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分析的失誤1：皇帝的新衣還要穿多久？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一）：皇帝的新衣還要穿多久？



儘管我不同意，經濟學有微觀與宏觀之分。微觀是指價格理論，別無其他。傳統上，價格理論分析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其廣闊度通常止於市場。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不是指國家或人口的廣闊度，而是著重於傳統微觀分析少注意的項目，例如國民收入、政府債務、調控政策、失業話題等。有些題材，例如國際貿易，是微、宏二觀皆涉及的。



二百多年前起自斯密的傳統，資源使用屬微觀，收入分配屬宏觀，但他沒有用上這些術語。凱恩斯重視失業與經濟不景，宏觀的範疇改變了。貨幣問題與商業週期的分析一般落在宏觀的範圍。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今天搞得不稱意的，屬微觀。如果我們不管不稱意的一面，回覆到六十年代的看法，這門「新」學問了不起。當時新制度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從侷限轉變的角度看世事——我是這樣看——其分析牽涉到的侷限變化遠超傳統的微觀與宏觀分析，原則上這發展可以圓滿地處理這二「觀」有所不逮的話題。可惜當年持有這看法的行內朋友不多，而後來還堅持下去的只有幾個。博弈理論與無從觀察的行為術語引進得太多，壞了大事。



我自己堅持的路向是清楚明確的，可惜不易走：真實世界的侷限要調查得深入。範疇也清楚：理論主要是需求定律，把所有的侷限轉變闡釋為價格或代價的轉變，把所有約束競爭行為的安排處理為合約安排。這樣，無論宏觀、微觀、貨幣觀、政治法律觀等話題皆可通過這範疇作分析。侷限轉變是真實世界的事，要有充分的掌握；需求定律要運用得老到。因為侷限轉變可以翻為價格或代價轉變，這範疇屬價格理論。不容易，侷限轉變的掌握往往是艱巨工程。可幸操作熟習了會容易一點。世事重複，經驗可教，有解釋力的經濟學要講年歲。



歷來不用傳統的宏觀分析，但回顧以往三十年，自己寫下的「宏觀」推斷可真不少；也有好些沒有寫下來，只是對朋友說了。比他家的推斷較為準確嗎？讀者可自行判斷。我不走傳統宏觀分析的路，因為我認為這分析有嚴重的失誤。



凱恩斯——尤其是凱恩斯學派——對世事的解釋力弱不是我首先提出的。上世紀六十年代不少學者注意到。當時他們要發展「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學」，是大話題。沒有大成，可能因為「微觀基礎」掌握不足。侷限的轉變坐在辦公室內不容易猜中；需求定律不是簡單的學問——讀者可參閱拙作《科學說需求》的神州增訂版。



讓我分點說說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的不足處吧。是當年的「宏觀」，我沒有跟進後來的發展。認識幾位新宏觀的主將，但沒有跟進他們的學問。比我知得多的同學要看看本文提出的「宏觀」失誤是否還存在。



（一）儲蓄與投資不是兩回事



凱恩斯及其學派把儲蓄與投資看作兩回事：前者是漏失（leakage），使消費減弱因而導致不景及失業；後者是注入（injection），因而增加經濟活力。該理論說，一個經濟的意圖儲蓄量與意圖投資量在邊際上相等是均衡點。這分析說，雖然可以觀察到的儲蓄與投資難分，但意圖的可不一樣，後者只能在均衡點上相等。



跟凱恩斯同期的費雪，在他的經典《利息理論》中，含意著的是儲蓄與投資永遠是同一回事，只是從不同的角度看，不分什麼意圖什麼不意圖。他沒有言明，是我反覆重讀得到的結論。費前輩之見：收入消費後餘下來的是儲蓄；今天不消費改作明天才消費是投資。換言之，費雪的儲蓄是今天看收入不消費餘下來的，投資是今天餘下來的用作明天的消費。二者是同一回事，只是時間的角度不同。因為投資一定要讓時間走一程，利息於是出現。利息一方面是投資的回報，另一方面是提前消費之價。



弗裡德曼曾經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不少朋友認為深。當時我接受了費雪，加上自己的闡釋，認為淺。弗老問：一位仁兄花巨資購買了一幅油畫掛在牆上，是消費呢，是儲蓄呢，還是投資？我的答案三者皆是，只是消費那部分通常不大。油畫掛在牆上，每次觀看或讓親友欣賞是消費。原則上該畫作可以租回來，付出的租金是消費。不租，自己買下來，掛在牆上，每天放棄了的租金收入，或放棄了的利息，是消費。餘下來的畫價所值既是儲蓄，也是投資。儲蓄與投資皆可賺可蝕，該畫價的上升是投資或儲蓄的回報。當然有機會虧蝕，但收藏藝術作品的人一律希望其價上升，或希望在通脹下保值，消費只是放棄了的利息。擁有該畫作的物權帶來的滿足感有其所值嗎？當然有，但任何儲蓄或投資或多或少會帶來類同的滿足感。我認識一些朋友喜歡天天在家中算身家，或數著自己擁有的鈔票為樂。這些行為也算是消費。



