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權與「會貶值」的資產

中國幾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大有苗頭，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執政者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開。將所有權保持為國有或公有，可以維護「社會主義」的形象；將使用權作為私有或「個體」所有，可促進生產及激發自力更生的意向。魚與熊掌，二者可以兼得，何樂而不為？

很不幸，這個將兩權分離的妙方，用在土地上確是可行——例如香港的私有土地的所有權是屬於「皇家」的——但對會貶值的資產就會遇到難以解決的困難。換言之，「兩權分離」的辦法是不可以一般化而有效地用於所有的生產數據上。對中國的改革，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五月十三日《信報》，我發表了《五年過去了，中國的去向又如何？》一文，將問題作了分析，但不夠詳盡。在今年一月份的《明報月刊》我發表了《與鄧小平商榷》，指出「兩權分離」的妙方，但卻忽略了這辦法不可以「一般化」。所以在六月份的《明報月刊》上，我發表了《〈與鄧小平商榷〉的一點補充》，但也不夠詳盡。（幾位中國朋友讀了這些文章後，還是不大明白「兩權分離」有何不可。）因為問題重要，我想在這裡作一些比較深入的分析。


私有產權的定義

二十多年來，我一直認為明確而健全的私有產權制度，是促使經濟增長的「獨步單方」——其它任何因素都是次要的。無論是理論或歷史的經驗都支持這一個結論。但在這個問題上能作出深入而正確的經濟闡釋，卻是高斯在一九六○年發表了他的石破天驚的大文之後的事。在此之前，經濟學者大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較早的一段日子——在凱恩斯的時代——經濟學者連孰是孰非也不清楚。至於在馬克思的時代，他筆下的共產制度尚未面世，經濟學者對產權的各種含義的認識就更為不足了。

雖然自高斯的大文發表後，關於經濟制度的分析一日千里，但經濟學界對共產政制的探討，已失去了早期的熱心（經濟發展學盛極於五十年代，自六十年代後期起則日漸式微）。所以當我在一九八一年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這本小書時，引用高斯的理論，指出共產制度帶來的一窮二白，是由於交易費用奇高所致，我發覺我竟然是經濟學者中第一個想到這個重要的關鍵。

高斯的大作——尤其是內裡所包括的高斯定律——引起廣泛的興趣，觸發人們對私產的定義與不明確的產權及其各種含義的探討。但共產的定義及其各種含義則為人所忽略。

關於私產，我曾在《合約的結構與非私產的理論》及《價格管制理論》（先後於一九七○年與一九七四年發表於《法律經濟學報》上）的兩文中，解釋得很詳盡。我指出私產是包括了私有的使用權、收入的獨享權以及自由的轉讓權。這三點便成了近代經濟學上的私有產權的定義。但在當時，我卻沒有想到各種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有關的問題，因此就置所有權於度外了。這並不是說，我忽略了所有權——正相反，在關於所有權的極其抽像而複雜的法律上，我在一九六四年曾下過功夫，但認為它在經濟行為上並不重要，就沒有把它包括在私產的定義之內。

事有湊巧，一九八一年間，我和高斯及艾智仁在洛杉磯相聚時（說起來，這是我們三人一起討論問題的最後一次），我曾提及，為什麼我們總是遇不到直接與所有權有關的經濟問題？既然在經濟行為上不重要，那為什麼法律的書籍又將所有權寫得那樣深不可測？我們當時的答案是：司法所需與解釋行為所需是兩回事。這答案現在還是對的。不過，我當時不可能想到，因為中國在經濟改革中要保持資產「公有」的形象，我終究迴避不了這個「所有權」的問題。

香港的私有（私產）土地是向政府（或「皇家」）租來的；它沒有私人的所有權，但使用權、收入權以及轉讓權則屬於私有。雖然香港的私地（俗稱「私家地」）有固定的年期，但原則上簽訂永久年期也是可以的。不僅向政府租來的私地可以永久，私人與私人之間的土地租約也是可以永久性的。在中國的民國初期，屬於私產的傭田制度下的土地，就是永久性租約下的土地。（雖然那時弱肉強食，私產的保障乏善可陳。）

在美國，私有土地都是永久性的，而地主也擁有所有權，但一般而言這所有權並不重要。私人地主當然可將土地租出，年期可長可短。租出去的是使用權；所有權則為業主所有，但這後者無關重要。那是說，地主只需擁有土地註冊之名，或甚至只憑租約為證，就有權在約滿時收回土地。事實上，香港人到美國買地，往往被簡單的文件嚇了一跳；付足了錢的只獲得薄紙一張，付不足錢的拿一張押地借錢的合約，就算是地主了。

