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奄奄一息

馬爾薩斯指出物品的交換價值與生產時所用的勞力並沒有一定的比例。這觀點我不僅現在同意，而且從來沒有反對過。
李嘉圖（一七七二——一八二三）


兩星期前我用這文章的題目寫了初稿，是打算在十二月五日發表的，但因為文章的先後次序而被改遲了。殊不知《人民日報》比我「棋高一著」，在十二月七日發表了《理論與實際》，提出了令人矚目的馬克思「過時論」。

中國要用事實去考證馬克思的理論，是一件我期望了很久的事。不管香港某些評論家認為這並不是新發展，不管中國當局後來對「過時論」加以修正，我仍認為《理論與實際》的內容是中國人在思想上的一個大躍進。我很欣賞文內的幾句話：

「我們的口號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起來。要想懂得實際，就要投身到實際中去。經濟是個汪洋大海，有許多問題是書本上沒有的，要求我們到實際去調查研究，提出解決的辦法。熟悉經濟決非一兩年之功，沒有若干年的苦工，是鑽不進去的。」

這些話是「賣桔者言」，我怎會不同意呢？曾幾何時——是一九七九年吧——我在國內對兩位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說：「你們對馬克思奉若神明不是科學研究應有的態度。任何人都可以錯，馬克思也不例外。我反對的不是你們將一個錯的理論堅持是對，而是你們沒有將馬克思的思想作為一個科學理論，試以事實去支持或試以事實去推翻。」當時，這兩位學者對我的建議毫無反應。


皇帝的新衣

中國人對「權威」作宗教式的崇拜，有很悠久的歷史了。較早時有聖賢，近代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有毛澤東思想。這些崇拜是一個知識落後民族的特徵，而「崇拜」本身又加深了知識的落後。這些不幸竟然發生在一個以智慧知名的民族裡，怎能不叫人歎息？

所以我認為《理論與實際》的發表是重要的。我很現實，明白中國人在思想上的改進還要過萬水千山，明白馬、列的神像是不會輕易地被取下來的。但畢竟《人民日報》的評論是問了一句忠於智慧的話：究竟我們所崇拜的能否經得起事實的考證？我衷心希望這忠於科學的態度能不斷地普及，不斷地一般化。

我一向以為在對中國民生有影響的理論中，馬克思的為禍最深。馬克思是外國人，容易被神化；他的《資本論》有詳盡的中譯本，而且幾十年來在中國被迫奉讀的人不計其數；他善用口號及術語，文字有力而又富煽動性；雖然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卻能把理論寫得似通非通，似懂非懂。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於是變成了一件「皇帝的新衣」，只有天才才能明白，不明白的就非信不可。

大約在三年前，我在中國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上看到一篇孫冶方先生所寫的文章（已故的孫冶方先生是當時中國的經濟權威）。文內認定在歷來的所有經濟學者中，只有馬克思一人能真正地明白價值的概念。為什麼呢？因為恩格斯說馬克思是天才！這種「引證」，是不能被任何科學規格所容許的。

近幾年來，中國確實是比以前開放了。自由市場及產權制度的改進，已有了初步的成就。這些轉變及帶來的效果，逐漸與馬克思理論起了衝突。所以近兩年來，中國的經濟學者就花了心血，試將馬克思的理論加上「現代化」的闡釋，希望能夠保存馬克思理論正確無誤的形象。這個「新闡釋」遊戲是不難玩的。馬克思的理論一向都是模糊不清。正如高斯（R.H.Coase）指出，模糊不清的理論是永遠不會被清楚地證明是錯的。要將一個模糊地錯的理論，以「新闡釋」改為模糊地對，並不困難。


清楚的基礎清楚地錯

問題是，馬克思的模糊理論架構，卻是有著一個毫不模糊的基礎。這基礎若是清楚地錯了，整個馬克思理論的「上蓋」就會塌下來，什麼闡釋也保不了。這個不模糊的基礎就是「勞力價值定律」（labour theory of value）。那是說，馬克思的理論是基於「所有價值都是從勞力而來的」。這個基礎定律，馬克思取自李嘉圖（D.Ricardo）——所以共產中國一向都重視李嘉圖。歷來有不少研究經濟思想史的學者，都以為李嘉圖提出了「勞力價值定律」。這是一個不幸的誤解，近人史德拉（G.Stigler）曾作了精闢的改正。明顯地，根據本文開始時所引用的李嘉圖的話，他自己是否認了價值與勞力是有著一定的關係。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誤解了李嘉圖的原意。

