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勢3：北京要考慮放棄以貨幣政策調控經濟

上星期寫好《貨幣調控非兒戲》，思往事，想著些什麼，叫太太在網上找到老師布魯納（Karl Brunner, 1916-1989）的資料，讀到師兄Alan Meltzer追悼布老師的文章，禁不住叫不懂經濟學的太太也要讀。像布魯納那樣的學者，今天不容易找到了。布魯納是二十世紀的貨幣理論大師，跟弗裡德曼平起平坐。Meltzer是他的學生，也是他數十年研究不斷的唯一拍檔，相得益彰，在行內是有口皆碑的。粗略地分界，弗裡德曼在貨幣理論的貢獻主要是在貨幣需求那方面，布魯納的貢獻主要是在貨幣供應那方面，而師兄的貢獻是在貨幣銀根（monetary base）那方面。這三位對貨幣研究之精，之深入，我高山仰止快五十年了。布魯納沒有拿得諾貝爾獎是運程的問題，不是貢獻的問題。師兄還健在，拿到，替老師平反一下我會站起來拍掌。



我幾次在文章內提到布魯納。今天輪到自己日暮黃昏，回顧自己在一門學問上走過的漫長的路，對事實考查的執著主要來自阿爾欽的教誨，對邏輯與科學方法的堅持則主要來自布魯納。想當年，在思想上佈老師跟我是合不來的，有點格格不入。任何推理他喜歡把邏輯與科學規格放在前頭，而我則喜歡天馬行空，或魂遊四海。這是稱讚自己。要批評你可以說我喜歡胡思亂想，不依常規。我要到一個題材或理論假說的結構有了眉目，才一下子排山倒海地轉到邏輯與科學規格那邊去。受到布老師的影響，在這後階段我很執著，一絲不苟，往往翻來覆去想多天。當年在思考上跟老師合不來，因為我不懂得怎樣把後階段的嚴謹推理搬到前面去，但我在後階段的執著嚴謹，是受到布老師的影響。



說起來，我沒有用英語在國際學報發表過一篇關於貨幣的文章。然而，關於貨幣的話題，我這一輩在美國求學的不可能不受到感染，何況我是出自這話題的兩大重鎮：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一九六一與一九六二這兩年的暑期，在洛杉磯加大，我是布魯納的研究助理，檔次最低的，替他收集及計算美國數十年的不同貨幣量的數字變化。跟著是阿爾欽跟我研討他後來發表的《為什麼有貨幣？》，再跟著是Axel Leijonhufvud同期同校寫他後來大名遠播的《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與凱恩斯的經濟學》。布魯納一九六五年離開洛杉磯加大。我也離開，任教於長灘，一九六七年轉到芝加哥大學。當時芝大有三個貨幣理論大師：一個是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個是夏理·約翰遜，一個是今天還健在的羅伯特·蒙代爾。同事們天天談貨幣，我喜歡跑到那裡的法律學院找科斯，有時到那裡的商業學院找施蒂格勒。當然還有法律學院的戴維德。芝大是我知道唯一的分學系但不分彼此的大學。當時作為系主任的Arnold Harberger對我說：「歷史上經濟學陣容最強是今天的芝大，幾個學系都是一家人，你要到處跑才學得多。」



提到這些陳年舊事，因為這幾年西方的金融與財赤給整個地球帶來麻煩，而我認為這些麻煩主要起於貨幣政策出現了嚴重失誤。不要告訴我是哪位專家的貨幣調控出錯，或是今天某大師有較佳的貨幣調控方法。半個世紀以來，有什麼貨幣規則大家沒有聽過呢，有什麼貨幣紀律大家沒有建議過？還有什麼貨幣調控的方法沒有嘗試過？我不懷疑不同的名家建議還會繼續出現，不懷疑繼續有名家認為貨幣政策可以調控經濟，但我也不懷疑錯失會繼續出現。貨幣的主要用場是協助貿易與投資大家早就知道，怎會轉到調控經濟那邊去是複雜無比的學問。弗裡德曼當年說的不可能錯：在無錨的貨幣制度下，貨幣量要有適當的約束。但到後來，貨幣量應該怎樣算，通脹的預期為什麼老是看不準，為什麼要轉用利率調校，皆複雜無比的學問。



不要把問題看得太複雜吧。三年前雷曼兄弟事發給美國帶來的不幸，顯示出來的因由與效果跟二十多年前日本遇上的不幸大有雷同之處。主要是三點。



其一是借貸擴張得太多，收縮時一下子使國家以金錢量度的財富下跌了三分之一或以上。其二是銀行恐怕借錢出去收不回來，成本息低也不願意借出去。這跟凱恩斯說的流動性陷阱是兩回事。其三是福利制度、工資管制及利益團體的左右，收入的預期無從提升。是多麼可怕的不幸：日本的經濟衰退了二十多年還沒有起色，害得今天四年要換五個首相。



費雪的簡單方程式不是說得清楚嗎？財富等於年金收入除以利率。這年金收入後來弗裡德曼稱固定收入，是不同的預期收入折現後的平均預期收入。因為借貨擴張過甚，收縮時使房地產及股市之價暴跌，即是費雪方程式的財富暴跌了。市民消費的意向當然受到影響而下降。國家的資源依舊，原則上這消費意向是可以調校再上升的。然而，怎樣才能把財富再推上去呢？調低利率嗎？銀行見風險大不願意借出。提升收入的預期嗎？解除最低工資談何容易，拆散利益團體處處山頭。大手削減福利嗎？英國最近出現的動亂是效果。



原則上大手搞起通脹是一個辦法，但老人家的生活怎樣過呢？在西方，最有權反對通脹的是老人家。他們工作時投進了退休金給政府，搞起通脹可以看為政府毀約。當然，這些退休金往往有通脹調校的安排，但政府需要增加的支出來自何處呢？經濟不景，提升稅率是大忌。



中國又怎樣呢？儘管我認為北京的朋友應該接受但沒有接受我二○○九年三月二十日提出的建議——《溫家寶大可煞掣》；儘管我認為高鐵建造得太快，打壓樓價的方法用得不對，抄襲老外的勞動法例是劣著，抄襲老外的貨幣調控也是劣著——我認為今天眾說紛紜的硬著陸的出現機會不大。除非真的把樓市打死。樓價一般急跌三分之一會出現硬著陸，機會不是沒有，但我認為北京會懂得及時鬆手。



我明白北京的朋友為什麼要打壓樓市。說他們恐怕泡沫是過於抽象的說法。遠為具體的說法是他們恐怕日本二十多年前的經驗及美國幾年前的經驗在中國上演。目前看，這些不幸經驗是不會在中國出現的：打壓樓市的直接政策及借貸緊縮的間接政策推出了好幾個月，這裡那裡樓價只下降了百分之十左右。更重要的是樓價跌得慢。急跌三分之一會出現硬著陸，慢跌三分之一多半不會。那些所謂泡沫，從歷史的經驗看，永遠是跌得快的例子。這幾個星期內地樓價的下跌有加速的跡象，這只是個人的隨意觀察，作不得準。北京的朋友可能認為跌得快好世界，或者認為經濟硬著陸是好事，但我不這樣看。二十多年前日本硬著陸，幾年前美國硬著陸，跟著歐洲也硬著陸。



