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論《論衡》

經過了七個多月，《論衡》發表了五十篇；對一個從來不在報章上寫稿的人來說，總算是一點「成就」。在此之前，我頗想知道寫專欄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一寫之下，才知道其中大有「玄機」。真佩服那些寫三幾個專欄而從不斷稿的人——就算是那些不堪一讀的，我也佩服！

寫專欄不是我的職業，就連副業也算不上。以空閒時間執筆，每星期要寫五千字；而二十多年來我沒有用中文書寫，其苦處不足為外人道！中文實在不夠現代化，要作者親自用手寫，易稿時要用人手抄，而抄錯了或用上了別字又難於發覺。關於《論衡》，我唯一引以為憾的就是時間不夠——我若能每篇多花幾小時，文章會寫得較好些。

有人說，一件藝術作品是從來沒有被完成的——它只是被遺棄了。我同意這句話。我一向寫文章，都難把文章完成——改得厭了，要把文章「遺棄」，就寄出發表。《論衡》雖然算不上是藝術作品，但每篇都沒有被「完成」，也不是被「遺棄」，只是因時間所逼而非交稿不可。以我來說，這是一種代價。我相信很多專欄作者都會有同感的。

讀者對《論衡》的熱烈反應，遠超我意料之外。雖然我力求簡明，力求通俗，但畢竟經濟學的題材不容易，辭難達意。有不少《論衡》難以明白，但讀者還是要看。我常在想，《論衡》這種文章，若刊登在外地的報章上，是不會有這麼多讀者的。香港的讀者很特別，雖然特別之處在哪裡很難說。但既然任何題材都有讀者，我就索性不管他們的喜惡，心安理得地寫下去。

我記不起在哪一本名著中作者寫道：「我不是說我很好，但總覺得自己有點與眾不同。」從街頭賣桔到高斯定律、從燈塔到養魚千里、從知識到讀書的方法、從評錢俊瑞到公司法治港，都是以經濟的角度入手。風馬牛不相關的事，都被我扯到產權的問題上。我可以說，像《論衡》那樣的文章，任何其它報章的專欄是不會有的。促成這特色的主角可不單是我——《信報》要試跟市場打賭，是促成《論衡》的特色的主因。

有幾位高手讀者不約而同地說，《信報》和我相得益彰；我當然樂意坐享其成，沾一點《信報》的光。但《信報》的編輯和我既無策劃，也毫無默契。這全無章法的合作，能贏得一些可讀的文章，全是靠信報編輯親自用上神來之筆，每篇改幾個字！

有不少讀者認為《論衡》是夠膽、敢言。這觀點是不對的。從事學術研究的人，若是在文章內說幾句假話，或言不由衷，就很難在行內站得住腳。為米折腰，我是一點膽量也沒有！今時今日，在一向以言論自由見稱的香港，寫幾篇學術性的文章，竟然被聯想到「夠膽、敢言」那邊去，怎能不叫人悲從中來？

在《艾麗斯夢遊仙境》裡，皇后問艾麗斯：「你還要多喝一點茶嗎？」艾麗斯回答說：「我一點茶也沒有喝過，怎能要多一點呢？」有些朋友見我趕稿，就打趣說：「張五常江郎才盡了！」我想：「既是無才，怎會盡呢？」有了這個艾麗斯邏輯的自我安慰，我就本「無才不可盡」的宗旨，坐下來，拿起筆，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寫成了《論衡》。

但有些文章是由朋友「點唱」而寫成的。有朋友要我寫鄧麗君，我就寫了《鄧家天下》；《信報》的編輯要我評論的士風潮，我就寫了《的士的問題》；有人不相信「教授」會在街頭賣桔，我就寫了《賣桔者言》。很不幸，因為九七問題，有很多其它很好的「點唱」題目，是被擱置了。有些文章是寫了而沒有發表的。《學英文的方法》，被某英文老師見到，指我所言步步「不依常規」，認為我最好不要「撈過界」，我就知難而退！《考試的方法》寫了一大半，但見香港的學生過於著重考試，就決定不再寫下去。

