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外貿是勞力升值的最佳快捷方式

在《毋須優待外資》一文內，我曾指出外地人要到中國投資、設廠生產，其中兩大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在中國僱用廉價勞力，使生產費用下降而得以獲利。但我又指出，中國的政策是歧視外資，對工人的工資及福利多加管制，以致原本是廉價的勞力，遠不如外人所想像的那樣便宜。


政府抽取「剩餘價值」

一些中國的執政者顯然這麼想：同樣的勞力，中國的比外地的不知低多少倍，這是不公平的；就算中國將勞力強行升值到香港工資的百分之六十，也是相宜，外資還有什麼可怨的？他們似乎又想：等於香港百分之六十的工資，比起國內的工資還是高出十多倍，這也不公平，因此政府要抽取這個巨大的差額。

要從中取利，何患無辭？在「倫理」上，他們大可這樣自我安慰：與其給外間的資本家剝削中國的勞力，倒不如從外資僱用勞力所得，直接或間接的左抽右抽，來增加工人的社會福利。想可能是這麼想，而說倒真的差不多是這麼說了。然而，工人的生活享受如何？至於從中取利的特權分子，究竟是為人民還是為自己服務呢？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近幾年來，中國的國民收入大有長進。但這是由於經濟開放所致，而不是政府「維護」工人所得的結果。個體戶、萬元戶及合同工，是近幾年來生活改進得最快的三種人；而這些人都是比其它國家職工多點「自主權」——那是說，能多點避去政府的諸多左右或「維護」的便利。

我在這裡要分析的，比較少人知道，那就是假若中國能讓對外貿易（即貨品進出口）有完全的自由，那麼十年八年後，中國的廉價勞力就不會廉價了。那是說，外貿的開放可使勞力的收入激增。


對外貿易的理論發展

五十年代有兩門經濟學說大行其道，其一是經濟發展學，其二是對外貿易的理論。這兩門學說再不盛行了。這個轉變，有兩個各走極端的原因。經濟發展學之不再盛行是一敗塗地，因為理論荒謬，經不起事實的考證。不少當年流行一時的發展學術語，在今天是被用來說笑話的。但外貿理論正相反。在五十年代末期，這一門學說登峰造極，令人拜服；但自此以後，所有在這方面發展的理論文章都不過是吹毛求疵，難登大雅，再沒有半點近於里程碑的創見，所以就被經濟學界漠視了。

且讓我簡略地陳述外貿理論的發展過程。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發表的《原富》，鼓吹自由外貿對國家的貢獻。這位大宗師的觀點淺顯易明：一個國家從外貿中能購得比自己所能生產的較為便宜的物品，而另一個國家在交易中也能得到同樣的好處；進一步說是，國與國之間，「交換」（買賣）彼此有、無或生產成本不同的物品，在大家成本較便宜的成交中，可以互相圖利，彼此得益。

史密斯的觀點當然是對的。但問題是，為什麼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生產成本，從而促成各有各的便宜物品呢？這個重要的問題，要到另一個天才——李嘉圖（一七七二——一八二三）——才得到答案。這答案就是有名的「比較優勢定律」。該定律是這樣的：任何國家或任何人，出產不同的產品會與他國或他人有不同的成本比例。國與國之間或人與人之間，在不同產品上的成本比例不同；同樣的產品，在互相比較之下，成本就跟著不同了。換言之，即使某一國家能在所有產品的生產效率上比另一國優勝，但只要大家在不同產品上的生產成本比例不同，一個國家就不可能在所有的產品上獨佔優勢。每一個國家都必然有某些產品特別便宜的。那是說，每個國家必定有比較優勝（或成本較低）的產品。

自李嘉圖後，經濟學天才輩出。米爾（一八○六——一八七三；他是人類歷史上智商最高的人）及馬歇爾（一八四二——一九二四；劍橋的經濟學得以聲譽鵲起，此公之功也）等人在「比較優勢定律」上，作了一些不大不小的貢獻。他們把國與國之間的成本比較便宜的產品，在外貿自由交易、互相競爭圖利的情況下，斷定了成交的價格。（不相信米爾是個天才的讀者，不妨參閱他那幾段純文字、不需圖表而推斷出來的成交價格——讀之再三，你就會五體投地；不相信馬歇爾是個天才的讀者，也不妨參閱他所發明的「出價曲線」，以之證明米爾的文字邏輯是對的。）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定律》，石破天驚，明確地解釋了這樣的情況：不同的人，會各自向成本較低的生產上專業，或不同的國家，會各自向成本較別國為低的生產上專業，然後互相交易圖利。不過，李嘉圖及其它「古典」與「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卻想像不到，這互相圖利的「利」可以高得那麼驚人。要是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就不會有那些怪誕不經的理論（例如「人口論」及「工資鐵律」）了。

本來，外貿的經濟理論有了李嘉圖的突破，經米爾、馬歇爾等人的改進後，其發展就應該告終了。豈料本世紀三十年代，瑞典的E.Heckscher和他的學生B.Ohlin提出了一個問題，奇峰突起。他們自己的答案不大完善，但後來得到森穆遜及A.Lerner的改進，就成了我在上文所說的五十年代的登峰造極的外貿理論。這個理論對中國近來的經濟政策有極重要的啟示，是目前在中國從事經濟改革的人不能忽略的。

