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分析的失誤（之四）：失業要從公司看
失業是宏觀經濟分析的主題，絕對是。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促成的。失業人多是大麻煩，因為會導致社會不安定。什麼是失業不容易下定義：任何人不怕工作粗賤，或願意接受低工資，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何謂失業今天經濟學行內還有爭議，還有些有份量的學者認為沒有失業這回事。這定義上的困難我在《制度的選擇》一書內解釋過了。不能否認的，是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有失業率的統計，公佈的數字大致上是跟經濟增長反方向走。不同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失業統計方法，其衡量跟經濟學者的意識往往有出入。
我接受的失業定義，是一個可以工作的人找不到他願意接受的薪酬或待遇的工作。這個人可以在街頭做小販，是就業，但他見到一些本領跟自己相若的打工朋友，收入比他高，希望能找到收入相近的工作，但找不到。嘗試找工作但找不到是失業的定義，但騎牛搵馬不算，政府的統計也不會算。一個人打工，被解僱了，找不到他願意接受的薪酬的工作，繼續找，是失業，多半會被政府的統計算進去。原則上這樣的失業是不會持久的。人總要吃才能活下去。可轉作街頭小販不論，任何人，只要願意接受夠低的工資，總會找到工作，但因為我在《制度的選擇》提到的種種原因，這個人不願意接受，因而失業。這就帶到我要批評宏觀經濟分析的第四點。
（四）沒有公司組織，失業不會出現
人類在地球存在了逾萬年，有可觀的文化五千年，然而，失業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話題，只不過是一百年來的事。中國是個古文化，人口數量歷來冠天下，但失業成為話題只是最近二十年才聽到。要不是未富先驕，兩年多前從西方引進新勞動法，在此之前中國的失業率最高約百分之四（國企改革工人下崗不論）。這數字，西方的先進之邦不會認為是需要關心的失業情況。
在一個以家庭為產出單位的國度，物品的產出主要是農產品及手工藝品，士、農、工、商皆有所業，失業是不存在的。其實家庭也是一種公司組織，只是少有甚至沒有今天大家知道的工資合約這種安排。下文可見，沒有工資合約是不會有失業的。講深一層，失業的出現不是因為有工資合約，而是因這些合約中比較普及的，是以時間算工資。
十八世紀初期的歐洲，尤其是英國，工廠（factory）開始出現，逐步普及，替代了銷售商判給家庭產出為主的putting out制度。跟著的「工業革命」有好幾種闡釋，最重要是僱用員工的大工廠變得時尚。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紡織機有了兩大發明，此機龐大，成本不輕，但操作快。這樣的機械是不宜用於家庭的。其二是分工合作的個人專業產出，可使整體的產量暴升。一組人集中在一起的流水式操作可使每人的平均產量上升多倍。這現象啟發了斯密，他以造針工廠的實例起筆，寫成了刻劃時代的《國富論》。那是一七七六年。
一九三七年，年輕的科斯發表《公司的本質》——工廠屬公司組織——提出公司是市場的替代之說。他說因為有交易費用，好些產出活動沒有市價指引，應該產出什麼及怎樣產出於是不能依靠市場的無形之手，公司之內的產出活動是由有形之手指導及監管的。那是經濟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費用為核心的文章。
一九八三年我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指出公司替代市場之說不對，正確的看法是一種合約替代了另一種。該文以實地調查香港工業的件工合約為出發點。工廠工人的薪酬以個人產出的件數算，每件之價可以看為市價，而如果整間工廠公司的所有產出活動皆以件數算工資，老闆只是中間人，「公司」與「市場」明顯地是同一回事。我再指出，真實世界的產出運作，是不同機構之間互相外判，互相連接，產出合約的網絡可以廣闊地串連著整個經濟，所以除了財政、債務有清楚的個別界定，我們無從把不同的「公司」的產出活動個別劃分。這觀點就是後來行內出現的「公司無界說」的根源，我沒有跟進。然而，拙作含意著的一個要點，是市場就是市場，其中有多種不同的合約安排，但沒有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之分。這推翻了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架構，牽涉到的含意重要而廣泛，我在《制度的選擇》一書內提及，有機會大修時會更為詳盡地處理。
回頭說失業，上文提到的「公司無界」與「市場一也」，皆與失業有關連，但複雜，要用一本書處理。簡言之，從公司合約的角度看，說一個可以工作的人失業，是說他一時間找不到他願意接受的公司夥伴合約。這可以是大麻煩，因為上文提及的、參與「公司」的分工合作，個人的收入往往遠高於個人獨自產出的收入。如果一個經濟沒有失業，分工合作的公司安排達到了一個均衡點，個人的獨自為戰（例如做街頭小販）的收入會跟同樣本領的人參與公司合作的收入差不多。但如果失業率上升，參與獨自產出的人口增加，他們的人均收入會下降（以街頭小販為例，其數目上升小販的收入會下降得快）。這會導致獨自產出的收入低於參與公司的收入，市場的運作早晚會把參與公司的收入拉下去。這裡的含意是，失業率愈高，再增加失業的一個百分點對社會的損害愈大。
現在讓我們轉到公司的合約本質對失業的影響吧。件工合約是不容易甚至不會出現失業的。從最簡單了當的件工看，那只不過是產品市場通過老闆作為中間人。經濟不景，產品之價下降，件工工人的收入跟著下降，無怨可言，等經濟回升吧。我當年調查所得，一家工廠收到的訂單下降，或買家要求製造新產品，老闆上頭通常跟工人洽商件工之價。怎會有失業呢？工人知道訂單不足，或件價下降，不轉工就要認命，要等待經濟的好轉。