因為知道很多學生閱讀《論衡》，寫作時我就為了一件事耿耿於懷，在這裡我要向學生們解釋。我一向都反對在經濟學上用價值觀，或提出各種可以改進社會的建議。我一向堅持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其主要用途就是分析與推論現象或行為——價值觀及改進社會，見仁見智，與科學無關。但在報章上寫文章，沒有價值觀，沒有建議，就不免沉悶。我在課堂上就對自己的學生說，讀《論衡》是可以的，但不要以為學經濟學的目的就是要改進社會。

事實上，我從來不相信經濟學者能有通天本領，可以影響或改進社會。被執政者利用卻是有的。就是凱恩斯也把自己的本領高估了。而我自己呢？滄海一粟，什麼野心也談不上。這總算是有點自知之明。

有人說，一個思想，無論是對或錯，一經表達了，就很難完全消逝。這觀點我是同意的。我相信我有些文章，很多年後也會有人讀。既然要論衡時事，巧逢九七問題，我就不妨逢場作興，湊湊熱鬧，在此時此地也學人作一點建議，好叫將來好奇之士多一點資料。我沒有「萬世留芳」的妄想，但「飛鴻踏雪泥」的本事卻是有的。

記得在十四、五歲時，我和幾位朋友爬到筲箕灣的柏架山之巔。那裡有一塊大石，石上有不少人寫上名字。少年朋友見海闊天空，又知我稍懂書法，就找了一塊有顏色的小石子，要我在大石上題字。我既沒有毛潤之「指點江山」的豪氣，也沒有蘇學士「逝者如斯」的文采。但我還是我，稍一定神，就在大石上寫下：「孫悟空到此一遊！」

我記不起是誰曾經說過，文章有如一個孩子，有著它自己的生命，一旦離家而去，生育的人就再管不著了。有很多讀者要我將《論衡》輯而成書；我以為《論衡》在「離家」之前，被作者稍作整理，也是好的。



後記

只不過是十六年前，我在此文寫道：「中文實在不夠現代化，要作者親自用手寫，易稿時要用人手抄，而抄錯了或用上了別字又難於發覺。」

今天，用計算機打中文字很普及，而打得熟手的絕不比打英文慢。數之不盡的寫稿佬轉用計算機打中文字，改好後就以e-mail轉到出版處，而出版的不用再植字，編輯認為可取，就付印去也。是的，今天要搞一間出版社，只需用三、四個人，兩部計算機，每年就可出版四、五十本書。

我這個人不可救藥，是個「古」人。從來不打字，就是英文初稿也是用手寫的。連用原子筆我也不習慣，要用墨水筆。其它新興的各種科學怪筆更是不染指了。

今天我在《壹週刊》寫文章，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他們也養幾個「古」人，能看得懂我的草書，植字後傳真給我時錯漏極少！傳真機我是懂得用的。

計算機的好處，眾所周知，而數十年後回顧，我們今天可能只是起步時期。世界會大變，但變成怎樣就不容易推斷了。我認為我們要認真地考慮一下計算機的代價。我不是指金錢的代價，而是人會變成怎樣？

不寫字會怎樣？不用人腦計算會怎樣？藝術作品由計算機代作會怎樣？兒童的遊戲不需要兒童想像會怎樣？這一切，還有很多其它的，我思之惘然！

港英應辦的事

不少香港人持有一個觀點，就是認為在主權易手之前，港英應協助改革香港政制，使在主權易手後香港比較難被共產專政所侵蝕。這觀點是對的。雖然香港人絕少懷疑中國執政者對香港的善意，但他們畢竟是熟知共產的影響力，多一點在協議之外的保障，總是好的。

但到目前為止，唯一要港英政府改革的提議，是加速民選投票。很不幸，不少人——包括不少學者——都將民主及投票連在一起；更不幸的是，香港人對投票選舉的利害一無所知。投票所能帶來的與願有違的效果甚多；我在《論衡》中以三篇文章加以分析（見後文），這裡不便重述。民主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自由；而投票就是保障民主的一種辦法。香港的自由既已是舉世知名，還要民主投票作甚麼呢？話雖如此，我卻無法解答如下的問題：「在中國取得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的執政者是應用怎樣的方法選出來的？」答不了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容易反對民選投票的建議。

