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與共產政制

在共產制度下資源運用的各種困難，我曾多次為文分析。這些分析非我個人之見，而考證的事實早已堆積如山。我和其它近代經濟學者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強調產權及交易費用的重要性。但大家的分析結果都是大同小異的。

說到勞力及知識資產，我的見解比較特別。那就是我認為在各種不同的資源或資產中，勞力及知識資產的發展及運用，在共產政制下有特別的困難。

在這裡我不是指文革對知識的摧殘。文革這種事在共產政制中也是少見的，亦只有像毛澤東那樣有「號召力」的人才能辦到。百花齊放、大躍進及文革這種事，在共產中國是不容易再發生的了。話雖如此，我們不能否認這些不幸只能在一個專政下才有機會發生。我們還要指出，那些驅之不去、燒之不盡、破之不壞的知識資產，卻可以被文革「革」得一乾二淨。有著極頑固存在性的資產尚且如此，革命的恐怖，以此為最！

我這裡要指出的，就是勞力及知識資產有一個任何其它資產都沒有的特徵。這特徵使在共產及私產制度下對這些資產運用的分別，比對其它資產運用的分別大。

勞力及知識都是資產。每個人都有頭腦，會自作選擇，自作決定。我要指出的重要特徵，就是會作選擇決定的人跟這些資產在生理上合併在一身，由同一的神經中樞控制，不可分離。這個特徵有重要的含義——我常奇怪為什麼新勞力經濟學的專家們都把這個特徵忽略了。

一塊地是資產；一部打字機也是資產。但這些資產跟作決策使用的人是分開了的。將這些作為共產，由中央作決策，因使用錯了而產生的浪費的機會較大。但畢竟這些資產的本身是不會作決策的——所以它們不會反對，不會不聽使喚。我們可稱這些是被動的資產。另一方面，勞力及知識資產卻是有主動性的。跟這些資產混在一身的人可以發奮圖強，自食其力，自行發展或運用；也可以不聽使喚，或反命令而行，或甚至寧死不從。

有一個名叫巴賽爾（Y. Barzel）的經濟學者朋友，在一九七五年為文分析奴隸制度。我當時就將以上提出的「主動產」的特徵告訴他，指出了因為我曾一度想不起這個特徵，所以在一九七二年的一篇文章裡我就解釋不了奴隸解放的現象。另一位名叫福高（R. Fogel）的經濟學者朋友，在一九七三年發表了舉世知名的「奴隸研究」（Time on the Cross），以多樣資料證實了奴隸的待遇是遠比一般書本所述的為佳。於今想來，這實在是顯淺的道理。奴隸是「主動產」；虐待奴隸，「使用」的困難就會增加；這對奴隸的主人沒有好處。

強迫使用勞力況且如此，要強迫知識的增長及運用更應是無技可施。我不是指在共產中國人民是奴隸——「奴隸」這一詞的定義並不簡單。但不讓人民自由發展，不讓市場自由獎賞知識的投資及運用，而要促長科技談何容易？這其中有幾個可以肯定的困難——

第一，正如上文指出，勞力及知識都是主動性的資產。不管是什麼制度，擁有這些資產的人都有自己的主意，要逆其意而行就很難得到有效的運用。就算是在自由市場裡，有些工資是日工，有些是件工，有些是小帳，有些是以分花紅的方式。這些不同合約形式的採用，目的就是要減少交易費用，盡量地以最低的費用使勞力及知識的擁有者自主地發揮所長。例如若以日工計，工人就會偷懶，所以若產品有固定的標準，以件工計，偷懶的機會就少了。

在共產政制下，工人連私定合約的權利也沒有，更說不上可以選擇不同合約的形式。勞力及知識若可自由買賣，包括私定合約和選擇合約的權利，這些就變成私產。其它的私產特徵會自然地包括在自由買賣權之內。

第二，每個人對自己的所長或所短，總要比別人清楚。每個人應向哪一方面發展才能增加收入，自己的決策可能會出錯，但有誰能代作決策而有更可靠的準確性呢？舉一個例子。跟一般父母一樣，我對自己的孩子的前途很關心。雖然孩子只有十一、二歲，但我已覺得自己所知是不足以為他們的前途作決策。除了盡量給他們受好教育，教他們避去不良的行為，我還能做什麼肯定對他們是有益的事呢？連對自己的孩子也有這種「無力感」，我怎敢說我瞭解其它人比他們自己更清楚？要是我說我關心別人比關心自己的孩子更甚，又有誰會相信？

