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制度改革的困阻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資本主義，它們的定義，含糊不清。甚至以嚴謹見稱的經濟學的範疇裡，替這些名詞下的任何定義，也大有問題。在中國，形形色色的主義，都由含義模糊的標語和口號來表達。
我年輕的時候，在中國上學，老師常對我說，由於我年紀太輕，不可能瞭解這些學說。三十五年後，中國的官員告訴我，由於我是外人，不可能明白這些學說。模稜兩可的語句，常常被認為是精妙深奧——尤其是對那些無知的人來說——這正好給政客機會，大加利用。中國的共產制度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原因之一，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模稜兩可。這給予維護「主義」的人，三個可乘之機。
模糊可逃避挑戰
第一個機會，歸納起來，是應驗了高斯的格言：「不清楚的意念，永不可能是清楚地錯了的（注十四）。」用意義不明確的語言，比用清晰的更易於達到「洗腦」的目的。無知或教育不高的民眾，容易接受模糊的概念。這情況在毛澤東之前已存在。當時，一般人普遍地接受「國父」孫逸仙的經濟「理論」。這「理論」取自亨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注十五）的書，而其中的錯誤經濟邏輯，幾十年來在中國竟然沒有人提出質疑（注十六）。
一九七九年在中國，我與兩位著名社會科學家會面。我乘機指出，無論一種學說的聲名多大，若盲目地接受其結論，並不是研究科學應有的態度。我強調，一流的經濟學者也不可能永不犯錯誤；理論必要經過實踐的驗證，可是沒有任何共產主義的學說曾經通過實踐驗證這一關，所以這些學說是沒有事實支持的。他們對我的批駁沒有反應。
第二個給人利用的機會，是一般人所知的經濟制度的定義，極為模糊。由於一個制度（資本主義）與另一個制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間，沒有清楚的分界，要利用的人很容易將一切弊端歸諸於前者，或將一切美好的寄望於後者。他們常將一九四六至四八年間蔣介石當權時代的中國，形容為資本主義的典型例子。那是一個腐敗的政權。但界定一個經濟制度是不能以該制度所發生的事件為依據，正如我們不能以曾經發生過假宗教之名而進行的大屠殺，來界定宗教。同樣道理，我們也不能以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現的各種可怕事件，來界定共產主義。
國民黨的資本主義
在蔣氏當政時代不斷傳出的各種恐怖劣行，是有事實根據的。腐敗的官員，為著搾取人民擁有的黃金和白銀，便不斷印刷鈔票，以致要以千萬元的鈔票才能買到一瓶汽水。沒有人願意接受面值小於百萬元的鈔票，因為要帶龐大數量面值小的鈔票作交易，並不合算（注十七）。在鄉間，很多個年頭，農民以木薯為主要糧食。為了較易下嚥，鄉民把它長期浸在水中。在城市裡，警察時常夥同扒手一起活動。倘若拍檔失手被發現，他便出面「拘捕」。警察也常顯示佩械，藉此吃霸王餐、看霸王戲。在上海，拉黃包車的車伕，就業後平均壽命只得四年。在廣州，一專門販賣贓物的市場，最初只在午夜後才營業，可是在不久之後，卻在白天大做生意。在富有的廣州嶺南大學，一個政府官員的兒子要求教授在考試前洩露試卷。當教授拒絕後，這個學生用槍將教授殺死，其後逍遙法外。
繼而掌權的共產政權，不斷向學生灌輸諸如此類的例子，作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的寫照。這當然是一個謬誤，因為由此而引伸的資本主義定義，會變成「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若一個人有適當的關係，就可以胡作非為」。根據這個定義，「資本主義」當然有可能產生各種弊端。可是，這闡釋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法律與秩序。換句話說，權利的界定與執行付諸闕如。
產權結構是界定經濟制度的基本要素，這包括各樣的約束和局限條件。社會的每一個人，會為適應各種約束條件而競爭，相互影響。倘若制度有所改變，競爭的規則便隨之而變。所以，與其用「主義」或「資本」這一類字眼來形容中國將來的路向，我們倒不如談產權制度的改變。中國可能永遠不會以「資本主義」國家自居，甚或使用「私有產權」這一類字眼。我的推測不外是，中國將來所採用的產權結構必然與私有產權制度極其類似。
憲法的合約精神