十九世紀初期，歐洲主要的生產資源（中國稱為生產要素）是勞力和土地。又因為當時地多人少，未經勞力開墾的土地不值錢。所以這期間的經濟學者，很容易得到一個錯覺，認為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是從勞力而得來的。至於那些可以不勞而獲的寶石或珍品，及其它顯然與勞力多少脫了節的價值，經濟學者都不大重視。馬克思既認定所有價值都是從勞力而來，資本家「不勞」而獲的就成了「剩餘價值」，是剝削工人而得來的。《資本論》滔滔數十萬言，還是基於一個簡單的「勞力價值定律」。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土地價格急升。有些經濟學者就認為這些「不勞而獲」的升值，是要不得的，給地主享受不公平。持有這觀點的首要人物是美國的享利·佐治（H.George）；他以極有煽動性的文字，寫成《進步與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提倡所有稅收應該在土地上徵取。我們的孫中山先生，是個醫生，對經濟一無所知，跑到美國為革命籌款，讀了佐治的《進步與貧窮》，加上了孔夫子的「天下為公」，寫成了《三民主義》。中國人之所以一窮二白，無知及盲目崇拜都是原因。

到了二十世紀，資本家的高瞻遠矚、果敢判斷及承擔風險而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漸被經濟學者認為是一些極有價值的生產資源。奈特（F.Knight）的博士論文一舉成名，是眾望所歸。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科技的進展一日千里。「勞力價值定律」就被公認為謬論；知識資產投資的學說大行其道。至於那些因為對市場需求估計錯誤而使勞力血本無歸的現象，經濟學教授們在課堂上就喜歡提出「勞力價值定律」，來博取學生們的哄堂大笑。

嚴格地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來沒有對過。

中國要搞經濟現代化，「勞力價值定律」怎能不被放棄呢？有了市場，對需求估計錯了的勞力，血本無歸——但勞力怎能沒有價值？今年十月，中國正式承認工商業是可能有虧損的，也承認虧損大的部門應該關閉。勞力畢竟可以沒有價值，這是馬克思所不能容許的。科技及知識極為重要，中國的執政者是肯定了的。但知識資產是否勞力？若說這些是抽像勞力，要怎樣量度才對呢？若是量度不了，任何價值都可歸知識所得，勞力的價值又從何而定？最近中國提出了知識「商品化」，是一個維護馬克思的「現代化」的權宜手法。但一個天才用五分鐘時間而可得的知識，可能要比一個蠢才的終生勞力還有價值。馬克思究竟是站在那一邊的？

中國對進出口加上多種管制，政府的批文就因而大有價值。勞力何在？為了爭取外匯，外商在中國投資，僱用工人的薪金遠比國營企業為高；外國遊客到中國，付出的價錢比港澳僑胞為高。難道同一勞力，其價值可有內外或中西之分？

以上提出的現象，都是「勞力價值定律」難自圓其說的。馬克思理論的模糊「上蓋」，可以被「新闡釋」模糊地加以維護，但「勞力價值定律」的基礎並不模糊，是維護不了的。

近年來我看到不少中國的經濟學言論，分析「合理」價值，及勞力價值加「合理」利潤的問題。這顯示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思想上的鬥爭，是開始轉移到「勞力價值定律」的基礎上。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因為這個「定律」錯得清楚，「新闡釋」起不了大作用。單看這個從「上蓋」到「基礎」的轉移，我就認為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是奄奄一息了。


二○○一年後記

八十年代中期，不少中國大陸的幹部棄「干」從商。他們有些是共產黨員，奉信馬氏的「剩餘價值」的。我見他們做生意做得那樣起勁，要知道他們有沒有賺到錢，就問：「有沒有『剩餘價值』？」他們初聽驚愕，繼而苦笑！資本家要賺回利息也不容易，何剩餘之有？

此文發表後十七年的今天，馬克思在中國已壽終正寢。餘波還有，不足道矣。大學生還要上馬克思的課，但聽說上此課時學生魂遊四方，而南方比北方的魂遊為甚。

我不明白的，是北京當局今天還堅持馬氏沒有錯，雖然那裡的高干朋友，私下裡再不為馬氏辯護了。堅持馬氏凡說皆對是意識形態的表達，可能是政治上需要的。但這也可能是一種宗教形式。