那兩位瑞典經濟學者問：為什麼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比較優勢生產成本？這真像一個小孩子所發問的問題。而他們的答案，也跟小孩子所能答的差不多：因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生產要素分配，而不同的產品又需要用不同比例的生產要素，所以同樣的產品，生產的比較成本就不同了。（真的，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Ohlin在一九七七年獲諾貝爾獎。）這發現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但因為「問」深一層，卻得到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含義：自由的外貿，可以代替了生產要素或資產的自由進出口！換言之，一個有廉價勞力而不可移民他國的國家，若能有自由外貿，勞力的收入就會有移民他國的效果！

科學上的高手「過招」，豈同兒戲？這個新的啟示到了森穆遜（一九七○年獲諾貝爾獎）的手上，他就施展了渾身解數，用了幾個簡單的假設，證明了在自由外貿及沒有運費的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商品交易，會使國與國之間不同的生產要素的市價比例變得相同。跟著森氏與他的同事又再加了一些假設，推斷了自由外貿會導致國與國之間的勞力價值及物業的租值相同。這些發展，就成了外貿理論中登峰造極的「生產要素價格相等定律」。

（既然說起這一頁近代的經濟思想史，我應該指出森氏的大文發表了之後，一位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老教授看到該文，依稀記得若干年前他的一位學生所交的一篇習作，也作出類似的定律證明。於是，他將該學生的習作寄給森氏。森氏一看，就直認不諱：真是如出一轍，而自己倒還慢了一步呢！這是大宗師的風度了。該學生呢，在那時已憑自己的其它著作而成了名——那大名鼎鼎的A.Lerner是也。Lerner於兩年前去世，得不到諾貝爾獎，令人惋惜。）


小小一粒真理

我們都知道，同樣的勞力，在不同的國家裡會因勞力的供求不同而導致高低不同的收入。一個低技能的工人，在美國每月可賺八百美元；但在中國，同樣的工人每月所得只不過六、七十元人民幣而已——相差五十倍。森穆遜等人的理論是說，經過市場的運作，而外貿又是絕對暢通無阻的話，那麼這兩個不同地區的同樣同質的勞力，所得的工資會變為相等。雖然這定律的幾個假設跟現實世界的情況頗有出入，可是，就算這些假設全部與事實不符，只要有了自由外貿，工資高下的差距便會因外貿而大為縮小，是可以肯定的。

問題是，因外貿而減少工資差距的含義，是勞力廉價的地區工資上升，勞力昂貴的地區工資下降。雖然這兩國的國民，一般而言，可從外貿互相得益，但單從勞力的角度看，沒有其它資產的「昂貴」勞工，就可能因為自由外貿而受到損害——理由是，由於外貿而促成的產品價格下降的利益，不一定足以彌補他們工資下降的損失。森穆遜是極力贊成自由外貿的，但對著這個工資下降的問題，他不能不說：「保護主義確是有小小的一『粒』真理的！」


保護主義抬頭

很不幸，近一兩年來，這一粒小小的「真理」種籽，竟能開花結果——美國的保護主義抬頭，而最近共和黨的國會議席的下降，對反對保護主義的一點幫助也沒有。美國近來保護主義的興起有兩個原因。其一，日本的大地主在日本的政壇勢力很大；為了要抬高地價，他們反對美國農產品進口。其二，中國逐漸開放，美國的勞力工會生怕受到衝擊——對著中國汪洋大海般的廉價勞力資源就望而生畏了；還有，跟日本的大地主一樣，中國的執政者是反對外國貨自由進口的。

今年八月間，我在美國跟列根總統幕下的一些經濟謀士談及保護主義的發展。他們都是一致反對保護主義的，然而日本及中國的反對美國貨進口的措施，使他們面臨困境。這是說，雖然在日本及中國的同樣「保護」情況下，上述的那些謀士仍然是贊成美國對「進口」盡量開放的，但支持他們的壓力團體是越來越少了。支持勞工及反對與進口貨競爭的壓力團體紛紛湧現，而出口的生產者，因為出口遇到外地的諸多留難而提不起勁參加政治活動。

那些以為增加進口關稅可改善本國對外貿易的價格的觀念，忽略了外國也可以牙還牙，以致互相受害。至於那反對進口而「保護」自己的觀念，卻忽略了外國也可以同樣以牙還牙。


中國大可獨自開放

但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避免「以牙還牙」的發展是不重要的。當然，假若中國能開放外貿，大量開放進口，她會有一點政治本錢，可以向美國討價還價，要求美國寬容中國貨的進口。但這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中國要大量開放外貿，就算是單方面的開放也是上算的。理由很簡單。中國的勞力工資與外國的相差太遠！就算美國真的大事推行保護主義，中國的單方面開放在成效上也大有可觀了，更何況需要購買中國貨物的其它地區——如香港——是不會「保護」什麼的。

雖然森穆遜等人的假設不夠現實，而外國的保護主義對中國也是有害無利，可是，「生產要素價格相等定律」只要對一小半，中國就算單方面開放外貿也發達可期！在目前的情況下，以自由的外貿促使中國的工資追近美國，當然不可能。但追近一小段卻也大有收穫了。所以無論怎樣說，放膽盡量開放外貿，是中國的勞力升值的最佳快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