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鄧小平商榷》的一點補充

今年一月，我在《明報月刊》發表了《與鄧小平商榷》一文，其中一個理論上的觀點是不能「一般化」的。由於問題重要，特在此「隆重」地作一點補充。

我在該文中寫道：「鄧小平很簡潔地指出，在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兩大重點。第一，資產必須保持公有；第二，收入或財富的分配不能過於懸殊。目前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困難不是第一點而是第二點。」

為什麼第一點不重要呢？我的解釋是：「至於土地，中國所用的『私產化』辦法，就是將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開。在法律及經濟學的概念上，這分離是容許的。事實上，在近代經濟學上，私有產權的定義只包括私人使用權、轉讓權及收入享受權；所有權是不需要的。」

以上的解釋沒有錯；但這個觀點是不可以一般性地「擴展」到工商業的資產那方面去。該文下筆談到工商業承包的困難時，「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在我腦子裡轉了好幾次，但因那時我對工商業的承包合約認識得不夠，就沒有想到這「分離」在那些會貶值（隨時間而貶值）的資產上是有著難以解決的困難，尤其是「所有權」是屬於國家或政府的。

會貶值（折舊）的資產——如機械或房屋——遲早會失去原來的價值。如果國家或政府堅持擁有這些資產的所有權，那麼承包使用的人將來應以什麼準則把有關的資產歸還給國家？或者當這些資產失值或破損時，又怎能說它們仍是國家所有？一文不值的資產要來做什麼？不提所有權或不管所有權誰屬猶可，若堅持這些資產仍是國家所有的，那麼在法律上產生重重的矛盾在所難免。

在作深圳的經濟調查研究之過程中，我獲得了不少有關工商業承包合約的資料，又親自訪問過一些承包機構的主事人，使我有機會把那些「承包制」的困難反覆衡量，所得的結論，就是國家如果不放棄會貶值的資產的所有權，困難解決不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可見於五月十三日《信報》發表的拙作《五年過去了，中國的去向又如何？》。他日我會把工商業承包責任制所遇到的困難作更詳盡的分析。

回頭說，上述《與鄧小平商榷》一文發表後，我有好幾個晚上難以入睡；因為我想著這樣的一個問題：會貶值的資產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之後會怎樣？它是否仍能有效地促進生產？（促進生產，這是重要的。）答案是：可以辦得到！但假若所有權是屬於國家或政府，而資產的貶值率又是可觀的話，那麼要訂的合約就一定複雜無比，導致交易費用奇高。那就是說，工商業中的集體或個體機構，租用（或承包）政府的土地還算好辦（房屋則較為複雜）；但是，倘若生產資料如機械工具等等的所有權必須屬於國家，那麼一連串的問題就來了。這樣的情況，對中國經濟的改革是不利的。

為了要肯定這一點，三個月前我重溫舊課，翻閱二十多年前我下過功夫的有關產權法律的書籍，其中給我最大啟發而作出如上結論的，還是Pollock and Maitland的《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2 vols.》。這真是一套經典之作。我希望兼通中文的法律學者，能把此書譯成中文，以便中國人對西方產權法律的來龍去脈有所理解；多知道一點他人在產權法律上所遇到過的困難，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