我是從一個基督教家庭長大的。說聖經完全沒有錯，我沒有異議。這可不是因為我相信聖經沒有錯，而是我認為既然是宗教，對或錯無關宏旨。像好些其它宗教一樣，基督教是很好的宗教。我往往埋怨自己不多到教堂去。

問題是馬克思是人，要作為神，他應該早生二千年。說到人的言論，我們就不能不以邏輯加以分析。在人發明的邏輯上，馬克思的思想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就被費沙淘汰了。六十多年後還堅持馬氏所說的正確無誤，是試圖把他神化。

是馬氏的不幸。一種宗教歷久不衰，必定要走道德、倫理的路。走經濟的路，太現實了，邏輯非用不可。使人一窮二白的「宗教」，是不可以成立的。

歷史是怎樣寫成的——評林行止選集

張五常：歷史是怎樣寫成的——評林行止選集



秦始皇焚書坑儒，孔子的門生把他形容為暴君，批評得一無是處。但這「暴君」畢竟是推行了私產，統一了中國的文字及度量衡。近代的歷史學者都讚賞秦始皇的魄力，肯定了他的豐功偉績。在外國有關中國的歷史書籍中，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少有被提及的。

毛澤東抬捧秦始皇，當然是希望他的暴君形象會被忘記，希望歷史學者能大書特書他的「豐功偉績」。但畢竟坑儒數百跟坑民數千萬是有著天淵之別。鼓勵人民不求學、獎勵考試交白卷，將中國文化破壞到面目全非，使民不聊生，將來歷史學者要怎樣寫，是決不會受到現在要保持毛澤東的好形象的中國執政者所左右的。決定歷史的人是歷史學者，不是叱一時的風雲人物！


史家有找尋真相的本領

法皇路易十四花天酒地，後宮佳麗，可能不止三千人！但此公魄力奇強，將法國的經濟搞得頭頭是道；經濟歷史學者一致對他有很高的評價，沒有誰去管他的「法宮秘史」。路易十四也大力提倡藝術，但在他指導下的洛哥哥藝術，過度重視美觀，忽略創意。後來的藝術歷史學者對他在藝術上的貢獻就不敢恭維了。

鄧小平一句「胡說八道」，香港的評論家群起而攻。但鄧小平若真能大事改進民生，將來的歷史學者就會將「胡說八道」作為佳話，沒有誰去管他「一言堂主」的形象。

幾年前日本修改了學生的歷史課本，要減低他們在中日戰爭期間的醜惡。中國大陸提出抗議，是多此一舉。父親販毒，希望孩子們不知道，是很容易理解的。日本要修改學生課本，為的就是要避免類似的尷尬，我們又何必強人所難？真實的歷史，怎會因教科書的修改而改變？美國的中、小學歷史課本，都把以往的每位美國總統形容成大英雄。但進了大學，尤其是到了研究院，不少總統的英雄形象就大幅度貶值，有幾位（例如哈定總統）甚至「跌」到焦頭爛額。那些希望製造形象而去影響歷史的政客，實在是把歷史學者的本領看得太低了！


歷史事件無故不會發生

從事歷史研究的人很特別。他們沒有超人的天分，也沒有令人拜服的創見。他們所感興趣的是以往的事，與他們本身的利害無關。因此，他們可以容易地置本身於事外，不管自己的喜好而去衡量以往。他們也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所以他們不會偏見地選擇「事實」來支持他們的判斷。當然，有些「學者」要「出鋒頭」，以歪曲事實的辦法引人注目，但這些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的。

忠於以往是歷史學者的職責。不管執政者要怎樣歪曲事實來維持他們的形象，不管他們要怎樣改寫歷史，但究竟以往所發生的是什麼事，學者們總有辦法查得出來。

問題是，追查過去並不簡單。要考究幾十年前的事已不容易，更何況歷史所及，通常是以世紀計。現在的人大都會忘記不久前的往事，不肯付出代價寫下詳盡的記錄。更困難的，就是現在的人，因為本身的利害關係，往往表達了不同意見，使歷史學者所搜獲得的資料中，矛盾甚多。遇到這種情況，歷史學者就有高低之分了。

