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息不足的煩惱

香港人從共產政制中所得的經驗，是他們對九七產生了不良預期的一個主要原因。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執政者對香港經濟制度的運作知得太少了，這是訊息不足的問題。要將香港企業換班底、改字號，接班人的言論顯示出他們對這企業的成功因素一無所知，怎能不叫這企業的成員擔心？

去年中秋節的前夕，我和幾位朋友與從中國來港的八位經濟專家（包括許滌新及錢俊瑞）一起吃晚飯，在席上發生了辯論。這件事在國內的《瞭望》雜誌曾有報道；美國的學術界也有些不大正確的傳說。在席上我很少發言，而事後我跟當晚在座的香港朋友意見有所分歧的地方，是我認為那場辯論沒有基本的衝突。

作為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我對辯論視作家常便飯——就算是再激烈十倍，也從不介於懷，但令我感到煩惱的，就是我坐聽雙方的言論良久，竟然找不出大家觀點的不同之處。驟然聽來雙方的不同點甚多，但細想之下，又覺得大家都不知道對方到底在說什麼。既不知對方的假設及推理的程序，怎可以說是有所不同呢？

中國的專家以他們慣用的角度看世界，以「黨」、以馬克思、以革命精神來看「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我們是不容易明白的。正如以現代經濟學理論的角度看世界，跟善用市場而不管其理論的香港人的觀點也有所不同。要辨別不同的所在是要花時日的。在一般人與人的接觸中，傳達訊息是要基於一個共通的語言。因為專業的分別而使大家有訊息傳遞的困難，雙方都瞭解，不求明白對方，沒有什麼大不了。但問題是，若是我有權管你，而你卻不知我說什麼，你就會產生懼怕之心。

在訊息不足的問題上，香港人對九七的「怕」，不是理論上的分歧，而是中國執政者以他們自己認為是「再合理不過」的立場發言，香港人聽不慣，或不知所指，就產生了恐懼。我可舉一些最近的例子。鄧穎超說香港人可以放心，因為中國絕對不會作一些對香港有害的事。這可算是最平穩的說法了，而說話的人又是周恩來總理的遺孀，怎會是有惡意的呢？但香港人可能會想：「她認為是『有益』或『無害』的究竟是什麼？中國政府多年對人民的『善意』，效果又如何呢？」

又例如姬鵬飛說，將來的港督及「司級」人物都要愛國。愛國沒有什麼不好，但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姬氏所說的「愛國」卻沒有明確的定義。他們就會想：「愛國的人是否要聽『中央』的話？愛國跟生產賺錢有什麼相干？不『愛國』會受懲罰嗎？」鄧小平說，將來香港若有動亂，中國會派解放軍到香港去，這顯然是善意的，但香港人既怕「軍」，更怕「解放」。

在不同政制下的人所持的觀點的不同，差別之巨，我是在九七問題發生以後的經驗中才體會到的。中國的執政者認為是亂，是要改的事，慣於自由市場的人可能認為司空慣見，認為很平常。而中國執政者認為是大可安慰人心的行動，香港人可能持相反的看法。

舉一個例，中國的經濟專家若去參觀香港的玉器市場、花市、魚市或股市，他們會認為是「亂」，是要改的；慣於身在其中的人，覺得沒有什麼特別，處之泰然；作為一個從事市場研究的人，我覺得這些市場妙不可言。

幾年前有一批中國學者到西雅圖去，華盛頓大學校長慎重其事，要我親自向他們介紹美國。我於是跟一家大股票經紀公司聯絡安排，帶這些學者去參觀。他們見到龐大的辦公室內電訊橫飛，經紀奔走相告，幾十個電話一齊響，而櫃上用燈打出來的價格不斷跳動，認為是「亂」。其中一人問我：「為什麼不將價格固定了？」我回答說：「他們正在這樣做，但要定價，市場就要搜集數以百萬計的人的訊息，井井有條地安排，免除了這些持有不同訊息的人的紛爭。若不這樣做，社會的經濟就會亂！」我解釋了半個小時，他們都不明白。

舉另一個例。「統戰」是在共產政制中的一個治亂辦法，跟市場的治亂辦法是截然不同的。因為九七的問題，中國就在香港從事統戰；以他們的觀點，可能是順理成章。但統戰跟市場格格不入。「統戰」沒有買賣、沒有產權的界定、跟生產賺錢扯不上關係。但在自由市場中，買賣、市價及產權界定，正是治亂的基本機能。中國以統戰來安定港人，但港人卻認為是風聲鶴唳，因恐懼而亂。

要明白一個經濟體制的運作，著實不容易。就算是在國際上有名望的經濟學者，窮多年的研究，對私產制度的運作往往是一知半解。因為若對這制度有全面性的理解，所知的一定要博且深入。能體會到這個困難的學者，對阿當．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著的《原富》，是無不五體投地的。

我們當然不能要求在一個私產政制中的執政者懂得經濟學，更談不上要清楚地理解整個體制的運作。但若這些執政者慣於這制度中的日常生活經驗，他們的言論就不大可怕。另一方面，有了私產的界定及保障，執政者要大事干預並不容易。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元老戴烈德（A. Director）就曾對我說過，任何人當美國總統都沒有多大分別；史德拉（G. Stigler）也有同樣的觀點。

中國要收回香港的主權，因為兩個制度截然不同，他們的執政者就要對香港的制度在某程度上有正確的認識。這是一件急不容緩的事。在目前，他們連生意合約的本質也不瞭解，其它如香港的金融制度、利率及投資風險的各種含義，就更談不上了。經濟理論姑且不談，親歷其境的細心體會是起碼的要求。走馬看花或甚至連香港也沒有到過而下判斷，怎能教港人安心？

在九七問題上，困難的所在不僅是訊息的不足，還因為訊息可能在傳達中失實。某些香港的壓力團體或為自己利害關係的人，為形勢所迫，或為自利的緣故，盡量說一些中國執政者喜歡聽的話。這些行為是私產制度的產品，是自由的代價，難以厚非。而某些久於香港做生意的中國幹部，恐怕也因為中國的政制所限而難以直言。這又是另一種代價。

孔夫子說得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自九七問題興起之後，中國執政者的言論往往給香港人一種「不知為知之」的感覺。「英國人能辦到的，中國人一定會辦得更好」——這是信心十足的。要成功地做一件事，信心應與訊息並重。在九七問題上，香港人有訊息而缺乏信心；中國的執政者有信心而缺乏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