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書法傳世考——周慧珺會是例外嗎？

李靜寫周慧珺老師的傳記，請我寫序。我曾經幾次寫周老師；這一次，對書法的傳世問題有了新的體會，也有新的困擾，藉這機會說說。



書法難學，非常難，這是眾所周知的事。較少人知道的，是書法的欣賞也困難。欣賞書法沒有寫書法那麼難。周老師認為我眼高手低已有十多年了。懂得品嚐書法不一定要拿起毛筆練習過，只是比品嚐畫作的難度高。書法沒有畫面，文字的內容無關宏旨。書法是只憑線條與墨色的變化來表達感情及藝術上的美，不多體會不容易欣賞。



不容易欣賞是書法作品不容易傳世的原因吧。比起畫作，二十年前書法作品不值錢，今天大有起色了。歷史上書法是值錢的。舊時的中國讀書識字的用毛筆，懂得品嚐書法的人比較多。



問題是，書法要傳世明顯地比畫作困難。這觀察來自一九九六年在美國紐約舉行的一次古書畫拍賣。那是我知道的最重要的中國古書畫拍賣。來源一等：一個上海大收藏家移居巴西多年後謝世，其後人把他的藏品放出來。那拍賣有五張宋代尺牘，即是書信，皆真跡無疑問。一件蘇東坡，一件曾鞏，兩件曾紆，一件朱敦儒。蘇子大名，遺留下來的墨寶比較多。不是很多，可能高於兩掌之數。曾鞏的是孤本，算不上是好書法。北宋曾紆是曾鞏的侄兒，我知道曾紆今天傳世的墨寶有四件。朱敦儒是南宋大詞人，名家也，據說他今天傳世的墨寶只兩件。



這就是問題。上述四位都是大文人，用毛筆寫下的紙張應該無數。中國造紙的技術既聰明又簡單，到了宋代像尺牘那麼小的紙成本相宜。上述四位，每位寫過的紙張應該數以千計，為什麼留存下來的那麼少？蘇子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舉足輕重，從皇帝而下很多人倣傚他的書法，多幾件傳世不難明白。曾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只一紙傳世可能因為他的書法不怎麼樣。難以解釋是曾紆與朱敦儒。這兩位皆詞中高手（朱較大名），而跟這裡有關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書法好得不得了。為什麼書法歷史上不容易找到他倆的名字呢？曾紆在宋代被認為是個書法家，而乾隆的《三希堂法帖》中有一件朱敦儒的作品。我相熟的還健在的書法專家，見到曾紆與朱敦儒的尺牘，無不大呼頂級書法。



為什麼曾、朱這兩位書法頂級的詞人，傳世的墨寶會是那麼少呢？南宋的李清照是更大名的詞人，記載說她好收藏書法，也說她的書法好，為什麼沒有半張墨寶留存下來呢？



我們要問唐太宗王羲之的書法藏在哪裡；要問武則天張旭的書法是否放進了乾陵——或問上蒼董其昌說那幅無名無章的《古詩四帖》是張旭真跡是否可靠；也要問楊貴妃那精彩絕倫的《上陽台》帖是不是李太白的字。但比起宋，這些人物早上幾百年，時間上是另一個古時，紙張保存那麼久不容易。然而，近如南宋的朱敦儒及李清照，他（她）們留存下來的墨寶為什麼那麼少？辛棄疾的墨寶我願意出高價看一眼，但無緣。納蘭容若的墨寶我見過兩件，但他是清代的人。衷心佩服王鐸。這位因為迎接清兵入關而被貶為千古罪人的高官書法家，今天遺留下來的書法作品真跡有數百之多，假冒之作更無數。也難怪，王鐸是中國書法歷史上唯一的所有字體都寫到頂級的書法家。



還有另一個有關的觀察。歷史上，書法家的作品要傳世，書法本身了得不足夠。他們起碼要是個官，不是「右軍」就是「長史」，或者加上是文豪，再不夠就要是「瘋」或是「癲」了。不要忘記，我拜服的米南宮，有癲譽之外是個名士，《西園雅集圖記》是他寫的，蘇東坡把他的書法捧到天上去。整個宋代今天傳世的墨寶元章最多，有數十件吧。



這就帶到周慧珺那邊。周慧珺怎麼樣呢？告訴讀者吧。她是個自小患疾、行動不便的女人，上述的一切她都不是。一個聰明幽默的女人，讀過很多書，從小習書法，能否單憑文房四寶而把自己寫進歷史去，是我要在這裡提出的問號。說真的，回顧歷史，周老師的書法如果能傳世會是個例外。



也說真的，我認為周老師的書法的傳世機會相當高。有五個原因。其一是在書法最困難的那方面——用筆——周老師練到前無古人之境。用筆最重要是處理線條，無論筆鋒怎樣翻來覆去，周老師寫出來的線條永遠是那樣舒暢。你可以批評她的線條不夠狂放，但沒有誰可以寫得出那麼幽美的線條。喜不喜歡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其二，有兩位書法大師對我說，今天在神州大地，周慧珺的書法最好。藝術沒有「最好」這回事。他們顯然是說在書法的某方面，當今之世沒有誰寫得過周慧珺。可能是指用筆，我不知道。重要是書法藝術今天在中國再盛行，說是「最好」，不管是什麼，或好在哪裡，有助傳世。好比你說張五常的經濟學冠絕天下，我不會問你冠在哪方面的。卻之不恭，因為只要有夠多的人這樣說（可惜一個也沒有），我的經濟學思想會傳世。其三，周慧珺的書法雅俗共賞，有價，收藏者眾矣！



其四，大約十年前，我見到周老師的書法贋品在市場湧現，對她說了，她不怒反喜。一時間我自己悲從中來，因為沒有人假冒我的書法。周老師的書法假冒不易，贋品夠多是反映著市場有足夠的需求，鼓勵著一些人拚命倣傚。我因而創立了收藏藝術品的第一定律：凡是市場多有冒牌貨的藝術家，我們要購買收藏該藝術家的真貨！



