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累積1：倉庫理論

（五常按：本文是大修的《供應的行為》準備新加的第四章的第一部分，先在這裡刊登，看看同學有沒有不明白的地方。）



第二章寫《利息理論》，細說了收入與財富的概念；第三章寫「宏觀」，分析了國民收入。沒有花掉的國民收入累積起來是財富的增加。財富累積英語稱「資本累積」（capital accumulation）。第二章解釋過，資本與財富（wealth）相同。從中國的文化傳統看，稱「財富累積」是較為通俗易懂的。

財富累積是大難題。此題涉及的收入與財富的理念應該以費雪的為首。昔日作研究生時大家希望從費雪的思路找到答案。老師赫舒拉發當時是闡釋費雪理論的主將，一九六四年我問他財富累積的分析，他直言高深莫測，自己沒有答案，說希望有一天我能把這難題摘下來。赫師推薦他說自己讀不懂的、弗裡德曼一九六二發表的《價格理論》的最後一章，是關於財富累積的。我也讀不懂。好些年後弗老對我說那章是他最稱意的理論分析，我再讀也不懂。當年道聽途說，大師如魯賓遜夫人和哈耶克，因為苦思財富累積這個難題而差不多患上精神病。恨不得赫舒拉發還健在，因為我終於找到一個可以破案的的角度看財富累積。



第一節：安全的累積要有可靠的倉庫

這角度的構思起自二○○六年。當時內地的樓價急升，北京出手打壓樓市，朋友問我怎樣看。我不經意地回應：「人民的收入上升了，消費後餘下來的你要他們放到哪裡呢？一般而言，買樓作為財富的累積是個好去處，為什麼要壓制他們那樣做呢？」我明白北京擔心的所謂泡沫的問題，但多供應建造樓房的土地可以解決，打壓樓市是妨礙了財富累積的一個重要選擇。

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回應復旦大學張軍教授寫的書評，我發揮：

「關於經濟增長，財富累積是重要話題，我曾經像弗老當年，從費雪的《利息理論》入手，所獲不多。年多來得到金融危機與中國房地產的啟發，我想到一些新角度或可打出去。

「新角度有兩個相關點。其一起自美國二○○八年的金融危機：那些所謂『毒資產』只是一些紙張，寫著的財富下降至零就什麼也沒有。如果財富的累積是房地產，其價暴跌資產還在，有用途，有租值，止跌回升的機會存在，不會出現絕望之境。股票財富的暴跌差一點，但有關機構一日存在，股民有機會收復失地。第二點，有關的，是這些年北京屢次要打壓樓市。我明白他們的目的，但在經濟增長得好的中國，一般市民要通過投資來累積財富，最安全可能是在房地產打主意。不容許他們這樣做，或在政策上有意或無意間令房地產的投資者損手，不智。我可以容易地想到極端的例子，說打壓樓市可以把整個經濟搞跨。

「這就帶來以生產函數分析經濟增長的困難，也有兩點。其一是沒有上佳的財富累積理論的支持，生產函數理論是建在浮沙上。其二是把生產要素放進函數，制度不對頭產出會失靈。我是懂得生產函數分析的，曾經很熟，知道『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函數很搞笑。

「分析經濟增長，多年以來我只著重兩點：一、資源的侷限，二、競爭的制度。這些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經濟增長學說興起之前的老生常談，從古典的斯密到新古典的馬歇爾都那樣看。經濟的增長由競爭制度帶來的資源使用決定，亦老生常談。我的貢獻，是得到阿爾欽及科斯的啟發後，把制度分析改進了。改進的重點是把產權約束競爭逐步發展為以合約約束競爭；把交易費用推廣為社會費用，再轉一下角度，看為約束競爭的費用；把租值消散與社會費用掛鉤，而制度增加效率則看作是租值消散下降了。本來是頭痛萬分的財富累積一下子簡單起來，因為可從資源租值的上升看。租值上升帶來的資源價值上升就是財富累積了。財富累積的分析，從利息理論的通道發展很難走，從資源租值變動的通道推進順利得多。」

「租值」這個概念有好幾種變化，處理得高明盡皆精彩。這裡提到的租值可以看為費雪的年金收入或弗裡德曼的固定收入（見第二章），以利率折現是財富。一時間那高深莫測的「財富累積」變得豁然開朗。累積財富，跟累積任何物品一樣，需要有倉庫！忘記了倉庫，財富不知放到哪裡，是財富累積的思考困難所在。

沒有完整無缺的倉庫

不止此也。倉庫是否廣東人說的「冇穿冇爛」是重要的問題。數百年前荷蘭出現的「鬱金香危機」很有名，從這裡提出的角度看是財富累積的倉庫破裂的例子。當時那裡的市場把鬱金香球莖的稀有品種之價炒到天上去，可以看為財富累積上升，跟著舉國的人搶著在家中後園嘗試培植，不再稀有，這倉庫破裂收場。天下間沒有完整無缺、永不可破的財富累積的倉庫。然而，如果一個經濟完全沒有累積財富的倉庫，不可能發展起來。