但要協助保障香港現在的基本制度，某些改革港英是要盡早考慮執行的。我認為如下的改革很重要。

一、將現在管制自由市場的法例連根拔起。最明顯的例子是租務管制。在戰後，這些管制始於一九四五年，經過多次更改，從未中斷。我不想在這裡不厭其煩地分析這些管制對經濟發展的害處。撇開九七問題不談，要解除租務管制，現時是機不可失。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值租金近兩年來大幅度下降；到如今，就算是收入比較低的人家，也可以應付租金的市價。雖然香港政府打算在八年之內解除租管，但世事變幻無常，加速解除是上策。

若租管不能全部解除，香港的主權易手後，就很難再有機會了。假若租管不連根拔起——例如租值是准許以市價為準則，但業主不能在租約期滿後隨意要住客遷出——在主權易手後，租管死灰復燃的可能性甚大。租管是一種價格管制，而禁止業主依約要住客搬遷是管制市場的自由合約協定。若這些管制在主權易手之後仍存在的話，壓力團體就能較易地將類似的管制伸展到其它的行業上去。

勞工法例也是需要修改的。這些法例大都是以保障勞工為名，利益壓力團體為實。勞工不是住客，自由選擇職業及與僱主私立合約是他們收入的最佳保障，這些保障是不需要特別勞工法例的。香港的勞工法例不多，工會的勢力並不顯著——這是香港經濟進展良好的主因之一，也是勞工收入激增的主要原因。但既有勞工法例存在，從少加多，從輕加重的可能性甚高。新加坡在獨立後的大罷工連累工業一蹶不振的例子，前車可鑒，何況香港將來沒有獨立的可能。

二、商業道德急待清理。不久前發生的佳寧事件、恆隆銀行事件，最近的康力事件及其它不勝枚舉或還未大爆內幕的各種商業欺騙或賄賂的行為，都不是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應有的現象。這些行為實在是使那些支持私產制度及自由市場的人難以自圓其說的。若港英政府不在今天大事整頓這些罪行，將來中國要從事改革的後果難以想像！要是中國的執政者指出這些弊端來反對自由市場，要答辯不是不可以，但其中的經濟理論不是普通人能明白的。更何況在政局不安定的情況下，商業道德的崩潰可能性甚高。中國解放前國民黨統治後期的經濟是個例子。以那個時期的「資本主義」為樣板，後果如何我們是知道的。

我認為香港政府應集中注意力在「上市公司」的商業道德行為上，因為這些公司行騙的機會較容易，而會被不確實訊息矇騙的人甚多。我也認為廉政公署不宜處理商業行為，因為商業道德是需要經濟專才作判斷。香港政府應另設監察（不是管制）商業行為的部門。

三、公屋或津貼房屋的供應增長應放緩。香港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口是住在公屋或受政府津貼的房屋之內。作為一個舉世知名的自由市場，這百分率可算奇跡。多年以來，從大陸來港的難民屈指難算。要安置這些難民，要給他們一個足以發奮謀生的基礎，津貼房子比其它的福利有效。但近幾年來，來港的難民大減；而私營房子的市價大幅度下降。在這情況下，政府仍打算繼續大量供應房屋是說不通的。

問題是這樣的。香港沒有條件靠福利生存——任何國家都不可以，而香港天然資產的貧乏更難支持福利的供應。若制度稍有明顯的轉變，香港的經濟一敗塗地是可以斷言的。將來主權易手後，在某程度上制度有所轉變無可避免；而要增加福利供應的壓力勢必與日俱增。未雨綢繆，香港政府應盡早減少福利津貼。

四、要大事改進新界土地的產權界定。最近我有機會較為深入點地調查新界的土地。真想不到在今日的香港，新界土地的劃分仍是用著原始的方法；而地的分類——三級農地、「B仔」地、「丁」地，用途的管制及地主的權利界定，更是亂七八糟、一塌糊塗。因為新界是租用地，港英政府在以往沒有大事清理產權的問題是可以暸解的。

但現在香港歸還中國已成定局，香港政府就不應將新界的土地跟香港及九龍半島的分開處理。從現在起，實事求是的政策就不應再把新界作為租界看待。在主權易手之前，香港政府應將新界土地的產權加上清楚的界定，將用途及轉用途的程序訂定，將非法佔用地的行為加以約束。若能得中國的同意，年期當然是越長越好。這些加強私產界定的工作，是不應等到主權易手後才辦的。

