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是「繁榮」的陷阱

在九七問題的言論中，「要維持香港安定繁榮」這句話，是任何有關人士都同意的。作為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我當然知道「安定」一詞沒有明確的定義；但既然大致上香港人都知道所指的是什麼，在《論衡》中我也用過幾次。

幾天前讀到安子介先生在北京所作有關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十六點建議。安氏是有名望的香港人；他的建議顯然是經過細心考慮的。但這些卻使我越看越心驚——除了「英語合法」以外，差不多每一點建議都是共產中國多年來所贊同的。安氏的建議是一套理想；在理想上，香港與中國沒有什麼不同——世界上有誰會反對安定繁榮的呢？要安定物價、安定工作、安定物品供應、增加收入、避免大幅度出口下降、生產要有利潤——都很合理，但這些又何嘗不是毛澤東當年極力主張的政策？效果又怎樣了？

同樣的現象，或同樣的政策，往往可用不同的字眼來表達。這其中的「文字遊戲」，不僅政客擅長，我們從事學術的也是能手！舉一個經濟學上的例子。不變動的價格可以被形容成「安定」（Stable），但也可以形容成「固定」（Fixed）或是「硬性化」（Rigid）。在美國的反壟斷（Anti-Trust）法律中，一間公司若將價格「安定」了則可，但若將價格「固定」或「硬性化」了，就是犯法。我做過國際性大企業反壟斷案件的顧問多年，自問是無法從價格不變的表現中，能斷定該價是「安定」、「固定」或是「硬性化」。

舉另一個例。對某些農產品，美國政府歷久以來都有價格管制，但價格管制（Price Control）對經濟的不良影響，很多人都知道，而「管制」一詞跟「自由」是大有衝突的。於是乎政府就採用「支持價格」（Price Support）或「安定價格」（Price Stabilization）來「安定」民心。

安定繁榮的「安定」，跟「固定」、「硬性化」、「支持」及甚至「管制」，往往真假難分！安子介先生究竟要哪一種？他心目中究竟是以什麼準則來分辨的呢？「不安定」最壞的含意是「亂」（Chaos），比較好的含意是「波動」（Fluctuation），更好的是「有彈性」（Flexibility），而最好的當然就是「自由」（Freedom）了。但若沒有自由，生活又怎樣才算得上是「安定」呢？

我要指出的，是這些字在某些學術上（例如統計學）有明確的定義；在日常生活的應用中，或在不以嚴謹為重的文章內，這些字沒有明確的定義並不重要。但若以這些字來界定一個制度的本質，或用在協議之內，就沒有「保障」可言。撇開「安定」的明顯含糊不談，就連「自由」一詞，我們也不能肯定其定義是什麼。

在經濟原理及我們所知的經驗中，安子介先生的理想經濟效果，大都是要政府大事管制才能辦到的。這是與香港的基本制度脫了節的。若歐美經濟不景，香港出口下降，怎麼辦？唯一的「安定」辦法，就是要政府津貼工業出口。港幣與美元掛鉤，若美國通脹上升，香港通脹就必亦步亦趨，怎麼辦？管制價格。香港失業人數增加，怎麼辦？增加社會福利。某些行業不合時宜，要虧本，怎麼辦？政府津貼。物品供應不足，怎麼辦？實施配額制度。這一切，政府都可以勉強辦到。不能辦到的就是要同時增加國民收入；政府左管右管的必然效果，就是民不聊生。

嚴格來說，政府要「安定」，就沒有「繁榮」。這是千古不易的經驗。當然，因政治或戰爭而引起的不安定是另一回事了。

不要以為我以上的「『安定』是『繁榮』的陷阱」的論調，是一個「文字遊戲」。我可將這論調提升至一般性水平。在九七問題的各種言論中，一個頗為明顯的一般「陷阱」，是發言者將一個經濟制度的成功「因素」及這些因素所產生的「效果」分不清楚。香港要保存的是她成功的因素，不是效果。這是因為在任何制度中，效果是不能加以保障的。做生意的成敗，怎可以像在飯店裡點菜那樣信心十足？若是指定效果而加以保障，成功的因素就會被忽略，壓力團體就有機可乘，而政府干預也就相繼而生。共產政制中的五年計劃，或其它國家的龐然大計，就是重視效果而忽視因素。其真正效果我們是有目共睹的。

在九七問題上，我們常聽到的「要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或「要增加外國在香港的投資」，都是效果而不是因素。要將這些寫在協議上，就令人啼笑皆非。

香港的工商界「反應快」及「有彈性」，舉世知名。這「反應」及「彈性」，都是由現有制度中的基本因素所促成的。但在有快反應的市場中，「不安定」是在所必然。有人賺大錢，有人虧大本；有人升職，有人失業；股市可以大起，也可以大跌；出口增減不一，價格不斷波動——都給人有不安的感覺。這些波動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市場的機能去改錯，去減少因為錯而能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衝突。這些「不安定」因此就帶來了另一種「安定」——市民的平均收入增加。

「要維持香港安定繁榮」是理想中的效果，對香港人的生活享受無關重要。重要的是「要維持香港制度不變」。我所指的是兩個因素不變。第一，私產制度不變（這包括出入境自由及言論自由）；第二，立法與司法制度不變。若這兩點能真正地做到，其它的都無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