說起來，財富累積的倉庫可能近於神話，比昔日荷蘭的鬱金香還要神奇，但可以持久不破，可以是累積財富的好去處。我因而要在下面的第二節用想像力推到盡，介紹自己發明的「虛無悖論」，把乾隆皇帝封為主角，讓同學們開心一下。

這裡還要先說的，是以貨幣作為財富累積的倉庫看是劣著，可能是這話題歷來找不到答案的一個原因。貨幣是交易的計算單位，也是財富累積的計算單位，但貨幣的本身不是倉庫。儘管弗裡德曼曾經說有些人在家中儲藏著很多鈔票，但畢竟沒有誰會不斷地增加鈔票的持有。把錢存進銀行有些人會不斷地累積銀碼數字，算是倉庫，但銀行要把錢借出去才可以生存。本質是服務，不是倉庫。銀行本身是一間公司。公司或企業是倉庫。購買銀行股票是財富累積的投資，但那只是眾多財富累積的倉庫的其中一種。沒有其他財富倉庫的支持，銀行要賺錢是不可能的。

（倉庫之一，未完待續）

《供應的行為》第一章：市場概論

（五常按：本文是大修拙作《供應的行為》新加的第一章，先在這裡刊登看看同學們認為哪裡不明白。《供應》舊版的第五章用上同一章題，內容不同，會改章題。）



市場是物品或服務交換的地方。一七七六年斯密說得好：「給我那我需要的，你就可以獲得這你需要的，是每項交易的意思。」

交易有多種不同的形式。單是我們日常的市場交易就有多種變化。除了這些，聖誕節交換禮物是交易，送禮搞關係是交易，走後門是交易，政治交易也是交易。這些不同形式或不同性質的出現可能因為權利結構不同，或交易費用不同，或風俗習慣不同。不是淺學問，詳盡的分析要用幾本書，而好些交易我沒有作過研究。

自願的交易含意著每個參與者皆獲利。此利也，不是平分的。每個交易者都希望能從對方多獲一點甜頭。決定交易利益的分配是市場競爭與交易費用。講深一層，約束競爭的費用也就是交易費用。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第一節：交易的兩個基本話題

先處理兩個話題吧。其一是交易怎會帶來利益呢？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邊際用值不同。這可能起於品味不同，或各自擁有的物品之量沒有達到人與人之間的邊際用值相等的均衡點。市場競爭會帶來這邊際用值相等，我在《科學說需求》的第七章解釋過了。那所謂市場均衡，是指不同的需求者對同一物品的邊際用值相等，再等於市價。這均衡要基於某些交易費用不存在，但不是基於所有交易費用不存在。如果所有交易費用不存在，不會有市場。換言之，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低某些交易費用而起。是哪些交易費用市場要減低呢？我想了近二十年才找到答案，遲些再說，因為這裡還沒有解釋租值及租值消散。另一方面，如果引進產出活動，交易的利益就更大了。這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生產成本不同，各自專業產出然後交易的利益可以很大。有產出活動的市場均衡，邊際成本要加進去。這也是後話。

第二個要在這裡先說一下的話題，是科斯定律。也只能略說——這定律的詳盡分析是卷三《制度的選擇》的工程。這裡要說的不是科斯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而是早一年他發表的《聯邦傳播委員會》其中的一句話：「權利有清楚的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我認為這是科斯定律的幾個版本中唯一可以稱為「定律」的，只是「清楚」（clear）一詞還有待商榷，但不值得花時間爭議。

交易要有私產性質

科斯的思維當年有震撼性，因為他說的市場交易不是什麼汽車、蘋果，而是看不到、摸不著的音波頻率。音波頻率是可以界定的，事實上可以界定得清楚。好些其他在市場見到的物品或服務，其權利反而沒有界定得那麼清楚。這裡的問題重心，是權利毫無界定的物品或服務，不能在市場成交。

聖誕節交換禮物是一種市場交易，但雙方的互「送」大家要打開包裝才知是什麼。你送給我，不能肯定我也會送給你，但你有我會回送的期待，或在禮物回送之外的另一些「關係」期待。期待，或胡亂地猜測一下將來的回報，某程度也算是有了界定。任何人到市場購買任何物品，都期待著該物品可以帶來的權利或好處，不一定很清楚，但總要有某程度的權利預期。買回來是你的，你才會出錢購買。這樣看科斯定律，其實是看故老相傳的交易定理（Theorem of Exchange）的一個必需條件，但傳統可沒有說權利要有界定才可以成交。（交易定理是同學們在大學讀到的Edgeworth-Bowley Box的分析，我在《科學說需求》第七章採用了一個比較簡單清楚的方法處理。）從這角度看科斯定律，只不過是指出交易必須有的侷限條件，也即是說某程度上，私產權利的界定（不是說私人所有權）是在市場成交的先決條件了。在卷三我們會再解釋，權利界定不夠清楚，或交易費用過高，是社會成本問題的重心所在，也是行內認為是科斯最重要的貢獻。



