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 》原序

一個從事學術研究的人，花了一年半載的心血作研究，寫完了文章，或一本書，就會覺得若有所失，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空虛」。也許這是腦力與勞力的不同之處吧？

我在一九八五年五月發表了《為一絲希望寫文章》，完成了二十篇關於中國制度改革的論文，再賈其餘勇，花了一個月時間將《中國的前途》整理成書，難以形容的「空虛」又照例地來臨了。這感受我是慣了的，但這一次有點特別。我已年近五十，好的創作日子無多。

記得四十歲那一年，我無意中讀到史德拉的關於經濟學者的「最佳創作年齡」的統計數字，曾對自己說，到年近五十時，我多年來所積聚的理論思想就不能再等了，要傾全力出擊。七十歲的人還寫得出好的經濟學文章，但有創作性的重要作品呢，五十五歲之後是史無前例的。如今既已年近五十，我想，就算我得天獨厚，可以寫得出石破天驚的論文的日子，最多也不過四、五年而已。

所以在《中國的前途》完工後，我就來一次「沙場秋點兵」，計算一下我積聚下來而自己認為是非寫出來不可的「剩餘思想」。但屈指一算，寫出這些作品一共需時八年！一時間心亂如麻，也體會到高斯的困境：他有多個想了幾十年的題材，文章還未問世，但他已七十五歲了。

那是去年六、七月間的事。不得已而求其次。我想，在學術上搞了這麼多年，多三幾篇國際性的文章，對自己的事業前途無足輕重；沒有「里程碑」水平的，不寫也罷。我於是決定花點時間，把要寫出來的「剩餘思想」權衡輕重，然後逐步由重要的寫起，寫到哪裡就是哪裡，盡己所能，心安理得，也就算了。言行一致，什麼事我都以自我為出發點。能寫下自己認為是重要的思想，使後來的人能加以改進，我就不會埋怨自己有負教導我的人的期望——這不是自我是什麼？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恰巧在那時，深圳特區出了問題。什麼「輸血」、「拔針頭」的大字標題，在香港的報章及雜誌上觸目皆是。我當時想，經濟特區其實沒有什麼特別，但畢竟「特區」是中國開放的代表作，若不成功，中國的前途又會怎樣？雖然這麼想，我的集中力還是放在那些「剩餘思想」的處理問題上。

有一位在新華社工作的朋友，是我四十年前在佛山唸書時的師姐。她念高三時我是小六；但因為我的頑皮遠近知名，她倒記得我。由於這點微妙的關係，近幾年來我們見面時就多談幾句。又因為大家都喜歡說說往事，在不知不覺中就有了姊弟之情。

去年八月初，跟這位師姐談起深圳的問題，我建議假若能得到中國的合作，毫無保留地給我所需的關於深圳的資料，而又不干涉我要發表的意見，我會考慮用一年的時間去分析深圳的經驗的。這是強人所難，就是香港政府也難以這樣「開放」，我又何妨口出大言？毋須付出代價的建議或承諾，與「慷他人之慨」，看來有異曲同工之妙！

豈料到了九月，師姐給我電話，說我所要求的半點問題也沒有。這把我嚇了一跳。幾天之後，深圳派了兩位先生來見我，用語肯定，轉述那邊對我的要求完全接納。我還是半信半疑，請他們把我寫的兩本書——《賣桔者言》與《中國的前途》——帶返深圳，指明要讓那裡的主事人先看。我想，我對共產政制的觀點，明顯不過；雖然書中這些觀點都是學術性的，但畢竟措辭尖銳，得理不饒人，而有感而發的牢騷又往往跟分析連在一起，要他們接受也非易事。

去年十月，我到深圳會見那裡的有關人士，再三重複對資料開放與言論自由的要求，想不到他們再三加以肯定的承諾。我提出了要在深圳僱用三位助理研究員的條件，他們也同意了。

回到香港後，我跟兩位朋友進午餐時，無意間透露此事，說自己如何口出大言而「惹禍上身」，可能要花一年或以上的時間作深圳特區的研究。我又說到需要一筆經費。過了幾天，其中一位朋友告訴我，她跟查濟民先生說了；查先生認為這項研究有意思，樂意資助。我後來會見查先生，談天說地，而關於研究經費的事只說了那麼一兩句（其實，為了研究中國而向人提出任何要求，我當時是相當猶豫的）。但不久之後，查先生卻把一張捐贈給香港大學的支票寄來了。作為一項研究金，港幣數十萬元不算很大的款項。而令我佩服的是，查先生一概不過問，毫不顧慮，沒有任何附帶條件。這態度，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是不容易見到的。