假若一個私人業主將房產租出，所有權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房產的維修保養的協議。因為有了普通法（或不成文法）的不說自明的責任劃分，住宅房屋的租約，除非有特別的協定，通常是毋須多說的。這可見有關的法律是為減低交易費用而產生的。然而，工商業樓宇的租賃問題則大異，有關裝修、維修保養責任的協約就遠為複雜了。由於承租者的行業性質各自不同，樓宇損壞或裝修的投資，可大可小，哪樣應由業主負責，哪樣要由租客負擔，會因行業性質的不同而有別，而合約上的界定也會「白紙黑字」地寫得較為清楚的。那就是說，租賃工商業樓宇的交易費用比住宅房屋的為高。

貶值（折舊）得比較快的資產，例如打字機，租賃是可以的，但因維修保養的協議不勝其煩，買賣就遠較租賃普遍。其它資產如椅之類，短暫的租約是有的，但租價並不化算，所以長期的租賃並不多見。（理由是，為了要減低交易費用，那些貶值得快的資產，買賣往往替代了租賃。）


為什麼要論所有權？

以上所提及的各種租約，在普通的情況下，所有權並不重要；因為合約本身已「不言而喻」，足以暗示租期滿後物業屬誰，或有關資產如何處理了。但是，假若某某生產數據（資產）的壽命（有價值的使用期）只有一年，而合約的年期卻是兩年，而業主又指明該「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是他的，那麼協議的困難就難以解決了。約滿後租賃者可以交還些什麼？廢料的所有權一文不值，有等於無，要來做什麼？所以在私產制下，為了避免龐大交易費用的付出，那些在協議及監察上大有困難的租賃合約就絕少出現，所有權就因此變得不是那樣重要了。

不過，在私產制度的法律上，所有權還是存在的。為什麼呢？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自用的私產（某物）若無所有權，一旦被人霸佔或被偷取或失去了，物主（或業主）怎能依法起訴或領回失物？第二，租賃會貶值的資產時，假若在使用期內某物破損過大，或遺失，或被第三者佔有，或物主強詞奪理，誇大了資產的質量，等等會引起糾紛；有了所有權，在法律上是比較容易處理的。但是，如果雙方言而有信，交易費用大幅度下降，所有權就無足輕重了。


政府訂約的困難

中國所推行的承包合約，其實是另一形式的租約。這些合約跟我在上文所提及的有重大的分別，那就是「業主」（合約的提供者）不是私人而是政府。私人與私人之間所能辦到的，和政府與私人（個體）或集體之間所能辦到的，有三個不同的地方，因而在經濟的操作上引起三個特別（與交易費用有關）的困難——尤其是碰到「租用」（或使用）的資產會貶值的問題。

第一個困難，就是維修或補養的協議會因生產機構的不同而異。私人或私營機構之間的合約及其中的條件，通常是根據各自所得的訊息或按照雙方的實際情況而訂的。但假若訂約的一方（或主方）是政府，情形就不同了。一來政府並非某行某業的專家，不容易瞭解有關生產操作的情況；二來政府不可能同時應付不同行業的千變萬化。同樣重要的是，在私產制度下，某些維修（為了要減少交易費用）往往是由「業主」負責的。但如果「介入」的是政府，那麼用什麼準則來決定其應負的責任呢？就算決定了，又有什麼辦法能減少那維修費用？就說是香港的政府吧，即使採取慎重的招標辦法來處理「公有」資產的維修事宜，其費用一般還是比私人或私營機構所付的高。浪費與貪污的行為，任何政府都是屢見不鮮的。

第二個困難，就是訂立合約時，政府本身通常不會在競爭的情況下訂價或出價；換言之，如果政府與私人訂約的話，那麼其合約條件，就並非在雙方各自競爭下（像私人與私人之間的那樣）達成協議；如此一來，其有關條件中的各種價格，就難以有效地（按經濟規律）反映市場的供求關係。各自競爭下的訂價，較能反映市場的供求關係，因為競爭能減少交易費用。

第三個困難，是政府本身作決策時所用的準則，通常不以「爭取最大經濟效益」為旨。生意上的成敗得失，與作決策的政府官員並無切身的利害關係，也沒有市場的「賞罰分明」。在維修或再投資的事宜上，政府可能要求過多或過少；但一般而論，有關的決策，是不會基於「為生產機構爭取最大的利潤」而定的。換言之，沒有明確的收入權利界定，爭取利潤的交易費用就會急升。

關於第二及第三點的困難，我可以舉一個自己曾作過頗為深入的研究的例子，那是我在一九六八年發表的《佃農理論》。在我之前，所有的經濟學者都認為佃農制度會導致很大的浪費。其理由是這制度採用分帳的方式：農民生產所得的總值，要按一個議訂了的百分比數額繳交給地主。經濟學者認為，政府按總收入的百分比抽稅，有肯定的不良經濟效果；而地主按總產值的百分比收租，則必然有同樣的不良效果。然而，他們都忽略了「地主」是私人而不是「政府」；是私人之「地」，就一定會盡其可能使生產及投資獲致最大的經濟效益，那就是，在競爭下爭取最大的租值。