第二節：沒有產出的市場

最簡單的市場交易是沒有生產活動的那種，即是《科學說需求》第七章處理的。沒有生產，於是不論產出成本，好比市場上只有舊郵票或古文物等的存在。可以有貨幣作為媒介或計算單位，交易其實是物品換物品，早就存在的，不是見有價就從事生產活動的情況。

在這簡單的市場內，任何市民見某物品的價夠低，會用自己擁有的其他物品或貨幣來購買，見某物品價夠高會把自己擁有的出售，務求該物品的相對價格跟自己的邊際用值看齊。這是爭取個人利益極大化的行為，而每個人在競爭下各自為戰地這樣做，上文提到的市場均衡會是結果。

需求曲線也是供應曲線

這裡有趣的觀點是：價格下降一個人會多購進，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價格上升這個人會多沽出，其供應曲線是向右上升的。說有趣，因為在這個簡單的市場中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是同一回事。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價夠高，這個市民沽出，在某價之上其供應曲線對著鏡子看是需求曲線了。這樣，需求定律也就是供應定律了。

我在《科學說需求》幾次強調，不是真有其物的變量可避則避，愈少愈好。「需求量」是經濟學者想像出來的意圖之物，真實世界不存在，但無法避免，在《科學》的第六章我解釋過要怎樣處理才能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不容易，但可以處理。現在說到供應，供應量也是意圖，也不是真有其物。可幸供應量與需求量類同，可以說是同一回事，要推出假說作驗證，其處理方法是一樣的。

一個天真的謬誤

這裡要補充的，是傳統的分析有一個天真的謬誤。需求定律是說需求曲線一定向右下傾斜，但傳統說休息或休閒——無疑也是經濟物品——價愈高其需求量愈大，因而推翻了需求定律。有關的分析錯得天真。

傳統的等優曲線分析是這樣的。縱軸為金錢收入，橫軸是一個人出售的工作時間，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為極限。從工資為零開始上升，一個人供應的時間量跟著上升，即是說休閒的時間下降。到了某一點，每小時的工資升到高處時，這個人的每天工作的時間供應量會下降，也即是休閒時間的需求量會增加。翻過來是說，工資上升即是休閒之價上升，到了某一點，休閒的需求量是增加了。休閒之價上升，其需求量也上升，推翻了需求定律。（幾何上，工資上升，工作時間的供應曲線先向右上升，跟著轉彎向左上升。後者是說工作時間減少，休閒時間的需求量增加，推翻了需求定律。）

說這傳統分析錯得天真，因為這分析忘記了一個人不可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還活得久！疲倦得不能動而還有僱主是奇蹟，但那是僱主需求那方面，這裡可以放過。不能放過的是每個人都要顧及自己的生命可能因為工作過度而變得短暫的代價。無論時間工資升得怎樣高，真實的工資收入是這工資減除了因為工作時間過長而引起病痛或一命嗚呼的負值。換言之，每天工作到某一點，上升的時間工資，扣除了生命的所值，其實是下降了，代表著消閒之價下降，消閒的需求量因而增加了。這是需求定律。



第三節：產出市場與合約變化

要通過產出程序的市場的分析是複雜多了。因為生產的成本變化多，需求曲線再不是供應曲線了。我們要處理生產成本與不同的合約安排。二者皆複雜，要向淺中求才可望收穫。這是《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的主要任務。這裡的「開場白」是先略談大概。同學可能認為老人家說的跟傳統說的格格不入。老人家說的是真理。

從一個小故事說起吧。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後幾個星期，一位同事申請升職，要通過評審委員。我是其中之一，而作為當時的系主任，我不能一題也不問。我見該同事的研究工作專於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即是生產要素的投入與成品產出的關係的分析，於是問：「如果你在街上給一個擦鞋童（當時的香港還容許這行業）把你的皮鞋擦亮了，你給他二元作酬報，這二元是購買他的勞力呢，還是購買皮鞋上的光亮？」他答不出來！所有生產函數分析都有這樣的尷尬。

答案是二者皆對：產品市場也就是生產要素市場，二者分不開，只是不同角度看同一市場。

穿珠仔的例子

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我發表的《從穿珠仔看新勞動法》是舊話重提，但說得詳盡一點：

「二戰後幾年，香港西灣河的山頭住著些破落戶，是貧苦人家，我家一九三八建於該山頭，相比起來是『豪宅』了。貧苦人家不少以穿珠仔為生計，一個人從早穿到晚只賺得四口便飯一餐，魚肉是談不上的了。很小的不同顏色的玻璃珠子，用線穿起來成為頭帶或腰帶，有點像印第安人的飾物，當時西方有市場。由代理人提供珠子、線與顏色圖案的設計，操作者坐在自己家裡按圖穿呀穿的。以每件成品算工資，是件工。

