憇息閒話

一口氣寫了《經濟解釋》卷三開頭的三章，約五萬多字，累了，要憇息一下。學術性的分析文字，昔日可以一坐寫三千字，今天一坐寫一千也困難。這是體力的衰退。智力呢？搞學術思想這是更為重要的問題。不少行內朋友到了六十多歲智力就明顯地開始打折扣。不是說他們變得蠢了一點，而是在感受上他們失去了一點敏銳性，失去了一點韻律或一點靈氣。你要先認識這個人，跟他研討過，然後過了一段時日再交手，才可以察覺出來。

我認為五十多歲的弗裡德曼與七十多歲的弗裡德曼很不一樣。七十多歲時他還是想得很快，還是名不虛傳，但就是沒有他五十多歲時給我的那種如神似鬼的感受。是我進步了嗎？還是他退化了？我認為是後者。

我的衡量是這樣的。弗老比我年長二十三歲。一九六三年認識他，第一次跟他辯論是一九六七：他五十五，我剛三十二。那時我寫好了《佃農理論》約半年，今天重讀該舊作認為是近於自己的頂峰期。弗老七十六歲時我五十三，大家相聚兩個星期，我的感受是他再不是如神似鬼。

儘管我認為他也經不起時日的蹂躪，弗老以智力持久不衰知名行內。他很注意自己的智力有沒有衰退。他幾次教我要天天想，因為思想是腦子的運動，停下來不練習腦子會退化得快。他八十八歲那年我對他說他的腦子還厲害，他回應：「史提芬，不要說謊話，你不可能不知道我以前的腦子是怎麼樣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承認自己的腦子鬥不過大自然的無情規律。他有的是那麼了不起的腦子，但我認為明顯的退化始於七十歲左右，可能還要早一點。弗裡德曼五十多歲時的智力，你不見到不會相信。

讀者可能不知道，搞思想創作是一種體育運動，而要改進前人之見是一種體育比賽了。要勝出腦子的機能差一小點都不成。思想文章沒有機會傳世是不值得寫的，但傳世談何容易？動筆時無從知道，只可以博一手。有碰巧而傳世的例子，也有劣作得享大名。這些屬異數。我們要博的是寫出好文章，希望可以傳世。好文章可以增加傳世機會是肯定的。這裡說的傳世是發表後三幾十年還有人記得。實情是幾年也苛求。

我說的好文章是題材明確，有重點，夠清晰，有新意，而最困難的是變化多。我這把年紀當然認識不少腦子今不如昔的學者朋友，意識到腦子開始退化的先兆是變化減少，或來得有點不自然。我說的變化不可以刻意地炮製出來，而是在思想或動筆時聯想到有關的問題，通常是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想到那些地方去。往往是無端端的發現，認為有趣，就把筆鋒揮到那邊去。讀者應該不難想像，一個人的腦子退化始於聯想力的減弱。當然，記憶力的退化首先出現，但奇怪地，我自己的經驗是記憶力的退化對思考的能力沒有多大影響。聯想力是另一回事。

說過了，實證經濟學是老人的學問，整體的處理要對世事的觀察有足夠的累積。我因而等到退了休才動筆寫《經濟解釋》。那是十一年前。當時的空閒時間沒有今天那麼多。更重要是今天增加了十年觀察中國的發展，好些現象十年前沒有體會到，也無法想像。這些都是正面的。負面是我可能等得太久：我是七十四歲才開始大修《經濟解釋》，其實大部分是重寫。修改卷一時我認為三卷要加到五卷，但修到卷二見那麼多要重寫，就改變了主意，共寫四卷算了。今天看，原來的三十一萬字會加到五十多萬字。不是閒話家常，工程是艱巨的。

我恨不得能早點完工，早點轉到書法及研究中國文化這些老人家可以持久地做下去的玩意上。困難是《經濟解釋》是自己在一門學問上耕耘半個世紀的代表作，不能馬虎。寫來真的很困難。我又恐怕自己的智力退化到不成氣候時自己不知道。有五位飽讀經濟論著的朋友在旁監察著：一位在文稿刊登前先讀，四位按期必讀。這五位的評價，是今天重修、重寫的比十年前的三卷本高明很多。

還有其他幫助不少的條件。今天重寫的那些部分先在《信報》發表。有兩個好處。其一是《信報》讀者的知識水平比較高，讓我放心地寫得深入。其二是《信報》不限篇幅的字數：有時千多字，有時近五千字。鼎鳴老弟也在該報按期動筆增加一點熱鬧，而不久前於漸老弟也手癢起來，按期長篇而大論。鼎鳴與於漸是香港的經濟學者中普通常識最好的了。這是我很少說的恭維話。今天的經濟學術文章，一般是連普通常識也沒有。雖說專欄不是嚴謹的學術，但寫慣沒有普通常識的學術文字，轉寫專欄也沒有。

還有一件《信報》值得放煙花的事。互聯網的興起惹來國際上的網絡博客無數，其中不乏經濟博客專欄。相比起來應該沒有哪份刊物比得過《信報》。不要把我放進去，因為這些日子我寫的算不上是專欄。用不著老人家出手吧（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