我認為中國的樓市根本沒有北京朋友擔心的泡沫，刻意地炮製出來不智。紓緩樓價是另一回事。增加樓房的土地供應及提升建築容積率都可以考慮，推出經濟適用房（香港稱居屋）不壞。我沒有確實的數據，但聽到及讀到的，從香港及西方的經驗看，中國的經濟適用房的大量急推可能操之過急。



最令我擔心的是央行採用的貨幣調控政策。是從西方的無錨貨幣（fiat money）制度抄襲過來，加上一些中國式的左不准右不准。其中最大的麻煩是以利率調控。利率是一個價，應該由市場決定。當年弗裡德曼極力反對以利率調控。師兄Meltzer提出的調控銀根法則在西方用了一段時日，後來格林斯潘主席聯儲，轉用利率調控。表面看有一段長時期格老之法可行，但他把利率不斷地轆上轆落，轆個不停，終於轆出大禍來！



我曾經屢次提出，而下一篇再會申述，把人民幣下一個穩定的錨然後讓匯率自由浮動，是最可取的貨幣制度。央行的職責只是守錨與監管銀行，調控經濟要讓另一些部門處理，與央行無干。西方——尤其是美國——今天面對的一個困難，是他們的無錨貨幣制度用了那麼多年，以貨幣調控經濟調了那麼多年，他們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是織進了他們的貨幣制度中，要轉用另一種貨幣制度很困難。不久前讀到一些聯儲委員的言論，反對聯儲以貨幣政策調控通脹之外的經濟事項。可能太遲了。



中國呢？迷途未遠，還可以選擇，還可以採用跟西方不同的貨幣制度。北京還可以選擇一個完全不用貨幣政策調控經濟的貨幣制度。



（話說天下大勢，之三）

天下大勢2：貨幣調控非兒戲

二十世紀的經濟學發展牽涉到那麼多的能人參與，那麼多的統計分析，那麼多的重要文獻，以及那麼多的爭議，論才多勢大，沒有任何題材比得上貨幣理論及貨幣政策。凱恩斯、費雪、弗裡德曼等人的天賦不可能被誇張了，而希克斯、蒙代爾、勞卡斯、布魯納、Meltzer、Tobin等人在貨幣學問上的貢獻卓然有成。其他參與的師級人物屈指難算。然而，貨幣理論及政策的爭議到今天還是塵埃未定。



三年前地球金融風暴事發，美國聯儲反應快，到今天，大手下重藥的貨幣政策還是看不到有成果。凱恩斯學派的花錢政策首先敗下陣來，貨幣調控算是用到盡。如果同學們再讀我二○○九年一月六日發表的《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會知道我在那時已經推斷了今天我們見到的無成果的情況。我用自己的價格理論。



不管他人怎樣說，我認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兩位經濟學者是費雪與弗裡德曼，二者皆精於貨幣理論及有關的實證研究。才高八斗，他們的作品我衷心佩服。然而，費氏一九二九年對美國經濟的推斷大錯特錯，弗老一九八二年起對美國通脹的推斷出現了大錯，跟著或大或小的錯持續到他謝世的二○○六年。成敗不足以論英雄，以貨幣政策調控經濟及通脹之難，難於上青天！



貨幣理論的核心是幣量理論。原則上幣量理論是真理，起自斯密之前，二十世紀得到費雪與弗裡德曼的再詮釋，鬼斧神工，有一段長時期對通脹的推斷大有可為。然而，世界侷限的轉變往往出乎意料。電訊的發達使幣量應該怎樣算出現了麻煩，戰亂的困擾使不同貨幣的強弱出現了變化，政策的無常使投資或消費的意欲難以捉摸。侷限的轉變會影響行為大家都知道，沒有疑問，幣量理論在推斷上的失誤可不是因為理論本身出錯，而是使用該理論的人漠視了或在比重上輕視了其他侷限的轉變。是的，我認為弗裡德曼當年過於重視貨幣量的轉變而輕視了其他侷限。



侷限轉變的分析是選擇理論的範疇，也即是價格理論的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起，對「宏觀」現象的推斷我必從侷限的轉變入手，也即是說必以價格理論先行，有了大概的結論才引進貨幣理論作補充。凱恩斯學派的理論我完全不用。朋友們說我的推斷雖然有錯，但準確程度自成一家。我是為了興趣，為了滿足好奇心，有時也為了一點關心而作自己的理論推斷，命中率的或高或低很少顧及。都寫下來了，讀者可以計算一下是不是朋友們說的那麼厲害。



我要從最近同學們提出的一些關於貨幣的問題來示範以貨幣政策調控經濟的複雜與困難，同學們可能感到天旋地轉，而一篇文章能示範的只是冰山的一小角。



不久前一位同學說他讀到央行的言論，指目前的中國有負利率，所以調控通脹格外困難，問何解。我說不知何解，但中國何來負利率了？那所謂負利率，是指通脹率高於利率。是嗎？正確來說不是。正確之見，負利率是指預期的通脹率（anticipated rate of inflation）高於市場利率，費雪一九一一年發表的《貨幣的購買力》提供了精闢的分析。預期的通脹率在真實世界看不到，專家們只能從市場的不同年期的債券孳息率衡量。看今天中國的債券，其孳息率全部低於市場利率，含意著負利率不存在。雖然比較長期的債券的孳息率高於比較短期的，但比較長期的供不應求，不容易衡量。話雖如此，我的感受是目前中國的通脹預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是比較嚴重的，但負利率不存在。我也認為這預期是開始和緩了。



中國的債券市場不倫不類令我失望。債券市場發展得好可以提供重要的關於通脹預期的訊息。這市場需要有足夠的不同期限的債券發行量，長期短期的比重要大致均衡，放出去時要公開拍賣，而跟著要讓任何願意出價的人在自由市場按價要購多少就有多少。這樣，我們才能在不同期限的政府債券之價的變動中（或孳息率的變動中）衡量市場的通脹預期。另一方面，一個發展得及格的債券市場可以協助國民策劃他們的退休大計。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我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反對一家一孩政策。該文指出的一個重點，是這政策堅持下去會使老人家舉目無親，或缺少了年輕一代的照顧，老人院林立恐怕難免。今天看我當年是不幸言中的。北京要儘早推出一個可靠的債券市場，鼓勵零售，讓三幾百元也可以下注，不要著重於根本不愁米飯的大機構的老闆的利益了。



幾位同學提出另一個遠為複雜的問題。這是一些言論說讓人民幣的匯率升值可以協助減除通脹。我記得蒙代爾說過人民幣提升會有通縮。他的意思可能不是今天中國面對的情況，也可能是反映著蒙兄之見與昔日弗老之見有分離。說說我自己怎樣看吧。



我認為人民幣在國際上升值會提升中國的通脹預期，因而增加通脹的壓力。不是淺道理，分點說會較為清楚，同學們要讀得小心了。



（一）一隻強貨幣不容易有大通脹，一隻弱貨幣則容易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兩段時期美國的貨幣量上升得厲害，但通脹率不高，使弗裡德曼跌了眼鏡。我和弗老及我的師兄Alan Meltzer為這現象研討過，得到的結論是這兩段時期美元在國際上強勁。強幣鼓勵民眾持有保值，尤其是發放到國際上去。這對通脹增加了約束力。