把錢存放在銀行是儲蓄，但也是投資，有利息的回報。銀行一定要轉貸出去給其他消費者或投資者才可以不虧蝕。銀行不付息或負利率的情況出現過，但那是起於貨幣政策有所失誤。把錢藏在家裡，放在床下底，不用，稱作貯藏（hoarding）。這是最接近凱恩斯學派的「漏失」概念。同樣，我的母親二戰逃難時攜帶著一些黃金，不到危難之際不用。這樣的行為是購買安全或購買保障，像上文的購買油畫的仁兄那樣，利率的放棄屬購買保障的消費，貯而不用的屬儲蓄，也是投資。



四十多年前弗裡德曼告訴我，不少人奇怪地在家中貯藏著很多鈔票。這種行為，如果只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出現，我會說貪污是原因。弗老當年說的是美國，那是四十多年前，不知今天這樣的行為是否還普及。我不懷疑有些人不相信銀行，有些人數鈔票為樂，但更可能的解釋是四十多年前有鈔票在手使用時最方便。



我認為凱恩斯及其學派把儲蓄與投資作為兩回事看，主要因為不同的投資對就業與物品產出往往有著很不相同的效果。購買土地是投資（也是儲蓄），但如果購入土地的人不動土，只是持著土地等將來，對就業半點貢獻也沒有。很多投資（儲蓄）事項對就業與產出的貢獻不大，這些貢獻的大、小分歧項項不同，可以有很大的變化，說之不盡。



引起混淆的關鍵似乎是：當經濟不景，或前景不明朗，或有戰亂的恐懼，很多人會避去投資於產出或增加就業的項目。他們會偏於轉向不事產出物品的投資，因而減少工人就業的機會。自衛的行為可能被凱恩斯學派視作儲蓄的意圖增加，投資的意圖減少。這看法不對，因為只是改變了投資（儲蓄）的性質。另一方面，說「自衛」的行為會導致消費下降卻沒有錯。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前景不對頭時較多的投資者會採取自衛行為，因而增加失業的看法是不大正確的。正確的看法，是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投資於物品產出不容易脫身而拿回自己的投資。轉向較為容易脫身回本的項目，對就業與國民收入皆不利。這可不是因為投資的意圖下降了或儲蓄的意圖上升了。



我認為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是受到上述的誤導而得到儲蓄與投資不同的謬誤。然而，當我說一個經濟的前景大勢甚佳時，人民會轉向增加就業產出的投資，卻不是一個有一般性的規律。十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大勢很不錯，收藏品之價急升。是的，十年以來，在北京的拍賣行拍出的古書畫之價不少上升了逾百倍！這種收藏行為是物品產出為零的投資，舉國的人一律這樣做是會一起餓死的。



如果本文解釋的是對——意圖儲蓄量與意圖投資量相等的均衡觀點是錯——整個宏觀分析的理論架構會塌下來。我認為該均衡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不知還要穿多久？



（宏觀失誤之一，未完待續）

凱恩斯的無妄之災

英國經濟學者凱恩斯（一八八三——一九四六）是個重要的思想家。智力驚人：羅素說凱氏是他平生遇到的智慧最高的人。博學多才：涉及的學問有多方面，著作等身，文筆流暢。興趣廣泛：桌球、橋牌、藝術收藏、芭蕾舞欣賞等皆卓然成家。口才了得：Harry Johnson年輕時有幸見過他，後來對我說凱氏與弗裡德曼是二十世紀的經濟學者中辯才最高的。



年多前謝世的Alan Walters曾經對我說，整個二十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位經濟學者是凱恩斯與弗裡德曼，二者不相伯仲，大可分庭抗禮。我認為純從影響力的角度衡量，凱氏高於弗老。二者皆智力超凡，我認為弗老的經濟天賦比凱氏高，但從多方面的學問與興趣看，凱氏勝。二者皆二十世紀的經濟學的頂級人物，可與他倆平起平坐的我要加進耶魯大學的費雪。



文筆歷來流暢的凱恩斯，寫他最重要、影響力最大的《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一下子文字變得艱深難明。我讀不懂。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間，我在洛杉磯加大寫《佃農理論》時，一位在該校作助理教授的朋友，是瑞典人，名為Axel Leijonhufvud，也在寫他的博士論文。他的論文題為《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與凱恩斯的經濟學》），在該校的經濟系內吵得熱鬧，跟著出版的書舉世知名。Axel是我知道唯一的博士論文還沒寫好就獲擢升為正教授的人。當時老師阿爾欽說，他原來讀不懂《通論》，但讀了Axel的文稿，再讀《通論》就懂了。



Axel的論文是說，凱恩斯是個一等的經濟學者，但凱恩斯學派則不成。後來在芝加哥大學跟Harry Johnson等人談及，他們認為Axel的論文是好的，但究竟凱氏的思想應否那樣闡釋有不少問號。

