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改革中國制度的費用正在不斷下降
差不多所有共產政權都有系統地禁制及歪曲來自外間的新聞和消息，這絕非是偶然的事。共產領袖們顯然懼怕一旦他們的國民對私有企業的實況有所認識後，要維繫本身的制度便會來得更為困難。閉關政策與堅持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再矛盾不過的現象；將這個明顯的矛盾，付諸考驗，對一個共產領袖而言，確是一個莫大的挑戰。現在終於有一個領袖敢於接受這個挑戰，他就是鄧小平。
雖然他仍然堅持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是優越的經濟制度，也堅持「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路線，鄧小平毅然決定打開大門，引進西方思想。至今，他所採納的訊息開放政策，雖然未如大多數西方國家那樣完全開放，但就一個共產國家而言，是絕不尋常的事了。現在中國的電視台在播映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的節目時，已不再循例地加上詆毀、非難之辭。以報道客觀見著的英國廣播公司，每日都對中國作數小時廣播，而平均每個星期他們收到約三千封中國聽眾的來信。據說中國政府甚至要求該公司增加廣播時間。外國學者被邀請到中國講學，現在更蔚成風氣；佛利民最近被邀請到中國作巡迴講學，由此亦可見中國政治氣候的改變，風雷急劇。正如上文所述，贊同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學家的著作，已被翻譯成中文，公開發售，就算在最近打擊資本主義活動的時候，中國亦沒有試圖關閉思想之門。
廣闊了的視野
一個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共產黨員最近投書到一份香港的報章，坦言承認他對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已有所懷疑。很多人都察覺到，從中國大陸到美國去的留學生，很少會持久相信共產主義的優越性的。而那些在共產主義教條中被認定為「資本主義剝削對像」的工人，如水喉匠、木匠、清潔工人、砌磚匠及園丁，即使沒有工會組織，依然可以獲得令他們羨慕的薪酬。
這些事實是絕難推翻的。領教過各種「主義」的中國人，對理論的厭棄和存疑是可以理解的。門戶開放政策讓中國人對一度貧困的鄰居——香港、台灣、日本、新加坡、甚至南韓，有了新的認識。在二次大戰後，這些國家都像中國一樣從頭做起。將美國在資本主義下的成就歸功於地大物博、人口稀疏、避過戰爭的破壞等幸運因素是輕而易舉的事。循著這種推理，對人口稠密、資源貧乏的國家來說，共產主義便是真正的出路。這種說法已被中國的鄰近國家，無情地推翻了。這些國家的人口密度不下於中國，但私有企業卻能成功地運作。
香港的示範
經過三十年的閉關自守，中國人現已開始對鄰國的發展感到好奇。一般的說法以為香港和中國接鄰，情形特殊，不足為例（在我看來，這是個完全不合邏輯的說法），但台灣和新加坡的例子卻將這個論點駁倒。另一種說法則以為美國的成就，主要是因為礦藏豐富，尤以石油為然，但幾乎完全沒有天然石油蘊藏的日本卻繁榮興盛！以我個人的經驗，在今日，要辯贏中國幹部的快捷方式就是列舉在文化、人口壓力及天然資源和中國相若的鄰近國家的經濟成就。一些較有學養的中國人亦體認到他們可以用的托詞、借口已是越來越少了。
由此引伸，要在今日的中國維持共產主義的統治，要比二、三十年前困難得多。這是因為中國和鄰近國家的經濟民生，高下懸殊，就算不量度亦不言自明。儘管領導人繼續在理論上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辯護，他們亦再難在實際的表現上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辯護。而儘管他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繼續堅信不移，但遲早他們亦必將明白到個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他們奉以為圭臬的格言（注四十一）。
