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家天下

兩年多前，一位常到上海做生意的香港朋友到我在西雅圖的家作客。飯後他到我的書房談天，見牆上掛著一首毛潤之的《清平樂》，一首辛棄疾的《滿江紅》，此外，文件及計算機數據堆積如山，但一本書也沒有。正想發問，他突然見到在書房內堆得井井有條的全套貝多芬唱片之旁，竟然放著幾張鄧麗君的唱片。他衝口而出：「哈！鄧家天下！」

我知道他的意思——鄧小平、鄧穎超、鄧麗君在中國的聲望，比之當年的宋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我於是指牆上的《清平樂》，打趣地說：「毛澤東這般豪情，卻容不了貝多芬；鄧小平不見有什麼文采，竟然容得起鄧麗君；看來中國真的是開放了。」那時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北京召開六中全會之後。該年初曾有過「壓制走資」運動，而鄧麗君的歌曲在中國竟能屹然不受影響。三年一度燕歸來，最近的「反精神污染」運動，鄧麗君就不能倖免了。

我一向認為在共產政制中，鄧麗君這種人最刺眼。這種人不只包括紅透半天的歌星或電影明星，也包括數一數二的鋼琴家、小提琴家，網球或高爾夫球好手。這些「超級明星」給一般人的印象，就是表演者只須花幾小時的勞力，就可滿載而歸。在私產制度裡，娛樂事業中的表表者可成巨富是事實。在美國，球星如波格（Borg）、辛普森（Simpson）等人，在電視廣告上喝一瓶汽水的收入，就足夠普通人一家的終身享用。

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範疇內，這些現象是不可能發生的。也就是說，這些現象的發生是證明馬克思的理論全盤錯了。紅透半邊天的明星可不是馬克思理論中的資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勞力怎可以賺那麼多錢？若非單靠勞力，那麼這些明星的「剩餘價值」為什麼不被資本家剝削了呢？事實上，不單只資本家對這些明星的勞力要阿諛奉承，就是政府對他們也得禮讓三分。例如美國政府要抽阿里的稅，他就跑到非洲去賽拳；瑞典政府要抽波格的稅，他就索性跑到蒙地卡羅去作市民。

馬克思的理論錯在兩個基礎上。第一，價值與勞力並沒有一定的關係——所有的價值不是單從勞力得來的。第二，馬克思的資本定義，因為缺乏了一般性的概念，矛盾甚多。正如費沙（Irving Fisher）指出，所有可以導致增加收入的東西都是資產。這當然包括相貌、天資及勞力。在這個廣泛而正確的概念下，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就毫無剩餘可言——因為他所指的只不過是勞力資產以外的其它資產的收入。在自由市場裡，每一個人都是資產的擁有者——明星也不例外。

不要以為鄧麗君的名成利就只靠她的天分及相貌就可不勞而獲；也不要以為鋼琴名家的收入較為合理，因為彈鋼琴的技巧是要苦練而成。時代曲我聽不懂，但單看鄧麗君在台上的舉手投足，又何嘗不是千錘百煉的功夫？我們又怎能以自己所好或不好，而去否定市場的價值？鄧麗君的收入可不是剝削聽眾而得來的。

這其中有一個極重要的含義。雖然我們每人的際遇不同，資質各異，但每人都有自己的特別天分。要追上大明星的收入當然不易，但要發掘自己的天資而增加收入是人人都希望的。在概念上，明星的成就與任何事業的成就無異。士農工商的知識投資，跟明星的勤修苦練沒有什麼不同。中國共產政制昔日容不得劉詩昆、容國團，今日容不了劉曉慶，又怎能容許知識投資去爭取收入？要搞經濟現代化，又要以剩餘價值壓住天資的收入，是一個永遠解不開的死結。

最近中國禁止鄧麗君的歌曲，當然還有其它含義。一般中國人所知的國際明星恐怕就只有鄧麗君一人；這種人是馬克思理論解釋不了的怪物，但亦只有在所謂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才可產生出來。在一個知識貧乏的國度裡，以攻擊或讚揚一個形象的方法來達到教育或改造群眾的目的，可以減少宣傳費用——這是中共慣用的手段。要掃除對革命勵進有障礙的文化，孔夫子備受攻擊；要留難知識分子，貝多芬和莫扎特都要受無妄之災。要反資本主義的污染，鄧麗君是一個很適當的人選！

但我以為，這次「反污染」對一般中國人民不會有多大影響。三十多年來，中國左反右反的政策不計其數；到如今，一般人對因政權鬥爭而大字標題的「反」，應早已缺乏興趣。新年除夕，我駕車漫遊。無意間我將收音機轉到一個中國大陸的電台，歌聲傳來，唱者竟然是鄧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