五、以地契合約協助過渡。長期與短期的合約，各有各的用處，但在產權的年期上，通常都是長期為優。北美洲的私有土地都是永久性的。香港的私有土地是官地，有年期，而地契本身就是一張私人與政府所定的合約。若香港政府能盡量將地契的年期延長，要補地價也讓市民有提早補的權利，這對主權易手時的順利進行是有幫助的。原因就是若一般地契的年期都能跨過九七後二三十年，土地投資者就不需擔心主權易手後，因為地契年期將滿而發生問題。

香港有三長——地點、人才、制度。地點的優越不會受九七影響；人才的外流在所難免；香港人唯一要爭取的就是制度的保障。中國既然屢次強調要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在主權易手前港英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將與這制度有衝突的地方修改。將一個完完整整的資本主義（私產制度）交回給中國，是保障這制度的一個重要辦法。在這一點上，本文指出兩大理由。第一，要增加自由市場的運作能力，若在九七前不做，九七後就難有機會了。第二，與私產及市場有衝突的法制或政策，是最容易被利用為削弱私產及市場運作的工具。混合制度（Mixed Economy）一向都是受不起壓力的考驗的。英國本身的經驗就是有力的實證。

權力的轉換

九七前途茫茫，要有比較肯定性的推論，著實不容易。在閒談中，我跟朋友打趣說，我有一個「張氏定律」。這定律是這樣的：「假若在主權易手之前，香港能維持現有的繁榮，那麼在主權易手後，香港的繁榮是可以維持的。」這個定律的重要含意，就是假若在九七後香港的經濟及民主會被弄到一塌糊塗，在某程度上，這些不幸的事一定會在九七之前顯現出來。

我不想在這裡向讀者解釋這定律之所以然，因為其中的邏輯並不簡單。我只可以說，用我所知的幾個不同經濟理論的角度來推斷，這定律的結果是相同的。若有人能用任何其它有實用性的假設，將這定律推翻，我倒很想知道。

關心九七問題的人若同意上述定律，他們的觀點可有消極和積極的兩方面。消極的一面，就是對那些相信九七後香港的民主會大有問題的人來說，好的時日著實無多！這是因為依照「張氏定律」，九七後若是不妥，九七之前也不會好過。積極的一面，就是若要保存香港的現有制度及繁榮，九七之前的策劃極其重要；有關的執政者應將香港在九七前的繁榮作為大前提。

據說鄧小平很關心香港在九七前的發展，這觀點是有見地的。但中共多年來各種令人尷尬或難以自圓其說的作為，有哪一樣不是因「關心」人民而引起的？不單「關心」往往有不良效果，就是「安心話」也大有問題。中國高級幹部所說的安心話，令香港人有「滿天神佛，各顯神通」的感覺；而香港的某些高官及「善意」分子，叫香港人要「安定」，要對前途有「信心」，要「團結」，要為將來「努力」，都顯示對自由市場一無所知。雖然大家都明白這些都是政治上的客套話，但說得多就令人反感。

自從英國政府決定放棄香港的那一天起，港英政府就成了一隻「跛腳鴨」。港督尤德是個聰明人，怎會不明白這一點。當然，職責所在，政治上的「安心」話他是非說不可的。任何權力在決定了轉換而未轉換之前，就會立刻有一隻「跛腳鴨」——這是跛腳鴨的定義！鴨子跛腳既無可避免，就不是困難的所在。困難的所在，是在人類歷史上，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隻跛了十三年而不死的鴨子！

我們實在不容易知道中英雙方能做些什麼，才可以確保香港在轉手之前的繼續繁榮。有一些足以損害香港經濟的事——例如人才外流——是無法防止的。但有一些可以做到而又應做的事，卻甚為明顯。

一、中國不單不應干預港英的行政，甚至連建議或批評也應避免。我有一個老朋友在美國華盛頓工作，每逢白宮要易主，他就在白宮裡工作三個月。他是一個協助權力轉換的專家——這可算是一個很冷門的行業了。三年多前列根上場之前，我路經華盛頓，就跟這位朋友談及權力轉換的問題。他告訴我，美國的慣例，就是在大選中勝出了而還未上任的政權，對要下台的政權是半點批評也要避免的。若仍當政的舊政權對未來的新政權有所求教或有信息要傳達，都是由舊政權單方面決定。

