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的說服力

在上一篇文章，我談到「九七」的兩個基本困難。第一是「改字號、換班底」會引起不良的經濟效果；第二是「一黨二制」會導致香港沒有清楚的權利界定，使制度有所改變。我要花兩篇的篇幅來分析第一個困難，提出一些建議，然後再分析第二個困難。

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會同意，假若中國今日的政制及經濟成就如美國、加拿大、澳洲或甚至台灣，將香港改字號及換班底就不大叫人擔心。有很多細節在這裡難以詳述，我個人認為就算中國有如美國，改了香港的字號及班底也不會比港英的辦得好，但在大致上，若中國的制度有優良的經濟表現，改字號的困難就解決了一大半。問題與「中國」的名字無關。

趙紫陽問：「香港人怕什麼？」這句話把香港人嚇了一跳。有一個美國朋友（是經濟學高手）跑來見我，提起九七，他也問：「香港人怕什麼？」我也愣住了。雖然這位朋友不大明白九七問題，但我素知他的脾性，若不是百思不得其解，遍問不知所以然，他是不會跑來問我的。我沉思良久，無以為對。兩人靜坐十多分鐘，我突然靈機一動，說了兩個字：「Empirical regularity （經驗的規律）。」他站起來，點點頭，轉身而去。

經濟學上有一個困難，那就是要解釋人們的預期是怎樣形成的。在某些情況下，我們能有好的答案；但有些情況答案並不容易（例如通脹的預期是怎樣形成的）。人們的預期若有了轉變，行為就跟著不同，經濟前途也就會受影響。一般人所說香港人的「怕」，對九七「沒有信心」，就是說香港人對將來的預期有了轉變。單就這一點——姑勿論其它——就足以使香港的經濟一敗塗地。

行家說行話，我那位美國朋友問：「香港人怕什麼？」他的意思是：「香港人恐懼九七的預期性是怎樣形成的？」我答：「經驗的規律。」這句話的意思是：「以往，在共產政制所及之處，民生及自由乏善可陳，是香港人熟知的經驗規律。經濟原理對他們不重要；共產中國將來的轉變或經濟的優良表現不在他們的經驗範圍內。經驗的規律有說服力，預期也就因而形成了。」要想改變他們的預期，改變他們的經驗當然是好辦法。但在十三年內中國能在這方面做得到多少？若預期大幅度地惡化，香港的安定繁榮難以維持十三年。

一九八一年，我寫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嗎？》這本小書（一九八二年出版），推測中國會逐漸採用近於私產的政制，擴大市場的運作。三年後的今天，我對這推論很感滿意。說實話，我很佩服鄧小平，因為在歷史上所有的共產政制中，他是唯一敢將門戶開放的執政者。訊息有說服力；中國的門戶開得夠大，再也關不起來了。單就這一點，將來的歷史學者對鄧小平的「功過分帳」總會筆下留情。

但是一個經濟體制有良好的轉變，十三年可能不足；而香港人的預期轉變對香港經濟所能造成的致命傷，十三年卻是有餘。我常在想，要是九七能延後二十年，香港人的預期很可能被經驗改進。這並不是「拖得一時得一時」的想法，而是多了二十年，中國的改進很可能大有苗頭。中國今日所承諾的「九七後五十年不變」，遠不及將九七延後二十年，讓中國有足以炫耀的經濟表現，香港人就大可安心。

因為經濟水平不夠現代化而影響了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中國的執政者是知道的。舉一個例，最近香港某鄉紳問姬鵬飛，中國所說的九七後五十年不變可否延長。撇開那些引人注意但無關重要的大字標題不談，姬鵬飛有如下的回答：「五十年已是中國可能容忍的極限。由現今起計，二十年後，中國就算是不能追趕過先進國家，亦大概可以平排。在此情況下，將五十年延長實在亦無多大意義。」

這推論有道理。但問題是，姬鵬飛認為中國的經濟水平在二十年後可與先進國家平排（或起碼足以炫耀），香港人卻不相信。因為若中國堅持共產政制，姬氏的預期是違反了香港人所知的經驗規律。香港人現有的不良預期，若繼續惡化，後果可能不堪設想。要是鋌而走險，去嘗試一下這預期對香港所能造成的損害，中國與香港都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改變香港人的經驗當然是個好辦法，但幾年之間（惡性預期所能造成的損害不需十三年）很難辦到。對香港人說什麼安心話是沒有用處的。

不良的經驗規律促長了不良預期的形成。既然我們不能在幾年之間改變香港人的經驗，我們卻可使他們不用這些經驗去促成他們的預期。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將收回香港主權的年期改為不固定，而轉為採用一個令香港人足以安心的準則來決定年期。例如收回香港主權的時間是定於中國國民平均收入及得上香港的一半（或其它類似的準則），香港人就不會用他們的經驗規律為依歸。目前的中英談判不妨繼續，但若固定了年期（不以準則決定），一個無可避免的壞處就是強迫香港人用現有的經驗規律去促成他們的預期。

我不想強中國之所難，或低估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我一向強調，中國若能大幅度地運用自由市場的功能，她會有驚人的經濟增長率；我也曾推斷中國會向這方面走。但畢竟這是個人之見，不是香港人所知的經驗。要將中國的國民平均收入追上香港不容易（姬鵬飛可能是過於樂觀），但要追上一半或其它足以安定香港人心的比率，不應是苛求。戰後日本直追美國的速度是一例。要是中國長久都追不上香港市民平均收入的一半，中國的政制就難以自圓其說了。

問題是這樣的。中國執政者的自信跟香港人所知的經驗格格不入，而惡性預期所能造成的損害是難以估計的。善用市場的人靠經驗生存；他們從來不聽安心話；統戰只能增加他們的恐懼感。以現在我們所能猜測到的中英談判及將來協議的形式，對香港人的預期我恐怕也無能為力。跟任何決策一樣，日期一固定了，預期就會被迫而形成。學生明知要考試，但一提出考試日期，他們就舉室嘩然！據說定了日期結婚的人，心跳率是會加速的。

另一方面，要中國放棄香港主權是不可能的。時間是要有所決定。我建議的不是推翻時間的決定，而是這決定是要基於一個足以安定香港人心的準則。因為上文提及的「經驗規律」，這個準則應該是基於中國現代化的經濟成就，這與姬鵬飛的推論大同小異。有了香港人能接受的準則，日期的遲早並不重要。

我從來不明白中國既然不承認中英當年的條約，為什麼九七卻要固定了。英國既願意棄港而去，中國若要收回香港，就應照他們的原定計劃——找到適當的時機。以條約固定日期並不適當——從經濟的角度來衡量，適當的時機是要決定在一個足以安定民心的準則。中國若能真的將經濟水平現代化，這準則是不難找到的。有了這準則，香港人所擔心的「保障問題」就變得無足輕重了。

與其讓日期決定香港的繁榮，倒不如讓中國的繁榮來決定香港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