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

雷公老弟鼎鳴七月十九日在《信報》發表《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是做過功課才動筆的文章。該文指出神州大地學術腐敗成風：抄襲、冒牌、研究弄虛作假、論文槍手生意滔滔。沒有理由懷疑他的報導，問題是如果這些「腐敗」行為一律清理得一乾二淨，中國的學術會搞起來嗎？賭搞不起來我敢賭身家。



鼎鳴老弟是把問題本末倒置了。學術發展的氣氛能成功地搞起來，上述的「腐敗」不打自散。學術氣氛搞不起，管制得怎樣嚴謹也不會有作為。印名頭，數文章，論學報，大學的君子們不是為了好奇心而做學問，不是為了興趣而追求，只是為米折腰，或為米出術！這樣，在國際學報上發表無數文章，篇篇不「腐敗」，寫得規格井然，但味同嚼蠟，沒有令人驚喜的新意，缺少了啟發力，傳世的機會是零，有什麼意思呢？



在學問爭取的歷程上我比鼎鳴老弟早出十多年，享受過大約十年的西方學術的黃金時代。越戰開始後不久一切都在變，變得快，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先進如美國，學術氣氛是明顯地減弱了。想當年，無論在母校洛杉磯加大，或長灘大學，或芝加哥大學的幾個學院，或七十年代初期的西雅圖華大，同事之間坐下來談的一定是學問上的話題，學生進入教授的辦公室一定是要研討學問。這情況跟我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後遇到的是兩回事。神州大地的現代學術發展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受到的外間影響是壞影響！



當年在美國，銜頭不重要。我自己差一點因為要多付五十美元而不拿博士文憑。一張紙要來作什麼？當時《佃農理論》寫好了，沒有誰管我是不是「博士」。芝加哥大學邀請我到那裡時，作為系主任的夏保加說得清楚：有沒有博士不重要。當時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一個重心人物——戴維德——不是博士，學士不是唸經濟的，只發表過幾頁紙的文章。我拜服戴老是遠在到芝大之前：一九六三年初聽到老師阿爾欽介紹戴老的捆綁銷售的口述傳統，著了迷，啟發了我三年後動筆的佃農理論。一九六八在芝大，科學院的院長基爾·莊遜對我說：有沒有文章發表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有深度，以口述表達出來也是可以的。



想當年，從來沒有人問及我求學時的考試成績：找大學教職主要是教授或同事們的口頭推薦。也是作學生時，選修科目不需要管哪種科目有較佳出路。選自己有興趣的，也選教授的學問斤兩。這一切後來逐漸轉變，七十年代後期轉得快，八十年代中期起，什麼學術云云不知從何說起。如果六十年代的學術氣氛像今天的，我不會選走學術的路。



我說的學術——鼎鳴老弟關心的學術——主要是思想的發展。通常是抽象、軟性的學問，產出的作品一般沒有直接的市場價值。學生出錢求學是學怎樣思想。薪酬不足道，學者的回報主要是好奇心的滿足感，同事之間的互相欣賞，以及有機會傳世的驕傲。這裡說的思想是概念、理論、假說、驗證，要講深度，論新意，重啟發。大學是為了這些學問而設的：本科教基礎，研究院學創作。不限於實證科學。當年讀歷史，讀藝術，有道的老師教概念，教理論，所有學系都歸納在哲學的範疇內。知識理論與邏輯、倫理等皆屬哲學系的教材。當年大家知道哲學系最難讀，也最受尊敬。今天，一個哲學大師是不容易找到飯吃的！人浮於事，為米折腰，換來的是沒有誰再純從興趣來處理那些沒有直接市場價值的思想作品。我不懷疑鼎鳴老弟對今天的味同嚼蠟的所謂國際名學報的文章比我重視得多，但老實說，如果當年的學報題材與趣味像今天這樣，經濟學不會有我這個人。是他們遺棄了我，還是我遺棄了他們呢？是二者的合併吧。



不久前在芝加哥大學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中，參與的朋友傳來兩項使老人家開心的信息。其一是諾斯三番幾次對人說，經濟學他從我那裡學得最多。是陳年舊事，記不起是他教我多還是我教他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當年的經濟學像今天這樣，地球上不會有諾斯這個人，更勿論他的諾貝爾獎了。當年在華大，諾斯與巴澤爾從來不問我有沒有文章發表，也不問我教什麼，只是每隔幾天問我在想什麼。他們站在旁邊不斷地拍掌，鼓勵我寫下些今天還有人讀，還常被引用的文章。如果當年我要受學報編輯或評審員的氣，這些文章不會寫出來。說得清楚一點，我當年的英語文章是同事們拍掌拍出來的，所以今天還傳世。



芝大研討會傳來的另一個信息，是一位參與的朋友說，聽到的評語是新制度經濟學推我這個老人家為首。是賣不到錢的學問！是相對的，我跑出主要因為沒有幾個人真的跑——沒有幾個重視真實世界的侷限——而我是加上得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啟發。說過了，回港任職後轉用中文動筆是對的選擇，可以寫得多，寫得快，可以更為自由地發揮，有了思想發展的大概才有系統地回頭整理。後者是今天老人家的工作了。



今天回顧，我的中語文章比英語的約多四十倍，更為粗略的估計，學問思想的貢獻約三倍。幾位知情的朋友認為，只要神州繼續再起，有朝一日中文在國際上受到重視，找老人家的抗衡對手老外要回到斯密那頭去。一九八一年我不是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嗎？以中文動筆不是有先見之明嗎？以中文動筆不算是學術是香港的有趣發明，但也只不過是為米折腰的無聊玩意罷了。說不出一句有啟發性的話，用什麼語文動筆也同樣無聊。腐敗要怎樣算才對呢？



歷來欣賞中國人的天生基因，佩服中國詩人的想像力，驚嘆中國的古文化。論思想，孔夫子那個時代了不起。後來學而優則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管治成本低廉的制度。這制度對工業發展不利，加上西方入侵帶來的悲劇起於鴉片戰爭之前。二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代價或成本無疑龐大。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蹟使舉世嘩然。歷史成本再不是成本，我們要向前看。



說過了，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古文化可以在凋謝之後回頭再起。這樣看，中國最大的奇蹟不是經濟發展，而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古文化正在復興。關鍵問題是：如果中國的學術像今天那樣，搞不上去，正在復興的文化早晚會再倒下來。歷史的經驗說，文化的興起要靠經濟支持，而文化不振大好的經濟發展不會持續。學術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命脈所在。



對教育與研究的資助，北京是慷慨的。困難是中國的學術思想發展的成績有很大的一個問號。雷鼎鳴指出的腐敗現象，是失敗的效果，不是原因。遠的不易考查，我認為北京的朋友要好好地研究一下英國及美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術制度，選幾間有大成的學府為範。這些年中國引進西方的經濟制度或政策頻頻失誤──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成主要是靠自己想出來的制度或政策。學術上，引進西方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數文章、論學報的準則是錯誤的選擇。我認為早一段時期西方的學術制度，擇其善者而效之是明智的。就算完全不考慮西方曾經有過的上佳學術制度，發明自己的總比今天抄過來的為上吧。



回頭說上文提到的上世紀中葉西方的學術桃花源，可不是個仁慈的地方。當時的學術有英雄，也有敗將，而好些學府之內勾心鬥角的行為時有所聞。學術競爭也有代價。這是後話，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