第三，模糊的概念與界定會帶來不明確的法例，令官員有機可乘。表面上他們循規蹈矩，實則擁官自肥，或為一些利益團體服務。就以美國的憲法來說，它最重要的條例，是維護私有財產的權利。但因為定義下得不夠嚴謹，政府仍然可以在憲法裡找到漏洞，頒布各種違反私有產權的法例。假若以今天經濟學者對私有產權的清楚認識，將憲法改寫，那麼價格管制、某些環境保護條例，甚至政府以加貨幣供應來間接抽稅的通貨膨脹，都屬於違反憲法的行為。
一九七九年，中國修訂的憲法，比起美國的憲法，內容更遠為含混不清。以下是從「總綱」一項下摘錄的一些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數據所有制現階段主要有兩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眾集體所有制。（第五條）
*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第十條）
*國家堅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第十一條）
在「總綱」下的十九條款，定義極為含糊。在「公民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的一章裡，堂而皇之地宣稱，公民擁有工作、休息和從國家獲得各種利益的權利。
以上所引各條，作為宣傳之用，可能功效極大；這些也許是極為重要的哲學或意識形態宣言。可是，憲法的原意，是作為國家與人民之間締定的合約，提供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必須共同遵守的準繩。要達到這目的，憲法——正如其它任何合約——一定要對有關人士施以約束。至於它是否認同私有產權制度，不是問題所在；重要的是必須替整個社會的產權結構，作出明確的界定。
打個比喻，如果在聘請一個僱員時，僱主採用類似上述措辭訂立契約，僱員能否知道他的職責所在呢？模稜兩可的合約，會使僱主可以隨意改變公司的規則，或隨意獎賞或處罰僱員。因此，中國的憲法，不僅沒有替社會和經濟活動設立一套明確的產權制度，反而更使權利混淆不清。
倘若如一般的看法，經濟進步有賴於憲法，那麼將中國的憲法徹底改寫，是會促進現代化的計劃的（注十八）。國家領導人或可用較緩和的方法。在把憲法作為代表共產黨政策崇高至上的原則的同時，他們也許能在次一級的立法機構裡，制定法則，將權利界定得較為清楚一點。所以在原則上，憲法可以因為受到經濟壓力而改變，或遭漠視，或被重新作闡釋。話雖如此，用次一級的立法界定和保障權利，總會受到上一級的含糊不清的憲法的影響。
因此，妨礙中國往「資本主義」的道路上邁進的重大阻力之一，是累積下來的大量意義含糊和教條化的概念。中國共產主義在這方面所得的支持，有長期鼓吹的空洞宣傳口號，有不斷被重複的各種駭人的「資本主義」故事，也有那誇誇其談，華而不實的中國憲法。
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另外兩個障礙，在短期內也不容易克服。其一是來自人數眾多的官僚和軍人階級。他們的地位及既得利益，在自由企業制度下，會受到威脅。其二是我稱之為「一九五七年幻象」（注十九）。
官僚階層的阻力
一些有見地的中國觀察家曾經表示過，一九八一年所走的回頭路——再次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極有可能是受到軍方的壓力。一向以來，中國的軍人階級，對政局都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事實上，全民皆兵，從孩提時代開始便當小紅衛兵（注二十），是毛澤東的期望。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後的二十年，除軍人以外，士農工商各個階層都遭受程度深淺不一的侮辱。近來的跡象顯示，在共產主義下得享特權的軍人階級，是希望維持原狀的。
中國的官僚階層，尤其那些地方幹部，更加熱衷於鞏固原有的政體。要估計這些幹部的數目十分困難。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每一個工作人員都屬於政府官員，因為理論上一切大小企業都屬國家所有。除了那些位居要津、負責制定政策路線的行政人員外，還有一大批政府官員負責管治各單位和各行各業的各種活動（注二十一）。難怪外國訪客都感到在中國，無論往哪裡去，都一定碰上政府官員。正如以下的第四章中我描述的情況，這些官員不單比普通工人獲較高的金錢收入，他們還有各種比薪金高幾倍的利益。在美國，一個普通修水喉匠的工資往往多過一個市長的收入，但在中國接待我的朋友卻難以相信我所說的。