（二）何謂強幣何謂弱幣？從國際匯率的比較看，一隻貨幣的匯率偏低是強，偏高是弱。這幾年人民幣兌美元或港元算是偏低，相比之下可以作為強幣看。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元在國際上大強特強，其匯率是明顯地偏低了。



（三）通脹或通縮的要點是那個「率」字，即是說在時間上每期有一個通脹或通縮率。一次過的價格大升或大跌，之後不變，沒有「率」，算不上是通脹或通縮。通脹為禍是因為有一個率，促成通脹預期的頑固性，使市民未雨綢繆，採取防預，導致資源使用的浪費。



（四）如果明天央行把人民幣兌美元一下子提升到三兌一，內地的物價當然立刻大幅下降，但弗裡德曼會說這跌價不是通縮，因為此跌也，沒有一個持續的率。另一方面，人民幣提升至三兌一美元會立刻變為弱幣，人民會轉持外幣，或搶購物品，通脹的預期跟著出現，下降了的物價的通脹率飆升無可避免。



上述的「三兌一」當然是個誇張假設，但以誇張的想法推理是我用了數十年的法門，好用，推得準，同學們要學而時習之。在上一篇文章我提出兩個今天內地通脹頑固的理由，這裡多加一個。這幾年北京的朋友老是說人民幣要逐步升值。這不僅導致炒家們興高彩烈，也同時是說，人民幣要逐步減強轉弱。這樣，內地的通脹預期怎會不增加其頑固性呢？北京朋友的意思當然不是說要把人民幣改為弱幣，但要減強是說了多次，在程度上會有同樣的增加通脹預期的效果。



（五）這就帶來一個在推理上的大麻煩。匯率是一個價，在市場上怎會偏高或偏低呢？小販在街頭賣花生，其價永遠不會偏高或偏低。轉到貨幣，如果我用金本位，你用銀本位，金與銀之價皆由市場決定，你和我的貨幣匯率會因為金或銀之價變而變，沒有偏高或偏低這回事。我用金本位，你的貨幣沒有錨，在多種情況下匯率偏高或偏低可能出現。不同國家的貨幣政策不同，財政政策不同，在無錨貨幣制度下，匯率的釐定，就是自由浮動也不容易調整到永遠不出現偏高或偏低的情況，何況中國到今天還有外匯管制。我的貨幣鉤著你的，但你和我的生產增長率不同，匯率可以持久地偏高或偏低。



我認為這些年人民幣的匯率持久地偏低——這裡要注意的是「持久」——還有另一個原因。這是外資的進口量持久地超過市場的預期。十多年來有幾段短暫時期外資進口是減弱了，但過了不久又大升。外資的湧進大致上持續了十多年，跡象顯示市場往往沒有預料到。十年來內地的樓價升幅遠高於利率是證據。



當然，弗裡德曼會說，讓人民幣的匯率自由浮動會大幅地減少偏高或偏低的情況。當然對，但我反對中國採用西方的無錨貨幣制度，認為人民幣要先下一個穩定的錨才自由浮動。格林斯潘時期人民幣緊鉤美元是可取的，但今天要鉤什麼才對呢？我多次建議人民幣要轉鉤一個怎樣的錨，這建議真的如錨沉大海（一笑）！如果人民幣採用西方的無錨貨幣制，我可以肯定，全部放開匯管匯率炒內幕會炒到天翻地覆。神州大地的確有其獨到之處：我們的偉大祖國今天內幕不內！無錨浮動，外地的炒家會忙得不可開交也。



（話說天下大勢，之二）

天下大勢1：從格林斯潘的一句話說起

這些日子我集中於重寫《經濟解釋》，難度高，是自己在一門學問上最後的孤注一擲。當然對自己苛求，想幾天只寫兩千字。同學們在旁不斷拍手、打氣，飽讀經濟論著的朋友頻呼前不見古人——這些我感激，但同學們見我說要把曾經構思的五卷改為四卷，不以為然，希望我能寫五卷或更多。他們忘記了我是個退了休十一年的人。經濟學的思想史說，重要作品一律是作者五十歲之前寫下的。今天我讓他們四分之一個世紀，奇蹟恐怕不容易出現了。自己無足輕重，勝不會加薪，敗不會失業，日暮黃昏博他一手，表演一下，是個好玩意。上蒼對我是仁慈的。我在四十四歲那年轉為跟進中國的改革發展。行內的朋友只見過一個世界，我見過兩個，視野擴大了，思想有了新的啟發，同樣的理論與概念於是從頭再考慮，好些地方覺今是而昨非。

是在這些為自己所學再苦思的日子中，地球的經濟話題議論多，說真的，半點令人舒暢的消息也沒有。讀者紛紛要求我動筆評論，我可沒有時間跟進。有的是朋友傳來問意見的新聞，不是戰亂就是財赤，地球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八月六日標準普爾把美國債務的信用降級。時間上很不對頭，因為此降也，剛在美國財赤上限吵得很令人失望之後。標準與普爾合併於一九四一年，這是第一次把美國的信用降級，舉世嘩然。跟著的舉世股市暴跌大家知道。大家不知道的，是經濟學不容易解釋為何股市暴跌。讓我從比較容易解釋的說說，也藉重寫《經濟解釋》的憩息時間寫兩三篇，評論一下天下的經濟大勢。

我要從美國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八月八日的一句話說起。他說市場不用擔心美國不還國債，因為印製鈔票購回沽了出去的債券就是了。這是老實話，我早就知道，只是不便由我說出來。我的意識是年多來聯儲推出的兩輪量化寬鬆是這樣做，而標普降級後美國債券之價不跌反升可能是聯儲打算推出的第三輪提前實行的效果。

我不認識格林斯潘，但歷來尊敬這位老人家。他的深交弗裡德曼也是我的深交，弗老在生時多次跟我談到格老。我的老師阿爾欽當年對格老的貨幣政策有質疑，我因而求教於弗老。格老給我的印象好，因為他在任時對中國的評論永遠是那麼客觀，永遠是善意明確。我不一定同意他的分析，但作為地球上最重要政權中的一個舉足輕重人物，格老能保持學者風範令我心折。

我也認為中國要感謝格老。他主席聯儲是一九八七至二○○六年初，而人民幣緊鉤美元——只鉤美元——是一九九四至二○○五。那是美元最穩定的一段長時期，幫了中國一個大忙。九十年代的中國在經濟上要過一個大難關，只緊鉤美元是鉤對了。格老不僅沒有投訴或干預人民幣鉤美元，而且在一份他推出的研究報告中解釋人民幣升值幫不到美國工業。他當時看錯了的是認為人民幣兌美元不能持久地不升值。那是經濟學傳統的錯，認為一種貨幣的上升壓力與下降壓力是對稱的——其實不是。

格老的印製鈔票購回美債觀是對的，問題是只能把債券價格下降的壓力推到美元那邊去。時機又是不對頭，因為這幾年美元幣值有下降的壓力，而美國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來支撐美元。這一次，我認為幫忙可能倒轉過來：中國有機會幫美國一個忙。縱觀近來的國際匯率演變，我的直覺是人民幣主要還是鉤著美元。不是全鉤，是一個主要部分。沒有什麼內幕消息，只是從多種國際匯率的變動看給我這樣的判斷。