其五，最重要的，這些年神州再起，歷史時間上週慧珺不可能生長在更理想的年代。在她的書法進入佳境之際，數碼科技的訊息擴散時代開始了。怎麼會那麼巧？



進入了二十一世紀，新潮書法漸趨時尚。不久前在深圳參觀一個大規模的書法展出，沒有一張是本文說的書法。這些新作一律大幅，畫不是畫，字不是字，我看不懂。一起參觀的朋友認為這樣的「書法」不需要學過，我不敢那樣說。藝術這回事，往往似淺實深。我只能說不懂。



我看得懂的，是這些新潮書法完全不管用筆，即是不管周老師教我研習了多年的那一種。我想，如果這種新書法發展下去，再不回頭，周慧珺會是中國傳統書法的最後一個代表人物。



回頭說《周慧珺傳》的作者李靜，也是個書法家，其作品也收藏者眾。李靜是周老師帶大的，從小跟老師習書法，對書法的歷史與藝術的學問是大方家了。不可能找到另一個更有資格寫周慧珺的傳記的人。認識李靜二十多年，我到今天才知道她是那麼懂得寫文章。



再回頭說用筆，十多年前周老師對我說：「我不知道古時的大師是怎樣用筆的，沒有機會見到，只是知道自己寫得出古人的字，也就算了。」我看過一套有一百個當代書法家的示範影碟，他們用筆的方法跟老師很不相同。我沒有資格判斷哪家比較高明，只是見老師能寫出那樣的線條，翻來覆去那麼舒暢，就跟著學，不作他想了。



從用筆那方面看，李靜和我無疑得到周老師的真傳。我們沒有老師從小患上的不幸之疾，揮起筆來手的動作比較靈活，也比較誇張。李靜的揮筆動作精彩，寫出來的字也精彩。我呢？你只看動作好了！



是為序。



（五常按：李靜寫的《周慧珺傳》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恐慌的極端

三月十一日日本出現九級地震，十多分鐘後海嘯湧至，再跟著是四個核電反應堆紛紛出事。不幸中的大幸，是這次地震與海嘯在光天白日之下出現。要是當時月黑風高，死人當在十萬以上。大幸中的不幸，是在光天白日下先進的數碼科技錄像得清楚，整個地球不停地播放整個星期，增加了人類的恐慌！

三月十三日是星期天，沒有股市與匯市，一位朋友給我電話，說日本的天災前所未見（電視所見確是前所未見），日圓的國際幣值應該暴跌。我說理應如是，但多年以來日本當局愛強幣，這次他們可能干預支撐。過了一天的早上，我給該友電話，說他的日圓下跌的看法應該對，理由有二。一、外間的人不會在這時刻購買日圓；二、地球的經驗，是大天災會導致有關的幣值下跌。

該友的回應，是匯市剛開，日圓上升了！跟著幾天日圓都在升，最高見七十六點二五日圓兌一美元，那是歷史的最高紀錄。災前一天（三月十日），日圓的收市價是八十二點九二兌一美元，可見日圓上升是急的。日本央行反應快，幾天內大手放寬銀行體制的貨幣量，增加逾五十萬億日圓，也壓不住日圓的升勢。三月十八日（星期五）七國連手干預，一天之內日圓下跌百分之三點七。

地震與海嘯是天災，核電的反應堆出事算是人禍——不搞核電不會有後者。那麼大的天災人禍，日圓竟然在幾天內急升，是違反了我們知道的經濟邏輯與歷史經驗的規律，何況日本央行那麼大手地立刻增加貨幣量。這是個難以解釋的現象，我想了幾天。不容易解釋，但可以嘗試，只兩天時間找不到足夠數據也要嘗試一下。

無從解釋的是為什麼日本要求七國連手，干預打壓日圓。一個國家遇上那麼大的天災人禍，政府理應慶幸其幣值在國際上升值，因為可以協助老百姓多購需要從外間進口的物品。在這樣的不幸時刻怎會憂心到日圓升值不利出口那邊去呢？政府要管的是老百姓是否穿得暖、吃得飽，什麼出口云云不是眼前要管的事。如果說日圓今天上升得急他朝大跌會是麻煩，他們總應想到日圓上升是近利，要先讓老百姓得一點這近利的甜頭。

我解釋不了日本政府要求七國干預日圓升值，只能嘗試解釋干預之前的幾天日圓為何升值吧。不容易——很困難——讀到的解釋我不接受。讀到的解釋，外間說日本人要搬錢回國救急，日本的輿論說要搬錢回國準備重建，更奇怪是一些日本輿論認為外匯市場比較安全。重建是明天的事，說要搬錢回國救急應該對，但怎會導致日圓的國際幣值急升呢？在日本的銀行儲存美元或其他外幣是可以的，而歷史的經驗說，任何國家遇到大災難外幣比較安全。另一方面，大災難的出現通常帶來黃金之價上升。這次，黃金之價是下跌了。日股下跌不難明白，難明是理應下跌的日圓急速上升。

我想到的日圓急升的解釋，是日本老百姓急需的，是日圓的鈔票，現鈔是也。日本的老百姓可以在銀行存外幣，信用卡可用外幣結賬。然而，除了在美軍長駐的沖繩島，日本市場上容許用的鈔票只是日圓。不難想像，在極端恐慌的情況下，日本一些老百姓不相信銀行，懷疑信用卡會持續有效。他們於是轉到日圓鈔票那邊去。不需要很多老百姓這樣想，只是明顯對日圓鈔票的需求增加了，一時間日本的銀行體制沒有那麼多的鈔票提供，可以導致大家見到的日圓急升的現象。

在貨幣理論中，市場流通的鈔票佔有一個特別的位置。經濟學行內稱鈔票為high power money，究竟power何在有爭議。這次日本出現的大恐慌可能給貨幣專家們上一課：鈔票的需求對匯率的影響，不是一般的匯市運作可以容易地左右的。我可以推出有關的理論，邏輯對。但理論邏輯對不等於事實也對，我沒有足夠的事實資料在手，只能猜測如上述。換言之，我不能肯定的解釋，是日圓的國際幣值急升來自恐慌的極端。