《通論》是一本我再讀也不懂的書。今天回顧有點尷尬。六十年代初期開始拚搏時，我的思維集中在產權及交易費用的侷限，而《通論》是不管這些侷限的。整本《通論》與交易費用有關連的是「流動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的處理，但不是從侷限的角度入手。



我重視馬歇爾。凱恩斯對馬氏的思想應該比我熟識得多：他倆是劍橋同期的人。雖然凱氏修數學起家，但一九一一年起他任職多年馬氏創辦的《經濟學報》的編輯，也發表過關於馬氏的文章。馬歇爾一九二四謝世。今天回顧，凱恩斯可能認為馬歇爾的理論對國家大事不管用而另闢蹊徑，我是因為不滿意馬氏的分析而為之大事修改。



我重視馬歇爾，因為他的經濟分析基於工廠調查，有真實世界的內容，而更重要是他的大作有一個很完整的架構，全面而清楚。有這樣的版本放在面前，我把馬氏假設不存在的交易費用侷限放進去，修改得實在多。我也認為他對成本與租值的概念掌握不足（凱恩斯也不足），對競爭的理解不夠全面（凱氏也不夠全面），對市場合約的變化知得不多（凱氏也知得不多）。把這些加進馬氏的理論架構，修改得近於面目全非，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認為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分不開，工資管制與物價管制是同一回事。



上述與好些其他我對經濟制度及其運作的看法，是自己多年來的逐步思想發展。當年讀不懂《通論》可沒有那麼全面的質疑，只是好些地方我不明白凱氏或明或暗地用上的假設。例如工資無端端地不能下調我讀不懂。又例如福利經濟與工會的左右對就業有害，凱氏漠視。好些年後，是七十年代初期吧，西雅圖華大的兩位同事追究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失業率奇高的解釋——凱氏重視失業的時代——得到的結論是當時英國的政府福利急升（該文發表在《政治經濟學報》之首）。當時我最不懂的，是凱氏的意圖儲蓄量與意圖投資量相等的均衡概念，因為我接受了費雪之見：儲蓄與投資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



母校當年的經濟系不大名，但今天回顧是走在時間的前頭。這可能解釋為什麼我讀不懂《通論》。清楚記得，一九六二年的秋天，施蒂格勒到母校講述他後來獲諾貝爾獎的「訊息費用」專題，我在座，不僅覺得施氏說的耳熟能詳，過了一天跑到赫舒拉發的辦公室投訴：「施蒂格勒的訊息費用理論說市場的物價有差異變量（variance），所以市場的顧客要花時間搜查（search），但市場的物價差異變量是顧客搜查後的結果，施蒂格勒的分析是否本末倒置了？」這樣的學生是不容易讀得懂《通論》的吧。



想當年，阿爾欽正在日夕不倦地研究他後來發表的弗裡德曼認為是重要的關於訊息費用與失業的文章，他怎可以讀了Axel之後就說讀得懂《通論》？懂可能是懂，但不會同意吧。



今天行內盛行的宏觀經濟，無疑起自凱氏的《通論》。很不幸，一般人重視的要點，是政府花錢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其實那是凱氏從年輕同事Richard Kahn（1931）的一篇文章借過來，用以決定國民收入。這乘數效應經過薩繆爾森及Alvin Hansen等人的大事宣揚，讀本科初級經濟學的沒有一個背不出來。世界多麼容易改進：如果人均收入上升一元儲蓄上升二角，政府花一元國民收入上升五元！當然，那簡單的方程式可以變得相當複雜，但那所謂財政政策可以容易地調校經濟之說不脛而走。薩繆爾森的課本賣得發了達。另一位大名教授（Fritz Machlup, 1902-1983）為這乘數寫了一本書。那是一本愚蠢的書，整本滿是算術習作的數字圖表，教政府多花一元，或稅收增加一元，或出口、進口增減一元，等等，國民的收入會如何。蠢歸蠢，信之者眾。



凱恩斯學派的乘數效應分析當年得到廣泛的支持，可能因為這分析支持著大政府，也支持某些壓力團體的利益。但以乘數效應來衡量凱恩斯的學術貢獻，是不公平地貶低了他。凱氏知道他的思想被濫用，說要找機會澄清，但早逝，人算不如天算也。



自一九五七年弗裡德曼發表了《消費函數理論》後，凱恩斯學派的影響力開始轉弱，而弗老跟著發表的《美國貨幣史》是巨著，帶動了六、七十年代的貨幣大辯論。自由經濟觀變作主流，凱恩斯學派節節敗退。沒有誰想到二○○八年雷曼兄弟事發，地球震撼，凱恩斯學派起死回生，急速飊升。《通論》一時間洛陽紙貴。研究法律經濟的Richard Posner竟然大事宣揚，說他變為凱恩斯信徒了。