善於查考以往的不單是精細，不肯放過任何蛛絲馬跡，他們還要衡量持有不同觀點的文件，清除矛盾，將歷史寫成沒有衝突的記載。他們堅信事情是不會無故而發生的；他們也知道有矛盾的各種事實不可能同時發生。於是乎他們的工作就好比孩子們用不同的硬紙塊砌圖面。但困難是，歷史學者所搜集得的紙塊可能不足，也可能是假的或是多餘的；在砌圖之時，他們也沒有一張肯定的圖面樣本作為依據！


九七將成史學熱門題材

歷史學者要砌的圖面，是要假設的。他們搜集了的紙塊，或多或少。他們的工作是基於堅信有一張完整圖面的存在，將紙塊跟他們假設了的圖面砌上去。這假設了的圖面可以修改；只要他們所有的紙塊能互相吻合，沒有矛盾，而砌成了的圖面並不抽像，就可以置信了。這是因為完整而沒有矛盾的不抽像圖面，錯的可能性甚少。

我曾在《論衡》提及，關於九七問題，將來的的學者總會寫上好幾本書。但在這問題上，不同而大有矛盾的觀點不勝枚舉。就是在我們身在其中的今日，要肯定什麼是對、是錯、是主觀、是偏見，已極不容易。我自己就無法辦到。但將來的學者卻能以遠觀的方法、客觀的心情，來將這些零碎的紙塊砌成可靠的圖面，這是我們可以肯定的。在九七問題上，將來的歷史學者很幸運，因為在搜集「紙塊」的時候，他們會見到林行止最近出版的《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


判斷正誤留待史定評鑒

林行止的新書有一個眾所公認的特點，這就是在九七問題上，十年來他的觀點前後一致，矛盾甚少。當然，他的觀點不是全對的。但對或錯並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少矛盾。審核錯與對是將來歷史學者們的責任。但當他們見到林行止的書，就會想：「這個人對九七問題留意了十年，以日記的方式寫下了自己所見所聞所想，前後貫徹，他不可能是言不由衷。」他們於是就會很自然地將這本書的內容作為一個假設圖面，用他們搜集了的零碎紙塊，試將這圖面砌成。在這過程中，假設了的圖面會因某部與某些紙塊難以吻合而被修改，而亦有很多紙塊會因為是跟圖面相差太遠而被淘汰。被接受的圖面也不會是抽像的，因為九七問題將會是很真實的史實。

在書的序言中，林行止顯然是關心著他歷來的判斷是對或是錯。我認為對或錯並不重要。我也認為在眾說紛紜的今天，他這本書並不重要。但在將來，這本書是重要的。這是因為將來對九七問題有興趣的學者，決不會將這本書置諸不理的。

歷史的巨輪不會因為林行止而有所轉變，但歷史畢竟是被人寫成的。在這一點上，我認為香港的歷史會因為林行止的書而被修改；我也認為香港的歷史會因為林行止的書而修改不了！

大搬遷的壓力

中國十億人口，八億以上是農民。假若中國要在二十年後有足以炫耀的經濟表現，以我個人的保守估計，在這二十年間必須有三、四億人口從農村遷徙到城市去。這個「大搬遷」牽涉的數目等於八十個現在廣州市的人口。在這遷徙過程中，小市鎮會擴大，新城市會出現，而遷移到現有的大城市的會近二億人！假若這個大搬遷不出現，經濟現代化就難有大成。理由很簡單，任何一個在經濟上比較先進的國家，農產品消耗的總價值，是不會在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但若要在農村內大量增加農產品以外的工商業產品，就會因費用奇高而難以辦到。


要讓市場協助大搬遷

我不是建議中國當局要開始策劃一些龐然大計，招兵買馬，引進外資，在城市蓋上高樓大廈，然後上山下鄉，用精明的幹部從農民中大量挑選適宜於工商業的人材，然後以徙置的辦法，把他們安置在城市，分派工作單位。這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改變制度，讓大搬遷由市場自動調節，由人民自己開動腦筋，自由選擇，順其自然地進行。一個驟然看來差不多是無法辦到的大搬遷，只要制度一改，對症下藥，其發展的順利及神速，是會超出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對症下藥的藥方，就是要讓資產有自由轉讓或買賣的權利。這些資產不只包括土地及房屋，勞力及知識也同樣重要。自由轉讓有幾個重要的特徵。第一，買賣轉手時私下議訂的市價不可有任何管制；第二，成交量要不受任何約束，而每一個人都有權大量積聚任何資產；第三，買賣所用的合約形式要全由交易雙方自由選擇；第四，買賣不需要政府批准，而在交易轉手時，政府不可徵收手續成本以上的任何費用；第五，擁有可以移動的資產的人，有權將資產遷移到任何地方。真正的自由轉讓權是一定要基於資產有私人使用權及私有收入權的存在的。我可以說，轉讓權是達到私產制度的最後一步，也是最重要的關鍵。