大門打開了
鄧小平顯然是為了現代化的所需而堅持大開中國的門戶——引進科技知識、外匯和資金。從國外逐漸吸納的知識將有助於降低一般有關經濟制度的信息費用。到頭來，激發一九一一年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及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帶動的革命思想及意念，都是舶來品！日本的經驗亦同樣地證明了門戶開放政策的經濟影響。
今日在中國掌權的務實派顯然相信，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及技術，在共產主義下的一切經濟失誤都是可以克服過來的。倘若他們不是對此深信不疑的話，相信他們不會放膽把佛利民的《自由選擇》譯成中文，或送經濟學教員到國外去學習。誠然，以西方的尺度來看，中國對言論自由仍然是多所禁制。目前仍然沒有人敢明目張膽當眾焚燒毛像——雖然他的肖像和語錄大多已被悄然除下，被外來產品，如可口可樂的廣告所取代。雖然政制改革還沒有被公開地提出來討論，但許多的禁制似乎都是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自我噤囁。
毫無疑問，門戶確是敞開了。現今的關鍵問題是它會不會再被關起來。答案是，倘若中國是要實行現代化的話，那是不會的。堵塞大門將會粉碎現代化的計劃。成千上萬的海外留學生將會拒絕返國；為遊客而建蓋的酒店工程將會停工；外資將會撤出；進一步的合約談判亦將中止；作家及翻譯家們亦會因為殷鑒未遠，而紛紛設法掩護自己。一九五七年後期，毛澤東掀起了詩意泱然的「百花齊放」運動，但不旋踵他卻將那些敢言的人打成「走資派」，狠狠懲罰。黑暗時代亦由那時候開始。相對之下，鄧小平確實讓「千花」齊放了。要將他們連根拔起，又焉能不帶來另一場災劫呢？
過去三、四年，中國的政局較為穩定，而在較為開放的氣氛下，中國人不但對外間的世界增加認識，他們對本國制度的運作亦有了較為明確的瞭解。毫無疑問，許多毛澤東所提出的口號和允諾，尚未實現，而一般人對共產主義的教條失卻信心，是相當明顯的事。對那些起碼要在公共場合勉力為共產主義政權作辯護的人而言，這個制度的千瘡百孔，不能不令他們尷尬不已。
等級分歧難圓其說
當前中國存在一個眾目昭彰的矛盾。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徹底地消除階級分歧，但世界上卻絕少有像中國那樣階級分明的社會。例如在廣州較好的食肆裡，當地的中國人、香港去的中國人、來自美國的中國人及其它的外國人，便完全被隔離，三處的服務水平，也截然不同。此外，當地的中國人更不得進入「友誼商店」（在毛澤東時代，他們可能連這些商店的櫥窗也不敢望一眼）。更有甚者，中國人事事「論資排輩」的作風，對西方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在此可以再舉一些有關這種情形的具體事例。在海鮮短缺的武漢，普通老百姓在早上五時便要開始排隊，輪候三個小時，等市場開門營業，以人民幣一元八角的代價，購買半公斤的魚。但政府幹部卻可以不必排隊，兼且享用人民幣四角半公斤的優惠價格。同樣，在中國，一部性能可靠的腳踏車已屬奢侈品，但十一級的行政幹部（幹部共有二十六級，一級是最高的），卻有權使用名貴的外國轎車，例如「標緻牌」（Peugeot）的房車，司機和汽油亦是一併由政府報效。這個幹部更可能有權使用幾間辦公室，有些可能設在有空氣調節的酒店裡；他的住所大約有一千五百方呎，而普通人卻只可能擠縮在二十方呎的位；他差不多每一晚都會出席宴會，免費享用膳食；此外，他還會有林林總總的利益門路和關係。他的月薪大約只有二百元人民幣（約一百二十元美金），但那只是他的實際收益的一小部分。
