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ne 1, 1986

補鞋少女的故事——為中國的青年說幾句話

在廣州,在深圳,在中國比較自由開放、比較繁盛的鬧市街道上,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年輕的少女,坐在路旁替顧客補鞋。男的補鞋青年也有,但比女的少。我在深圳八個地點點數的總結果,是男的二十四個,女的三十五個。


自由擇業鼓勵知識投資

我要把這些補鞋的青年歸納入我對中國經濟研究的一部分,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他們既年輕——大約在十六至二十歲之間——而人數又相當多,觸發了我的好奇心。第二,補鞋不是擦鞋,不是幾個小時就能學會的服務。當然,補鞋算不上是一門高深的專業,但它總算是一技之長,是一種要花時間學習才能爭取到的知識資產。在共產制度中,知識投資一向乏善可陳。但這些在街頭補鞋的青年,顯然是不需政府資助而自己投資的。我想,這種難得而重要的現象,是值得研究的吧。

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深圳訪問了一對補鞋的男女。四月間,我又再訪問那個女的。據他們說,在中國各地街頭以補鞋為業的青年,大部分來自浙江省的黃巖縣。這個縣以針繡工藝馳名,很多孩子從小就掌握家傳的針繡技巧。自一九八○年後,中國比較開放了,離開家鄉出去闖天下比較自由。另一方面,在縣裡操農業工作的時間不多,而其它的粗活,每月所能賺到的只不過是人民幣二十至四十元。所以,黃巖縣的長輩就想出一個主意:教孩子們學補鞋,然後讓他們離開家鄉到處賺錢,幫補家計。

有了針繡根底的孩子,學補鞋要六個月;沒有根底的要學一年。補鞋的主要工具,是一部可以手提的車機。這車機最初售價是人民幣一百元,但後來買的人多,產量增加,成本下降,價格就跌至七十元。黃巖縣的青年學了一技之長,就帶備了車機及其它小工具遠離家鄉去謀生。據說,遠在黑龍江或新疆一帶,也有他們的蹤跡。


苛政猛於虎也

補鞋的青年在深圳的收入聽說比其它地方好,但到那裡的手續辦起來比較困難,而近年來批准的機會更少了。在深圳,補鞋的收入每月大約是人民幣三百元——這比鄉間的收入高出大約八倍。除了食宿衣著費用(每月約一百元)、材料及雜費(每月五十元),還有就是工商局及居委會每天都會派員來收費。收費起初每天五角,現已升至每天一元五角了。比對之下,這是一項很大的徵收了。沒有資本家的「剝削」,卻來了一些比馬克思筆下的資本家還要厲害的徵收「機構」,是目前中國制度改革下的諷刺。一時間,我想起《孔子過泰山側》的故事。

除了一切費用開銷,每個補鞋青年每月可寄大約八十至一百元回家。據說,黃巖縣有很多新建的房屋,是靠這些青年資助的。為了證實這一點,我本想到黃巖縣走一趟,但因事忙作罷。

補鞋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少女,由於年紀太小,家長們要他們聯群結伴才可離鄉遠行。在廣州或深圳,他們前呼後應、互相照顧——其中有表哥表妹的都同操這個行業。我在深圳訪問的那個少女,是與五個女同伴一起租一個房間住的。除了雨天外,她們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七時至下午六時。她們吃的午飯是些粗餅或麵包,而晚飯也是僅可充飢的麵食而已。她們蓬首垢面,留下烈日與塵沙侵蝕過的痕;手皮粗厚,四肢擦傷的地方不計其數,反映街頭干粗活並不好過。但她們堅持說比以前快樂得多,顯出敬業樂業的精神。令我深感佩服。

(四月二十九日的《明報》某版報道:補鞋的少女當娼。這種事當然是有可能的——世上何地無娼?但我認為絕大多數潔身自愛。)

在深圳,補鞋的主要季節是冬天——夏天的涼鞋是補不了的。所以,炎夏快來時,補鞋的青年紛紛回鄉,幫著做農村收割的繁忙工作。

中國採取比較自由的經濟政策後,補鞋行業隨之而興。上述是其中補鞋青年男女一個故事的大略。但故事的含意遠比故事的本身重要。


先天甚足,後天失調

我一向認為中國人的先天智慧及刻苦耐勞的本領,決不亞於世界上任何其它民族。然而,無論是學術的成就,生活的水平……中國的表現實在使中國人無地自容。說什麼因為人口太多、資源短缺,其實都是一些毫無實證的借口,老早給香港及日本的例子推翻了。大約一年前,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學院一位很負盛名的高級研究員,從美國到香港來搜集資料,約我會面,為的是要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美洲、歐洲、東南亞各地,中國人都能出人頭地,成就屢見經傳,但偏偏在中國本土卻是那樣沒出息?」這問題似深實淺。我於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制度是什麼?」