日本的經濟會容易地復甦嗎？塵埃還沒有落定，今天判斷可能太早。怎樣說我也沒有美國名家Jeffery Sachs那麼樂觀——在電視見到他說日本經濟復甦容易。塵埃未定而不樂觀，有幾個理由。其一是日本的經濟不振了二十多年，遇上大災難不會那麼容易翻身——這跟中國三年前的四川之災有大分別。其二是不管核電反應堆的輻射今後如何，今年日本的櫻花時節外來的遊客會下降至近於零。斷了一季對日本的一個重要行業會有很大的殺傷力。其三是如果讀到的報導沒有錯，核電的輻射已經嚴重地污染了日本的農產品。若如是，政府當局不能不大手開放農產品進口。這是好選擇，但對日本的經濟結構會有很大的衝擊。其四是目前看，日資與人材大量外流很可能出現。

在這次極端恐慌的不幸中，日本老百姓的表現令人折服。那麼守紀律不僅炎黃子孫辦不到，西方的先進之邦也辦不到吧。日本的災難使我再考慮核電這個話題。我歷來不反對中國發展核電：讀到的數據說安全可靠，電力成本有利。但今天再考慮我不敢舉手贊同了。主要不是核電是否安全這個我沒有資格判斷的老生常談的話題，而是認為如果日本這次的恐慌情況在神州出現，北京的朋友應付不了！我欣賞中國的文化，認為中國人的創意了不起，但守紀律可不是我們的專長。

幾天前，內地的老百姓把食鹽搶購一空也顯示著中國人對輻射的敏感冠於地球。一位朋友的朋友購進了一百五十斤！我遍問也不知為何要搶購食鹽。一說是海水有輻射，而鹽來自海（北京解釋說主要不是來自海）；另一說吃三斤可以抗輻射。後者一定對，因為吃死了輻射對死人是沒有害處的。

試題一則與政策文章

最近發表了兩篇評論中國樓房政策的文章，是寫得比較用心的作品。要求我寫神州樓價的讀者多，但這些日子我的集中力是在學術那方面，沒有時間分析政策問題。想到正要動筆的《經濟解釋》卷三——《受價與覓價》——的第一章《市價的本質》，評論哈耶克等前輩對市場的看法，要指出市價可以誤導，決定加進一個關於「牛群直覺」的附錄，因為市場「泡沫」這個話題不能不論，巧逢北京推出樓市政策，借題發揮，寫了《泡沫的闡釋》，再跟著寫了《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評論政策的文章歷來讀者多——這次兩篇總點擊逾百萬。是吃力不討好的玩意吧，但動筆時我的意識是要給同學們示範一下政策文章應該怎樣寫。不容易，有幾點同學要注意。其一是筆者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完全不考慮；其二是要毫無磨斧意識；其三是讀者的漫罵要視若等閒。這三點，西方的學者比較容易處之泰然，可能是文化傳統使然吧。還有兩點比較困難，因為要講學問上的功夫。其一是要著重於推理及解釋；其二是有關的世事要知得足夠。這兩點，西方的學者大師也頻頻失誤，見笑天下。

評論政策的主要困難是這類文章不是什麼研究報告，不是嚴謹的學術論著，只幾天時間不容易寫出什麼學問來。然而，偏偏就是這類文章作者的社會責任最大。當然，從事學術的沒有本領影響世界，真正的責任談不上。但有三個問題。其一是給人利用：是某某教授說的呀！其二給人作為笑柄：那麼蠢，算是什麼教授了？最頭痛是第三點：你的建議剛好是政府要採用的，其實與你無干，政府推出，闖了禍，讀者於是入了你的賬！功勞冇你分，闖禍入你賬，政策文章一般寫不過。我通常是為了一點關心下筆，但說過：任何人讀任何其他人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影響。不怕你罵，只怕你不讀——應該是專欄寫手的座右銘。

有時我刻意地跟同學們玩耍一下。在《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的結尾處我用試題的方式推出一個牽涉到廣泛學問的論點，彷彿無輕重，其實我自己知道是一個有革命性的經濟學思維。該試題是這樣出的：

「給同學出個試題

最後我要提出另一個有趣的觀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兩項。其一是增值稅，全國劃一為百分之十七，縣政府分成佔該稅的四分之一，即產出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其二是賣地的收入，縣的分成佔百分之七十五，不同的地區可有變化。我要說的有趣觀察，是要某區的樓價上升還是下降，單是調校這兩個分成率會生效。

保持縣政府的總收入大致不變，提升縣的增值稅分成率而減低縣的賣地分成率，樓價會下降；二者反過來樓價會上升。為什麼呢？這會是香港中學高考的大好試題，不知內地同學的本領怎麼樣。」

先提供答案然後問「為什麼」，試題可能出得太淺了。然而，不先提供答案讀者不容易知道我要說什麼。那是寫到文章結尾處，不容許我大事佈局一番才提出較深的問題。開門見山地提出一個新而淺的問題，讀者容易注意到，反應多，而一位朋友把上述那段轉到一個網頁，出小獎金徵求答案，聽說回應者數百。

我沒有細看這些回應。印象是沒有一位反對我提供的答案，即是同意調校兩個分成率可以使樓價上升或下跌。跳閱他們的分析，一般不是那麼好。有兩三位可取的，大部分是介乎及格與不及格之間。

說自己提出的有革命性應該沒有誇張，但不是指上述的「為什麼」那個問題。重要是該問題起自前人沒有考慮過的有趣地方，繼續推上去有多個層面，不淺，我自己還沒有細心地想過。想到調校地區與上頭的兩個分成率可以調校樓價是不容易碰巧的。四十多年前我從事佃農分成研究，跟著轉到競爭與合約結構的關係，再跟著是幾年前苦思中國的經濟制度。這背景讓我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看，提出一個淺問題，引以為傲不是這問題的本身，而是怎可以想到那邊去！

