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本文是《訊息費用與市場應對》的第三節。）
訊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是小孩子也知何解的大術語：解作每個人各自知道的訊息不同。某些事你知得比我多，某些事我知得比你多，就是訊息不對稱了。這是以人為本作為研究分析的出發點，然後帶到市場物品或生產要素那邊去。不容易有收穫：以人為本跟市場物品有了分離，不容易考查訊息費用的侷限轉變。
訊息費用是訊息傳達費用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觀察：說訊息對稱是說訊息費用的存在或不存在皆不會影響人的行為！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無所不知的天才，即是說訊息費用是零，我們是無從以其轉變來推斷或解釋行為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是一無所知的蠢才，即是說所有人的所有訊息費用皆高不可攀，那麼在競爭下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生存的適者不會被訊息費用左右著他們的行為。如果所有的人既非天才也非蠢才，只是大家知道的每個人都一樣，於是沒有人會隱瞞，沒有人會行騙，每個人會按著自己的比較優勢成本生產，按著自己的需求購買，知識一樣，學問相同，訊息有變大家一起知道——這樣的世界可能是個烏托邦，但人類知識或訊息的轉變只是代表著生產資源的侷限有變：本章分析的訊息費用可沒有變，因為那是指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達費用——所有人掌握著的知識或訊息一樣，是沒有什麼訊息還需要傳達的！
經濟學要處理的訊息費用是交易費用其中一種，只在社會存在，因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達費用。然而，說過了，以人作為分析的出發點既不容易知道也不容易理解這種訊息費用起自何因。我的取向是以物為本入手。另一方面，以人為本的訊息不對稱理論也有趣，牽涉到不少名重一時的經濟學者，我們不應該漠視。
檸檬市場與葛氏定律
起自阿羅一九六三年的思維，第一篇關於訊息不對稱的大名文章是G. Akerlof一九七○年發表的《檸檬市場》（The Market for Lemons）。檸檬的表皮光澤可愛，但內裡酸得不能入口。這好比我們明朝的劉伯溫寫《賣柑者言》提到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西方的文化以檸檬代表著外表好看但其實是質量低劣的物品，購買的人容易上當或中計。
作者提出的主要例子，是舊汽車市場。出售二手舊車，車主對車的質能是好是壞比考慮購買的人知得多，這就是訊息不對稱了。跟著的推論是：舊車市場檸檬貨多，皆金玉其外，顧客一般知道，所以一般賣不起錢，於是，明知自己的舊車質能上佳的車主，除非要離鄉別井，不想把珠混魚目，不會把優質舊車混合在滿是檸檬貨的舊車市場以賤價出售。另一方面，檸檬貨充斥舊車市場，顧客願意出的價可能愈弄愈低，原則上可以推到舊車市場不存在。
奇怪沒有人指出，Akerlof的檸檬市場分析其實是故老相傳的英國十六世紀貨幣觀中的葛氏定律（Gresham』s law）的新版本：劣幣把良幣逐出市場變作劣舊車把良舊車逐出市場。我曾經指出葛氏定律是謬論。理由如下：雖然葛氏沒有說明，但後人指出劣幣驅逐良幣需要劣幣與良幣之間有一個固定的兌換率，否則兌換率的變動會讓優、劣二幣共存。我說固定的兌換率不足夠，因為在市場購物可以討價還價，提供劣幣的要付固定兌換率之外較高之價，而提供良幣的則可大手壓價。這是說，不管兌換率怎樣固定，市場的同樣物品，使用良幣與使用劣幣的相對價格才是真正的良、劣二幣的兌換率。我曾對希克斯（J. Hicks）解釋，如果十六世紀英國真的出現過劣幣驅逐良幣，那麼當時的英國人一定是很蠢的。但英國是個大智大慧的民族，所以劣幣驅逐良幣應該沒有出現過。正相反，良幣驅逐劣幣人類歷史屢見不鮮。一九四八年在廣州，市場的取向是收港幣，不收當年眨值得快的金圓券。中國開放改革初期，名牌賓館指明收外匯券，不收人民幣。這是說在有訊息費用的市場波動下，劣幣會被良幣淘汰，推翻了葛氏定律。這也是說，在物價比率上訊息費用奇高的物品不能成市，而貨幣是所有物品中對訊息費用最敏感的。
起點不同結論相反