有了中國的承諾與查先生的資助，我怎能裹足不前、臨陣退縮？既然「弄假成真」，我又何妨「將錯就錯」，把「剩餘思想」轉為「再論中國」？我也想起四年多前高斯對我說過的話：「選擇研究題材是一項賭注，哪個題材是重要的，事前往往難以定奪；但假若你一定要作出取決，我的答案是，我再也想不到哪一個題材能比中國的制度改革更重要！」這樣，我的選擇就決定了。

中國的思想開放是真的。當我跟朋友如此說時，他們都有懷疑。有些不瞭解我的新交，竟然聯想到「統戰」那方面去。當然，目前還有很多的中國人，作繭自縛，不敢暢所欲言；國內的傳播媒介，還是報喜不報憂，浪費了重要的資源，也對中國青年的知識大有損害；而某些香港人的言論，越來越莫名其妙，往往深不可測。但這一切，都不足以證明我的觀點是錯了的。

反而從深圳實地調查研究所獲的經驗，卻有力地支持著思想開放這一觀點。我的調查作風從來不變——單刀直入，百無禁忌——而在國內我不覺得我這作風是需要改變的。深圳的主事人顯然是言而有信的：他們對我要調查或索取哪一些資料，從來不加以婉拒。從事實證研究工作二十五年，資料的可靠與否我一目瞭然，本領再大也瞞我不過。這種明來明去的合作，不是思想開放是什麼？

深圳的研究工作只做了幾個月，我就發覺這經濟特區有兩個事前沒有想到的特點，增加了這項研究的重要性。第一，可能因為深圳與香港為鄰，那裡的演變現象比國內其它地區的有較大的極端性。這就是說，辦得較好之處和遇到的困難，都遠比其它地區顯著。同樣，深圳的興盛與倒退，一上一落，也特別令人矚目。從經濟研究的角度看，比較極端的現象倒是大有幫助的，因為研究者不需觀察入微才能抓著要點，也不需依靠詳細的數字來衡量情況的演變。另一方面，比較極端的現象能讓我們有一個可靠的準則，藉以理解國內其它地區的不大明顯而又有同類性質的演變。換言之，很多有關深圳的經驗，其實是中國經濟整體的「聚光」寫照；若不研究深圳，我們就會忽略了其它地區的不太明顯但卻甚為重要的發展。

深圳的第二個重要特點，就某方面而論，它確是鄧小平所說的試驗區。這不是說深圳所行的某些政策是國內所無（除了一些不太重要的「特惠」及特別受到中央的「關注」之外，特區沒有一個與中國他區不同的制度），而是說，中國所試行的新政策，在深圳往往較有力地推行。因此，研究深圳，可使我們較易推斷中國制度改革的去向。

是的，上述研究的最大收穫，是我們可以從深圳的角度去看中國的制度轉變，以及這個轉變所遇到或行將遇到的各種困難。這可以說是深圳對中國的一大貢獻。但在我個人來說，經過了八個月的研究，要開始作具體的分析了，我究竟應從哪一方面下筆呢？寫中國，還是寫深圳特區？當然，中國的整體比深圳重要。但我這些日子來所累積的關於該經濟特區的數據，怎可以棄而不用呢？

我想了很久，就決定了如下的解決辦法，把文章分為兩個系列：先寫《再論中國》，然後再寫深圳及其它地區的經驗。前者以理論為主，以事實資料為輔，論點是集中於中國改革的困難，而且盡可能提出一些可行的解決辦法。後者以地區的資料及經驗為主，以理論分析為輔，而論點也是偏重於「困難」那一方面，雖然值得一讚的地方我是不會低貶的。

文章是寫給一般讀者看，我會盡可能將理論簡化。話雖如此，有些文章讀者要多看幾遍才能體會其意的吧？另一方面，我不認為作調查研究的人的艱苦經驗，一定要讓讀者分擔的。所以關於數據的處理，我不會不厭其詳地「表達」無遺。我只會將自己消化了的資料的大概，像「故事」般陳述。圖表及腳注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