研究管制理論的經濟學者（他們研究為什麼某些法例會出現），很少會不同意政策的制訂人是會盡可能維護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法例。在一個私有產權的社會裡，官員藉政策營取私利的動機，卻因為替政府工作無利可圖而削弱。例如美國列根政府的內閣成員，普遍都犧牲優薪的工作來參政。高級政府官員須向公眾透露他們的財產，而他們的報稅也容易引起調查。雖然曾在政府高層裡任職的名氣，會提高他們日後回到私營機構工作時的身價，不過對大部分的閣員來說，在政府任職時，收入損失極大，所以必然要有物質報酬以外的原因，他們才願意參加政府工作。
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要生活過得舒適，就必要做幹部才有可能。但因為推行政策的人收入最豐，我們就很難想像步向「資本主義」之路的動力，會來自這一幹部。
有希望的八個年頭
現在讓我們轉談上文我稱為「一九五七年幻象」。那是指自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這一段為期短暫、充滿希望的時期。那時是共產黨從國民黨（注二十二）手上接掌政權，而後者在中國實施的所謂資本主義建國計劃，將經濟弄得一團糟。在那八年裡，經濟有進展。在二次大戰和國民黨管治時期，直至一九四八年止，我在中國上學。一九五七年回國探訪時，我發覺一般人的生活過得比較好了一點：糧食供應有了改善，規律與秩序也重新恢復。今天，一般人都認為中國的生活水平還不如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九年重訪中國時，我與招待我的友人，一起懷念一九五七的景況：咖啡店每日開門營業八小時，路邊的食物攤檔在晚上繼續營業，公園潔淨，任何人可隨便進出「友誼商店」（注二十三），輪購的人龍較短，價錢也較低廉。
故此，在中國人的記憶裡，資本主義就等於國民黨的禍亂時代；他們將一九四九至五七年的「好年頭」，與共產主義聯繫起來。由於嚮往以往的生活，他們問：「假若在八年間便得到那樣的成績，如果不是有大躍進的重大錯誤，誰能夠預料今天中國的生活水平會有多高？」回憶起「資本主義」失敗得多麼可怕，「共產主義」成功得多麼迅速，他們相信現在唯一需要的，是以一九五七年為起點，重新上路。
雖然一般的中國人仍然不願意公開批評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但我相信他們引用一九五七年的例子來支持這些主義，是出於一片誠意的。這個支持共產的論點，是他們唯一的一個源自生活的體驗，而不是從意識形態引伸出來的陳腔濫調。
錯誤的比較
我之所以稱一九五七年的成就為「幻象」，並不是由於它的經濟成就微不足道，也不是由於它的消失來得太突然。我只是以為這不是比較兩個經濟制度的恰當基礎。國民黨統治下的一九四六至四八年，是一個紛亂的時期，是一個戰亂後無法無天的時期，是一個貪污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時期，是一個資本大量撤離中國的時期。所以當共產黨席捲全國後，要改善它所承襲的爛攤子，絕對沒有問題。（假若蔣介石仍在中國掌權，他的工作成效如何，是一無關宏旨的問題，雖然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大有看頭的。）
我的論據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統治，比較上有點成就，是由於國民黨統治時的「假資本主義」（pseudo-capitalism）的徹底失敗。將這兩個片段排列比較，代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反常而不是正常的衡量。再者，在八個好年頭裡的高，即一九五七年，中國仍然遠比香港和日本貧窮，較諸美國和加拿大，就相去更遠。在一九五七年的七個月裡，我剛好有機會在以上五個國家旅行，粗略的觀察，也可以見到在外國一個普通家庭的物質享受——電話、電視、雪櫃、汽車和房屋——與中國的差異甚大。根據現有的估計，一九五七年中國的平均消費，其實比一九三三年時還要少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三左右（注二十四）。
令人困惑的問題仍在：假若中國能夠維持一九四九至五七年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受到大躍進的阻撓，它今日的經濟情況能否與台灣、香港，或甚至日本比較呢？有些中國官員認為應該相距不大，甚或超越她們。故此，今天中國的領導人，仍然要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經濟範圍下，盡量避免重蹈覆轍，進行實驗。依我之見，歷史會證明，他們這樣做要付出極為高昂的代價。