經濟學的傳統，是政府抽稅的分析著重於一、誰負擔與誰得益（incidence of taxation），二、抽稅對資源使用的經濟效率（永遠無效率，是淺見，而這些年行內喜歡分析理想的稅制，跟解釋扯不上關係）。我不管這些老生常談，而是問：任何政府收入都要在不同部門或不同層麵攤分，這攤分的方法及比率的變動會有規律地導致資產價格的變動嗎？這是個新問題，而分析的範疇牽涉到權利界定與合約結構。中國的經濟制度雖然還有好些不足之處，但地區之間的合約結構是我知道的一國之內最明確的，所以答案一問就冒出來。

重要的問題通常從淺到深有多個不同的層面，這裡我只提供最淺那層的答案。較為深入的層面明顯，但有關的分析我還沒有想通，可能要讓年輕的同學嘗試了。

最淺那層的答案是這樣的。一個地區的增值稅收主要靠勞動力及知識科技的引進。要協助投資者招勞動力的兵及買知識科技的馬，在競爭下地區政府可以做的是搞好公共設施及居住環境，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讓市場提供價廉物美的房子了。地區或縣的增值稅分成率增加，會鼓勵地區政府這樣做。另一方面，地區的賣地分成下降，在邊際上會削弱他們爭取高地價的意向，所以樓價會偏於下調。

上述是最淺那層的分析，答案應該對。推上去的其他問題都不淺。例如我假設地區政府的總收入不變，要不要讓其變呢？憑什麼決定？例如我認為該接受增值稅全國劃一（見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但原則上地區的分成率可以各各不同，要怎樣取捨呢？例如賣地的分成率地區之間應該不同（有些地區發展土地的費用高於地價），要怎樣處理才能配合現有的縣際競爭制度？中國的整體的人口分佈要用什麼準則來決定呢？

可能最大的難題，是雖然中國的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土地使用搞出了火花，成果可觀，但這些地區與上層的權利界定得不夠清楚。我的印象是上層時而下放，時而收回或左右。怎樣界定是一回事，要穩定下來是另一回事。二者皆重要，前者是難題，不先解決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無從穩定的。如果中國的層層承包不用分成制而是用固定的金額，這難題遠為容易處理。但不用分成，地區之間的競爭活力會下降。分成帶來較多的權利或責任界定的麻煩，可見於拙作《佃農理論》第四章與《中國的經濟制度》第八節——同學們要讀到字裡行間去！

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每個人天生下來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際遇不同，運情不同——收入或財富也跟著不同。某程度的貧富分化無可避免。過於極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理論與歷史的經驗說，採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財富或收入平均化，對經濟運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響，因為這些政策會削弱對社會產出有重要貢獻的成員的積極行為。

瑞典模式中國無緣

像瑞典那樣的國家，稅項多而重，福利、補貼等高得驚人，是一個貧富分化不大而還算得上是富裕的國家。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積比中國高出無數倍，知識資產早就達到了一個高層面，中國是無從傚法的。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國老百姓的舒適很多。他們建造房子的費用飛到天上去，同樣水平的房子之價不比中國相宜。在飲食那方面，我不認為他們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優勝多少。他們大勝中國的是人民的生活遠為寫意，用不著像炎黃子孫那樣到處跑。陶淵明的生活不會在人均農地一畝左右出現。貧富平均化的社會成本高，炎黃子孫昔日的經驗是他們付不起。

歧視土地的傳統

貧富分化過甚社會不容易接受，而這分化最難接受的是源自土地或樓房的價格變動帶來的那種。源自土地或樓房分配的貧富分化帶來的印象，是既非天賦之能，也非勤勞所得。買下了房子，其價無端端地上升了幾倍，不是不勞而獲嗎？其實往往要靠先用功，賺點錢，也要講眼力，雖然幸運的因素存在。很少人會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與九十年代的中國，投資於房地產輸身家的人無數。奇怪，社會不可憐這些人。

這裡還有一個古典經濟學派的誤導：這學派認為租金或地價怎樣變動土地的供應量也不變，所以在抽稅的話題上土地要特別處理。這就帶到後來對我們的孫中山先生有很大影響的十九世紀美國經濟學者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窮》那本書。該書提出單一稅制，即是只抽土地或房地產的稅。佐治是個了不起的宣傳家，作為經濟學者他不及格。謀生計也不及格：他信奉買地必定發達，但晚年自己是個窮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幫忙。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主要來自《進步與貧窮》，對炎黃子孫或多或少有點影響吧。

出售土地是中國發展的資金來源

我不要在這裡談思想、講理論。我要指出的是中國經濟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縣際競爭這個史無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變化（見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要是北京早就推出最近的樓房政策，中國今天會怎樣不好說——一位朋友勸我不要說！

不僅土地的使用得宜大幅地提升了生產效率，政府出售土地是經改需要的資金的主要來源。記得五年前在上海，一位來自加州的經濟學者問：「中國發展得那麼快，資金從何而來呀？」我打趣地回應：「九十年代初期不少外資到中國投資於房地產，九十年代後期房地產之價暴跌，這些資金轉到中國人的手上。」他拍案叫絕。我說的有說笑成分，但笑話中有真理。

早些時，記不起是一九八六年底還是一九八七年初，深圳的幹部朋友邀請我到那裡傾談，因為他們讀到我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表的《出售土地一舉三得》。大家坐下來，我開門見山地說：「不拍賣土地，讓懂得建造樓房的外商賺點錢，你們不可能有足夠的資金把城市建設起來。靠北京輸血不可能足夠。」深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拍賣土地，今天是一千四百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了。沒有賣地的錢，今天在世界地圖上不會找到深圳。