「代理人是老闆了。不知是第幾層的代理，他的報酬是抽取一個佣金。佣金多少或是秘密，或是胡說，但不同的代理人不少，有競爭，看他們的衣著，整天在山頭到處跑——交、收、驗貨——其收入也是僅足餬口吧。

「上述的平凡例子有幾個絕不平凡的含意。一、從簡單的件工角度看，勞動市場就是產品市場，二者分不開，傳統的經濟分析是錯了的。二、如果政府管製件工的工資，就是管制產品的物價，價管是也。三、沒有任何壓力團體會對穿珠仔這個行業有興趣，因為作為代理的老闆，作出的只是時間投資，賺取的只是一點知識的錢，身無長物，沒有什麼租值可以讓外人動手動腳的。四、這些可憐的代理老闆，就是經濟學吵得熱鬧的principal-agent這個話題的主角人物。這題材可不是起自我一九八三的《公司的合約本質》，而是起自我一九六九發表的《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選擇》。」

如上可見，「勞動力」（生產要素）與「珠仔帶」（產品）是不同之物，但購買勞動力與購買珠仔帶是同一回事，市場一也，跟擦鞋孩子與皮鞋光亮的例子一樣，只是穿珠仔多了一些「中間人」。以件工算工資，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的合約形式大致相同，多了中間人的監管與訊息的傳達只是為了減少市場顧客需要做的工作，以中間人的專業處理成本較低。

時間工資合約有變

讓我們跳到以時間算工資的例子。這裡合約選擇的變化比物品市場與件工合約市場的變化多了不少。嚴格來說，時間工資市場與物品市場還是同一市場，只是合約的形式有別。更重要的是工人的時間本身不是物品，不是顧客要購買之物，雖然原則上市場的任何產品都可以按產品之內的多個不同工人的參與貢獻，以及各種原料的採用與機械的租值加起來算價：每個不同工人的小小貢獻之價，瑣碎原料之價，機械租金之價等。這樣看，產品市場還是生產要素市場，二者一也。不要以為物品的顧客沒有那樣瑣碎地算價，市場就改變了。顧客沒有這樣算，但通過產出機構的老闆或「中間人」，這些瑣碎之價是算了的，跟穿珠仔的例子相比遠為複雜，但原則還是一樣。

因為時間工資不是直接量度產品的貢獻，監管的問題跟件工合約有很大的差別，牽涉到我在本卷第三章與卷三提及的「履行定律」。合約的選擇是一九六六年我寫論文《佃農理論》時提出的研究話題。多年過去，這話題的重要性愈來愈明顯。這裡我要指出的是科斯一九三七年提出的公司替代市場不是正確的看法。正確的看法是一種合約替代了另一種。責任或權利的界定會跟著變。詳盡的討論要到卷三《制度的選擇》才處理。這裡要指出的重點是：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的分別是合約的形式不同，但市場一也。



第四節：結語

不要以為我吹毛求疵，強把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作為同一市場看。傳統分開處理往往顧此失彼，失誤頻頻，而漠視了合約的選擇與經濟整體的合約結構，看少了很多。不同產品當然有不同市場，但同樣產品，把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分開處理可以嚴重地誤導。話雖如此，為恐讀者跟不上，有時我也逼著要跟傳統的說法，其實是說不同的合約安排。

要明白市場交易的運作，我們要注意兩件事。其一是合約選擇，其整體要到卷三才處理，雖然從這裡到那裡我們在途中無可避免地偶爾涉及。第二件重要的事是概念的掌握。在卷一我們處理了與需求有關的概念：缺乏、競爭、均衡、功用、用值、換值、何謂價、何謂量等。卷二轉到收入、利息、投資、財富、資本、成本、租值、利潤、盈利、社會成本、交易費用等。據我所知，沒有任何其他科學，概念的掌握比經濟學重要。

可以這樣說吧。有解釋力的經濟理論是淺的，但概念掌握得不夠好這些理論不管用。有實用性的經濟學概念是從人類行為的規律引申出來，可以看為是一類經驗定律。這些概念是從斯密到今天二百多年的思想與觀察的累積所得，是一些重要的思想遺產了。演進過程千山萬水，可惜今天的專業文章沒有教，一般課本說的要不是不夠深入，就是錯多對少。經濟學的概念掌握要頻頻用真實世界的觀察作印證才能學得到家。古往今來，能全面掌握這些概念的經濟學者不及一掌之數。

宏觀分析的失誤6：財赤有害嗎？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六）：財赤有害嗎？



一個國家的政府財政赤字屬宏觀話題，二○○八年國際金融危機出現後成為大話題。一個國家可以承擔得起多大的財政赤字老生常問，傳統的答案：政府財赤的上限是政府稅收可以支持得起負債的利息。是淺見。曾經跟弗裡德曼談及，他提出另一個上限，今天我忘記了。