兩年前金融危機出現後，關於凱氏思想的爭議主要是上文提到的乘數效應。認為這效應微不足道的芝加哥學派被迫到防守那邊去。去年薩繆爾森謝世，傳媒的追悼文字比三年多前弗裡德曼謝世多出不少，反映著凱恩斯學派抬頭。



美國政府要大手花錢一時間成為熱門話題。管用嗎？眾說紛紜，支持的不敢說乘數效應是課本教的那麼高。他們說一點五倍。芝加哥學派說多半會低於一，其中一位說可能低於零。我當時怎樣看呢？認為該乘數無關宏旨，因為政府花錢只能增加過渡性的收入（transitory income），救不了經濟。



與凱恩斯同期的美國費雪，我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經濟學者。可惜經濟大蕭條時他破了產，少人重視他，風頭當時是被凱氏佔盡的。費雪的天才貢獻，關於利息與投資那部分，要到上世紀六十年代赫舒拉發大事推廣才受到注意。我認為這注意是不足夠的。



回頭說兩年前金融危機事髮帶出的政府大手花錢的爭議，凱恩斯的乘數效應是個重心話題。認為這效應甚微的主要是一個擠出理論：政府花錢會把甲項產出轉到乙項去。大家同意，失業率愈高，擠出效應愈小。我認為遠為重要但兩年前少受重視的是政府花錢只能增加過渡性的收入，於事無補。後者是費雪與弗裡德曼的學問了。



費雪指出，財富是收入除以利率。這收入是年金收入（annuity income），是預期性的，到了弗裡德曼的消費函數就稱作固定收入（permanent income），也是預期性。消費是按財富或預期的固定收入來決定的。因此，不管政府怎樣花錢，除非能增加國民的財富或增加國民的收入預期，這種花錢救不了經濟。我當時不看好，因為金融危機導致美國的國民財富暴跌了。那裡的一般市民的財富主要是自己住所的市值，他們看著自己擁有的樓房之價來策劃退休之計。上升了很多的樓價一下子暴跌——財富一下子暴跌——政府不容易以花錢的方法把國民的財富提升。別無選擇，政府要設法把國民的收入預期提升，但美國的經濟結構跟其他先進之邦差不多，墨守成規得太久，不容易有彈性地搞出變化。



很不幸，凱恩斯本人的身後聲名是由凱恩斯學派帶動的，或可說是跟著該學派的聲望走。美國政府推出七千八百七十二億美元救市，屬凱恩斯學派的主流。今天，這近八千億的錢花了過半，效果微乎其微，近於零。我想，這次凱恩斯學派倒下去不容易再抬頭，而這樣凱氏的大名給拉下去是一點無妄之災吧。



凱氏聲名遇到的更大的無妄之災，是他主要的支持者——以言論來說——是克魯格曼。此君早就大名——他在《紐約時報》撰寫的專欄很有名——而機緣巧合，雷曼兄弟事發後不久他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是獨贏的。大名當然更為大噪了。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克氏開罪了不少行內的朋友，後者一般認為他的專欄是亂寫一通。



我沒有見過一個比克魯格曼更為「凱恩斯學派」的人。金融危機事發後他立刻把凱氏捧到天上去，跟著不斷地催促政府大手花錢，花怎樣多也不夠，力陳負債是好事，節儉是壞事。可惜他的推斷頻頻出錯，愈錯愈推，愈推愈錯。指責的回應無數，到今天克大師看來有點進退失據，不知怎樣把自己說過的收回來。一位在國際貨幣基金工作的朋友半年前對我說，美國的經濟學者早就不管克氏的言論，認為是胡說八道。克氏彷彿自命是今天凱恩斯學派的代言人，凱恩斯的聲名怎會不給他在某程度上害了。



更為尷尬是幾天前一位同學傳來一份中文網上言論，題為《網友板磚砸趴諾獎得主克魯格曼》，把他罵得也要命。中國的青年是不好惹的。還健在的西方經濟學者，今天在神州最大名的看來是克魯格曼。可惜不是大好名。可能因為他獲諾獎後到中國一行，對炎黃子孫口出惡言，跟著的專欄文字對中國粗言粗語。也活該：當時在內地公路上頻頻見到的克魯格曼的巨幅人像廣告，紛紛被拆掉了。



我希望內地的同學知道，一個學者的思想不一定要對才稱得上是偉大。凱氏是個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論著啟發了一整代的經濟大辯論，是貢獻。我不同意他採用的某些理念，選費雪的為優，但不等於我不仰慕凱恩斯的成就。



下一篇文章我會陳述我對宏觀經濟的看法，解釋為什麼我選走的另一條路遠為優勝。

書法閒話——順求「總部經濟」資料

上期發表《書法十九年》，刊登了兩幅自己近期的書法，其中一幅寫「吾意獨憐才」，是自己將要出版的書名。這裡再刊登這五個字，因為要回應一位讀者的評語，從而帶到為什麼書法是那麼困難的話題去。該讀者把老人家讚得飄飄然，但寫道：