香港的不利先兆

也要提及的是那次深圳會談後，我對香港財政司彭勵治說：「深圳的年輕幹部雖然學問不足，但非常了不起，香港的公務員輸了一籌。他們的薪酬不到你們的十分之一，有朝一日香港會很麻煩。」彭老的回應，是他快要退休，將來的事他管不著。中國的青年學得快，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不景。我可沒有想到二○○三年內地會推出自由行，也沒有想到昔日港人稱為表叔的會把香港的樓價炒到天上去。基本上我還是對：撇開樓價賺錢，香港人的實質收入十多年來沒有上升過。

從動態看分化可以樂觀

先談一下今天內地的收入分配才回頭說房地產政策。讀者要罵就罵吧：我認為內地的貧富分化的發展不僅不是那麼差，而且有值得慶幸之處。我認為整個問題要從動態的角度看——靜止的分化基本上無關宏旨。從動態看，老人家最開心的，是這十年中國農民勞動力的收入大約上升了七倍。這是每年的復息增長率約百分之二十三！減除通脹約百分之二十的實質復息增長年率，打個八折也是人類歷史奇蹟，何況中國的農民那麼多，人均農地那麼小！起自朱鎔基還在掌管經濟的二○○○年，到溫家寶時期加速了。

上述的農工收入增長是我個人從幾個地點獲得的一手資料，不是農戶的一般收入增長，老弱殘兵沒有算進去，只算工作年齡的農工收入。流動人口多，這些年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政府的統計因而不容易算得準。有些朋友胡塗得很，老是從戶籍人口看農民人數。算進老弱殘兵，我提供的數據當然還要打個折扣。但農民還有農植的收入，這十年中國農地的租值上升了兩倍多。再另一方面，農民的住與食比城市的居民相宜。三年前我推斷，十年後中國農民的實質生活水平會追上城市的中層人士。今天看，如果最近幾年的農民收入增長能繼續，再六年可以追上。

沒有斷層與分化收窄

上述的農民生活的急速改進帶來了另一個讓我們樂觀地看貧富分化的理由。這是不管這分化有多嚴重，中國沒有出現斷層——即是貧與富之間沒有出現一片空白。貧富的分化出現了斷層是很頭痛的事。昔日國民黨時期有斷層，今天的墨西哥有斷層，香港還沒有，但我看是朝著斷層的方向走。有些國家，種族問題會帶來另一種斷層：某些種族聚居的地方生活很不好過。中國是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國家，幫一把。先敬羅衣後敬人的文化是有的，但舉世皆然也。

我的推論，是只要中國農民的收入增長率高於城市中層人士的，會帶來兩個必然的效果。其一是貧富的分化怎樣極端也不會出現斷層，而斷層不出現貧富的分化有機會改進。其二是只要上述的增長率繼續，貧富分化的差距早晚會收窄。我當然知道很多中國農民的生活還是很苦，只是認為從重要的「動態」那方面看我們有樂觀的一面。

動態持續愈久愈妙

維護農民勞力收入的增長率非常重要。想想吧，如果今後五年農民勞力的收入增長能保持過往十年的復息率，五年之後，以今天的物價算，一個農工的每月收入會達到人民幣四千。這會把工業的低檔次技工推到月入五千多。當然不容易，也沒有理論說可以或不可以。事後孔明，我們知道這些年農民勞力收入的高速增長是由縣際競爭下的土地靈活使用帶動的。泡沫不論，我想不出理由要推出打壓樓市的政策來左右上述的發展。是的，在貧富分化這個重要話題上，北京的朋友要從動態的角度看。經濟發展成熟了的先進之邦怎樣看是另一回事，但中國要從動態看還有一段日子吧。只要上述的增長率能繼續，這段日子愈久愈妙。

公積效小廉租為禍

回頭說協助下層人士的樓房政策，可取的選擇不多。目前內地推出的房屋公積金不會有什麼作為，尤其是樓價上升他們無緣分享。我們不容易知道一些市民對樓價上升的投訴是因為他們沒有自己擁有的房子，還是樓價上升他們得不到甜頭。如果是後者，購買房地產的股票是一種辦法，但像樓價一樣，有風險。這方面，北京可以考慮推出一種樓房股票指數合約，為了避免影響股價要是外圍的，像賭外圍馬那樣，但要由有保障的法定機構執行。房屋公積金於是多了一種選擇：購買這指數合約。有風險的，要多賺錢就要多面對風險。

政府提供廉租房不要考慮。香港昔日推出廉租房是因為難民湧至，不給他們提供棲身之所對治安不利。這些廉租房後來搞到一團糟，給窮人定了「窮」位，蟲蛇混雜，黑社會、販毒等行為集中起來。

經適房的處理方法

政府提供廉價屋可以考慮。這種香港稱為「居屋」內地稱為「經適房」的提供及分配，在內地容易導致貪污行為。要是能處理貪污這一關，適當的做法可不是由政府興建或讓私營建築商興建然後限價出售。適當的做法是由政府拍賣土地給私營建築商，指定要裝修好及小單位的面積與變化，然後讓私營建築商在有競爭的市場以市價出售給條件過關的戶口。廉價的優待，是政府利用賣地的所得，以近於樓面地價的錢補貼給條件過關的購買戶。這樣通過競爭的自由市場處理，政府只是少賺或不賺地價，建築商有利可圖，樓房的質量會跟自由市場的取捨相同，除了單位的面積較小其質量不會因為政府提供而下降。換言之，這樣處理會杜絕偷工減料的行為。

流動大軍一條命脈

細想之下，我不讚同政府提供上述的經適房，因為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困難。目前中國的流動人口還是很多，不少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沒有戶籍。可靠的數字我沒有，但剛過去不久的春運期間，三十八天內不計航空的交通客運量達二十八點五億人次！這比總人口多一倍以上，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了。在這種各走天涯的人口分佈下，目前不許沒有某市戶籍的購買某市經適房，有欠公允，而如果凡購某市經適房的可獲該市的戶籍，流動者可能因為一點甜頭而被「鎖」住。流動人口會有下降的時候，但今天不應該用樓房政策來左右他們的選擇。

