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鞋少女的故事——為中國的青年說幾句話

在廣州，在深圳，在中國比較自由開放、比較繁盛的鬧市街道上，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年輕的少女，坐在路旁替顧客補鞋。男的補鞋青年也有，但比女的少。我在深圳八個地點點數的總結果，是男的二十四個，女的三十五個。


自由擇業鼓勵知識投資

我要把這些補鞋的青年歸納入我對中國經濟研究的一部分，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他們既年輕——大約在十六至二十歲之間——而人數又相當多，觸發了我的好奇心。第二，補鞋不是擦鞋，不是幾個小時就能學會的服務。當然，補鞋算不上是一門高深的專業，但它總算是一技之長，是一種要花時間學習才能爭取到的知識資產。在共產制度中，知識投資一向乏善可陳。但這些在街頭補鞋的青年，顯然是不需政府資助而自己投資的。我想，這種難得而重要的現象，是值得研究的吧。

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深圳訪問了一對補鞋的男女。四月間，我又再訪問那個女的。據他們說，在中國各地街頭以補鞋為業的青年，大部分來自浙江省的黃巖縣。這個縣以針繡工藝馳名，很多孩子從小就掌握家傳的針繡技巧。自一九八○年後，中國比較開放了，離開家鄉出去闖天下比較自由。另一方面，在縣裡操農業工作的時間不多，而其它的粗活，每月所能賺到的只不過是人民幣二十至四十元。所以，黃巖縣的長輩就想出一個主意：教孩子們學補鞋，然後讓他們離開家鄉到處賺錢，幫補家計。

有了針繡根底的孩子，學補鞋要六個月；沒有根底的要學一年。補鞋的主要工具，是一部可以手提的車機。這車機最初售價是人民幣一百元，但後來買的人多，產量增加，成本下降，價格就跌至七十元。黃巖縣的青年學了一技之長，就帶備了車機及其它小工具遠離家鄉去謀生。據說，遠在黑龍江或新疆一帶，也有他們的蹤跡。


苛政猛於虎也

補鞋的青年在深圳的收入聽說比其它地方好，但到那裡的手續辦起來比較困難，而近年來批准的機會更少了。在深圳，補鞋的收入每月大約是人民幣三百元——這比鄉間的收入高出大約八倍。除了食宿衣著費用（每月約一百元）、材料及雜費（每月五十元），還有就是工商局及居委會每天都會派員來收費。收費起初每天五角，現已升至每天一元五角了。比對之下，這是一項很大的徵收了。沒有資本家的「剝削」，卻來了一些比馬克思筆下的資本家還要厲害的徵收「機構」，是目前中國制度改革下的諷刺。一時間，我想起《孔子過泰山側》的故事。

除了一切費用開銷，每個補鞋青年每月可寄大約八十至一百元回家。據說，黃巖縣有很多新建的房屋，是靠這些青年資助的。為了證實這一點，我本想到黃巖縣走一趟，但因事忙作罷。

補鞋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少女，由於年紀太小，家長們要他們聯群結伴才可離鄉遠行。在廣州或深圳，他們前呼後應、互相照顧——其中有表哥表妹的都同操這個行業。我在深圳訪問的那個少女，是與五個女同伴一起租一個房間住的。除了雨天外，她們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七時至下午六時。她們吃的午飯是些粗餅或麵包，而晚飯也是僅可充飢的麵食而已。她們蓬首垢面，留下烈日與塵沙侵蝕過的痕；手皮粗厚，四肢擦傷的地方不計其數，反映街頭干粗活並不好過。但她們堅持說比以前快樂得多，顯出敬業樂業的精神。令我深感佩服。

（四月二十九日的《明報》某版報道：補鞋的少女當娼。這種事當然是有可能的——世上何地無娼？但我認為絕大多數潔身自愛。）

在深圳，補鞋的主要季節是冬天——夏天的涼鞋是補不了的。所以，炎夏快來時，補鞋的青年紛紛回鄉，幫著做農村收割的繁忙工作。

中國採取比較自由的經濟政策後，補鞋行業隨之而興。上述是其中補鞋青年男女一個故事的大略。但故事的含意遠比故事的本身重要。


先天甚足，後天失調

我一向認為中國人的先天智慧及刻苦耐勞的本領，決不亞於世界上任何其它民族。然而，無論是學術的成就，生活的水平……中國的表現實在使中國人無地自容。說什麼因為人口太多、資源短缺，其實都是一些毫無實證的借口，老早給香港及日本的例子推翻了。大約一年前，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學院一位很負盛名的高級研究員，從美國到香港來搜集資料，約我會面，為的是要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美洲、歐洲、東南亞各地，中國人都能出人頭地，成就屢見經傳，但偏偏在中國本土卻是那樣沒出息？」這問題似深實淺。我於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制度是什麼？」

