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治港（下）

張五常：公司法治港（下）

在中國要收回香港主權的前提下，讓我作兩個對香港最有利的假設。第一、在中英所要訂的協議上，中國必定言而有信；第二、協議的內容是由英方（或港方）單方面決定，不需要中國的同意。但即使是在這些有利的情況下，協議能否被寫得既可維持香港的現有制度，而又能跟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憲法沒有明顯的牴觸？

要將這協議寫得夠體面，能令英國「光榮撤退」，並不困難；要寫得能暫時安定港人，也是可以的。但要跟中國共產黨及憲法沒有衝突，沒有矛盾，就實在難以辦到。這不是因為中國有共產黨，而是因為共產黨在中國的權利是全面性的，「黨」的立場是法律的基礎，毛澤東的思想被寫進憲法內，而共產或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不可侵犯的。另一方面，我在《「九七」的兩個基本困難》一文內指出，要中國明顯地放棄某些權力，在一黨兩制下是很難的。要「港人治港」，中國必定要將某些權力放棄；若在協議中不明確地指出權利的界定，這文件就華而不實，中看不中用。

讀者可能要問：「在美國的多種法律中，不是有著不少矛盾嗎？」答案是肯定的。但在美國，因法律與法律之間的矛盾而引起紛爭，是由法院判斷，由法官闡釋，不服者可以上訴，而上訴的程序井然。讀者也可能要問：「目前中國的經濟特區及外資工廠的特權，在某程度上不是跟中國的黨及憲法有著頗為明顯的矛盾麼？中國目前的憲法所說的自由又何嘗不被忽略了？」我們的答案也是肯定的。但中國正在改變中；一個在急速改變中的政制，有明顯的矛盾及不依法例是在所難免的。我們都希望中國的經濟有良好的改進（我個人相信改進是必然的），但將一個在經濟上早已足以炫耀的國際城市的命運，以一紙協議連接著一個在巨變中的國家，怎麼不叫人有前途茫茫之感？

以比較長遠的角度來衡量，法律與行為的明顯矛盾不能持久。將來的中英協議若跟共產黨的立場或中國憲法及其它法律有衝突，中國的執政者就是要遵守這協議也難以辦到。跟任何政制一樣，中國有權力鬥爭，香港有壓力團體。若有人以「思想正確」的「民族大義」而反對協議，怎麼辦？

我建議的「公司法治港」，是一種避重就輕的辦法。簡言之，這辦法是將香港制度的法例（代替了所謂「基本法」），安置在香港公司的「法人」身上。而中國承諾在收回香港主權後對香港城市公司的保障，就可代替了詳盡的中英協議。比起目前我們所知的「詳盡協議」及「基本法」的形式，「公司法治港」有如下的優點——

一、讓香港的制度避開與共產立場及中國憲法的正面衝突。將來香港公司是由中國憲法許以特權而存在，但公司的法例是與「黨」及憲法分開的。以「小憲法」將香港作為「例外」是有困難的——「小」是在「大」之下。以公司法治的形式來避免「大」、「小」的衝突，在美國的公司城市有許多成功的先例。

二、讓權利以間接的方式界定。在一黨兩制的情況下，要中國明確地放棄權利是難以辦到的。但特許公司的存在，公司是有著自己的生存權利，香港人的權利可以不提而被間接地界定了。

三、讓香港制度有全面性的保障。一個經濟的制度是要考慮整體的，牽一髮可能動全身；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以改進為理由而將香港的制度加以左右是極危險的事。要保持香港整個制度，或全部都不保，香港人應該是願意孤注一擲的！公司法治就有這一種機能——保存或解散公司。近一年多來，中國不少高級幹部的多種言論，往往使香港人有不安之感。這些言論，若在中國收回主權後仍不斷產生，香港人就不知何去何從。在九七問題上，全面保障或解散公司（經濟學上的All-or-None）的用處，就是若非中國最高當局要大事改革香港的制度，幹部的言論香港人可以不理。

四、讓公司有著一般性的保障。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後，無論協議是用什麼形式，中國本身的法律對香港都會有影響。「公司法治」有避重就輕的功能；另一方面，香港的命運就會被牽連到中國將來的公司法例之內。雖然在這方面，中國目前辦得不好，使國內投資者有著不勝枚舉的困難，但以我個人的推測，將來中國法例的改進，公司法例會做得較好。這是因為中國若要搞經濟現代化，公司法例比任何其它法例重要。我不相信在一國之下，一個明顯的「例外」是可以持久的。以公司法治港，可以減少香港成為一個明顯的法律例外的可能性。

五、讓九七問題終止。九七問題的各種言論，可說是緊張刺激兼而有之。每天都有著世界性的大新聞，對香港的經濟前途有不良影響是可以肯定的。現在又說「基本法」要寫上三五年；長此下去，大有可能把香港弄得一團糟。假如中國對英國說：「好吧，你們將香港改為公司，到時我們將香港公司收回，會保證這公司的繼續存在。」只一句，就可息事寧人。因為將香港改為公司形式的手續，大都是搬字過紙，沒有什麼大風浪。

「公司法治」與香港人近來所提議的「民主」投票沒有牴觸；正相反，有不少學者認為公司制是會減少獨裁的可能性。又因為公司實權是被推到一個在概念上的「法人」身上，壓力團體就只能以壓力改法例，對個人的攻擊是會減少的。公司本身不是黨，沒有立場，這對一個以貿易為主的國際城市是有利的。我不單建議試行以「公司法治港」，我認為中國的執政者應試用同樣的辦法去處理經濟特區。當然，將目前在中國的特區改為公司制，並沒有香港那麼容易，因為這些特區本身的產權界定，遠不及香港的先進。

九七協議一定要基於中國會遵守承諾的假設為出發點。因為這個緣故，要找尋一張能約束中國承諾的協議，實在白費心思。中國要反悔隨時都可以。我們要找尋的，是「中國若要不反悔，也可以不被壓力所逼而反悔」的協議形式。以我之見，在這局限條件下，公司法治港是最可靠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