我認為流動人口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是重要的，跟中國的經濟制度配合得好。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三年多前北京推出新勞動法後，數以千萬計的工作大軍流動起來，迅速地減少了失業及工業區的治安惡化。要改善流動人口的生計北京總可以想出比提供經適房較佳的方法，不要以房為誘而把他們鎖住。

要把樓房政策的主導權力下放

不打壓樓市，不提供經適房，除了我在上期提出的避免樓市泡沫的方法之外，北京應該做什麼呢？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把樓房政策的主導權力下放到地區政府去，某些地區以市作主導，大部分讓縣作主導，除了提供大概的方針北京上頭不要管。

說過多次，中國的地區幹部一般能幹。房地產處理不當對他們的生計有肯定的壞影響。這次北京打壓樓市是明顯地損害了地區發展的利益：增值稅之外，地區政府要靠賣地的收入來搞基建及其他開支。如果地區政府可選擇，他們不會抽物業稅。水出魚、魚飲水，抽物業稅會使賣地的收入下降，加上處理物業稅的手續麻煩，對地區的樓房發展比不上只賣地不抽稅那麼有效率。

地區競爭不會搞高樓價

這就帶來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內地的地區政府會不會像香港那樣，搞高地價政策而損害了經濟發展及增加貧富分化呢？經濟本科一年級的理論說，如果土地及樓房的需求彈性係數低於一，政府為了爭取賣地的最高收入會推出土地至該係數等於一而不再放出，過些時日等到需求有所增加再放。這種高地價政策對經濟整體的發展是不幸的。

但內地的地區跟香港有兩處重要的不同：內地的縣際競爭激烈，而地方政府一律重視工、商業的多元化發展。在這樣的競爭侷限下，只著重增加賣地的收入是自取滅亡。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那小書內我分析得清楚：增值稅的分成對地區政府重要，而爭取這項稅收要爭取流動的人口給個面子。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地區競爭下，樓價過高是敗局。想想吧，一個縣免費提供一幅大地給一家名牌工廠，怎可以那樣傻，搞高住宅樓價來把該廠嚇跑呢？雖然檔次較低的工人可住工廠提供的宿舍，但職位較高或成家立室的，怎會不考慮住宅樓價？我不是說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好得天衣無縫，也說過還有好些細節要改進。但老人家的理論說，北京放手讓地區處理樓房，在競爭下必有奇效。

給同學出個試題

最後我要提出另一個有趣的觀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兩項。其一是增值稅，全國劃一為百分之十七，縣政府分成佔該稅的四分之一，即產出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其二是賣地的收入，縣的分成佔百分之七十五，不同的地區可有變化。我要說的有趣觀察，是要某區的樓價上升還是下降，單是調校這兩個分成率會生效。

保持縣政府的總收入大致不變，提升縣的增值稅分成率而減低縣的賣地分成率，樓價會下降；二者反過來樓價會上升。為什麼呢？這會是香港中學高考的大好試題，不知內地同學的本領怎麼樣。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個神奇的制度，很有點妙不可言。兩年多前我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寫道：「北京顯然沒有充分地賞識他們自己做得對，做得漂亮，做得精彩。」看來今天北京的朋友還沒有充分地賞識自己發明的制度，也顯得我這個老人家的影響力是零了。

泡沫的闡釋：評中國的樓市與北京的對策

去年某媒體問中國的樓市有沒有泡沫，我說不知道。他們翻出來的大字標題是：張五常說樓市沒有泡沫。是某些人的一廂情願吧。不知為不知。最近北京推出的打擊樓價政策，吵得厲害，要求我分析的四方君子無數。知之為知之，我把自己知道的說說吧。

經過好幾個月的盤算，最近北京推出打壓樓價的政策是嚴厲的，此前我沒有聽過這種打法，人類歷史可能沒有出現過。北京本市的最嚴厲，上海次之。重慶已推出，詳情我沒有跟進；其他樓價上升得快的城市會接著推出，嚴厲程度各各不同。

徵收物業稅之外，阻嚇力更強的，是在北京市買樓要拿出在該市工作了五年的證據（上海要拿出一定年限的工作證據，但沒有具體說多久），本市的人最多限擁有兩間住宅單位，外來的限一間。住宅之外的樓宇不管。我的理解，是以商業機構或公司購買住宅樓宇還容許，但在內地成立公司遠沒有香港那麼容易，而租金收入要付的稅及出售時樓價升值要付的稅遠比私人擁有為高。我沒有詳細資料，一般之見，是在內地以公司的名義買樓不划算。

我沒有中國城市的市內與市外的人口分佈，市外包括外籍人士。原則上，北京推出的政策可以很嚴重，而如果全國推行可以是災難性。手頭上資料不足，無從肯定，一個猜測是樓市的中介公司容易紛紛關門，建築工人容易紛紛失業。從經濟原則的角度看，北京推出的政策是違反了市場引導土地使用的規律。另一方面，下文申述，我明白北京憂心樓價不斷上升的原因，但認為有較佳的處理方法。

少林寺叛徒的看法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出自兩間自由市場少林寺的叛徒！是的，我認為市價可以誤導（見正在大修的《經濟解釋》卷三的第一章——《市價的本質》）。市價指導資源的有效使用，老生常談，一般對，但可以錯。這裡要說的是另一個不可能錯的原則：人民的收入增加，他們的積蓄要放進一些倉庫去，作為財富累積。一般而言，比較可取的倉庫是房地產。我在《經濟解釋》卷二《收入與成本》第四章提出的倉庫理論重要，該書還有幾天面市，這裡順便賣一下廣告（一笑）。

中國的經濟增長冠於地球，市民要把他們花不掉的錢放到哪裡去呢？股市我真的不明白。去年中國的股市表現全球最差或近於包尾。收藏品的表現好，但好於收藏的癮君子只是一小撮的人。去年樓市的表現也好，而北京顯然認為是太好了。