說訊息不對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達有不盡不實的困難。細微地看，金玉其外的檸檬市場所在皆是：包裝粉飾是市場的一般取向，而廣告一般信不過小孩子也知道。說舊車的車主對車的性能比顧客知得清楚是對的，而說顧客不容易相信舊車主的誇誇其談也對——瞞騙是訊息費用不菲的一個原因。這些行為會把舊車之價壓下去，但問題是，舊車市場真的像Akerlof說的，劣質舊車會把優質舊車逐出市場嗎？不會的：原則是，哪種舊車的質量的訊息費用在市價的比重上愈高，愈會先遭淘汰。這樣排列，新車會淘汰舊車，而舊車中優質的會淘汰劣質的。
觀察所見，舊車市場舉世皆是。沒有遭淘汰是因為舊車的市值夠高。瞞騙歸瞞騙，因為提供舊車的可靠訊息有利可圖，專家會出現：舊車的代理商在檢查車質後，稍作修理會提供擔保，而懂車的修理專材會收費提供意見。另一方面，如果舊車賣不出去，新車賣不起價，所以汽車的製造商重視耐用與容易維修保養——即是說製造商會設計減少檸檬的酸度。
鑑證舊物的專家的出現要講舊物值錢。你和我家中的無數舊物，一般不值多少錢：訊息費用在比重上高，沒有專家鑑證，所以沒有市場。但稱得上是收藏品的舊物，例如舊書畫、古瓷器之類，因為成為財富累積的倉庫，很值錢，訊息費用奇高也有專家鑑證。
我們難以明白為什麼Akerlof選擇以人為本作為分析檸檬市場的起點——即是以買家、賣家的訊息不同出發。如果不這樣，訊息不對稱理論不會那樣名盛一時。但檸檬與汽車皆物品，我會選擇以物為本，從而直接地帶到專家與市場應對這些方面去。有趣的是，以人為本跟以物為本的分別，邏輯上竟然推出相反的結論。以人為本，劣舊車把良舊車逐出市場——是葛氏定律的新版本。以物為本則倒轉過來：因為劣舊車的訊息費用在市價的比重上較高，會先遭淘汰。
阿羅的有趣觀察
其實，訊息不對稱這個理念起自阿羅（K. Arrow）一九六三年發表的《風險與醫療保險的福利經濟》，雖然他沒有用上「不對稱」這一詞。阿羅的數學天賦冠於行內，但自己少用數。我認識他，很多時不同意他的分析，但衷心拜服這個人。從純理論的變化衡量，整個二十世紀只有費雪比得上他。他是搞經濟理論想像力最強的人。是的，阿羅這個名字將會傳世。
阿羅的醫療文章很長，變化多，複雜無比。任何牽涉到保險的話題皆複雜，何況牽涉到有關人命的醫療市場。這裡我只能在阿羅提出的兩項訊息不對稱說幾句。其一是身體健康這回事，冷暖自知，購買保險的人比出售保險者知得清楚。這會導致不利的選擇（adverse selection），即是說出售醫療保險者遇到的顧客是偏於身體欠佳的。效果如何，市場會怎應對是大話題，我不敢沾手，這裡從略了。但我禁不住要提出阿羅文內的一個關於中國的有趣註腳，我沒有聽過，不知同學們可否證實。那是註腳三十五，寫道：「很多人相信，曾經有一個時期，中國人健康時給醫生錢，但生病時不付。」阿羅是為了支持一個看法：醫療保險是購買健康利益，沒有利益不應該支付。但他忘記了一點：生病時不付診金，病人豈不是死得更快？但我不能排除生病不付醫生錢這個不無道理的看法，很想知道中國是否真的曾經出現過這個傳統。如果出現過，我要知道細節。
阿羅提到的跟訊息不對稱有關的第二點，是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不是他首先提出，但得到當時聲望如日方中的阿羅下筆處理，道德風險之說就變得流行了。道德風險是說購買了保險的人不再會那麼小心謹慎，例如買了火險不會那麼小心防火，甚至自己縱火來賺取保險的賠償。醫療保險也如是：有了保險依靠的人或會減少注重健康，或動不動找醫生看病。阿羅指出在美國，醫療保險在政府大手推行下，醫療費用是大幅上升了。阿羅可沒有說，資料顯示，醫療費用大幅上升主要是因為保險賠償的打官司律師費用大幅上升，水出魚，魚飲水，加進了醫療收費那邊去。
同意凱恩斯批評馬歇爾
很不幸，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今天也差不多——經濟學者的興趣主要是經濟效率這個話題，即是帕累托條件是否被違反了。尤其是阿羅，他對市場的運作在多種情況下不能達到帕累托至善點的看法觸發了大爭議。得到科斯提出的交易費用的啟發，當時反對阿羅表達得最清晰的是德姆薩茨（H. Demsetz）。一九七四年在《價格管制理論》一文中，我把交易費用推到盡，指出如果所有侷限條件都算進去，違反帕累托至善點是不可能的。更為詳盡的解釋可見於《收入與成本》第八章。
這裡含意著的是我和行內朋友對經濟學的看法有分離。我認為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的主旨是解釋世事，是好是壞，或怎樣可以改進社會民生，不應該是經濟學者的責任。經濟學可以準確地推斷一個政策會有什麼效果，執政的人會否接納是他們的選擇。經濟學者不能改進社會，過於操心不會活得久——雖然為了貧苦人家的生活我有時發牢騷。我同意凱恩斯批評馬歇爾，說後者過於熱衷做好事。施蒂格勒也這樣批評過弗裡德曼。