「『吾』字似有傾倒的感覺，『獨』字左邊的反犬旁亦有此感覺，如果書寫時稍有扶正，則成上佳作品無疑。」



該讀者顯然對書法有研究——他看得出我的字有點周老師的風格，我也認為有，雖然老師歷來說沒有。我要回應的是「吾」字與「獨」字無疑有傾倒的感覺，但認為不需要扶正是書法上的一個重要哲理。我是刻意地把字「傾倒」的，或者說是順其自然地刻意這樣寫。很有點有理說不清，讓我試試吧。



我認為古往今來，在無數論書法的文字中最高明還是唐初孫過庭的《書譜》。跟著北宋的米芾也說得到位。可惜米氏遺留下來的論書法文字甚少。長篇大論而又令我折服的，只有孫過庭這篇。加上孫氏的文筆實在好，初習書法時我索性把整篇背誦。《書譜》起筆後不久有一段文字形容絕佳書法，茲錄如下：



「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



讀者指出「吾」字與「獨」字的反犬旁有傾倒的感覺，是對的，因為我是受到孫前輩說的「臨危據槁之形」的影響。後來的米芾重視《書譜》，提出書法要寫得「險而不怪」，也即是說要寫得危而安了。這哲理可能起自王獻之。獻之認為自己勝父親。米芾認為獻之勝羲之。我也這樣看。奇怪是主張「鴻飛獸駭」的孫過庭肯定地說羲之勝獻之。周老師也認為羲之勝——她也喜歡「險」，喜歡米芾說的「出於意外」，欣賞楊瘋子與徐天池，但她的字卻稱不上是「狂」。女性是比較溫文的。



米蒂認為書法的字要寫得略帶傾斜。他喜歡把橫寫的一筆從自己的左方略為斜上右方去。想了很久孫過庭與米芾的書法觀，認為他們說的是書法要寫得有動態，其中一個法門是偶爾把一些字寫得彷彿正在翻轉。我於是想到中文字是右手執筆的人演變出來的，如果字要以翻轉之勢來增加動態，只能向書者的左方傾斜而翻之，不能向右翻。沒有米芾的才華，單靠橫寫的筆劃翻字往往翻不動，我逼著久不久把整個字寫得略為向左傾倒，或把豎直的一筆的上方向左傾斜，希望能增加整幅字的動態。不要頻頻這樣處理，尤其是像「憐」字最後的一長豎筆，傾斜是大忌。天賦不足，偶爾誇張一下有助，但要寫得隨意自然。這是孫過庭說的「翰不虛動，下必有由」。



我是指自己今天專注的行草混合的書法而言。年紀那麼大才研習書法，只為一舒胸懷，不敢多作他想。隸書與楷書跟我的個性不合。純行書很難寫得好，純草書要記得太多，要從小記起。非常欣賞據說是張旭寫的狂草《古詩四帖》。該重要作品少用斜筆，但動態明確，痛快之極。沒有署名，沒有證據是張旭的字，只是董其昌說是張旭的，後人跟著這樣說。不管是誰寫的，《古詩四帖》是頂級書法。同樣合我心意的是顏魯公寫的《裴將軍》，只是搨本，也沒有署名，也屬「據說」，也少用傾斜，好得不得了是因為用上多種字體而寫出動態。這是世外高人的學問，我是沒有資格問津的。



書法最忌俗氣與做作。我認為俗氣是天生的，改不了。做作可救。刻意地把字寫得傾斜算是一種做作，要擺脫，下筆時務求意之所之，因而要很熟練。行草寫出氣勢要寫得快，破筆於是太多。有適當節奏的意之所之重要，但很困難。寫到今天，一幅自己稱意的字要碰巧。十年前要寫數十幅才碰中一幅。這碰中率跟著時日改進，但不是直線的。今天約兩三幅有一幅強可交出去，約五幅有一幅自己稱意。大幅多字是最困難的書法玩意。一筆大敗要再寫，兩三個相連的字沒有變化也要再寫，而嘗試幾幅就累了。為了爭取進步，我喜歡以大幅多字的練習。



除了上述，書法的一個困難是因為沒有畫面，而文字的內容基本上不重要。感情的表達靠線條，而線條與用墨是要寫出變化才有作為的。西方的沒有畫面、單靠線條來表達的畫家，達大成的有Jackson Pollock與Sam Francis這兩位大師。我很佩服，但他們的作品有色彩，感情的表達沒有單靠用墨那麼大的約束。



多年前發表過一篇題為《書法十變》的文章，據說有幾位書法老師給學生讀。今天我只能說，一下筆就要想著變，但要隨意自然，自己的感受怎樣就怎樣。動筆前要算一下紙幅的大小與字數，一行將盡要看看餘下來的空位有多少，寫到第二行要看著第一行的來配合變化，墨色的濃枯淺淡要整幅分佈得宜。最後還是望天打卦！