讀到的言論，是北京的朋友擔心樓價升得太快，因而要打壓，出於兩點。其一是樓市的不斷上升可能出現泡沫，一下子暴跌會是災難。其二是樓價的急升會導致貧富兩極分化。窮人沒有買樓，樓價上升他們無緣享受，有所不公也。

樓市泡沫及貧富分化是兩個大難題，是我要分析的重點。這裡要指出的，是如果這兩大難題不存在——完全不存在——北京不可能有理由打壓樓市。樓價上升是反映著財富累積的上升，如果沒有泡沫，窮人也買了樓，豈不是皆大歡喜？在這假設下，打壓樓市是打壓財富，愚不可及，而如果這打壓全面生效，經濟的增長率一定會大幅下降。

假設樓市沒有泡沫是假設樓價沒有過高。經濟學的困難是很難判斷樓價是否過高。這是因為樓價不是現有租金或租值的折現，而是預期租值的折現。另一方面，有些人買樓不管什麼租值不租值，也不管折現不折現，只是見人買就跟著買，希望升值。這是牛群直覺的行為，是另一種「泡沫」的原因，我會在談借貸泡沫之後才論牛群泡沫。

目前一般市場的跡象顯示，中國有通脹預期，但不嚴重，而北京要壓制通脹的決心明顯。目前的情況，是住宅樓宇的每年租金約樓價的百分之二強，商業及工業樓宇約百分之五、六。這樣衡量，與其他地區或國家的經驗比較，中國的樓價不算是高得脫了節的。

日本與美國的不幸經驗

經濟學的「泡沫理論」多得很，沒有可靠的。市場之價可以暴升暴跌，稱之為「泡沫」可以接受，但怎樣解釋呢？如果經濟學者真的可以解釋，可以推斷，他們早就發了達。我敢打賭，經濟學的泡沫大師們一般是輸多贏少。

這裡先談兩個很可能是北京的朋友恐懼的例子。恐懼，因為這些例子示範著的，是樓市暴跌不僅拖跨經濟整體，而且復甦不易。其一是日本，二十四年前樓市暴跌後，到今天經濟整體沒有真的復甦過來。其二是三年前的美國，其實較早，雖然時日不是那麼久，樓市暴跌後復甦的困難是明顯的。先談日本吧。

日本的樓市一九八六年底開始暴跌，之後四分一個世紀沒有真的上升過。去年六月我向一位跟進日本樓市的朋友問價，得到的數據是去年日本樓價與中國的剛好打平。這是以美元算。四分之一個世紀，其間有通脹，可見當年日本的樓價是高得多麼驚人。當年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在東京，平民老百姓睡的床，不是雙層的那種，而是像抽屜，層層迭迭，要拉開來，鑽進去，像把信入封似的。那是經濟雄極一時的日本，其人均收入冠天下，值得炎黃子孫羨慕嗎？

日本樓市悲劇的起因，是當年嚴禁農產品進口，使農產品之價飛到天上去。一九七五年在東京，我見到高檔次的番茄零售五美元一隻，溫室葡萄一美元一粒，而大阪市中心的商業高廈之旁的小空地竟然用作農植，不可謂不奇。禁止農產品進口有大幅提升地價之效，樓房之價因而高昇。更大的不幸，是水漲船高了，工資跟著也高。本地的樓價與工資皆高，促使日資到外地下注或設廠。這資金的需要促使八十年代初期起日本銀行的借貸急速膨脹，到一九八六年那裡的銀行紛紛出事。樓價，尤其是商業樓價，急速地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可以看為泡沫。

美國的壓力不論，日本出外投資的大戶重視日圓在國際上有強勢，國會因而反對以通脹之法來拆解因為樓市暴跌帶來的困境。樓市暴跌是財富暴跌，依照費雪與弗裡德曼的消費理論，市民的消費永遠跟著財富的升降走。支持這理論的證據多得很。

這些年新興的泡沫理論必定連帶著貨幣問題，尤其是貨幣政策帶來的借貸膨脹。從觀察上看，這關係是對的，尤其是貨幣的借貸膨脹對經濟的影響不是局部而是全部，樓價的泡沫出現只是首當其衝的悲劇。經驗的規律說樓價的急升與泡沫性地暴跌，跟借貸膨脹有肯定的關係，但不是說經濟學者有可靠的泡沫理論。把市場暴跌作為泡沫看，到今天經濟學者還是事後孔明，什麼理論云云有點搞笑。

因為貨幣借貸膨脹得厲害而出現的市場「泡沫」對經濟整體可以有廣泛的不良影響，但這不是幾百年前荷蘭出現的鬱金香危機那種泡沫。借貸膨脹導致的樓價急升及暴跌，到今天經濟學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規律是這種泡沫一定先有借貸膨脹，但借貸膨脹不一定帶來市場暴跌的泡沫。昔日國民黨的經驗可教。另一個規律，是樓市或資產之價泡沫性的下跌，導致經濟整體下跌後難以復甦，主要是因為有利益團體的左右，難以調整。

美國二○○八年（其實較早）出現的金融危機是另一個借貸泡沫的例子。那裡的政府希望居者有其屋，聯儲局鼓勵低息借貸，格林斯潘說中國貨進口相宜，穩定著美國物價。不到十年美國的總借貸額上升了約三倍。格老可沒有想到，通過金融工具衍生出來的是毒資產。二○一一年初某估計說，美國的總財富下降了約百分之三十，樓價平均下跌了約一半。調校的困難又是利益團體的阻力：退休的反對通脹，工會對工資不讓步，政府員工對工資不讓步，「環保」法例也不讓步。

中國的經驗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的樓價下跌得厲害。上海比較高級的樓價從二萬六千元一平方米下降至八千，有更為極端的例子，其他大城市的跌幅比率類同。理由明確：朱鎔基大手調控，中國的通脹率從百分之二十以上調控到負百分之三以下的通縮。這樣導致的樓價跌幅不能說是泡沫：政府是明知故「犯」的。那次樓價暴跌的效果，主要是把財富再分配，經濟增長持續強勁的理由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內解釋過了。