提到價值觀，因為阿羅一九六三年的大文來來去去是環繞著帕累托。他想像力強，變化多，推理巧妙，但沒有著重於醫療保險帶來的多種市場變化，沒有推出假說然後加以驗證。保險市場是大難題，醫療保險與醫療市場是難上加難的。如果阿羅當年能把他的天賦集中於解釋這些市場的運作，今天的經濟學會有另一番景象。
炎黃子孫發放訊號多
阿羅之後，《檸檬市場》發表於一九七○，跟著阿羅的學生M. Spence一九七三提出訊號（signaling），薩繆爾森的學生J. Stiglitz一九七五提出過濾（screening）等熱鬧分析。後二者主要用於僱主與被雇的勞力或員工市場，所以起筆就把問題放在以人為本的框框內，不容易像檸檬或舊車那樣可以直接地從以物為本的角度看。訊號與過濾二者的推理大同小異，只是前者由找尋工作的人發放訊號，後者由僱主審查過濾申請工作的人的本領訊息。這裡略談比較熱門的訊號理論吧。
聘請員工，僱主與被雇對員工的本領的所知不同——這是訊息不對稱了。申請工作的員工提供自己的履歷資料，例如是某大學的畢業生，是訊號。這訊號可能導致員工的收入分配不同，但員工的總產量不會因為這訊號而增加。然而，爭取大學畢業是成本不菲的投資，為此而作出不會提升生產力甚至可以誤導的訊號，是社會的浪費。當然，訊號理論的分析可以很複雜，但大概是這樣說。
我要指出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個人的名片可以印得名頭多多（西方很少見），是訊號，而我們不能排除欺騙的行為。訊號理論說的是老實人，也可以誤導，不老實的當然會給社會帶來另一些「浪費」了。多年前我知道有一個人，多富有我不知道，但出入用勞斯萊斯汽車，有穿上制服的駕駛員，也有女秘書拿著公事包亦步亦趨，據說跟別人談生意或到銀行借錢這樣的排場會有較好的效果。排場也是訊號。
三十年有新看法
這裡我要推薦同學們細讀巴澤爾（Y. Barzel）一九七七年發表的關於訊息費用及一九八二年發表的關於量度費用這兩篇文章（可在網上找到），其中包括了我當年對量度的看法與訊號分析的批評的一小點貢獻。那是三十年前的往事，這裡我要加進自己的新看法。有兩點。
第一點是我不明白為什麼訊息不對稱的理論與合約理論雖然往往相連，但訊號分析只考慮時間工資合約。如果所有生產活動皆以件工合約從事，員工提供的履歷訊號無關宏旨！當然好些生產活動件工合約的交易費用過高，沒有被選擇，然而，因為原則上有件工合約的選擇，訊號傳達帶來的浪費不會高於時間工資與件工工資的交易費用的差別。另一方面，除了件工合約，僱主與被雇還有分成、分紅、賞金或以個別工程算等合約的選擇可以考慮，訊號誤導帶來的「浪費」也要以這些其他合約可以減低訊號費用來衡量。這樣考慮，會從以人為本轉到以物為本那邊去。
第二點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競爭市場。一個頻頻被僱員訊號誤導的生意老闆，在競爭下會被市場淘汰，而一個妄作投資於提供訊號的求職員，也會遭市場淘汰。大家見到投資於發訊號而遭淘汰的例子不少吧——我在上文提到的以勞斯萊斯充排場的老闆，不到一年就遭淘汰了。要是我們不管淘汰帶來的「浪費」，適者生存的老闆與員工的行為必會滿足傳統關注的帕累托至善點。
我不同意傳統的帕累托觀四十年了。帕累托觀是基於在不能避免的侷限下達到的至善點。假設每個人在面對的侷限下爭取自己的利益極大化，帕累托條件或至善點怎可以被違反了？說人自私是說爭取利益極大化，這不僅包括對社會有貢獻的行為，也包括瞞騙、盜竊等。我說過，如果社會的每個人皆遵守《聖經》寫下的十誡，社會會比我們生存著的富有，或大家會有較高的收入。可惜人是人，《聖經》有十誡是為了減低交易或社會費用。我們不能沒有矛盾地假設每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而又希望每個人只作對社會有益的事。這裡我又要同學們參閱《收入與成本》的第八章了。
以人為本的訊息不對稱理論沒有什麼解釋用場。本節起筆時說，訊息費用是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達費用。說人與人之間的訊息不對稱只不過是說有訊息費用存在，說了等於沒有說。訊息費用是一種侷限，以之解釋行為我們要知道在怎樣的情況下這種侷限會怎樣轉變。這是為什麼我選走以物為本的考查路向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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