要點是只要人民幣緊鉤美元，美元的國際幣值不會跌到哪裡去。十三億生產力不俗的人口拉著美元說不得笑。問題是，如果人民幣緊鉤美元，對中國有利嗎？有兩個不同的看法，都對。其一是如果不鉤，美元兌人民幣大跌，中國是大輸家。這是因為中國持有很多以美元為本的儲備（人類歷史上最多，單是美國債券就逾一萬三千億）。從中國利益的角度看，美元匯率下跌與美債之價下跌是同一回事！這方面看，人民幣緊鉤美元對中國有利。其二是不利的。這是因為人民幣持久地緊鉤有弱勢的美元，惹來另一番通脹是早晚的事。

不要以為任何國家都可以印鈔票購回自己的國債，因為條件苛求：該國的貨幣需要有很強的國際接受性。這樣的貨幣歷來佔上大便宜：國家可以發放貨幣出去，留在外邊對本土不會引起通脹，而成本只是印製鈔票的費用。美元雄視地球六十年（二戰前是英鎊），要講際遇，也要講自己的本領。今天北京央行的朋友可能不知道，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大名幣也）的起因，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起出現了美元短缺（dollar shortage）這個現象，持續了逾十年，我作本科生時也要讀。所謂美元短缺，是指美元在國際上的幣值偏低，遠比這幾年人民幣值偏低為甚。

轉談中國目前面對的通脹，其頑固性顯然跟弗裡德曼當年教我的算法有出入。二○○九年三月二十日我發表《伯南克別無選擇；溫家寶大可煞掣》，建議北京要開始收緊。是弗老教的算法，算得準，可惜北京的朋友沒有接受。然而，最近七月份的通脹率繼續升至六點五，跟弗老的算盤出現了差池，因為央行緊收銀根有了一段時日，也緊得厲害，導致中、小企業遇到困難。小工廠叫救命叫了大約六個月，通脹率還在上升，這跟弗老主導的芝加哥貨幣學派研究出來的時間表有出入。

為這個通脹應該開始下降但還在上升的現象我想了幾天，調查了一些資料，得到如下兩方面的解釋。其一是年多來進入中國的外資急升，而無論是哪裡來的資金，只要在中國使用都會增加通脹的壓力。在此同時，人民幣的利息在內地比在外地高，出了去的人民幣有回流的情況。

另一個原因是一九八八年我向弗理德曼提出的氣球定律，他說是天才之筆。我向弗老指出，如果通脹上升，政府管制某些物價，其它沒有管制的物價的通脹率會提升，因為壓力會加到沒有價管那邊去。幾個月前北京大舉打壓樓價，而樓價的升降是沒有算進通脹指數之內的。這邊廂政府把樓價捏壓，那邊廂租金及其它沒有管制的物價會上升得較多了，正如氣球一邊被壓另一邊會膨脹起來。君不見，最近幾個月內地的樓房租金的上升率是明顯地加速了的。

個人的看法是外資急升導致的通脹北京不要管，由它脹吧。約束樓價最好多放樓房土地出去，而這樣紓緩樓價是不會有氣球效應的。如果我的分析是對，央行減息是刻不容緩的事：經濟硬著陸之聲今天在神州大地不絕於耳。

下一篇我會討論一些有趣的變化。

（話說天下大勢，之一）

三三五：自然壟斷之謎

（五常按：本文原來是《受價與覓價》第三章《壟斷的詛咒與成因》的附錄，寫好後認為重要，決定改為該章的最後第五節。）



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是有爭議的話題，曾經吵得熱鬧，主要是關於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ies，例如水、電、煤氣等）的供應，尤其是這些事業的成本分析。要點是這樣的：如果一種物品的產量增加其平均成本不斷地下降，在同一市場內不會有多過一個生產供應者，這是因為只一個生產者的產量愈大，其平均成本愈低，其他生產者參進會遭淘汰。只一個可以生存，是壟斷，但因為產品沒有獨特之處，只是平均成本不斷地下降會淘汰或杜絕其他競爭者，所以稱為自然壟斷。

邊際成本的爭議

自然壟斷帶來一個大麻煩。產量增加平均成本不斷下降，邊際成本永遠是在平均成本之下。資源的有效率使用或要滿足帕累托條件，產出點是價格等於邊際成本，但要滿足這條件，自然壟斷的價格一定是在平均成本之下，因而要虧蝕。政府強迫價格等於邊際成本，這個自然壟斷者要關門，但如果不強迫，其價會高於邊際成本，因而無效率（或有浪費）。於是，經濟學者的建議有二。其一是政府補貼自然壟斷者；其二是索性由政府經營公用事業或有自然壟斷性的行業。

針對上述的分析，科斯一九四六年發表《邊際成本的爭議》（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該文的要點是如果邊際成本低於平均成本，需要政府補貼及管制，惹來的管治費用很大，得不償失，所以應該以平均成本訂價。一九六八年德姆塞茨發表《何必管制公用事業？》（Why Regulate Utilities?），提出了自然壟斷其實不是壟斷的觀點。他以鐵造的汽車牌為例，其製造是產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他跟著指出，如果汽車鐵牌需要招標競投製造，每牌之價會等於平均成本，何壟斷之有？

科斯與德姆塞茨這兩篇文章是批評自然壟斷的傳統分析最有名的，但我將指出，他們都吠錯了樹。

小食店的例子

讓我從一家小食店說起吧。該食店在街坊鄰里，市場小，只此一家，而這家只產出一種食品。比較優勢成本不論，在考慮進入該市場投產時，小店老闆會計算一下入局的投資成本：裝修、購置器具等。假設這入局投資要五萬元，入局之後這資金的利息需要放棄——這是入局成本從川流的角度看。入局之後，投資下了注，除非老闆把生意出售，這入局成本通常是覆水難收。開業後高於直接成本的收入是由市場決定的租值，上頭成本是也。

也是在未入局之前，老闆會考慮或猜測入局之後的生意情況，可收之價是多高。有了這些數據的大概，他打的算盤要選擇小店子的規模有多大，檔次有多高，每天每期的產量及進帳有多少。憑這些數據他選擇用哪種生產方法及道具來經營。他選用的是產出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線最低的方法，爭取的是可收盡收的最高租值，希望這租值（這裡的簡單例子也是上頭成本）能蓋過入局成本的利息。

直接成本是不產出就不需要支付——上述的小食店是食料、水電、工資等。這裡假設沒有灰色地帶的麻煩（這麻煩我會在第六章再討論），直接平均成本的曲線很容易是碗形，而直接邊際成本從下而上，穿過平均成本的碗底。包括上頭成本的總平均成本是把租值加上去，加到出售價而止。換言之，不管是受價還是覓價，出售之價是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要注意的是包括租值或上頭成本的平均成本曲線的本身是沒有邊際成本曲線的，我在第二章第七節解釋過了。

一個街坊市場只有上述的一家小食店，可以看為壟斷，潛在的競爭者無數，但跟我曾經提及的小孩子賣可口可樂不同，競爭者要參進也要付那幾萬元的入局投資。這家小食店因而受到市場的保護，他的租值收入要高於入局投資的利息潛在的競爭者才會考慮參進。