一般的意識，是財政赤字會把債務推到下一代去。也是淺見。幾個月前歐洲南部的幾個國家，尤其是希臘，頻傳近於破產。一時間國際人士紛紛計算幾個「危難」之邦的赤字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風聲鶴唳，導致這些國家的債劵暴跌，要再發行新債券利率飆升。

中國呢？國家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央上頭的財赤不是問題。但據說地方政府的財赤或欠債加起來高到天上去，朋友問我意見。無從回應，因為不知實情。我對政府財赤有另一種看法：政府花錢多少無所謂，問題是社會收益的回報是否足以抵償花去了的錢而有餘，即是要問政府花錢的社會回報率是否高於欠債的利率。政府花錢或投資要從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衡量。這些「社會」賬目歷來不明朗。就是私營的機構，甚至有嚴謹審查的上市公司，造假帳時有所聞，何況政府，更何況牽涉到社會成本及社會收益。

（六）國家沒有資產負債表是困難

剛想好怎樣寫此文，楊老弟懷康傳來一篇貝克爾（Gary Becker）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文章，打斷了思路。那就讓我以評論貝兄的一個要點作為分析政府財赤的起點吧。貝兄對中國的前景看得不錯，但他說的中國與我所知的中國是兩回事。最近他造訪神州，說跟很多中國的經濟學者、商家、幹部傾談過。是誰誤導了他？

貝克爾對中國經濟體制的主要批評，是國營企業還是林立，效率欠奉，沒有私營企業的活力。他指出現代的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不靠私營起家，中國的經改到今天雖然大有看頭，但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要富有是另一回事。國民收入的算法我曾力斥其非，但同意富有談何容易。另一方面，私產、私營等是經濟要發展的唯一出路的觀點，顯然是芝加哥學派的傳統思維，今天看是有點僵化了。早在一九七○年我就說私產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權，一九八六年說承包合約可以是私產的替代。大家知道，先進之邦的上市公司一般是公有的，雖然股權屬股民或某些機構所有，跟今天中國的上市國企差別不大。在中國，好些企業的股權全屬國有，其運作通常是斬件判出去給私營的。西方的上市公司要賺錢，中國的國企同樣要賺錢。西方公司的管理人出術瞞騙可能被訴之於法，中國國企的可能被雙規。今天我還擔心的是中國的某些龐大國企的壟斷權還被政府維護著。

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神州版寫道：「私產與市場對改進人民的生活無疑重要，但我們一定要加進界定經濟制度的合約結構與安排來看問題。」事實上，《制度》的整本小書是分析層層承包的串連與佃農分成的安排，不僅是西方學者高舉的私產的替代，其運作遠比貝兄認為是以私產為主的落後國家的運作來得有效率。

我們不要管是什麼名稱，科斯和我四十年前就認為私人所有權不重要。我從中國的經驗學到的，是論產權有點空中樓閣，重要的是以合約結構界定權利與帶動競爭。大有效率的合約結構，因為把權利與責任界定得清楚，可以闡釋為有私產的本質，但私產不一定能帶動中國那種競爭。北京的朋友不喜歡聽到那個「私」字，我們大可不說。另一方面，貝兄高舉的私產或私營，在國家整體的合約結構不善的情況下，一窮二白的例子到處都有。我在《制度》的神州版也說得清楚，中國獨有的制度，用在一個人口那麼多資源那麼貧乏的國家無疑是天才之筆，但人口稀少而又資源豐富的，可以大派福利，不一定用得著。中國目前令我憂心的不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制度，而是從貝克爾高舉的先進之邦引進的勞動法例、貨幣政策、社會醫療、福利制度等項目。

國企不要錢嗎？去問有關的幹部吧。他們不懂生意之道嗎？我沒有他們懂那麼多。他們不明白市場嗎？我沒有見過比中國的地區幹部更明白什麼事項由市場處理得較好，什麼事項政府處理優勝。他們知道政府擁有土地徵用權（power of eminent domain）可以減低市場的交易費用，於是利用此權推出項目，凡是遇到他們認為是私營與市場會辦得比較有效率的事項，他們判出去。手續上先進之邦要十多年才能辦到的，他們只用幾月。社會成本或社會效益的界外效應他們有考慮嗎？絕對有。但他們也知道如果項目要虧蝕，獎金與升職免問。認為不會虧蝕的他們會「社會」一番。他們會作出錯誤的投資嗎？當然會，私營與市場也會，哪方比較優勝天曉得，但中國的經驗是說，讓貝兄的思維策劃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國今天還會是一窮二白。