書法難學，但有什麼打緊呢？今天的宣紙，物價調整後比五十年前相宜不止五十倍。今天的毛筆是很難用壞的，而上佳的墨汁也相宜。前人書法的書籍唾手可得。書法是一種運動，據說可延年益壽。困難是找到好老師。書法的示範影碟有的是。怎樣寫可以看碟而學，但學子不容易判斷哪位名家的寫法是對。我認為一般書法家的用筆是用得不對的。也困難的是學怎樣看。求學時我做過一個學期的西方藝術史的助理教員，今天喜歡以西方的視覺藝術作比較來衡量中國書法要怎樣看。不一定作得準，但多一種看法總有點意思。人類天生下來的內心深處的共鳴是一樣的吧。



剛從成都的《總部經濟發展論壇》講話回來。「總部經濟」跟我的講題無關。抵達成都的晚上問過總部經濟是指什麼，以為自己明白了。殊不知過了一天的早上，同行的一位懂經濟學的朋友說他也學會了何謂總部經濟。問他是什麼，得到的解釋跟我早一晚聽到的不一樣。後來在機場跟正在成都主持一個龐大的總部經濟發展項目的朋友傾談，才知道那不是個簡單的概念。



抵家門後立刻叫太太在網上找尋美國波音飛機公司的資料，因為該公司曾經牽涉到可能是歷史上最大名的「總部」轉移：吵得熱鬧之後，該公司二○○一年九月把「總部」從西雅圖搬遷到芝加哥去，飛機的產出主要還留在西雅圖。讀太太打印下來的數據，波音飛機選擇總部的理由跟成都正在推行總部經濟的理由顯然是兩回事。整個話題比我事前想像的有新意，可能有重要的學問在其中。要寫一篇分析文章，希望同學能把他們知道的傳來。



老人家的本領其實是玩意。晚上十一時才抵家門，累極，但要立刻趕稿。右手執著鋼筆寫《書法閒話》，左手拿著太太打印下來的波音數據閱讀。這邊廂愈寫愈深入，那邊廂愈讀愈胡塗。大有奇趣也。

書法十九年

我是五十五歲才開始研習書法的。那是十九年前。醫療的發達與住所的空調舒適，給我這一代的人增加了不少工作或創作的歲月。今天，我的短暫記憶是明顯地減弱了，也比較容易疲倦，但想像及推理的能力依然故我。沒有誇張：讀者給我的專欄文字的評價不減當年，而學術上的朋友不少認為我的創意今勝於昔。年多前科斯對一位朋友說他預料我對經濟學的更為重要的貢獻還在後頭！不可能對——我自己知道有多累——但外人看我今天的思想作品還是看不到有衰竭的跡象。



這就帶來一個有趣的問題。因為醫療的發達與生活的舒適，今天的人的創作歲月比五十年前或更遠的多出四分之一個世紀！創作要講經驗，要論老到，這四分之一個世紀是加在後頭，有很大的著數。從創作的盛年看，二十五歲開始算，昔日止於五十，今天可達七十五，多出一倍，而考慮到經驗的累積，說今天的人的創作條件比昔日的高出近兩倍可能沒有誇張。回顧昔日的學問大師，他們每人寫下一冊巨著就鳴金收兵，退休去也。我們今天鬥他們不過是非常尷尬的事。斯密寫好《國富論》時只四十五歲，不可思議！



寄語北京的朋友：內地的地區幹部六十退休是太早了。這些干部能幹的無數，擇其善者延遲十多年才退休是正著。



回頭說十九年前決定研習書法，考慮到的是自己在學術上集中力過甚，往往一發難收，要找其他玩意分心一下。我也想到藝術創作可以很老還繼續，學術一番之後不妨轉到藝術去。當時可沒有想到十九年後還在經濟學的一些難題上打轉。認為自己在視覺藝術上有點天賦，但攝影來得太易，繪畫、雕塑等太麻煩，書法是最方便的了。有興趣，手的動作夠靈活，而樂意教我的精彩老師不難找。



沒有想到書法是那麼困難的玩意！識者皆說甚難，我就是不相信。苗子給我上了兩課後，見他行蹤無定，轉拜上海的周慧珺為師。不容易想像有那樣的書法老師。最困難的用筆技術周老師數世紀一見。她聰明，記憶力強，不說假話，教得用心。她怎樣批評我就怎樣考慮改進。老師也教用紙、用墨、用水，教前人之見，也教怎樣品嚐。



先臨米芾，後臨王鐸——臨誰不像誰！臨了五年，老師說我用筆是畢業了。她也說我手的動作可在電視演出，眼的觀察到家，行氣好，有氣勢，可惜寫出來的不怎麼樣。翻過來，老師是說我眼高手低，有姿勢，冇實際！



那是十四年前，是決定脫臨寫自己的字的時候。當時老師認為我還要多臨一段日子，但既然臨誰不像誰，而又自覺體會到米芾與王鐸的情感是怎樣發揮出來的，脫臨就決定了。從那時到今天，我繼續品嚐前賢的書法作品，但沒有再臨摹一個字。