說壟斷是對，因為街坊市場只此一家。說覓價也對，因為租值的存在此家可以提升價格而賣得少一點，或調低價格而賣得多一點。是個自然壟斷者嗎？從直接成本看是，因為這家的直接成本比還未入局的為低——還未入局所有成本皆直接。從產量增加平均成本不斷下降的準則看不是，因為這小食店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線是碗形的。

海底隧道與小食店的成本曲線相同

讓我轉到一個行內認為是明顯的自然壟斷的例子：建造海底隧道，車輛使用收費。投資數十億建該隧道，每輛車使用通過收費只二十元。以總投資及經營費用除以車輛使用的數量，每輛車的平均成本當然是車量愈大愈低，而這平均成本下跌近於永無止境。

然而，以這隧道作為自然壟斷的經典例子，其實與上述的街坊小食店沒有兩樣：隧道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線是碗形的！車量上升，管理的員工增加，而到了近於堵塞之境，互相干擾，車輛駛慢了，等於我說過的餐館的桌子競爭使用，這輛車的時間增加是那輛車的直接成本。服務每輛車的直接平均成本會上升，而如果車輛堵塞不動，直接平均成本會飆升——這是不論庇古的公路使用的社會成本，只論隧道老闆服務每輛車的直接平均成本。

經濟學傳統以這隧道作為自然壟斷的經典例子，是吠錯了樹。這傳統把入局的數十億投資作為直接成本看。未入局之前當然是，街坊小食店的五萬元也是。但自然壟斷，我把邏輯讓你讓到盡，只能從入局後的直接成本看。以包括上頭成本或包括入局投資的總成本除以車輛數量而求得的平均成本曲線來論自然壟斷是吠錯樹。更為嚴重的，是這傳統不斷地吠的那條低於平均成本的邊際成本曲線，基於上述的包括上頭成本的平均成本變動，根本畫不出來──根本沒有樹！

辦公室裡的經濟學

回頭說德姆塞茨的汽車鐵牌例子，有兩個問題，一小一大。小問題是他以每塊鐵牌作為產量單位，平均成本不斷下降，很可能是看錯了。我在《收入與成本》第七章分析出版行業時，指出從印刷商的角度看，以每冊書作為單位算量不對：印刷商是以書號為單位算量的。以一個書號的冊數算量，直接平均成本曲線會不斷地下降，但以書號為量這曲線會是碗形的。

我沒有調查過德姆塞茨說的製造汽車鐵牌這個行業，但很懷疑這製造商會以牌數算量作為他的直接成本考慮。很可能他以開機的次數算。另一方面，我知道好些與製造汽車鐵牌類同的行業，量大通常由好幾家工廠處理，顯示著直接平均成本不是不斷地下降的。製造汽車鐵牌究竟由多少家從事，或是否由一家發放出去給幾家，又或者是政府的有關部門指定一家工廠造，不准發放──德姆塞茨沒有深入調查過。這是辦公室裡的經濟學了。

地役權是公用事業的因由

大問題是以製造汽車鐵牌的例子來比喻水、電、煤氣等公用事業。這是明顯地吠錯了樹。我認為水、電、煤氣等事業一般受到政府的管制或插手，可不是起於經濟學者歷來相信的平均成本不斷下降，而是因為有地役權（easement）的困擾，政府非插手不可。既然插手，無可避免地要管制一下。

我說的地役權，起於水、電、煤氣等的供應與安置，要通過很多不同用途的土地及有不同業主的樓宇，其中只三幾處不讓通過就難以成事。政府的存在不是毫無經濟效率理由的。公用事業需要使用地役權，沒有政府處理很麻煩，而就是所有人同意通過，之後某些人反口也頭痛。生產供應可由私營操作，也往往是，但地役權沒有政府處理難以成事。至於政府應否管制公用事業的收費是另一個話題，而我在第五章會指出，牽涉到地役權是美國的反托拉斯案件中最頭痛的經濟分析。

壟斷不要從成本看

在自然壟斷與邊際成本這兩個有關的話題上，我認為科斯的失誤是他漠視了上頭成本。雖然他發表過關於上頭成本的文章，其分析跟我在《收入與成本》提出的很不一樣。大家都從馬歇爾得到靈感，但我不同意馬歇爾，因為他沒有堅持成本永遠要向前看。德姆塞茨以批評政府知名天下，但他漠視地役權的公用事業分析是吠錯了樹。

壟斷，不管自然不自然，是不應該從成本的角度看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每個人都有他或她的比較成本優勢，說每個人因而是個壟斷者說了等於沒有說。其二是上蒼有知，如果天賦成本是零，每個美麗的女人都可以是鄧麗君。說鄧麗君是個壟斷者因為她的天賦成本夠低也是說了等於沒有說。我們還是以鄧麗君的絕代風華來界定她的壟斷本領吧。

（第三章完）

張五常：我不認為自己可以影響社會（《南風窗》訪問）

張五常：我不認為自己可以影響社會



時已入夏，張五常宅邸的壁爐中，猶自堆放著一些木塊，想是上一季不曾用完，又如同剛剛添入——用這樣一種西式情調，我們的訪談，就在這背景下展開。

陽光從透明的屋頂射入廳堂，人於室內，又可以毫不費力地遊目於玻璃牆外春光遍著的小花園。在這個花費代價營造的環境裡，張五常赤足趿著一雙黑色拖鞋，愜意地仰靠在一張可以靈活轉動的單人小沙發上，不斷地轉來轉去，氣定神閒，談吐裕如。上海已進入梅雨時節，這樣的晴好天氣，似不多見，他偶會站起來，轉上一圈，說一聲：「今天天氣不錯啊。」



我是小人物



南風窗：您的很多言論主張，有沒有達到什麼效果？



張五常：我八十年代建議的東西，《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賣橘者言》，只要寫一次，最多寫兩次，就不再寫了，因為感受上好像是有點效果。例如一九八六年六月我發表《出售土地一舉三得》，幾個月後深圳的朋友問該怎麼出售。又例如我警告說中國不要走上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同意，反應好。今天重讀舊作，彷彿自己把中國改革的細節預先寫了出來，有這樣的感受。現在沒有這種感受了。我早說中國要放棄抄襲外國的貨幣制度，寫了二十幾篇，勞動法也是，皆如石沉大海。

我從來沒有要求別人聽我講的。我沒有本領改進社會，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可以影響社會。我算什麼呢？不是什麼大人物，是小人物。你要聽就聽，不聽就不聽。我是從事經濟解釋的，解釋什麼政策會有什麼效果，但我不是改革者，這不是我的專長。我只不過是用我所知的解釋給你們聽。你們不聽我知道自己是個小人物。北京對我是寬容的，我批評新《勞動合同法》寫了十幾篇，有時罵得自己有點尷尬，他們雖然不接受，但沒有封殺我。



南風窗：也許還沒有到時間吧。



張五常：七十五歲了，來日無多，希望能早點見到我希望見到的。



南風窗：我說的時間沒有到，是指現在這個國家還處於轉型初期，總要給大家一點時間去摸索，要允許嘗試，哪怕是試錯。況且對於一項制度設計的判斷，站在不同的角度，處於不同的境地，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此時，最好的辦法難道不是應該把問題交給時間去解決麼？