淺的答案,往往有深的含義。補鞋少女的故事不僅證實了我的觀點,而且那「證實」足以令人震驚。試想:單是讓這些青年有一點走動的自由,一點擇業的自由,他們的收入在幾個月之間就增加了八倍!這是翻三番,不是翻兩番,而這些青年不用到本世紀末就有這樣的成績了。

兩年多前我發表了一篇題為《與木匠一席談的聯想》的文章(見《賣桔者言》一書),指出從大陸偷渡來港的青年,有了自由,學到了一門木工的技藝,幾年之間收入激增二十四倍。我又指出,不管我們用什麼因素來為這升幅打折扣,餘下來的增長率還是十分驚人。補鞋少女的故事,證明了收入激增不一定是要跑來香港才可能辦到的。


何必妄自菲薄

我在其它文章裡也曾指出,在中國的制度改革下,國民總收入的迅速增長,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共產制度的經濟劣跡,史無前例,稍加改革,收入增長以倍數計不足為奇。中國近幾年來每年百分之十強的增長率,從樂觀的角度看足以雀躍,但從悲觀的角度看,卻反映出制度改革之不足。說什麼「過熱」、「過速」,要緩慢下來,實在有點「口出大言」,因為這些說法通常是用以描述一個經濟發達國家的現象。

鄧小平希望中國到了公元二千年,國民每年的平均收入能達到現在的美金八百元。達到了又怎樣?這等於現在每人每月港幣五百元,仍然近乎一貧如洗!鄧氏顯然是給中國以往的經驗、給那些所謂「第三世界」的經驗,或給那些先進國家的經驗所誤導了。他似乎忽略了中國的制度改革是史無前例的——只要改得好,大膽地開放、取消那些妨礙市場發展的管制、推行法治及明確的產權制度,所有其它國家的經濟增長經驗是不足以為例的。既然經驗是中國獨有的,又何必妄自菲薄,翻兩番就心滿意足?

補鞋少女在幾個月間收入增加八倍,是否例外,難以肯定。但究竟多少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入的激增是自由發展及勞力私產化的效果。為什麼中國幾十年來高舉著為人民謀福利之旗,卻一直沒想到自由發展能帶來的好處?以中國人的智慧,為什麼連這樣顯淺的道理都沒想到?是受了馬克思的影響?是為了要保持「黨」的正確無誤?抑或要維持等級特權的利益?要把大地主、資本家清算、殺頭,是一回事,但中國的青年又犯了什麼罪呢?這些問題,令人思之惘然。

我在上文提到,作為一項知識投資,補鞋的確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補鞋青年畢竟是下了注,作了投資,得到了一門專業,算是人材。我們要問:為什麼這些青年(或他們的父母)要到近幾年才在知識投資上打主意?答案也是淺顯之極;經濟開放,使他們看到知識投資有利可圖,於是很快就作了決策。比較深入一點的經濟學解釋,就是自由擇業意味著人力資源是私產,加上產品可在市場出售,收入可獨享,知識投資就增加了。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中國在文革期間把知識破壞殆盡,以致目前人材短缺得難以形容,這點,中國的執政者是知道的。然而,他們可能還不知道,勞力一旦變為私產,知識投資就一日千里!勞力資產是這樣,其它資產也是如此。令人惋惜的是,中國的執政者還是墨守成規,堅持其它資產應為國有。另一方面,勞力資產的知識投資,是會嚴重地受到其它合作的資產之「非私有」的不利影響。假若中國把其它資產像補鞋青年的勞力一樣,界定為私有,知識投資會更加彰顯。這是可以斷言的。

一年多前,某雜誌訪問我,言談間使我想起而且提到孩童時代在中國抗戰期間的不幸遭遇。我還因此談到,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一次高手雲集的聚會中,我應邀作農業經濟的主講。當時我走到台上,戰戰兢兢地打開文稿正要朗讀時,突然間想起早年在廣西農村結交的但早已不知下落的小朋友。我把文稿推開,說:「我今天能站在這裡是很榮幸的。但我要你們知道,當你們在亞洲的農村裡看到茅舍前那些爛泥地上打滾的孩子,我曾經是其中一個。假若他們有我的機會,他們今天也可能站在這裡的。」

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聽到了補鞋少女的故事,想起四十多年前在中國結交的小朋友,知道他們所缺少的只不過是他們應有的一點機會,我不能不站起來,老老實實地為中國的青年說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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