我對貝克爾及昔日的舊同事沒有貶意，只是深信經濟學者的天才比不上經濟壓力逼出來的合約結構制度。是十三億窮人需要吃飯的壓力。我自一九六六年起研究合約，很集中，沒有中斷過，其後從中國經改的第一天起開始跟進，也沒有中斷過。然而，撫心自問，我沒有本領發明中國制度的合約結構，雖然這裡那裡有好些地方跟我八十年代建議的有雷同之處。昔日美國的同事主張的私產制度當然比大鍋飯好，但更重要是國家整體的合約結構。我會在將要大修的《制度的選擇》詳述。

現在讓我轉到政府財赤的話題去。從一傢俬營公司說起吧。這傢俬營機構在會計上有一個「資產負債表」。此表的一邊是資產，asset value是也。另一邊是負債加資產淨值，即liability加equity，後者可稱capital。這兩邊永遠相等。香港中學課程有教，雖然會計學教到最高之處還是那張資產負債表。

讓我們假設這家公司誠實，其資產負債表算得精確。這公司作投資或做生意，有收入，也有負債。衡量這公司的實力與發展，最可靠是看它的資產淨值及其變動。公司經營得法，有前途，每次重估這淨值會增加。到銀行借錢銀行職員主要是看這資產淨值，考慮打個折扣可以借多少。借錢是負債。可以借多少呢？原則上可以借盡地球上所有可借的錢。只要資產淨值上升得精彩，這家公司的收入多少或虧蝕多少也不會倒閉。原則上，這家公司的負債甚或財政赤字可以高到天上去，因為預期的未來收入會反映在資產淨值這項目上。

一個國家也是一間公司，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可靠的資產負債表。中國的國營企業一般有。讓我舉一個足以欣賞的實例：成都的「寬窄巷子」。這個文化消閒的商業項目全由政府擁有，用註冊公司從銀行借錢投資五億人民幣，興建後所有商店租出去私營，今天估值十五億。假設原先借下的五億沒有清還過，這家國企今天的資產負債表大概是資產十五億，負債五億，資產淨值十億。從任何角度衡量寬窄巷子是成功的投資，負債大可再增幾個億來作其他投資去。

這個實例教我們很多。第一，國企投資當然可以虧蝕，但私人企業也可以虧蝕。今天的中國，責任上國企不比外間的私企差，而我的感受，是比起外間的上市公司，國企幹部的職責界定比外間的來得嚴謹。第二，國企的幹部非常清楚哪些事項他們會做得比市場較有效率，什麼應該判出去讓市場的私營運作從事。後者他們是不會染指的。第三，整個體制的合約組織重要。界定責任就是界定權利。只要這界定的合約組織運作得宜，是否私產是不重要的。

讓我談第二類項目：基建如公路、高鐵等。由政府策劃及建造，使用者要交費，扣除利息，政府可以有盈餘也可以虧蝕。這裡的問題是收費的進帳或多或少外，界外的效應（那所謂社會效益）重要，但不容易算得準。協助工業發展的利益難以估計之外，公路所及，影響地價上升是利，影響地價下降是損。這些都要算進基建投資的考慮。可能因為中國人多，公路等基建項目通常比美國的成功。美國的公共交通設施，單從直接收費衡量，政府投資十次輸足十次。

最後一類政府投資最麻煩。擺明有社會效應，但政府不收費，或要補貼，於是以抽稅的方法處理。醫療、教育、福利、公安、國防——後者包括戰爭——屬這類。公安與國防的社會成本及社會利益我沒有考究過，但醫療、教育與福利的政府補貼，我知道的通常沒有可取的社會效果。布坎南等學者作過不少研究，結論一律說是災難。原因是這些項目由政府處理其成本一律遠高於市場處理，而社會效益模糊不清，利益團體容易混水摸魚。

這就帶到本文要作的結論。政府的財政赤字是指稅收（及其他收入）低於支出。究竟這財赤可以容許多大，答案是原則上可以無限大。關鍵是從社會整體看，政府支出的回報是否有盈餘。這盈餘的或大或小，甚或負值，難估計。尤其是，社會的成本與社會收益往往無從直接量度。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有上蒼之能，可以按時算出準確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社會的收益是否高於社會成本，會反映在該表的資產淨值的變動。房地產總值的變動，人民的知識資產的變動，扣除有關的社會成本，會反映在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淨值的變動中。只要這淨值有長進，反映著的是國民收入的增長——包括預期的增長——高於有關的社會成本。這樣，政府稅收不足，有財赤，發行貨幣填補是不會引起通貨膨脹的。

政府花錢不是禍，大事花錢也不是禍。亂花一通——不管社會收益與社會成本那種——才是。亂花一通，這一代的財赤會是下一代的悲哀；花得有道，這一代的財赤會讓下一代收成也。

（宏觀失誤之六，完）

宏觀分析的失誤5：國民收入漠視伊甸園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五）：國民收入漠視伊甸園





「國民收入賬目」（national income account）是宏觀經濟的第一課。公認是最沉悶的經濟學題材。當年同學之間沒有一個有興趣，可幸大家知道老師不會在這方面出試題。國民收入賬目是教政府怎樣統計幾種不同的國民總收入，國際貿易怎樣入賬，稅收及政府財政怎樣算，等等。悶得怕人，當年我無法集中五分鐘。