美國政權易手進行的順利，舉世無雙，值得傚法。要下台的政權之所以成為「跛腳鴨」，就是因為權力的界定起了混淆，難以應付壓力團體及那些惟恐天下不亂的人的干擾。中國政制跟香港截然不同，足以影響港府這只「跛腳鴨」執政的壓力比美國的大，更何況來日方長。中國發言人說中國不會干預港英，但會作建議或批評。以我之見，任何人都可批評港英，就是中國要避免。這是因為中國既是未來香港主權的擁有者，我們就無法將她的「干預」、「建議」或「批評」分辨。同樣推理，中國繼續在香港搞統戰，實為不智之舉；就是找香港人作政協也應免了。前些時在的士風潮中，新華社一位副社長接見了的士商會的代表，說了一些頗為得體的話。但為大局計，新華社應該謝絕這些應酬。

二、中國要承認及保障香港的所有合約。香港的地契（Crown Lease）是一種合約，政府與私人合作的其它合約不勝枚舉，而私人與私人之間的各種合約更多。中國要承認及保障所有仍在繼續的合約不會因主權易手而終止，在這一點上，要維持香港繁榮，中國是沒有選擇的餘地。要是在未來的協議或執政者的言論中暗示著香港的某些合約會因主權易手而中斷，香港的繁榮絕不可能維持十三年！

中國不單要保障香港所有在繼續中的合約繼續有效存在，還要同意在主權易手之前，香港政府還有以往一向的權利跟市民訂立各種合約。在下一篇文章，我會討論在九七前港英政府若能多採用長期合約，是協助過渡的一個重要辦法。

三、港英要延長某些公務員的退休年齡。以年限強逼退休，是在政府機構中，要革除那些沒有明顯貢獻的公務員的唯一可靠辦法。我認為有優良表現的重要公務員——尤其是司級或以上的人物——例外的退休年齡應改為七十或甚至七十五歲。在政局動盪的情況下，重要的班底轉換越少越好，這是很易瞭解的歷史經驗。

不管我們怎樣批評港英的某些高級官員，我們不能否認香港人對大部分港英高官有信心；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這些高官在港時日甚久，不單對香港有深厚認識，感情上的投入也是無可置疑的。有些人認為香港的高官要逐步加速更換，這觀點忽略了很多問題。其它姑且不談，單就在政局不安的情況下，政客易找，好的公務員確實難求，我們就不應頻頻更換高級官員。香港需要的是行政管理人才，不是政客。

在四百公尺的田徑接力賽中，四個跑者的平均速度要比同樣四個人每人分開跑一百公尺的平均速度快得多。這是因為接棒的人已在向前跑動。在香港主權易手的接力跑中，因為有著多種困難，我們是不能期望有良好的經濟增長率。但若接棒者向後跑，或要協助要交出棒子的人，那麼速度姑且不談，棒子能否順利交接都成問題了。

「安定」是「繁榮」的陷阱

在九七問題的言論中，「要維持香港安定繁榮」這句話，是任何有關人士都同意的。作為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我當然知道「安定」一詞沒有明確的定義；但既然大致上香港人都知道所指的是什麼，在《論衡》中我也用過幾次。

幾天前讀到安子介先生在北京所作有關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十六點建議。安氏是有名望的香港人；他的建議顯然是經過細心考慮的。但這些卻使我越看越心驚——除了「英語合法」以外，差不多每一點建議都是共產中國多年來所贊同的。安氏的建議是一套理想；在理想上，香港與中國沒有什麼不同——世界上有誰會反對安定繁榮的呢？要安定物價、安定工作、安定物品供應、增加收入、避免大幅度出口下降、生產要有利潤——都很合理，但這些又何嘗不是毛澤東當年極力主張的政策？效果又怎樣了？

