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政治消息的洩漏,手法往往如出一轍。這些一看而知是有計劃的洩漏,可靠性極高。一月二十二日英國《星期日時報》報道英國放棄香港主權及治權的消息,二十四日美國《紐約時報》加以證實。這些都是很有地位的報章,而消息跟我近來推想的大同小異,是錯不了的吧。港英要離港而去,只是時日上的問題。換取到的保證,是五十年不變還是五千年不變,沒有多大關係。港英去後,香港前途就只能靠港人及中國執政者的理智行事,什麼政治上的承諾都不重要。香港以「東方之珠」之名享譽於世,我衷心希望這雅號能永久地保持下去。
明知是難以避免的消息,聽起來仍是心有慼慼然。我拿起筆,筆很重;思往事,在空白的稿紙上寫下:「向港英致敬!」
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受過淪陷之苦,也逃過難。我背誦過總理遺囑,也唱過《東方紅》。我在香港念過書,跑過攝影沙龍,做過生意,也在街頭賣過字,賭過棋。童年時的頑皮今日西灣河的街坊仍有所聞。我在奧背龍村打飛鳥,太寧街聽粵曲,太古打乒乓球,海旁釣黃腳,天台放風箏……這一切,於今想來,歷歷若前日事。
提到這些陳年舊事,是因為我不想以什麼學者或教授的「資格」向港英致敬。我要以一個長大了的香港頑童的身份說幾句心中話;這些話,肯定是跟我一起長大的朋友一致要說而沒有機會說的。沒有什麼理論,也沒有什麼高見。我們都不希望港英棄港而去,但港英的去留可不是由我們決定的。既然將要去了,我們都覺得若有所失。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擔心香港的將來——這是另一回事。我們感到失去的是這麼多年的交情,「鬼頭」變成朋友。我們記得抗戰期間的困苦共處,記得難民不斷湧至,也記得苦盡甘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卻不記得有過哪一天我們覺得自己是英國人的奴隸。
五十年代初期,每晚我們一群人在西灣河的海旁納涼,上下古今無所不談。罵港英政府,評貪污,是有的。後來納涼的地方建了大廈,一切都在變。朋友中不少到外地走走,開開眼界,久而久之,他們都體會到香港的「優越性」。近十年來,有錢到美國購買衣服的香港太太們,買回來的都是香港貨。這些轉變,使我們對港英增加了感激,也增加了尊敬。我們很現實,老早知道政治口號是換不到飯吃的,所以從來沒有想到專政或民主的事。
至於什麼民族大義,我們倒是老行家,經驗豐富。五十年代初期皇仁書院的某屆畢業生,成績最好的六七個都為民族大義而回到祖國的懷抱,付出代價。過了幾年,他們都先後跑回香港,面有菜色,先前的民族大義口號都變作三字經。這些人目前在香港及外地都很有建樹。「大義」之後仍然大有所成,確是令人佩服!但其它為民族大義而付出代價的朋友卻沒有那麼幸運了。勸容國團回國的人,我是其中一個。民族大義的高昂代價越來越明顯,而冒生命危險偷渡來港的行為也很有說服力。朋友之間就再沒有提什麼民族大義的了。
我們於是樂意地接受了香港人是一個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對政治問題絕少關心。不管我們是什麼國籍,拿什麼護照,我們知道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與日俱增。這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也不是因為我們是什麼「殖民」,而是因為我們的生產力令舉世矚目!
九七問題興起之後,民族大義之風捲土重來。但這是新的民族大義,與舊的不可同日而語。這其中的主要分別,是新的只是風,不付代價。識時務者為俊傑,後生著實可畏。
提起愛國,我們也是愛過的。中日戰爭之際,我們在香港的何嘗不曾熱血沸騰,何嘗不曾同唱郎毓秀所唱的救國歌,又何嘗不曾搶著支持那位義賣飛機欖救國的仁兄。而現在呢,我們不知道要我們愛的是中國?是共產黨?抑或是高級幹部的話?既不知是什麼,要愛也就無從愛起。港英呢?他們從來沒有要求過我們的愛,這是港英的可愛。
我們都愛香港。記得在抗戰期間有一首很流行的懷念香港的歌,是田漢寫的詞,如詩如畫,既無殖民之意,也無奴役之音。我還記得其中幾句:「那兒有,筲箕灣的月色,扯旗山的斜陽,皇后大道的燈火,香港仔的漁光,淺水灣的碧波蕩漾,鯉魚門的歸帆飽張,宋皇台的蔓草蕪荒……」這首歌的名字是《再會吧,香港!》。我們不希望因九七問題而要再作些「再會歌」,就是要作也難以像田漢那麼瀟灑流落。二十年來香港大廈林立,街上車水馬龍,勞斯萊斯與電子遊戲機都不是詩人的好材料。宋皇台的荒草是已杳;淺水灣的碧波何在?就是筲箕灣的月色也遠不如昔日的那般迷人了。
以芳草、碧波,甚至月色去換取高樓大廈的萬家燈火,我們是沒有什麼可怨的。有誰能以保存碧波或月色為理由而去阻止那些投奔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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