一般而言，非「行政」幹部的薪酬是較高的，（大致上月薪人民幣三百元已算是高薪），但他們所享受到的福利卻要少得多。雖然如此，我卻認識一個在家裡安裝了空氣調節的非行政幹部（中國的電費高昂，這種享受可以說是窮奢極侈）。這個幹部和他的同事合用一部汽車，而他正在動腦筋送兒子到美國留學。相對之下，一個普通的工人，月薪不超過人民幣五十元（美金三十元），福利則絕無僅有。
公社相對私營
除了收入不均外，在中國現存制度下，資源使用所出現的問題，也令人對這制度的所謂優越性產生疑問。公社容許人們擁有小塊的自留地。據一些粗略的估計所得，這些所謂「私有」的土地的產量要比相若的公社土地，高出五倍至十倍。當然，一般人在這些土地上所花的勞力應該較大。但據熟悉情況的說，倘若所有的土地皆為私有，整體生產力會大幅上升。在其它行業裡，「工作單位」的工人一般都缺乏進取心，懶惰怠慢，要睡三個小時的午覺。但在家裡，這些人卻忙於養雞或製造家俬或其它工藝，以留作自用或出售給朋友和親戚。
其它各種行業亦存在著同樣的現象。一九七九年的中國之行，我出席了一個宴會，筵席尚未終結，酒樓的工作人員已下班去了，竟然沒有人留下來收錢。招呼我的主人家說這種情形絕非稀奇。倘若要修理電視機，慣常的做法是找個「朋友」來幫忙，私底下給他一些錢。國營市場出賣的蔬菜，選擇少，質量劣，往往要將過半的丟掉。但出售自留地產品的自由市場，不僅品類繁多，而且質量較佳，價錢當然亦會高些。在國營市場，買魚要排長龍，但價錢高出兩倍的「議價」魚，卻不需要輪購。在過去，購買一個新燈泡，曾一度要出示一個個燒掉的燈泡作為報廢憑證；同樣，買縫衣用的線便要出示線軸；在購買其它東西時，亦需要類似的證明。因為這個緣故，許多本來已相當擁擠的家庭，堆滿了一盒二盒購物時必須出示的廢物。
今日的中國，那些略有瑕疵的次貨，佔據了一個相當獨特的地位（這個問題甚有學術研究的價值）。中國叫這些產品為「處理物品」，因為這些不合質量規格的產品，會被分配給工廠的領導和工人，然後他們會將它們私下轉售。難怪時常會出現故意輕輕碰撞盛著蛋只的紙箱之類的「意外」。
後門交易是權力買賣
毫無疑問，後門交易是最流行的市場買賣方式。在別的地方，這些可能被視為貪污或黑市的活動，但在中國卻是普遍而公開的。後門交易需要關係，而且意味恩惠的交換。例如一個沒有門路的病人，可能要輪上幾個月才有機會施手術。但一個關係搞得好，懂得搭通門路的人，醫院的「後門」卻為他而開（事實上，他當然是光天化日之下由前門進入醫院）。此種疏通之術幾乎適用於任何價值高、在牌價下供應不足的商品和服務之上——在比較好的餐廳訂位、要個巧手的廚師弄菜、戲票、一包上等的香煙、肉類、藥物、水果、較佳的腳踏車輪胎等。當然，要謀一份好的差事，更非此不行。
對一般人而言，走後門就是恩惠的交易，而非金錢的實物是這些交易的媒介。一般有門路的幹部，更同時操縱了訂定價格的權力，故此越是價高的貨品，他們也就越有意將其價格定低。以同一次數的交易而言，這些幹部所能獲得的好處也就越大；不管是銷售還是製造貨品的人，反正他的工資是固定的，將價格定低並不會對他們有不良的影響，他們倒樂得加入爭取恩惠的行列。後門交易可以減低如排隊輪候的交易費用。但因為壓低價格而催生的後門交易，基本上只是那些掌權的幹部，和那些門路較多的人家受益，對貧下階層可以說無甚裨益可言。
正確思想相對交易費用的課
一般的中國人對上述的例子及類似事件，耳熟能詳。事實上，為了生活所需，中國人對生產和分配系統的認識，必定是要比生活在私有企業體制下的人，更為深切。在那個制度下，一個普遍老百姓會變成一個交易費用專家，因為日常他必定要撥出一大部分時間鑽研辦法，尋找生活所需。交易費用越高，就越有需要掌握到避過這些費用的辦法。
在毛澤東時代，一般同志，在不忙於背誦政治口號的時候，便得要三緘其口，步步為營。但現在他卻可以開腔說話了。一九七九年，到處我見到人們忙於交換有關貨品、門路的消息。在中國的親友，坦然承認，通消息、搞關係是日常的要務，而在工作時的交談，亦離不開這兩個老問題。
這是毛與鄧之間顯著不同之處。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人們每天都要上「正確思想路線」的課。在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人們則每天上交易費用的課。這些課程的代價，都同樣昂貴。但兩者之中，一個是會將共產主義維持下去，而另一個，假以時日，則必定帶來改革體制的要求。