註釋
（注十四）高斯於批評庇古有關公損的文章時曾說：「含糊的說法，由於不清不楚，是永遠不會清楚地錯的。」（R.H.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p.39）
（注十五）原文編者按：1839-97，亨利·佐治是美國以經濟為主題的宣傳家、辯論家，他的主要著作是《進步與貧窮》（1879），主要是探討收入分配的問題。他的方案是單一徵收土地稅，以消除一切非勞動得來的成果。
（注十六）一些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認為，孫中山套用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窮》，這個說法，有其根據。雖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沒有包括亨利·佐治的「單一稅」學說（即只對土地徵稅），但其宣傳氣味則一，認為一切土地皆應歸公眾所有。
孫中山是一個學醫的人，並未受過工程學的訓練，但卻替中國設計一套鐵路網。他在三民主義裡的分析，同樣也顯出他對經濟學一無所知。孫中山無疑是用心良苦，但是，我認為我們不時聽到，台灣的經濟成就應歸功三民主義的說法，卻是毫無根據的。
（注十七）假若我的記憶正確的話，當一九四八年發行新貨幣的時候，在發行當天的早上，兌港元的匯率是一個新元兌六港元。到當天傍晚時分，匯率卻倒轉過來——一港元兌六元。關於那一個時期中國通貨膨脹的深入討論，請參閱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50, John Wiley, New York, 1958; 和Shun-hsin Chow, The Chinese Inflation, 1939-1948,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注十八）最近（一九八二年四月）修改的中國憲法，依然是以浮詞、口號為本，對於權利的界定，並未有作出明確的澄清。
（注十九）於下文《好景的幻象：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一節再有解釋和討論。
（注二十）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產品，大部分是由七至二十歲的青少年組成。他們穿上制服，除破壞中國文化傳統外，較年長的紅衛兵常參與武鬥，造成無可估計的傷亡。
（注二十一）據最近的估計，負責行政的幹部約為一千八百萬人，絕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員。其它幹部的人數和職級，則無數據可稽。
（注二十二）原文編者按：國民黨由孫逸仙於一九一二年創立和領導。他在一九二五年去世。蔣介石是那時的軍方領袖，這使他於一九二七年獲得黨的領導權。
（注二十三）在「友誼商店」所售賣的是中國最優良的商品。那裡大部分的東西在中國其它商店裡是買不到的，中國公民，包括香港市民在內，不能進入店內。它只開放給港澳居民以外的外國人。同樣的貨品，在香港購買的價錢，較為廉宜；但是，香港居民卻不可以帶它們入境。由於極少外國訪客會在「友誼商店」購買中國製造的腳踏車或縫衣機帶出口，我們推斷限制顧客種類的目的，是促使海外華僑用高價購買東西贈送給他們在中國的親戚朋友，藉此吸收外匯。
許多中國人認為這些商店的另一個作用，是作為中國經濟成就的櫥窗：根據中國刊物的報道，一些在毛澤東時代展出的商品，只供參觀而非出售之用。
（注二十四）劉大中與葉孔嘉：《對中國大陸國民收入的初步估計，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九》，美國經濟評論，一九六一年五月，第四百八十九至四百九十八頁； J.L.Buck, Reliability of Communist China's Data on Food Grain Production, Current Scene, March 1965, p. 1-11; Colin Clark,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mmunist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76, p.2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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