同樣的現象，或同樣的政策，往往可用不同的字眼來表達。這其中的「文字遊戲」，不僅政客擅長，我們從事學術的也是能手！舉一個經濟學上的例子。不變動的價格可以被形容成「安定」（Stable），但也可以形容成「固定」（Fixed）或是「硬性化」（Rigid）。在美國的反壟斷（Anti-Trust）法律中，一間公司若將價格「安定」了則可，但若將價格「固定」或「硬性化」了，就是犯法。我做過國際性大企業反壟斷案件的顧問多年，自問是無法從價格不變的表現中，能斷定該價是「安定」、「固定」或是「硬性化」。

舉另一個例。對某些農產品，美國政府歷久以來都有價格管制，但價格管制（Price Control）對經濟的不良影響，很多人都知道，而「管制」一詞跟「自由」是大有衝突的。於是乎政府就採用「支持價格」（Price Support）或「安定價格」（Price Stabilization）來「安定」民心。

安定繁榮的「安定」，跟「固定」、「硬性化」、「支持」及甚至「管制」，往往真假難分！安子介先生究竟要哪一種？他心目中究竟是以什麼準則來分辨的呢？「不安定」最壞的含意是「亂」（Chaos），比較好的含意是「波動」（Fluctuation），更好的是「有彈性」（Flexibility），而最好的當然就是「自由」（Freedom）了。但若沒有自由，生活又怎樣才算得上是「安定」呢？

我要指出的，是這些字在某些學術上（例如統計學）有明確的定義；在日常生活的應用中，或在不以嚴謹為重的文章內，這些字沒有明確的定義並不重要。但若以這些字來界定一個制度的本質，或用在協議之內，就沒有「保障」可言。撇開「安定」的明顯含糊不談，就連「自由」一詞，我們也不能肯定其定義是什麼。

在經濟原理及我們所知的經驗中，安子介先生的理想經濟效果，大都是要政府大事管制才能辦到的。這是與香港的基本制度脫了節的。若歐美經濟不景，香港出口下降，怎麼辦？唯一的「安定」辦法，就是要政府津貼工業出口。港幣與美元掛鉤，若美國通脹上升，香港通脹就必亦步亦趨，怎麼辦？管制價格。香港失業人數增加，怎麼辦？增加社會福利。某些行業不合時宜，要虧本，怎麼辦？政府津貼。物品供應不足，怎麼辦？實施配額制度。這一切，政府都可以勉強辦到。不能辦到的就是要同時增加國民收入；政府左管右管的必然效果，就是民不聊生。

嚴格來說，政府要「安定」，就沒有「繁榮」。這是千古不易的經驗。當然，因政治或戰爭而引起的不安定是另一回事了。

不要以為我以上的「『安定』是『繁榮』的陷阱」的論調，是一個「文字遊戲」。我可將這論調提升至一般性水平。在九七問題的各種言論中，一個頗為明顯的一般「陷阱」，是發言者將一個經濟制度的成功「因素」及這些因素所產生的「效果」分不清楚。香港要保存的是她成功的因素，不是效果。這是因為在任何制度中，效果是不能加以保障的。做生意的成敗，怎可以像在飯店裡點菜那樣信心十足？若是指定效果而加以保障，成功的因素就會被忽略，壓力團體就有機可乘，而政府干預也就相繼而生。共產政制中的五年計劃，或其它國家的龐然大計，就是重視效果而忽視因素。其真正效果我們是有目共睹的。

在九七問題上，我們常聽到的「要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或「要增加外國在香港的投資」，都是效果而不是因素。要將這些寫在協議上，就令人啼笑皆非。

香港的工商界「反應快」及「有彈性」，舉世知名。這「反應」及「彈性」，都是由現有制度中的基本因素所促成的。但在有快反應的市場中，「不安定」是在所必然。有人賺大錢，有人虧大本；有人升職，有人失業；股市可以大起，也可以大跌；出口增減不一，價格不斷波動——都給人有不安的感覺。這些波動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市場的機能去改錯，去減少因為錯而能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衝突。這些「不安定」因此就帶來了另一種「安定」——市民的平均收入增加。

「要維持香港安定繁榮」是理想中的效果，對香港人的生活享受無關重要。重要的是「要維持香港制度不變」。我所指的是兩個因素不變。第一，私產制度不變（這包括出入境自由及言論自由）；第二，立法與司法制度不變。若這兩點能真正地做到，其它的都無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