我們說中國人已體認到他們的制度出了問題，並不就等於說我們可以輕易將他們說服過來，使他們相信私有產權制度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當我向一些中國人提出自由市場可以解決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時，他們的一般反應是害怕由此而帶來高昂的價格。當我向他們指出，他們現在所付出的價格（一旦將排隊輪候及鑽營門徑的花費計算在內後），實際上是相當高的，他們的反應是，以他們有限的收入，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力付出更高的金錢代價。要說服他們，令他們相信在私有企業體制下，物資供應增加可以令實質價格下跌，從而提高他們的購買力，增加他們的實際收入，是一件艱巨的任務。私營企業以交貨取代允諾，共產制度則往往輕諾寡信，有口號，無貨可交。
學習是需要花時間的；對那些缺乏正規教育、知識淺陋的人，更復如此。就我在此所作的分析而言，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不是中國人當前的知識水平，而是他們的訊息增長的速度。而後者在近幾年來的發展是毋容置疑的。
等級與競爭
前文提及，中國「排資論輩」蔚成風氣。在沒有私有產權的情形下，某程度上，「排資論輩」有助於界定權利，承受那些由非私有資源製造出來的經濟收益。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爭相競奪非私有資源必定會帶來耗損，等級的劃分是有助於減少這些耗損的（注四十二）。任何制度的改革，將必定會改變現存的等級權利界定。
今日在中國，一般人都以「兩頭熱，中間冷」來形容改革的動力根源。這個說法的意思是指北京的高層領導及一般工人都熱衷於某程度的改革（雖然不一定要循走資的方向來改），但一大群中層幹部卻要給改革拖後腿。正如上文所述，地方幹部——尤其是行政幹部——他們的權勢關係令到他們的實際收入遠遠的超乎一般老百姓之上。視乎他們本身的門路、關係及別人欠他們的恩惠而定，就算一個低級幹部亦可以有相當可觀的非金錢收入。
倘若我們假設收入是應該和製造貨品與提供服務的生產力掛的話，那麼中國現存的收入差距確實是難於辯護的。但正如我們在第三章指出，不同的產權結構會帶來不同的競爭規則。在現存的規則下勝出的人，他們必定擁有某些相對優越的條件，只不過現存的規則並不一定有利於刺激消費品的生產，難以提高服務水平。以生產力的眼光來看，毫無疑問中國幹部的收入是大大偏高，但在他們的競爭規則下，他們可以保住職位，亦足以證明他們的收入是「恰如其分」的。
準則開始改變
不過，這些規則現在循著三個主要層面改變。第一，直至最近，幹部競爭的一個主要準則，是詮釋、追隨「正確思想路線」，從而教育大眾執行這條路線的本領。成功的幹部，不但可以享用職位所提供的特權，他更可以限制別人晉身幹部階級的機會——他可以揭發及打擊那些所謂「走資派」的人。鄧小平掌權後，「正確思想路線」這準則已被削弱了。
自從門戶開放以來，眾說紛雲；現在要界定什麼是「正確」的政治路線亦來得相當困難（注四十三）。「四人幫」顯然是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以歪曲毛澤東的思想為理由，拘捕及審訊四人幫，令人不能不對官方的實際立場有所懷疑。在中國，政治冤案，積習成風，牽連廣闊，是眾所周知的事；此外政策朝令夕改，口號空洞，毫無實際。在這種情形下，仍然會堅信毛澤東是全知全能的人，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一般人對言不及意的政治口號，實是厭倦不已。北京的領導人已決定不以高壓的手段，從事現代化計劃。他們亦不再執著於什麼是「正確的思想」路線。地方幹部亦喪失了他們過去向人民強制從事思想教育的權力。再者，自毛澤東逝世後，似乎沒有一個領導人能夠將毛澤東煽動群眾的本領繼承下來。考試交白卷再不會贏得喝采。大學現在都遵從鄧小平親自頒下的嚴格規則——錄取任何考試合格的考生，不必理會他們的政治背景。