學生來問我有關出路或前途的問題，我只能把我所知的各種選擇的有關資料告訴他們。但決定還是在他們自己——我從來不敢加以半點左右。若我認為我比他們更清楚他們的短長或興趣，我的勸導方式當會不同。基本上，我肯定他們對自己的瞭解要比我所能估計的可靠得多。

中國十億人口，每個人各有不同的優、缺點，對自己有不同的估計，而興趣也各異。一個中央政府怎可能替每個人民作出準確或可靠的估計？政府對人民的關心怎可能多過人民對自己的關心？中國大陸目前的分派工作，是憑什麼準則的？

第三，在經濟學的角度上，個人的知識投資不應依照個人的短長或優劣，而是應依照「比較」優勝的天分，因為這可使投資的成本減少。這是絕對錯不了的比較優勝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打字冠軍可能只可做到一個平凡的工程師。但跟其它人相比，他投資在作工程師的學問上可能比較划算。只要在成本上比較低，作工程師的淨收入就會比作打字員高。

若每個人都依照比較優勝定律作勞力及知識的使用，社會的總成本會是最低的，而個人的收入會是最高，經濟及知識的增長率就會因而有大幅度的增加。但若打字員的工作沒有市價，工程師的勞力及知識沒有市價，那麼投資者就沒有市價的指引，比較優勝定律就無從生效了。

要知道每個人的短長優劣所在已是極難得的訊息；要知道每個人的「比較優勝」所在更是難上加難。沒有私產，就沒有市價，這「比較優勝」的訊息就不存在！私有產權不僅因為有市價而增加訊息；更重要的，就是私產可讓每個人運用自己對自己的瞭解或估計，自展所能。

結論是很明顯的。作為一種資產，知識是最重要的。中國若要快速地發展經濟，要現代化，知識的投資就要依照比較優勝定律，盡量減低成本。每個人的「比較優勝」所在，最可靠的估計還是個人自己。而個人的估計，是要靠市價的指引。私產制度自然地解決了這些問題。又因為勞力及知識是跟可作決策的腦子混在一身，不可分離，私產所容許的自決或選擇權利，會減除了那些不聽使喚或甚至寧死不屈的意向。



後記

十六年過去了，中國對知識資產的保障有了進步，但還要改進的地方仍多。我特別欣賞的進步，不是中國對知識專利的保障，而是那裡的年青人的知識增長。近五年來，這增長一日千里，不能不使我刮目相看。

自九五年起，我每年在港大接見二、三十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優秀學生。他們的知識使我感動。雖然他們是選出來且近於狀元的人物，但比起我們港大的學生高得太多了。他們的老師薪酬低，師資比不上港大的，但無師自通，自找國外的英語讀物苦學，也立竿見影。

申請到港大來作研究生的大陸學子，其英文托福試的成績都在六百五十分左右！他們附帶的英文信不似英文，但考英文試的成績那麼好，當然也是苦學所得。

去年我到大陸七間大學講話，遇到的學生的質素與知識，證明我在港大所接見的並非例外。中國的年青狀元何其多也。我想，要是這些青年有我四十年前在美國屢遇名師的機會，我怎樣也比他們不過。

中國的青年已非吳下阿蒙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認為這個急速而又令人欣喜的轉變，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自鄧小平九二年南下之後，中國學校裡的所謂「思想教育」，不再強迫堅持；校方只是例行公事地應酬政府一下。據說在「思想教育」的課堂上，學生要不是缺課或睡覺，就是作白日夢，魂遊四方。這倒像我早年讀中、小學時覺得老師講得沉悶或胡說八道一樣。

第二個原因，是經濟的開放，使學生知道只要書讀得好，有點學問，就可以不談政治、不搞關係、不走後門，而可在市場上謀生。知識有價，他們於是就拚搏起來，求知去也。這一點，與我在一九五九年進入了洛杉磯加州大學的感受是如出一轍的。

看到知識有前途，一發勁，知識就招之即來。這是今天中國青年之幸，也是中國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