脫臨寫得一團糟，很失望，但老師說她脫臨時也是一團糟，就不以為意地繼續下去。我沒有想到這一團糟的日子持續了十年。偶爾有些作品老師認可，但一天得意，過一天又失望。嘗試新的字體多次，每次都失敗。好幾次停寫幾個月，再寫有點轉機。近幾年有逐步改進的跡象，但幾個月前突然轉差，急轉直下。原因是愈寫愈快，破筆太多。最近終於找到自己的節奏，破筆減少了。



不久前帶了兩幅約十呎高的作品給老師看，每幅寫百多個字——是難度高的作品。老師說好！不是第一次這樣說，但這次她說得比較肯定，而最重要是批評轉到細節上去。當年寫論文《佃農理論》，寫到後來，說明要對我苛求的老師阿爾欽突然批評細節，不論大概，我的感受是大概上他認為我漸入佳境，開始成家。



周老師不一定那樣看，但她只論細節是重要的鼓勵。回家後我依她教的寫了兩幅字。一幅也近十呎高，寫李清照的《如夢令》，字數較少（她教字數較少字體較大為佳），另一幅寫自己快要出版的《吾意獨憐才》的書名。二者皆在這裡刊登，要把報刊剪下來寄給老師看。



書法的確難度高。本來打算在這裡試說究竟的，但要留多點篇幅給書法作品，有機會再談吧。永玉昔日說學書法要十年。十年不夠，但要看怎樣算。要寫出像樣的、算是書法的字三至五年足夠，但要寫出自己十年是不夠的。

張五常教授撰寫的對Earl Thompson的悼詞

August 3, 2010

From Steven N.S. Cheung





The passing away of Earl Thompson is a great loss. He is brilliant and he is an original. My view is that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will never see his like again.



On April 3, 2009 I published a Chinese article commenting on Earl's views on the financial crises. I agreed with his views, leaped praise on the man as a true scholar, and described his character based on my early association with him. When that article was relayed to a number of internet stations, one shows a readership count of 88,390. Apparently Chinese students adore Earl based on my descriptions. Someone dug up his vita and put it on the internet, and from this I learned that Earl had been highly productive throughout the years.


My deep condolences go to Velma and family.

（2009.04.03）湯姆遜的金融災難分析

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

雷公老弟鼎鳴七月十九日在《信報》發表《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是做過功課才動筆的文章。該文指出神州大地學術腐敗成風：抄襲、冒牌、研究弄虛作假、論文槍手生意滔滔。沒有理由懷疑他的報導，問題是如果這些「腐敗」行為一律清理得一乾二淨，中國的學術會搞起來嗎？賭搞不起來我敢賭身家。



鼎鳴老弟是把問題本末倒置了。學術發展的氣氛能成功地搞起來，上述的「腐敗」不打自散。學術氣氛搞不起，管制得怎樣嚴謹也不會有作為。印名頭，數文章，論學報，大學的君子們不是為了好奇心而做學問，不是為了興趣而追求，只是為米折腰，或為米出術！這樣，在國際學報上發表無數文章，篇篇不「腐敗」，寫得規格井然，但味同嚼蠟，沒有令人驚喜的新意，缺少了啟發力，傳世的機會是零，有什麼意思呢？



在學問爭取的歷程上我比鼎鳴老弟早出十多年，享受過大約十年的西方學術的黃金時代。越戰開始後不久一切都在變，變得快，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先進如美國，學術氣氛是明顯地減弱了。想當年，無論在母校洛杉磯加大，或長灘大學，或芝加哥大學的幾個學院，或七十年代初期的西雅圖華大，同事之間坐下來談的一定是學問上的話題，學生進入教授的辦公室一定是要研討學問。這情況跟我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後遇到的是兩回事。神州大地的現代學術發展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受到的外間影響是壞影響！



當年在美國，銜頭不重要。我自己差一點因為要多付五十美元而不拿博士文憑。一張紙要來作什麼？當時《佃農理論》寫好了，沒有誰管我是不是「博士」。芝加哥大學邀請我到那裡時，作為系主任的夏保加說得清楚：有沒有博士不重要。當時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一個重心人物——戴維德——不是博士，學士不是唸經濟的，只發表過幾頁紙的文章。我拜服戴老是遠在到芝大之前：一九六三年初聽到老師阿爾欽介紹戴老的捆綁銷售的口述傳統，著了迷，啟發了我三年後動筆的佃農理論。一九六八在芝大，科學院的院長基爾·莊遜對我說：有沒有文章發表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有深度，以口述表達出來也是可以的。



想當年，從來沒有人問及我求學時的考試成績：找大學教職主要是教授或同事們的口頭推薦。也是作學生時，選修科目不需要管哪種科目有較佳出路。選自己有興趣的，也選教授的學問斤兩。這一切後來逐漸轉變，七十年代後期轉得快，八十年代中期起，什麼學術云云不知從何說起。如果六十年代的學術氣氛像今天的，我不會選走學術的路。