追隨政治路線的本領，在競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日益低降。這帶來三個後果——一、由於強制執行思想路線教育的權力已大為削弱，幹部們倘若繼續維持現狀，必定要付出較大的代價。二、此中的一個後果是政治本領將會帶來較少的利益。三、準則的改變亦會使幹部們是否依然擁有競爭的優勢，變成疑問。
現存政權的競爭準則依然讓地方幹部保存若干的競爭優勢，不過這些優勢卻不足以保證他們可以維持當前偏高的實際收入。在毛澤東時代，幹部的俸祿是靠冒險得回來的。只要有絲毫動搖他的權力的跡象，毛澤東便巧立名目，發動革命運動，務必令到人頭落地。故此一個幹部可以風光幾年，但一夜之間卻可以身陷囹圄。二十年的政治動盪，令我們無從鑒定幹部高水平收入的穩定性。
於此，亦是第二個的路向改變——政治穩定是鄧小平的現代化計劃的主要目標。當前幹部的高水平實際收入，一部分是毛澤東政權遺留下來的現象；在新政權下，個別幹部仍然得以維持過去的收入，主要是體恤這些新近「平反」的官員，在過去長時期以來吃了太多苦頭。但這些維持高收入的理由，不久亦將泯滅，就算這些準則保持不變，假以時日，競爭亦將使由政治的本領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大為削減。
第三，亦是最後的一點，是現代化計劃令人對生產力有新的體驗。在毛澤東的統治下，生產力完全不以消費者的喜好來評訂，而是給「正確思想路線」壓住的。今日，在中國，追求物質享受，已不再是罪行（雖然一般老百姓仍然是與一些所謂「奢侈品」無緣），而甚至中國的經濟學家亦已開始說，點算數量不是衡量生產力的恰當準則。政府對外匯需求渴切，甚至以賺取外匯的表現，作為評估一些工廠的準則。故此，越來越多幹部的實際身份，和資本主義下的公司經理已無分別，而考核他們工作表現的準則亦相差不遠。據說中國當局正在招羅舊社會的企業家加入工作行列。
在第一章我提到中國再次壓制資本主義活動。我相信那是特權階級試圖維持現狀的結果。但現在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會全面恢復過去的遊戲規則。幹部們當然會繼續頑抗，但一且音樂的節拍改了，他們的鼓聲亦變得越來越空洞。
某方面必要讓步
過去三十年來，除了私有企業外，中國嘗遍了差不多所有其它辦法。當前的事態顯示各種試驗（以不同組合揉混舊辦法）將會持續一段時間，而在產權結構上不會明顯地改轅易轍。而共產主義的成就——「一九五七年的幻象」——亦極有可能被「驗證」一番；在文化大革命劫後要在經濟上有所進展，應該像在一九四九年蔣介石下台後那般容易。但時移勢易，世界已步入一個新的經濟紀元；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已不再可以贏得喝采了。倘若中國領導們堅持門戶開放、政治穩定及增加生產（加上日益對消費者喜好的注視），那麼遊戲的規則便不能不會有所改變，而這些改變亦必然導致與當前產權結構有衝突。某一方面是必定要讓步的。
制度改革所要付出的代價亦因而逐漸下降。一般老百姓獲取訊息所要付出的費用亦已減輕（一般人在私下談話的時候，便往往有「向台灣學習」的說法）。由於遊戲的規則已被修訂了，要誘導特權階級去接受改革的費用亦隨之而下跌。由於中國的制度在運作的時候，牽涉到龐大的交易費用，可能不必大量降低改革所需的總費用，便可以扭轉今天的形勢。
我推斷中國假以時日將會採納一種近似私有產權的產權結構。在此我必定要對這個推斷加以註釋。資源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有程度高低的分別；另一方面，沒有任何國家是將所有資源完全由私人擁有。當然，我不會極端至推測中國將郵政局、公共交通或石油資源——一些政府能以較低費用維護壟斷的部門——轉移到私人的手中去。但我卻可以推斷，在未來，勞工，生產工具、機器、建築物，甚至土地，將會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