以獎金、佣金或分紅等作為工資的一個重要部分的合約也不容易出現失業，因為這些有自動調整工資的彈性。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是分紅合約最普及的國家，公司員工分紅之巨，每年是國際新聞。當日本的經濟在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急速下降時，失業率不變，只是公司員工的分紅跌得厲害。過了十年八載那裡的分紅跌至近於零，不知今天怎樣了。
無可置疑，失業的大量出現，以時間算工資的普及是基本的困難。我曾經指出，過於瑣碎的工作，或產品件件不同，或質量的要求高於行內的競爭者，或多人合作但不能明確地分開個別的貢獻，等等，件工合約會因為量度費用（也是交易費用）過高而不能採用。量度時間的費用低，時間是長是短不會有爭議，於是相當普及地被採用了。問題是，僱用員工的老闆是為了賺錢，不是尋花問柳，員工出售給他的時間本身沒有價值。老闆要的是員工的時間可以產出什麼。換言之，時間的本身不是產品，只是一個「委託」之量，即是說產量的多少被委託於時間的量度算價，而此價就是時間工資了。
我在《制度的選擇》一書內提出一個重要的「履行定律」。這定律說，凡是被量度算價的「量」，其履行的監管費用低；沒有被量度算價的「量」，其履行的監管費用高。這是說，以時間算工資，老闆不用擔心員工不履行上班的時間，但工作的產出為何則不能不監管了。這監管無可避免地帶來主人與奴隸關係的形象，剝削工人之說不脛而走。如果天下所有勞工合約皆以件工算工資，馬克思不可能想出「剩餘價值」。
再回頭說失業，為什麼以時間算工資的合約那麼容易導致失業呢？答案是這種合約不直接量度員工的產出貢獻。被量度而算工資的時間只是產出貢獻的委託之量，不是貢獻的本身。經濟不景，或一間公司的生意失利，老闆要減時間工資，不容易說服員工他們的產出貢獻所值是下降了。尤其是，同樣時間工資的員工的本領性質各各不同，工資相同不一定代表著判斷失誤，但一旦經濟或市場的情況不利，員工之間的不同性質的本領的市值可能改變了。老闆要怎樣處理才對呢？訊息費用存在，把時間工資一律下調，或這裡減那裡加，不容易有說服力。餘下來的辦法是選擇性地解僱一部分員工。
更麻煩的是，因為以時間算工資不是直接量度公司裡每個員工的產出貢獻，他們的時間究竟值多少錢一般是有著可以爭議的空間。這空間的存在鼓勵利益團體或分子混水摸魚，要求政府推行最低工資，或推出勞動法例，或組織工會，或要求集體協商工資，或以罷工的行為作談判工具。
我曾經幾次解釋過，一間有名牌寶號的公司，作了可觀的設備投資，或在研發上有成，又或者經營運作有過人之處——這樣的機構有可觀的租值存在，不是工資提升十多個百分點就關門大吉的。這種公司或機構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命脈所在。增加租值所有公司皆夢寐以求。如果公司發行股票上市，長遠一點看，其股價的升降必定反映這公司的租值升降。然而，因為時間工資只是一個委託之量的價，此價也，可以爭議，得到上述的利益團體的協助，公司的租值可以被蠶食。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曾經是地球上最成功最龐大的製造工廠，曾經擁有的巨大租值被蠶食至零！
以件工合約算工資是不容易蠶食租值的——原則上不可能。這是因為件工之價是明顯的產品市價，左右這個價是明顯的物格管制，市場的消費者看得清楚，容易反對，利益團體不容易混水摸魚。事實上，工會反對件工合約由來已久，何況這種合約與過高的以時間算的最低工資有衝突。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在工會的大力反對下，政府以法例禁止件工合約！
福利經濟也會明顯地增加失業人數的。不工作可以有政府的援助，工作則沒有，怎會不鼓勵「失業」呢。英國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失業率高企，七十年代一篇研究詳盡的文章指出那裡的福利急升是關鍵。回歸中國前的香港，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二左右，後來政府綜援急升，失業率上升了不止一倍。
上述的失業解釋，尤其是以公司合約的分析作解釋，有明確的事實支持。兩個有震撼性的例子重要。其一是九十年代的中國。那時中國從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急速地下降至百分之三強的通縮——如果算進當時的產品質量急升，通縮率會高於百分之十。樓房之價跌了四分之三。這樣急劇地從高通脹轉為高通縮，傳統的宏觀分析說失業率一定飆升。但中國沒有。增長率保八（今天回顧是低估了），失業率的提升不到一個百分點（也應該沒有算國企下崗工人）。究其因，是中國當時的最低工資若有若無，而更重要是政府不左右勞工合約的自由選擇。如果兩年多前的新勞動法在九十年代推出，中國不可能有今天的形勢。不能否認當時開始形成的縣際競爭制度有助，但兩年前大家可見，縣際競爭鬥不過不容許合約自由的新《勞動合同法》。
第二個有震撼性的例子是不幸的。兩年前西方的金融危機事發，失業率急升，先進之邦怎樣花錢救市也減不了他們的失業率。福利不論，去年七月美國提升最低工資約百分之十是幫倒忙，而更重要的是先進之邦的經濟結構是明顯地違反了公司合約的自由選擇。左右公司合約的政治結構僵化了，是他們的失業率持久高企的原因。
源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認為失業起於消費需求不足，是膚淺的表面思維，摸不著問題的核心，而該學派主張政府花錢挽救失業，是錯上錯。從解釋失業的角度衡量，這裡提出的公司合約理論勝出八千里路云和月。
（宏觀失誤之四，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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