張五常：我搞的經濟學不是坐在辦公室猜測，而是基於真實世界的觀察，對中、西方的歷史都有掌握。從事經濟解釋五十年，因果的推斷準確。我說這政策會有那樣的效果，你不信，嘗試失敗其代價可能高到天上去。



南風窗：您覺得自己的金玉良言沒有人聽，都有找過原因麼？



張五常：八十年代的時候，中國沒有海歸派，西方的影響也不大。北京的朋友當時都在摸索，多讀我的文章是不難理解的。你讀我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我的影響。你愛讀我就寫，不斷地解釋。走我的學問路線的人只能這樣做，也應該這樣做。至於有沒有真的影響力是無關宏旨的。我沒有雄心，也沒有野心，有的只是一點關心。

現在聲浪很多，大名校的博士無數，而我歷來是個不爭論的人。昔日美國的同事初時認為我從來不回應的態度不對，後來又一致說我對，其實是一九六八年施蒂格勒教的。



南風窗：智囊化決策和施政，有用麼？



張五常：通常沒有用，西方的經驗也說沒有用。昔日英國的戴卓爾夫人，美國的里根，及南美的一個成功例子，都是主要用一個顧問。這三位顧問跟我很熟，我很佩服他們的政治感。但我認為比他們更重要的是上頭對經濟的感受好。



南風窗：假設在某一天，官方說張教授你也來給我們噹噹顧問吧。屆時您將做何反應？



張五常：他們不需要這麼做。找朋友帶個口信來就可以了，有什麼問題，我有什麼建議，我知道的會說。朋友之間問我怎麼看，我知道的會說。這種傳達方式可能傳錯。正正式式的會說得清楚一點。但我認為不需要這麼做。我認為能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很重要。



經濟學家的責任



南風窗：前些年有學者就說中國真正的經濟學家不超五個，在您眼裡，在這個群體中稱得上經濟學家的多不多？



張五常：一九九七年，我作美國西部經濟學會的會長，這是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學會，我數了數那些會員，三個裡面有一個是中國人。你說中國有多少經濟學家？他們不是經濟學家麼？我在美國攻讀經濟的時候，全校的中國學生只我一個唸經濟，現在唸經濟的很多，那你說中國經濟學家怎麼不多呢？說起來，我在美國長灘教了兩年，芝大兩年，華大十三年，加起來只教過一個中國學生。今天的情況相差很遠。

中國幾千年前的老子、韓非子，都是經濟學家，還有其他的，當時可能紙張不便，寫不出長篇大論，但比照一下現在的水平，甚至一些拿諾貝爾獎的水平，其思想哲理的重要性比不上我們的韓非子、老子。

另一方面，你說的經濟學是什麼經濟學呢？經濟學有多種。大多數的經濟學不走解釋世事的路。你可以說我這種不是經濟學，我不會反對。三十多年前美國的同事說我是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這些同事有偏見，認為解釋現象才是經濟學。當年影響我的前輩都著重於經濟解釋，今天奇怪地變得很少了。



南風窗：經濟學家的責任是什麼？



張五常：沒有責任的。經濟學家沒有責任比有責任好。我知道有些後起之秀說自己有什麼責任。他們還年輕，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我認為做學者的最多能做得到的就是解釋。解釋了你不懂我再解釋。解釋到不想再解釋的時候，就不解釋了。

沒有什麼責任的。你聽就聽，不聽就不聽。我是為了滿足好奇心而解釋。有關自己的國家，當然多解釋幾句了。沒有什麼責任的。你又沒有付錢給我，而你付錢給我我很難做。經濟政策顧問賺的錢是最不好賺的。我平生只見過兩個朋友賺得舒暢。他們不僅懂經濟，也懂政治！



南風窗：那麼怎麼樣保持經濟學家的獨立性？



張五常：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己是很獨立的，一向都是。我告訴你我是做過顧問的，不是做得那麼愉快。加拿大某省的政府曾經聘我做租務管制顧問。他們請我去，給我資料叫我寫報告給他們，我花了多天寫了報告給他們，誰知道他們請我是希望我支持租務管制的。就是他們已經有結論了，我事前不知道。我是反對租務管制的。他們不付答應了我的錢。

好些時，政府叫你做顧問，不是問你什麼對什麼不對，而是利用你，就像加拿大的例子。我為什麼要賺這種錢？這方面弗裡德曼對我影響很大。你問我意見，我給你意見。有一次在香港，政府叫經濟學家去開會，利益團體在場，很多經濟學者也在場。我坐在那裡，我反對，把其他人都激怒了。為什麼呢？因為那個經濟政策只有我一個人反對，而政府很難推翻我的論據。但有幾年時間我跟當時香港的財政司彭勵治合作得很愉快。每兩個星期大家進一次午餐，論經濟大勢。他說只聽我一個，因為我從來不替任何團體說話。大家君子協定，午餐輪流結賬。



中國的勝算



南風窗：這些年有關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言論時有出現，今年的數據顯示中國GDP總量上已經超過日本，坐上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交椅。大家為此無不歡欣鼓舞。這種總量上的趕超，意味著中國已經很強大了嗎？追求這樣的排名次，是否真的重要？



張五常：中國的總國民實質收入其實超越日本已經不止十年了，他們物價那麼貴，樓價那麼貴，農產品又貴。中國不僅是在總收入上超過他們，在將來人均實質收入也應該超過。現在還沒有，但有一天會超過。大約二十年吧。中國人均的實質收入目前還追不上很多國家。

國際的收入排名當然不重要。追求來做什麼呢？我認為只要我們自己生活好，不要管他人的。國際上的統計數字歷來不可靠，是一些受了高薪的人迫著要炮製一些數據出來的玩意兒。



南風窗：下一個目標好像是美國。各種預測認為，中國的GDP總額將會超過美國。您覺得這個可能性大不大？



張五常：跟美國怎麼比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中國在人均的實質收入方面要勝過美國是很遙遠的事。中國人多，地少，光在住房方面就輸了，怎麼能追得上呢？不要忘記，美國的地理環境是非常好的。這是很難追得上的。

講到財富，房地產可能是最重要的財富，二○○三、二○○四年，大城市跟大城市相比，美國的房地產比上海的貴一倍，現在倒轉過來，上海的房價比美國的大城市貴一倍。現在上海的樓價比洛杉磯的樓價高一倍都不止了。以房地產來算，中國到處都是高樓大廈，就像發了神經一樣。中國的高樓大廈比美國多很多，而樓價也比美國高。那你這麼看的話，單從房地產那方面衡量財富，中國是比美國高得多了。

其他方面看，天然資源方面，我認為美國勝一點。人力資源，腦子的本錢，天生的那種，中國冠於地球數千年。但我們的知識比美國及歐洲落後很多。知識這個東西是可以學回來的，中國今後的發展前途主要是把知識放進那麼多的腦子去。知識不足的人對社會是負值的。人均的知識水平如果能追近美國，我們的總國民收入會遠遠地超過他們。聽說不久前英國某好事機構出了一個賭盤，說今年中國有六成機會總國民收入會超越美國。賭不過。