中國會走的路
在這篇論文裡，我一直忽略了制度改革所必然牽涉到的制度重建費用。例如重寫憲法、人事更易、設立以法制為基礎的法庭等皆所費不貲；但在我而言，和其它的費用比較，這些顯得微不足道。我既然已強調過中國在「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上所存在著的障礙，現在我且略為異想天開一下，談談這個發展將會如何出現。
上文我已提到中國現已容許在街邊擺賣。有關放鬆規條，容許工人轉行轉業的問題亦已被公開討論。有些工廠已獲得某程度的自主權，此中包括在扣除開支及上繳給政府後，有「留成」——保留剩餘下來的收入。一九八○年，中國更設立了一個所得稅制，這個制度可能會以向工廠、公社（或其成員）抽稅的辦法，取代現存向政府上繳利潤的辦法。現在更有些說法，要向工廠工人或甚至公社的社員分發股票。倘若這些措施被擴展到包括一般農工的生產單位，讓每一個工人，除了賺取工資外，還可以獲得以生產資源為基礎而發行的股票的股息；那麼中國要向前再跨進一步的步驟是——
（一）讓股東全權決定公司或公社的組織事宜；
（二）容許股票自由轉讓。
假若隨之而設立法庭，保障、監察包括訂定合約的股東權利，一個私有企業制度便可以應運而生。資產組合的更易，透過私人買賣將會導引出減低交易費用的組織結構，每個人亦會因而各展所長，專門發展。競爭的規則必定會有所改變，生產力的高低將以消費者的喜好為依歸，而這亦將成為決定收入分配的主要標準（注四十四）。
註釋
（注四十一）自一九七八年始，這句格言異常流行，使人發生錯覺以為是出自鄧小平的。其實是來自毛澤東一九三七年六月寫的一篇文章。原文題為《實踐論》，重印於一九五一年北京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百八十一至二百九十六頁。這句格言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光明日報》於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以此作為社論的標題。其後得知，社論的作者是南京大學哲學副教授胡福明。也有傳聞說「唯一」二字，是由現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所加。
（注四十二）對於減省經濟資源的損耗的討論，見張五常：《價格管制理論》，法律與經濟學報，一九七四年四月，第五十三至七十一頁。
（注四十三）一九七九年五月間，中國曾嘗試設立準則，提出四個堅持——（一）堅持社會主義；（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四）堅持馬、列、毛思想（見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官方正式宣稱，雖然毛澤東在文革時曾犯「錯誤」，他的思想，仍然是正確的。不過，無論如何，在中國的報章上的社論，不斷辯論什麼叫做社會主義，反映出「正確」的學說力量漸弱。
（注四十四）正如上文所述，即使將來中國容許資源的轉讓及私有使用權，中國可能也永遠不會以「資本主義」或「私有產權」等名詞來形容其經濟制度。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注譯，有些人甚至以為類似私有企業式的資源管理辦法，和馬克思主義是毫無牴觸的（見A.Bajt, Property in Capital and i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n Socialist Economi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68, p.1-4。據我所知，Bajt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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