淺的答案，往往有深的含義。補鞋少女的故事不僅證實了我的觀點，而且那「證實」足以令人震驚。試想：單是讓這些青年有一點走動的自由，一點擇業的自由，他們的收入在幾個月之間就增加了八倍！這是翻三番，不是翻兩番，而這些青年不用到本世紀末就有這樣的成績了。

兩年多前我發表了一篇題為《與木匠一席談的聯想》的文章（見《賣桔者言》一書），指出從大陸偷渡來港的青年，有了自由，學到了一門木工的技藝，幾年之間收入激增二十四倍。我又指出，不管我們用什麼因素來為這升幅打折扣，餘下來的增長率還是十分驚人。補鞋少女的故事，證明了收入激增不一定是要跑來香港才可能辦到的。


何必妄自菲薄

我在其它文章裡也曾指出，在中國的制度改革下，國民總收入的迅速增長，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共產制度的經濟劣跡，史無前例，稍加改革，收入增長以倍數計不足為奇。中國近幾年來每年百分之十強的增長率，從樂觀的角度看足以雀躍，但從悲觀的角度看，卻反映出制度改革之不足。說什麼「過熱」、「過速」，要緩慢下來，實在有點「口出大言」，因為這些說法通常是用以描述一個經濟發達國家的現象。

鄧小平希望中國到了公元二千年，國民每年的平均收入能達到現在的美金八百元。達到了又怎樣？這等於現在每人每月港幣五百元，仍然近乎一貧如洗！鄧氏顯然是給中國以往的經驗、給那些所謂「第三世界」的經驗，或給那些先進國家的經驗所誤導了。他似乎忽略了中國的制度改革是史無前例的——只要改得好，大膽地開放、取消那些妨礙市場發展的管制、推行法治及明確的產權制度，所有其它國家的經濟增長經驗是不足以為例的。既然經驗是中國獨有的，又何必妄自菲薄，翻兩番就心滿意足？

補鞋少女在幾個月間收入增加八倍，是否例外，難以肯定。但究竟多少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入的激增是自由發展及勞力私產化的效果。為什麼中國幾十年來高舉著為人民謀福利之旗，卻一直沒想到自由發展能帶來的好處？以中國人的智慧，為什麼連這樣顯淺的道理都沒想到？是受了馬克思的影響？是為了要保持「黨」的正確無誤？抑或要維持等級特權的利益？要把大地主、資本家清算、殺頭，是一回事，但中國的青年又犯了什麼罪呢？這些問題，令人思之惘然。

我在上文提到，作為一項知識投資，補鞋的確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補鞋青年畢竟是下了注，作了投資，得到了一門專業，算是人材。我們要問：為什麼這些青年（或他們的父母）要到近幾年才在知識投資上打主意？答案也是淺顯之極；經濟開放，使他們看到知識投資有利可圖，於是很快就作了決策。比較深入一點的經濟學解釋，就是自由擇業意味著人力資源是私產，加上產品可在市場出售，收入可獨享，知識投資就增加了。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中國在文革期間把知識破壞殆盡，以致目前人材短缺得難以形容，這點，中國的執政者是知道的。然而，他們可能還不知道，勞力一旦變為私產，知識投資就一日千里！勞力資產是這樣，其它資產也是如此。令人惋惜的是，中國的執政者還是墨守成規，堅持其它資產應為國有。另一方面，勞力資產的知識投資，是會嚴重地受到其它合作的資產之「非私有」的不利影響。假若中國把其它資產像補鞋青年的勞力一樣，界定為私有，知識投資會更加彰顯。這是可以斷言的。

一年多前，某雜誌訪問我，言談間使我想起而且提到孩童時代在中國抗戰期間的不幸遭遇。我還因此談到，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一次高手雲集的聚會中，我應邀作農業經濟的主講。當時我走到台上，戰戰兢兢地打開文稿正要朗讀時，突然間想起早年在廣西農村結交的但早已不知下落的小朋友。我把文稿推開，說：「我今天能站在這裡是很榮幸的。但我要你們知道，當你們在亞洲的農村裡看到茅舍前那些爛泥地上打滾的孩子，我曾經是其中一個。假若他們有我的機會，他們今天也可能站在這裡的。」

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聽到了補鞋少女的故事，想起四十多年前在中國結交的小朋友，知道他們所缺少的只不過是他們應有的一點機會，我不能不站起來，老老實實地為中國的青年說幾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