南風窗：怎麼講？



張五常：中國有什麼呢？中國的主要資產是人，是天生聰明的腦子，沒有太蠢的。不僅是聰明這個問題，中國的人種比較一致性。我到過西方那麼多地方，沒有看到人種這麼均勻的。中國是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國家，只有貧富歧視。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人類的驕傲。還有另一面我們可以樂觀的。中國的孩子多多少少有點西方文化的認識。你問中國的學生莎士比亞，他們聽過，莫扎特他們也聽過，彈得一手好鋼琴的中國孩子今天以百萬計。你問外國的學生誰是蘇東坡，他們不會知道。問他們會不會唱京曲，不會。現在地球一體化繼續發展下去，中西文化都要懂一點，在這方面，我們中國的孩子是佔了優勢的。我不想誇張自己中西兼通，但地球一體化，不走我這條路不會在地球上殺出重圍。

人材最重要。有個問題，人這種東西，你發展得好的話，有知識，國家會強大，發展得不好，知識不夠，人多就變成一種負荷了。所以我常說，中國的困難不是人多，是人的知識低。這方面，我對國家的處理很失望。中小學還可以，但大學一團糟。你看現在的學子爭著去外國唸書了。去美國唸書，五萬美金一年，等於近三萬人民幣一個月。有多少中國家庭能出得起這筆錢？為什麼不把自己國內的大學搞好呢？把國內的大學搞得跟美國大學同一水平，一個大學生需要的費用不到留美的三分之一。留學只是方便了那些有錢的，有能力出去的，對中國自己的前途來說是缺乏了重要的一般性發展，何況出了去的多半不回歸。

所以問題是，我們的腦子資產舉世無匹，但大部分是浪費了。現在看，假如你們不照我講的，不把知識發展搞上去，大學教育不改進，不儘量給貧困學生好教育，中國的發展再上一點就差不多了，人均實質收入連日本也追不上，因為他們的知識比我們好。我們的文化傳統比日本純得多，厚得多，原則上知識水平有機會超越他們。



南風窗：人力資源決定了一國實力，而中國在這一方面基礎又不夠，這種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完成的。



張五常：我是相當失望的。你看看我二十五年前寫得很清楚，我說十年以後，中國一定有經濟學家超過我。現在都二十五年了，我還看不到。當然，他們搞的經濟學跟我的不同，而他們不少在名學報發表文章比我多，但我看不到有一家之言。他們不少比我聰明吧，但我當年的求學機會比他們今天好。說不通的，開放改革了三十多年，為什麼今天中國學子的求學際遇還比不上五十多年前的我？這是個嚴重的問題。目前西方的大學的學術大師工資下跌，就業不景，中國可以比較容易地聘請過來，但大學的制度一定要大事修改。

今天的知識是要中西合璧的，這方面中國佔了先機。中國青年這麼多，重要的是他們要有高人提點。今天不搞中西合璧的學問還有什麼好搞的。不是那麼難，融會貫通不會那麼難的。



南風窗：中西合璧從洋務運動那時候就已提倡，其結果無不做成官樣文章而全部失敗，無助於改變中國的創造力匱乏局面，雖然人都很聰明，但小聰明多，大智慧少，所以這也是今天我們成為世界工廠的原因之一，一台完整的相機生產不出來，一台完整的汽車也造不出來，干的都是賤賣勞動力，為別人貼牌代工的事情。歷史上，中國的創造力極強所帶來的文明，都是處於農耕文明時期，現在我們的工商業文明是遠遠落後於他人的，再來一次中西合璧，中國人的創造力就真能夠得到恢復麼？



張五常：你的看法不對。當年我在香港讀中學不成，二十四歲在美國進大學，只幾年就作助理教授了。不是例外。我的外甥當年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到美國跟我，只六年拿博士，今天是生物學大名家，有機會拿諾貝爾醫學獎。我的兒子可能沒那麼厲害，但差不太遠。其他因為香港進不了大學的到美國跟我，有六、七個吧，一律不錯。去年我的外甥說中國到美國求學的不少了不起。中國本土培養不出這樣的人材是說不通的。



高增長的問題



南風窗：就質量而言，您覺得中國經濟發展怎麼樣？在高增長的同時，應該注意什麼？



張五常：現在中國情況不是那麼好，中小企業有困難，借不到錢。出來騷亂的那些人歸咎於老闆不發薪水。老闆借不到錢發薪水啊，怎麼借錢啊？銀行不肯借，外面高利貸的利率百分之二十多。為什麼搞成這個樣子？現在銀行是控制利率的。利率是一個價格，管利率就是價格管制嘛，怎麼會有好效果呢？東莞一帶，很多中小企業都站不住了。

二○○九年三月，我說北京要開始收緊了，要慢慢地把銀根收緊一點。當時如果這樣做不會有今天的通脹。說了多少次，我們自己經驗不夠，理論根底不夠，而那些海歸派對這些方面是不熟悉的。兩年多前我說要開始收緊，是多年來觀察的經驗之談。弗裡德曼是深交，他的貨幣理論我很熟。目前央行採用的貨幣制度很難處理。西方的高明之士也搞得一團糟，更換貨幣制度中國不需要交巨大的學費。



南風窗：問題是，你不用貨幣政策去管理通脹，整個經濟會面臨問題，你用貨幣制度去對付通脹，中小企業又要受影響，沒有一個政策是可以兩面討好的。這是兩難。這時候民間金融實際上是可以派上用場的。



張五常：利率是應該浮動的，不應該由央行來決定利率的。現在中國的銀行的利息是由央行決定。調校銀行準備金和利率是從美國抄回來的，人家搞了這麼多年都搞得不好，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去抄他們的呢？美國的專家那麼厲害，格林斯潘那麼厲害，結果還是搞得一團糟，那我們為什麼要學人家呢？我一早就叫北京的朋友要放棄抄外國的貨幣制度。

我屢次建議人民幣要轉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錨，讓利率與匯率自由浮動。這樣可以一次過地解除通脹，不需要再用西方的貨幣政策。央行的責任只是守錨及監管銀行的運作。這前所未見的下錨貨幣制度不是我的偉大發明，而是九十年代跟進朱鎔基怎樣處理人民幣時得到啟發，靈機一觸。


南風窗：您叫他們不要抄美國，可是你不抄他們不學他們，你自己又不太具有創造能力，能怎麼辦？直到現在我們各地官員還要經常組團出國考察，無非也是希望從外面學得一兩手東西。連張五常也是西方經驗和背景下面走出來的，這不正能說明中國的現實麼？傳統上，中國是個農業國度，從來圍著小農經濟打轉轉，既沒有完備的中央銀行制度，也無宏觀調控經驗，要說現代經濟制度和商業創新，就更是先天弱項，不要忘記，經濟學這個東西是西方發明的。你不得不向領先於自己的國家看齊，這恐怕也是必然要經歷的一個摸索階段吧，沒有借鑑何來創新？



張五常：千萬不要低估中國人的智慧。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內說得清楚，這個神奇制度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我自己非常感激美國的大師們給我的教誨，但教了我六年我就推翻了他們的佃農理論，跟著推翻了他們的外部性理論，價管理論，公司理論，租值消散理論，生產成本理論，而今天連他們的競爭理論也推翻了。目前我正在把西方的經濟理論的整體從頭再寫，值得保存下來的恐怕少得有點尷尬吧。我當然可能錯，但我有的是一個中國人的腦子。