這裡要說的是比較有趣的有關話題。國民收入賬目用政府的統計方法，沒有多少經濟內容，如果我們以經濟學的概念來衡量這些統計數字，會發覺不少地方跟經濟理論是合不來的。不幸是「宏觀」以這些數字來論經濟。



（五）收入數字容易誤導



國民收入的統計是為了大概地衡量生活水平。一國之內，這些統計數字的變動誤導成分不高，但國與國之間的比較是另一回事了。



不久前（二○一○年八月）報導說，中國的總國民收入開始超越日本的，意思是說剛剛超過。這是以美元算。以實質總國民收入算，我認為早就超過，而且超過很多。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土地三十多倍，好用的土地約二十倍。以美元算，中國的總國民收入要超越日本十倍恐怕是很久的將來的事，但以實質算超越十倍不應該困難。日本的物價比中國高出很多，而日圓在國際上奇強，這樣與中國相比日本人的實質收入是高估了。中國與日本的實質收入差別要怎樣調校才對不是淺學問，是我要說的題外話了。



要說的是比較有趣的三點。其一，我認為日圓在國際上強勁是政治壓力使然，早期有外來的壓力，後期日本人出外投資者眾，保持日圓的強勢有助。國際上有些專家認為日圓持久地有強勢是因為技術上政府難以減弱。這不對。日本的經濟不振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二○○一年在舊金山跟弗裡德曼談到日本，他關心，說那裡的貨幣供應量推不上去，日圓過於強勁，是以為難。我認為一隻弱幣要增強可能不容易，但強幣要轉弱則易如反掌。大手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導致可以接受的百分之五左右的通脹率，日圓的國際匯率會應此增而下跌，何難之有哉？弗老當時指出日本的國會不通過可以大手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最近（二○一○年九月）日本說要用直接干預的手法來壓制日圓的強勢，是一種政治言論。一個國家的國際幣值弱，要加強可能要推行外匯管制，或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購回自己的貨幣。但貨幣在國際上有強勢是另一回事，要調校轉弱是容易的。一隻貨幣的弱勢與強勢的調校困難是不對稱的。



第二點。國際上的言論，老是喜歡把國與國之間的國民收入相比。不是以實質收入算。通常以美元算。這種比較源自經濟學上的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中譯「購買力平價說」）。此說也，指同樣的幣值，在不同國家其購買力會相同。這裡牽涉到的一方面是深學問，說來話長，這裡不說；另一方面是淺學問，只幾句就說完了。說淺的吧。淺的有兩個看法，讀者選哪一個都「對」！第一個看法，是阿爾欽提出的：「購買力平價說」是套套邏輯，永遠對，因為不可能錯。這是說，無論國與國之間有沒有匯率管制，或關稅各各不同，或有多種貿易約束——在這些及其他侷限下，物價不同只不過是反映著侷限不同，非不「平」也。扣除這些侷限物價會相同，加進侷限，物價因而不同，不能說parity不保，所以購買力平價說是套套邏輯，非理論也。阿師之見當然對。好比你走進內地的機場喝一杯咖啡，其價比機場外高五倍，侷限不同，價因而有別，你可以不喝，何不平之有哉？另一個看法是以一隻貨幣算物價，漠視侷限，國際相比，同價但實質的享用不同，或享用相同但物價不同，所以不平也。這看法當然也對。怎樣也不對的是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因為根本不是「理論」，也沒有說明是哪個看法，屬無家可歸之類。蒙代爾的弟子（R. Dornbush）曾經大書特書，薩繆爾森大讚特贊。不知是套套邏輯而試行以之解釋世事是令人尷尬的。



第三點也有趣。為寫此文，我掛個電話給一位對日本樓房市價有認識的朋友，得到的二○一○年中期的數據是：日本城市與中國城市的樓房市價，以美元算，大致相同，奇怪地近於完全一樣。不是歷來一樣，而是二○一○年報導的、中國的總國民收入與日本的打平之際，大家的樓房之價一樣。是以每平方面積算價的。我們知道在這時期中國的高樓大廈林立，多得驚人，而中國的土地面積比日本的大很多。這樣，以房地產的總值算財富，中國比日本高出很多是沒有疑問的，雖然高出多少倍我手頭上沒有數據——若有數據，為這倍數作大約的估計不困難。房地產的財富中國比日本高出那麼多，總國民收入怎會是剛好打平的？



房地產的市值是任何國家的財富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對日本與中國來說無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財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現所得，而收入是將來的收入，無可避免地牽涉到大家看不到的預期。無從觀察的預期是經濟分析的大麻煩，我們只能從看得到的侷限轉變衡量。二○一○年，中國內地的住宅租金的每年回報率只約樓房之價的百分之二，非住宅約百分之五，皆低於百分之六以上的銀行借貸利率。這顯示著中國的預期收入或通脹或二者的合併會上升。這預期上升，加上經濟穩定，外資湧進中國不難理解，可能是內地樓價政府總是打不死的一個原因。