有了自由轉讓權，大搬遷會順利進行，歷史是有先例的。日本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年），將土地加上了轉讓權，農民及武士就大量湧到城市。明治政府事前不知這大搬遷會發生，沒有半點策劃，但跟著的驚人經濟增長率，一年之內就極其明顯！較近的例子，我們可舉七十年代中期，美國因原油價格急升而引起不少人遷移到較溫暖的地方。加州、德薩斯州及佛羅里達州的人口急升。這些地方的政府在事前也沒有特別策劃。暖的地區地價起，冷的地區地價降，沒有什麼大不了。

在私產制度下的市場調整，反應之快之準，是遠勝任何政府策劃的。這是因為市場是無數人的訊息組合，通過市價，不共謀而傳達了可靠的訊息。每個人看看油價，看看地產市價，看看就業機會，自作打算。但每個人為自利而行，他就無可避免地影響了各種市價——包括房子的租值及勞力的薪酬——而通過市價的轉變，重要的訊息就傳達到其它人那裡去。地產發展商、工商業專才，看看各種市價，見有利可圖，就會急不及待地大展拳腳了。若是沒有私產，沒有轉讓權，怎能會有各種市價的指引？沒有市價的指引，就沒有個人自動自覺地採取行動。要靠政府從事策劃，下令人民服從，由中央指導大搬遷，怎會不弄到一團糟？當然，在市場指導下的大搬遷，某些公共服務——例如馬路的建造——由政府辦理是可以的（但美國有好些城市，馬路全由私人組合而供應）。


轉讓與集中節省費用

讀者可能要問，為什麼這大搬遷，在中國一定要發生才能有可觀的經濟增長呢？在農村裡增加工商業不行嗎？這似乎是中國執政者目前的想法。他們正在提倡「離土不離鄉」，鼓勵農民從事農業以外的其它生產。行得通嗎？

要增加生產，決不是只要鼓勵人民勤奮就可辦到的。辛勤要有所值。同樣重要的，是增加生產要減少費用。工商業的發展要人口集中；農業的發展要人口分散。此一自古皆然的規律，有很簡單的理由。別的姑且不談，單從水、電、交通、運輸、通訊、財務、廣告、學習、交流、聘請及招租等各方面看，以個人平均計，有哪一樣不是因人口集中而令費用大量減低的？又有哪一樣對工商業不重要？「離土不離鄉」用場不大。

自由轉讓權容許農民將他們現有的「包干」合約所包含著的地權出讓，將他們在土地上的投資出讓，換取得一些本錢，遷移到城市內一試身手。轉讓權容許他們用租或買的方法，在城市內能容易地找到棲身之所。轉讓權也容許他們在城市內自由選擇職業或僱主，或學做一點小生意。沒有自由轉讓權，農民就會覺得離鄉有害，到市無門。大搬遷就不可能自動地發生了。

撇開大搬遷不談，資產的自由轉讓權，以社會經濟的角度來衡量，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轉讓權能使社會裡的每一個人得到市價的指引，去選擇自己認為是比較優勝的生產專業。轉讓權容許各種不同形式的合約的選擇，使交易費用下降。轉讓權容許辭職及解雇，因而減少了保障承諾的費用。轉讓權容許各種合作生產的安排，擴大了不同生產方法的選擇，使生產費用下降。轉讓權也容許每個人選擇自己財富資產的組合，替自己及兒女的前途生活加上保障。明治維新或任何私產制度的經濟成就，可不是僥倖的。


不要忽略不明顯的效益

問題是，以上提及的轉讓權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都是間接、不明顯的。今天的中國，執政者大都以為只要人民勤奮，現代化就指日可待。這觀點是錯的。他們又以為將市價放在消費品之上，市傷的發展就指日可待。這觀點是有了進步，但他們忽略了生產資源的轉讓及市價更重要。