同樣的「徵收」形式，但如果訂約的雙方是私人與政府，而非私人與私人，那麼經濟效益就大有不同了。這一點，我曾在︽佃農理論︾一書內用了不少資料詳細解釋過。


所有權的起因

我在上文曾屢次提及所有權。事實上，「所有權」這個概念相當複雜；將它跟「佔有」相提並論，是法律學中比較深奧的一課。但其「困難」並不在於司法及應用上，而是在於不易弄清楚它在歷史上的來龍去脈。而法律是不可以忘記過去的。

以簡單但並不全面的觀點看，歐西的法律將資產分為兩種——一為「不動產」，一為「可動產」；這二者的所有權的成因是截然不同的。

在中世紀或較早時的歐洲（尤其是英國），居民「附地」而生。君王要管治居民，擁有土地的所有權是有幫助的，否則在某些法律上居民算是「獨立」的了。這似乎與傳說中的古代中國「君王」的觀點有相若之處。例如，大約三千年前西周時代就有這樣的說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中國後來的演變，卻是以風俗、習慣、倫理的約束而不是以法律的權利界定來治國。

英國把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其起因似乎是為了這樣的「方便」：既可將土地作為私用，又能以君治民。這個兩權分離的形式在目前的香港仍然存在，可是有其形而無其實，因為居民早已不是「附地」而生了。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所以一開始政府就不堅持土地的所有權；在歐洲，君王的土地所有權日漸式微，反映出時移勢易，法治有了很大的進展。

至於「可動產」的所有權，在歐洲歷史上的演進比土地的慢得多。主要原因是，在中世紀時除了牧畜中的馬牛羊等和人力以外，就沒有什麼可動產可言；在當時，「人」是不算什麼「資產」的——今天經濟學所說的那種資產。房屋雖是不動資產，但因為當時大有價值的房屋都用大石建成，歷久不變，而簡陋的房屋很少被租用，貶值的問題便不受重視。

可動產之所有權的產生，大概是由牧畜而起的。但它所需的所有權是與土地的截然不同。主要的原因是這樣的：假若甲把某一可動產租借給乙，而乙將該「產」轉到丙的手上，在法律上甲只能向乙追討。假若甲沒有該可動產的所有權，他就難以從丙的手上取回來。所以當我們翻讀歐洲的可動產所有權的歷史時，盜竊或「非法」佔有的問題是常常遇到的。

我可以這樣說，以最簡略而非嚴謹的角度看，在法律歷史上，土地的所有權是為治民而起，而可動產的所有權是為保障私產而設的。

自古以來，中國就沒有嚴謹的法治——雖然有保障的私有產權制度是曾經存在過的，否則宋代詞人柳永不會寫出「錢塘自古繁華」。現在中國要搞現代化，要推行法治，外國的經驗是不可忽視的。凡事要自己「發明」，要講體面，就會付出很大的代價，這與真正的現代化是脫了節的。

要保持土地的所有權為國有，要保留一點「社會主義」的形象，爭一點面子，這都無傷大雅——因為土地不會貶值，將兩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所付的代價還不大；起碼香港的經驗就是如此。而香港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土地的租用年期越長，建築與土地的投資就越為可觀。

至於所有的可動產，甚至「不動」的房屋，都是會貶值（折舊）的資產（其所有權原是為保障私產而設的）。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為了要保持「社會主義」的形象而堅持這些資產的所有權為國有，代價實在太大了；因為龐大的交易費用，錯誤的合約協訂與監察合約的困難，會導致驚人的浪費。人民的經濟生活遠比任何形象重要。中國若不放棄這些資產的國家所有權，工商業的承包困難解決不了。即使國營機構不採用招標的辦法，把資產出售，而把它送給職工——取之於民為國有，還之於民為私有——在道義上沒有誰會反對的吧？


二○○二年後記

一九八八年與佛利民的中國之行中，我向他提及如下的「會貶值」的資產的所有權處理的實例：

七十年代之前的美國，向銀行借錢買汽車，汽車的所有權是銀行的，銀行被稱為「合法物主」（legal owner）。車主被稱為「註冊物主」（registered owner），擁有汽車的使用權，收入享受權及轉讓權。這是說，車主是沒有所有權的；所有權在銀行的手上。維修保養當然由車主負責，但如果汽車被偷去，或意外破壞，又或保養失當而變得不值錢，怎麼辦？

銀行是有三項保障的。一、借款不還清，車主一定要買保險。二、汽車的按期折舊率，有公證行的Blue Book規定，及有上、下限之分。三、借錢要加私人擔保，欠債不還錢不容易。私人與私人之間的租或借用「會貶值」的資產的合約不容易處理，合約的一方是政府就更困難了。七十年代末期起，在美國與銀行借錢買車轉用另一種合約形式。

因為以上的觀察，我在一九八七年提出以徹底的承包制及股分制的合併來解決「會貶值」的資產的問題。那是說，政府將企業內的資產淨值以貸款的方式借給機構，按期收息，而機構把資產股分化，分發給成員後容許轉讓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