我不會這麼做



南風窗：您一直對樓市調控持批評看法。調控到這個階段，您的看法還是一貫的麼？您不認為投機力量需要得到抑制或者疏導麼？



張五常：你告訴我，有些人從事生產，賺到錢，那他們消費之外的錢應該放到什麼地方？難道把它燒掉嗎？難道去把它賭掉嗎？消費花不去的那些錢，應該放到哪裡去？你放到股市，但股票很多是靠不住的，靠股票養老要多作調查研究。買個房子，你要打壓樓價。買收藏品嗎？這個你要學過才能買啊，隨便買會輸的。那麼養老錢要放在哪裡呢？

你說樓價起得太急，那麼你就多放點土地出來嘛。真正買不起的房子的窮人，你考慮補貼給他們去買房子。也許你收窮人一半地價。但這個房子是要私人建的，不要是政府建的。你補貼一點地價給他們，提供多一點建房子的土地，信息發佈上要說得清楚。但他們現在不是啊，老是說樓市有泡沫，要打壓。愈是打壓，房子的供應量愈少。

為什麼要限購？你這麼限購，那發展商怎麼辦？我不反對政府抽樓宇空置稅，買了房子沒人住，房子不裝修不租出去，那你可以收他一點稅。要是他招租但租不出去，你就不要收。空在那裡完全不租，那你抽他一點稅，這個我不反對，但據說這是很難執行的。



南風窗：這麼說，我們當下推行的樓市調控在您看來真是一無可取的麼？



張五常：我沒有說一無可取，我只是說我不會這麼做。我不能猜測政府是怎樣想的。聽他們講，就是泡沫問題。假如你說到財富分配的問題，那麼對窮人就收少一點地價。看看香港的發展，那裡買房子輸了錢沒人可憐你，賺了錢就有人眼紅，有這個問題。你不要只是想著買房子的一定會賺錢，破產的人多的是。九十年代內地在樓房輸身家的人無數。你年輕不知道吧。幾天前在香港某報頭條讀到，內地的樓市政府打來打去也打不死，北京某人說這證明泡沫愈來愈大。這樣的智商我不懂。不久前我公開說看來中國的樓市泡沫是用鋼造的，我可不便說如果連鋼造的也要打破就簡直愚不可及。



要給人們機會



南風窗：您是極反對最低工資和勞動合同法的，這容易犯眾怒，因為已經否定了一個社會建立基本權益保障機制的必要性和價值取向。



張五常：這樣做怎麼能幫得到窮人呢？最低工資能幫得了他們嗎？那麼容易可以幫助窮人天下還有窮人嗎？不要想得那麼天真吧。我們可以看看香港。香港是到最近才搞最低工資，但那裡發展得最好的幾十年，哪有什麼勞動合同法？你可以回頭看中國唐宋時代的富庶，哪有看到他們那時候是講最低工資的？

我要說的是，要是這種政策能幫到最窮的人，我會立刻贊同，但根本幫不到，只能增加一些團體的權力，害了最窮的人找不到工作。難道那些老闆都是愚蠢的嗎？做工廠是最難做的生意，沒有事情是比做工廠更難的。你做房地產發達，我不佩服你，你做工廠能賺到錢，我佩服。好難賺錢的，全世界的經驗都是這樣。北京不妨立下法例，規定任何搞勞動法的人要先做廠，或者罰他們去做廠。

那些搞勞動合同法的人，搞最低工資的人，應該強迫他們去做工廠試試看。那麼容易剝削工人的嗎？有本事你去做廠給我看看。假如政府沒有給你一些壟斷權或者是一些好處，或者你沒有發明專利，或商標名牌，做廠賺錢的機會近於零。

這麼快推出新《勞動合同法》對中國是好的，因為一推出來幾千幾萬家工廠就關門了。這是一個昂貴的嘗試，但總算是上了一課。如果等到中國的工業一般有發明專利或名牌寶號的租值時，推出勞動法會蠶食租值，而這蠶食是需要工會協助的。



南風窗：那麼工會呢？這種機制是不是可以維護職工權益？



張五常：工會能為誰？工會能幫到一小撮工人，但他們一定要約束競爭才能有甜頭。工會頭頭可以有巨利，爭權謀殺的故事不是假的。但不是工會的會員會失業。像美國通用汽車，曾經是世界最成功的工廠，他們的專利注冊數以千計，結果完全被工會蠶食了，變成負值。

我擔心的問題呢，是那些既得利益分子會憑勞動法控制大局，這是歐洲的經驗，也是美國的經驗。現在西方滿是山頭主義，每一方面都是被山頭主義控制住。福利不能減，政府官員薪水不能減，教師薪酬不能減，最低工資不能減，還要加，工會勢力也不能削弱，這怎麼有得搞啊？

美國藥房的藥劑師，七十塊美金一小時，加上其他的費用，近一百塊一小時，而且現在還說沒有博士學位的不能在藥房賣藥，搞得藥很貴。你在美國想進藥劑系是很難的，因為他們有山頭。各行各業都有他們自己的山頭，中國目前還沒有到那個地步，但抄回來的勞動法例繼續下去的話，遲早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不要看到別人有什麼，我們就羨慕人家，那怎麼行？這些日子凡是引進西方的，都是一團糟。無論是勞動合同法，大學的數文章制度啊，還有貨幣政策的調控等等。



南風窗：這個不行，那個不可以，那麼普通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權益怎麼保障？誰來保障？



張五常：如果天生有缺陷，或後天遇到不幸，慈善機構會幫助，政府也應該協助。但你沒有什麼缺陷，給機會你你又不去爭取，還是要伸手向政府拿錢，那這種人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要忘記，人有選擇餓死的權利。政府的責任，我們的責任，是要提供機會，鼓勵自力更生。

我們要給每個人自己爭取知識的權利，有出售自己知識的權利，有機會增加知識，有機會自力更生。現在的問題是給他們的機會還不夠好，吵來吵去政府給他們的機會還不夠好。香港當年二戰後，機會不錯，每個人都去爭取，結果許多人都變得富有。很多窮人吃了多年苦，最後還是爬了上去。今天香港大派福利，他們懶得爬了。香港的前景有很多問題。在大派福利之前香港的失業率不到百分之二，大派福利之後上升至百分之八點六，後來下跌到最低約百分之三點五。今天看還要上升，因為最近推出最低工資。換言之，大派福利使香港的失業率上升了一倍以上。目前中國最要緊的是增加青年及勞苦大眾的知識。全世界所有的可靠的研究結論，都說人民的知識增加，他們的收入就會增加得快，這一點是肯定的。

一個好的社會是設法把自力更生的機會廣及所有的人。假如一個人真的沒有自助的能力，我們要照顧這個人。我們不能見死不救。我自己不是那麼有錢，但做了不少這樣的事。政府可以鼓勵慈善工作的普及。但是我認為，給你機會你不學，這麼多窮人，我們幫得了多少呢？英諺說：「上帝幫助那些懂得幫助自己的人。」我們不是上帝，但給窮人自力更生的機會上蒼會是有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