我說的學術——鼎鳴老弟關心的學術——主要是思想的發展。通常是抽象、軟性的學問，產出的作品一般沒有直接的市場價值。學生出錢求學是學怎樣思想。薪酬不足道，學者的回報主要是好奇心的滿足感，同事之間的互相欣賞，以及有機會傳世的驕傲。這裡說的思想是概念、理論、假說、驗證，要講深度，論新意，重啟發。大學是為了這些學問而設的：本科教基礎，研究院學創作。不限於實證科學。當年讀歷史，讀藝術，有道的老師教概念，教理論，所有學系都歸納在哲學的範疇內。知識理論與邏輯、倫理等皆屬哲學系的教材。當年大家知道哲學系最難讀，也最受尊敬。今天，一個哲學大師是不容易找到飯吃的！人浮於事，為米折腰，換來的是沒有誰再純從興趣來處理那些沒有直接市場價值的思想作品。我不懷疑鼎鳴老弟對今天的味同嚼蠟的所謂國際名學報的文章比我重視得多，但老實說，如果當年的學報題材與趣味像今天這樣，經濟學不會有我這個人。是他們遺棄了我，還是我遺棄了他們呢？是二者的合併吧。



不久前在芝加哥大學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中，參與的朋友傳來兩項使老人家開心的信息。其一是諾斯三番幾次對人說，經濟學他從我那裡學得最多。是陳年舊事，記不起是他教我多還是我教他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當年的經濟學像今天這樣，地球上不會有諾斯這個人，更勿論他的諾貝爾獎了。當年在華大，諾斯與巴澤爾從來不問我有沒有文章發表，也不問我教什麼，只是每隔幾天問我在想什麼。他們站在旁邊不斷地拍掌，鼓勵我寫下些今天還有人讀，還常被引用的文章。如果當年我要受學報編輯或評審員的氣，這些文章不會寫出來。說得清楚一點，我當年的英語文章是同事們拍掌拍出來的，所以今天還傳世。



芝大研討會傳來的另一個信息，是一位參與的朋友說，聽到的評語是新制度經濟學推我這個老人家為首。是賣不到錢的學問！是相對的，我跑出主要因為沒有幾個人真的跑——沒有幾個重視真實世界的侷限——而我是加上得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啟發。說過了，回港任職後轉用中文動筆是對的選擇，可以寫得多，寫得快，可以更為自由地發揮，有了思想發展的大概才有系統地回頭整理。後者是今天老人家的工作了。



今天回顧，我的中語文章比英語的約多四十倍，更為粗略的估計，學問思想的貢獻約三倍。幾位知情的朋友認為，只要神州繼續再起，有朝一日中文在國際上受到重視，找老人家的抗衡對手老外要回到斯密那頭去。一九八一年我不是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嗎？以中文動筆不是有先見之明嗎？以中文動筆不算是學術是香港的有趣發明，但也只不過是為米折腰的無聊玩意罷了。說不出一句有啟發性的話，用什麼語文動筆也同樣無聊。腐敗要怎樣算才對呢？



歷來欣賞中國人的天生基因，佩服中國詩人的想像力，驚嘆中國的古文化。論思想，孔夫子那個時代了不起。後來學而優則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管治成本低廉的制度。這制度對工業發展不利，加上西方入侵帶來的悲劇起於鴉片戰爭之前。二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代價或成本無疑龐大。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蹟使舉世嘩然。歷史成本再不是成本，我們要向前看。



說過了，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古文化可以在凋謝之後回頭再起。這樣看，中國最大的奇蹟不是經濟發展，而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古文化正在復興。關鍵問題是：如果中國的學術像今天那樣，搞不上去，正在復興的文化早晚會再倒下來。歷史的經驗說，文化的興起要靠經濟支持，而文化不振大好的經濟發展不會持續。學術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命脈所在。



對教育與研究的資助，北京是慷慨的。困難是中國的學術思想發展的成績有很大的一個問號。雷鼎鳴指出的腐敗現象，是失敗的效果，不是原因。遠的不易考查，我認為北京的朋友要好好地研究一下英國及美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術制度，選幾間有大成的學府為範。這些年中國引進西方的經濟制度或政策頻頻失誤──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成主要是靠自己想出來的制度或政策。學術上，引進西方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數文章、論學報的準則是錯誤的選擇。我認為早一段時期西方的學術制度，擇其善者而效之是明智的。就算完全不考慮西方曾經有過的上佳學術制度，發明自己的總比今天抄過來的為上吧。



回頭說上文提到的上世紀中葉西方的學術桃花源，可不是個仁慈的地方。當時的學術有英雄，也有敗將，而好些學府之內勾心鬥角的行為時有所聞。學術競爭也有代價。這是後話，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