是貶低工科，而是學術的傳統歷來以思想創作為重，哲學是也。
我出道時的上世紀六十年代，西方的大學追求的是思想的發展，有大師，有英雄，但這些是從哲學方向發展的學問，沒有直接的實際用場，市場的價值不高。一九六五年我作助理教授時的月薪，除稅後美元四百多，四年後跳升至稅後一千多，高得行內嘩然。當時沒有誰管我發表的文章有多少，也沒有誰管我怎樣教。管的是我寫下的文章有沒有創意，有沒有啟發力。換言之，當時美國的大學要爭取的，是思想的重要性。這也是歐洲的傳統了。
問題是，思想的「重要性」是由誰判斷的呢？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向當時作為社會科學院的院長Gale Johnson提出這個問題。他答得清楚：文章發表的多少不重要，有沒有寫出來也不重要，但思想要表達出來，而重要性是由弗裡德曼等大師「獨裁」判斷的。當時容易相信，因為在芝大舉足輕重的戴維德是靠口述的影響而受到敬重。
一九六九轉往華大，思想重要性的判斷主要是諾斯與巴澤爾的工作。過了幾個月他們把我加進去。我對思想的獨裁判斷的時日短暫，因為幾年後行內轉為論文章的發表數量與發表學報的聲譽。曾經寫過，這個不幸的衡量準則是越戰促成的。一九八二到了港大，以為可以憑一夫之勇把學術的衡量回覆到六十年代的西方準則。不成，因為當時的同事能在國際學報發表文章的不多，而過了幾年數學報文章的潮流湧進，有對學問一無所知的政府支持著。區區在下何物哉？人家有文章打進國際學報，你說是廢物從何說起呢？我是個不喜歡爭論的人。我說是廢物，你們說不是那就讓你們「民主」一番好了。二十多年過去，當然是老人家對。對得太離譜了！
在評審學術文章的判斷上，自然科學比社會科學來得可靠。然而，去年我看到一本有份量的書，寫生物學家達爾文，引經據典地說達氏的思想是古往今來最重要的。有趣的是該書指出，以今天的自然科學衡量，達氏的驚天地、泣鬼神的思想恐怕不易發表，因為他對實驗的操作不到家，有點「門外漢」的味道。可見重要的思想不容易有客觀的衡量準則，判斷要講品味，而個人的品味判斷就是獨裁的判斷了。
轉到我熟知的算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我自己的學術發展歷程全靠一些獨裁者給個面子。當年升職快是因為諾斯說他自己是個大獨裁者，還沒有讀過我的文章就拍板。我的大部分英語文章是還沒有寫好就有學報編輯說要發表，也是獨裁的判斷。當時主理《法律經濟學報》的科斯不「審」我的文章，而另一家學報規定要評審，但主編對評審員說：「史提芬的文章我們歷來不改，因為改了就不是他的，規定所限，我給你讀，不是給你審，你讀了就算是審了。」這是獨裁，也是真道理吧。一位作者的文章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有什麼好「審」的？當然，初出道的文章不妨審一下，但此「審」也，往往失誤頻頻，費時失事，埋沒了不少好文章。文章太多不能不取捨，但取捨以獨裁作判斷最上算是歷史的經驗。
在我熟知的經濟學而言，升職用民主式的數文章、論學報高下，是災難性的發展。因為這會鼓勵作者重視文章的規格而漠視內容。更頭痛是有創新之見的，民主評審制會使初出道的不敢動筆。當年科斯幾次對我說：「有些文章寫得一團糟，但其中有一點新意，可取的，要設法挽救。這是作編輯的主要困難。」我呢？屢次建議他不要作編輯，理由是有他那樣的腦子的人，作編輯是很大的浪費。
當然是我對。此「對」也，有不幸的一面。今天的經濟學報，作為編輯的大都是些創見不多的人——自己寫得出重要文章不可能有時間作編輯——而評審員不少是某些名校的研究生，不是傑出的，因為傑出的不會有時間多作評審。「民主」裁決就有這樣的困難。獨裁當然也有其不是之處，但二者相較，賭一手，我的觀察是獨裁勝。
好些年前有人作過如下的詳盡統計：把當時被行內高舉的芝大的《政治經濟學報》的文章作重要性的排位，得到的結果是：有重要文章出現的時期，永遠是由一位主編獨裁作決策，而當芝大經濟系的多位教授一起「民主」取捨時，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沒有。翻過來，我的觀點是：思想的判斷要講品味，獨裁者不可能沒有品味，民主則不可能有。
獨裁當然可能錯，可能大錯。學術的發展要有成就，要靠一個懂得取捨的獨裁製度。綜觀西方有大成的大學，或學派，或大學內有大成的學系，我想不到有一個例子不是讓獨裁者判斷思想的重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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