問題是，上海等熱門城市跟著的發展，是八年間樓價上升了約六倍！會帶來泡沫嗎？很難說。記得三年前，當內地的樓價從低位上升了約四倍多時，北京推出打樓政策，打了大半年終於打死，樓價下降了約四分之一，大家又嚷著要救樓。

最近一年多，內地的樓價上升強勁。不是事後孔明：二○○九年三月二十日我發表《伯南克別無選擇；溫家寶大可煞掣》，預料到借貸放得太寬會帶來的後果。中國放寬銀根的市場反應大約遲六個月，有了通脹預期調校回頭需要一年時間，比西方的快一點，這是二十多年前弗裡德曼和我研討後得到的共識。這次北京重錘出擊的樓價上升，顯然起自央行把銀根放得太急、太寬，加上舉世經濟不利，外資跑到中國來下注。

我不懂政治，國際政治更不懂。多年來我認為多讓外資進來是好事，因為可引進知識。我也認為外資夠多對國防有助，協助節省軍備費用：有誰樂意轟炸可能是自己人的房子呢？至於銀根放寬得太大太久，是央行的錯失，因為這錯失找樓市出氣是不容易自圓其說的。我早就說過貨幣政策不容易用得適當，早就建議中國要改革貨幣制度，也多次指出人民幣要轉用哪種錨。以貨幣政策調控經濟的學問，古往今來沒有誰比得上弗裡德曼，他謝世前兩年知道在地球一體化的轉變下，他的幣量理論出現了問題，而他唯一認可的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還是不幸地中了計。

回頭說這次北京推出的嚴厲打樓政策，如果導致樓價暴跌，是明知故打的後果，非泡沫也。我們不能排除這政策不僅打跌樓價，整個經濟的增長可能受到池魚之災。若如是，則見笑天下矣！

牛群直覺引起的泡沫

這次北京推出打壓樓市的政策之前，我不擔心中國會出現上文提到的跟借貸膨脹有關的泡沫，因為央行緊收銀根已有好幾個月，樓市的走勢看不到有泡沫的先兆。我擔心的樓市泡沫是牛群直覺促成的那種。機會不高，但存在。牛群直覺促成的市場泡沫與貨幣無關：市民盲目地闖，見人買就買，一窩蜂地買，跟著是一窩蜂的沽出。這種群起現象屬牛群直覺（herd instinct）的行為，高舉自由市場的弗裡德曼當年也同意市場可以有這樣的泡沫。

歷史上，牛群直覺促成的市場泡沫的例子有昔日荷蘭的鬱金香，有導致牛頓輸身家的南海股市泡沫，而上世紀七十年代，有中國的君子蘭，也有香港股市的恆生指數被炒高至一千七百點後，暴跌至一百二十！這些發神經的例子跟貨幣政策沒有明顯的關係，而對經濟整體沒有嚴重的不良影響。好些歷史書說荷蘭的鬱金香危機嚴重地損害了當時荷蘭的經濟，但五十多年前我的一位老師Warren Scoville作過深入詳盡的考查，結論是鬱金香球莖發神經地大升大跌是事實，但經濟危機沒有出現過。沒有借貸膨脹而出現的泡沫，永遠是經濟整體的局部，為禍不大。

跟貨幣無關的市場泡沫的經濟理論，起自一八七九年馬歇爾出版的那本今天少人知道的小書（The Pure Theory of Foreign Trade and the Pure Theory of Domestic Value）。這本書提出「不穩定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的分析，可以有爆炸性的泡沫，是從物理學借過來的玩意。我不同意這種均衡理念，因為經濟學的均衡不是真有其事，在真實世界無從觀察。這是科學方法上的話題，我在《科學說需求》一書內手起刀落，解釋過了。

牛群泡沫源自訊息不足

我認為像牛群直覺那種盲目地一窩蜂地走而導致的市場泡沫現象可以出現。尤其是股市，我認識太多的股民根本不知股票何物，更勿論什麼市盈率、資產淨值之類的學問了。見人買就買，見人賺錢就以為有錢可賺，而跟著一窩蜂地沽出可能促成泡沫現象的出現。樓市不會像股市那麼容易地促成一窩蜂的行為，因為一間房子是什麼不可能不知道。昔日荷蘭的市民也知道鬱金香是什麼，一窩蜂地炒出泡沫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那些稀有品種的培植不是那麼困難。

我因此認為，如果樓市出現牛群的一窩蜂，可能出現泡沫，貨幣政策不論，主要是起於房地產市場的訊息不足。這樣，要防止樓市出現牛群泡沫，北京要做的是規定地方政府或法定機構按時提供如下三項資料：

（一）每個地區——大區與小區——的樓房空置率是多少，要準確可靠的，每三個月公佈一次。

（二）每個地區的平均月租是多少，以每平方米算，半年公佈一次。

（三）每個地區的樓房新供應數量是多少，也是半年公佈一次。這數量分為三部分：甲、建成但還沒有賣出的樓房數量；乙、正在興建或計劃興建的樓房數量；丙、地區政府計劃推出的新地盤，可建樓房多少。這些數字要有地區的總樓房面積作比較，也要有交通、市場、學校等設施的忠實介紹。這裡順便一提，中國好些地產商喜歡「造價」，即是出術提供不盡不實之價，引客入局。這些屬灰色瞞騙，北京要考慮怎樣處理。

我認為只要上述的訊息數據能清楚而又肯定地公開，樓市出現牛群泡沫的機會近於零。如果某區的土地不足，或需求很高，那麼讓樓價上升是上策，大升也不壞，因為樓價是人口分佈的一個重要而又合乎經濟原則的最佳約束。

篇幅所限，我要到下期才分析怎樣處理因為樓市而出現的財富不均現象。是大難題，我沒有妙方也要說說。誤解貧富分化的人是太多了。因為北京推出的樓市政策帶來的效應可能變動得多而快，我要指出本文寫於二○一一年二月二十至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