當然，樓房之價可以暴升暴跌。這些大幅的波動可能起自牛群直覺的亂闖，也可能起自財富累積的倉庫選擇有轉移。願賭服輸，歷史的經驗說這二者對經濟為害不大，主要是市場把財富再分配一下。然而，這暴升暴跌也可能起自政府的政策失誤，或像二○○八年美國發生的不幸，金融市場的合約隱瞞著一個大騙局。源自這後二者的樓房之價暴跌對經濟會是為害不小的。



轉看美國吧。二○○三年美國的樓房市價高出中國的不止一倍，但二○一○年可能不及中國的一半。從樓房之價看財富，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比對出現了大變動。然而，作這種比較，美國與日本的侷限在兩方面很不相同。其一是美國的房地產不是他們最主要的財富。美國的主要財富是知識與科技資產的所值。論科技知識日本也了不起，中國還是遠遠地落後了。這裡我要指出的，是美國的房地產之價大幅下降，代表著的財富下降是上述的不幸的那一類，對他們的國民收入增長有不容易解決的麻煩。然而，從富裕的比較上，因為美國的知識財富了不起，他們在國際上的優勢還會持續。



第二方面，美國不僅地大物博，人口不及中國的四分之一，以地大而言他們的居住環境可能冠於地球。這樣，無論他們的樓房之價怎樣下跌，在人均的樓房實質享用上，日本與中國是永遠不及美國的。從國際的局面看，樓房的享用收入一般是在總收入享用的四分之一以上。這樣衡量，以人均的實質收入算，中國要超越美國是遙遙無期了。



「宏觀」的國際經濟比較難以衡量。就是假設美國的地價下降到零，含意著樓房之價再下跌，但那重要的人均樓房享用依舊，實質上遠超日本及中國的。問題是國民的財富下降了，那裡的市民採用防守策略，對經濟的增長不利。



當二○○八年雷曼兄弟事發，金融危機震撼地球，我立刻說美國的資源依舊——房地產與知識資產皆依舊——還是人傑地靈也。單以資源論前景，這前景沒有變。問題是資源的所值是通過市場來釐定的。金融市場出現了問題，是人為之禍，原則上可用人為的方法修正，收復失地指日可待。傳統上這種修正屬宏觀的範疇，但我們看不到這門學問作出了什麼貢獻。是宏觀經濟學的大考，打個零分的教授恐怕不少吧。



最後讓我轉到《聖經》說的伊甸園的例子。那裡除了禁果不能吃，其他應有盡有，享之無盡。伊甸園之內沒有財富，也沒有缺乏，因而沒有價，國民收入談不上。亞當與夏娃享受著的全部是消費者盈餘（consumer's surplus）。我們在上文提到的實質收入是價格調整後的收入，在伊甸園不存在，但說到實質享用消費者盈餘要算進去。原則上這盈餘是可以量度的，但國民收入一般沒有算進。



回頭看上文提到的美國房地產的例子，跟中國相比遠為容易接近一個伊甸園。假設他們的地價下降至零，他們的人均樓房享用依舊，雖然他們的財富及國民收入下降了，但因為樓價也下降，消費者盈餘的上升足以抵消有餘。如果我們不管這些下降會帶來的其他不幸，國民的生計沒有下降。另一方面，純從房地產看，因為消費者盈餘沒有算進，加上需求彈性係數的考慮，一個國家的財富與國民收入上升可能代表著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地球上不同的國家，某程度上各有各的准伊甸園。以我為例，中國的古文化享之不盡，除了自己的時間其價近於零。曾經提及，購買及移植成長了的桂花樹，中國之價只約美國的五十分之一。這些是消費者盈餘很高的享受。國國不同，但每國家都有自己的多個准伊甸園。另一方面，消費者盈餘這回事，不同地方的變化可以很大。這些變化，國民收入或國家財富一般沒有算進去。從經濟科學衡量，人與人之間的財富相比沒有多大意思，何況國與國之間。國民收入的相比也如是。可以考慮及有點用場的是財富或國民收入的轉變，但要基於某些其他情況不變，也要考慮彈性係數的左右。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伊甸園。好比今天早上我研究古文物，下午寫書法，晚上做文章——全部自得其樂，而此樂也，皆消費者盈餘。算是富有嗎？世俗說不算。但上蒼有知，如果我的多項玩意本領可以轉讓——不是賣書法，而是寫書法的本領可以賣出去——排隊輪購的人不少吧。伊甸園的放棄是多賺錢的代價，要多賺錢，是說這代價在邊際上下降了。人浮於事的現象增加是需求定律決定的。



（宏觀失誤之五，未完待續。本來打算這是最後一篇，寫兩節，但一節太長，要分兩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