不明顯的間接效益，執政者不容易明白，因而減少了說服力，阻礙了資產自由轉讓的發展。這經驗可不是中國獨有的。據我所知，在歷史上，資產轉讓權是任何經濟「大躍進」前的最後一步！很不幸，跟其它共產制度一樣，中國還有一個特別的困難。這就是轉讓權所能引起的直接而明顯的效果，在表面上顯然是「資本主義」；這會引起反對，難被接受。那是說，若資產可以自由轉讓，大地主——包括那些借錢買地的大地主——及大資本家——包括那些欠債纍纍的大資本家——就會出現了。

資產集中是轉讓權其中的一個可能後果，這是中國執政者知道而反對的。受了馬克思的影響，他們認為「大地主」及「大資本家」會從事剝削勞力——「剩餘價值」就會死灰復燃。他們可不知道，「大地主」及「大資本家」都可以是一窮二白的（在目前的香港，著實不少）。他們更不知道轉讓權是避免剝削的最有效保障！香港勞力工人可以辭職來避免被「剝削」；中國的國家職工卻因為缺少了轉讓權而無法辭職。

明顯的效果誤導，不明顯的效果被忽略了，是目前中國對轉讓權加上諸多限制的原因。農業的包干制只容許某程度的轉讓，但也引起了反對「走資」的言論。現在中國又開始提倡農村「合作社」，協助資源的組合及「集體提留」的處理。「合作社」能保持「共產」的形象，但以這形式作轉讓，交易費用實在是太高了。

今天，我可以肯定地指出中國經濟前途的關鍵所在。資產的轉讓權若不被大量放寬，中國的經濟增長就只可翻一兩翻，再多就不可能了。但若要讓多種重要的資產自由轉讓，共產的形象就保不了。中國的執政者是不會輕易地放棄他們的四個堅持的。另一方面，經濟的壓力非同小可，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搬遷的壓力。「反對轉讓」與「搬遷增產」將會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大衝突。中國的經濟前途就要看誰勝誰負了。

目前，這大衝突在中國不明顯。這是因為在制度上的改進，農業是比工商業快了一步。農民的生活是因為有了近乎私產的「包干制」而有了改善；這改善的速度比城市的快。但若中國真的要把經濟現代化，城市的改進不僅是要迎頭趕上，且要遠超農村生活水平。到了那一天，大搬遷的壓力就來了，這與反對資產自由轉讓的大衝突就會出現。中國的希望，是要靠大搬遷的壓力大顯神威！


二○○一年後記

是十七年前寫下的文章，今天回顧，情況又怎樣了？

當年中國的人口是十億強，今天是十二億強；當年的農民百分比是八十強，今天我的估計大約是百分之六十。與當年相比，一般城市的人口上升了一倍以上，深圳上升了十倍，而人口暴升的小鎮屈指難算。與大陸的朋友作出的大略估計，十七年來，工商業大約增加了三億人。這與政府的估計是可能有出入的。另一方面，今天中國的大學生大約有一千二百萬，是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聽說學生的增長率上升得非常快。這些都是好現象。

我的投訴是農民人口的比率下降得不夠快。近於三億人轉業，算是大搬遷了，是因為有了私產及轉讓權的結果，我文內說過的。問題是農民轉業轉得太慢。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一般農民還沒有明確的私有地權，使他們逼著要附地而生。要是他們有地權而能自由地把農地賣掉，有一點本錢在手，他們的轉業意圖就增加了。

第二個農民比率下降得不夠快的原因，是大陸目前還有相當嚴格的「戶口」管制。既然是一國之內，戶口管制不容易自圓其說。

無論怎樣說，不管我怎樣批評，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值得拍掌的。但我們不要忘記，中國還有數之不盡的很窮的農民。他們需要的只不過是一個自力更新的機會。數千年來，中國的執政者頌讚的是農民，無知的是農民，餓死的也是農民。

最近三年我到大陸講學多次，不知怎的，我對中國的農民抱著前所未有的希望！是很奇怪的感受，可能是因為我遇到好幾位長於農村而進了名大學的苦學生。我這種不知從哪裡來的感受，經驗上歷來都很準確。我衷心希望這一次我還會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