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資本》雜誌創刊，香樹輝請我寫稿。我見十月股市暴跌，香港政府及證券、期指人事搞得一塌糊塗，就寫了《可怕的資本主義》一文，抨擊這些「權威」對股市的處理手法。在該文內我指出「資本主義」與「私有產權」是兩回事。我跟著談到「私」字的困擾：
「英語的『private』有令人尊敬的含意，但中譯的『私』字卻有負面的意思：自私自利、挾帶私逃、私相授受，等等，總是一些被社會認為是見不得光的行為。至於『private』與『私』這兩個絕對同義的字，為什麼在文化背景不同者的使用中有那樣正、負之分，我希望一些語言學者能給我一個答案。」
岑逸飛讀到這篇文章，於八八年一月一日在《信報》以《都是翻譯惹來的禍》作了反應，指出在中國的傳統上，「私」字確是見不得光。我一向佩服岑兄的國學根基。見到他文章雖好，但似乎意猶未盡，就請他再展所長，讓我一開眼界。他欣然承諾，於三月十日在《經濟日報》發表了《反「私」的傳統》，旁徵博引。我讀之再三，不禁拜服。在該文結論中，有一段很精彩：
「由此可見，『破私立公』作為國策的荒謬，『私』破不了，反以『公』為幌子，弄至一塌糊塗，烏煙瘴氣，拖住了經濟發展的後腿。但因為中國有了一個反『私』的傳統，言公不言私，人人鼓掌；『私』字當頭，似乎人人得而罵之；不識時務者若還提什麼『私有產權制度』，恐怕先要大打一場文化之戰。」
此戰非打不可
既然我不識時務於先，這場「文化之戰」，總應讓我金鼓先鳴。四方君子若要上陣，倒也大有意思吧。
岑逸飛可沒有解釋，為什麼在中國的傳統裡，「私」可畏、「公」可取；而歐西傳統卻少見這現象呢？說是翻譯錯了，不成理由。第一，「private」不是「私」是什麼？我不能想出任何其它中文字，有更貼切的譯意。在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中，為了避免用「私」字，就採用了「個體」、「承包」、「包干」等字眼來代替，把語言弄得高深莫測，大失文采。還好在最近修訂的憲法中，「私營」這一詞是出現了。真是大有進步，可喜可賀。
更重要的是第二點。中國的傳統避「私」惡「私」，但只是避字而不是避行為的。隨意翻閱吳兆莘的《中國稅制史》、陳登原的《中國田賦史》、陳顧遠的《中國婚姻史》等書，可以見到自私的行為頁頁皆是！就是在中國大陸當年極端的共產政制中，在高舉「愛國愛民」的旗幟下，什麼三反五反，階級鬥爭，不是自私的行為是什麼？毛澤東自己的生平史實，更不用提了。
是的，中國的傳統是行私不言私；可以被稱讚的自私效果就說是「無私」，不可接受的就以「私」而加之罪。說得清楚一點，中國的文化傳統是掛羊頭、賣狗肉。這是一個偽君子的國度了！我不是說歐西沒有偽君子，也不是說那裡凡「私」皆善。但「私」字在歐西的文化傳統上遠為容易接受，羊頭與狗肉分得遠為清楚，卻是無可置疑的。為什麼這兩個各有其光采、智慧的文化傳統，行「私」是那麼一致，但言「私」卻有那麼大的分歧呢？
我不想在這裡長篇大論地追溯歐西文化——尤其在宗教那方面——的歷史。簡單地說，我是不同意韋伯（MaxWeber）的理論，認為基督教（較為容許自私）的成長鼓勵了私有產權（他所說的資本主義）的誕生。我的觀點剛剛相反。私有產權在歐洲逐漸一般化後，宗教才變而就之。到了一七七六年，史密斯出版《原富》，高舉自私對社會的貢獻，識者莫不叫絕！馬克思從來不明白史氏的基本理論；他的反「私」擁「共」，在有反「私」傳統的中國，被自私自利的執政者利用起來，就威不可擋了。這是一個漫長的惡夢；但願此夢不再！
問題仍在：為什麼「私」字的反與不反，有中、西之分？
法治是決定因素
法治始於羅馬帝國。施行法治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起碼人與人之間沒有明確的等級特權。那所謂「人人平等」，不是指產權平等，而是指所有有價值的資產以外的「人權」平等。這一點，我在其它幾篇文章解釋過了；而在不久前發表的《斯言快哉》內，我曾指出人權平等是「民主」的基本定義。
近幾年來，我自己研究共產制度時，發現了一個新觀點（可以說，這是我在學術上比較重要的收穫），那就是真的要做到法前人人平等，人權以外的資產權利是需要界定為私有的。理由是，若資產非私有，競爭使用的人沒有約束的話，那麼資產的淨值就會在競爭下消散，浪費是太大了。所以若要節省，要生存，就要將「公有」資產變得有淨值；把不平等的特權分配是一個辦法（見《中國的前途》內的《從李子樹看中國的產權轉變》）。這正如在我的「共產」家裡，我的孩子和我的「人權」是不平等的。但人權不平等就只可以有紀律，沒有法律，正如我家裡無法無天，但紀律與家訓卻是有的。
換言之，法治需要私產，但私產有程度之分，所以法治就有公正與腐敗之別。歐西的歷史有力地支持這觀點。羅馬帝國以私產及法治為政，國富兵強，所向無敵。後來中世紀的英國私產興起，有了普通法，頓呈異彩，與歐洲大陸法各擅勝場，在這裡難以細述。
法治要有私產，但私產制度的運作卻可以不用法治。中國私產的興起比歐洲來得早。其它證據不談，單以岑逸飛所引的名句可以證之：「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經，公元前一○六六到公元前五四一年）的「私」，是指私田。中國在唐、宋期間的富庶，可不是僥倖的。但中國歷來都沒有法治。有「產」，無論是「私」或「公」，就必有競爭，而競爭總會引起一些糾紛的。在中國的傳統上，非私產糾紛的解決辦法是人治，而私產糾紛的治方，是以風俗、習慣為主，也就是以仁義、道德來作為分辨是非的方法了。
這不是說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多種法、多種例（見楊鴻烈的《中國法律思想史》），但我指的法是司法（jurisdiction），有清楚的法理（jurisprudence）及訴訟程序（jurisdical process），這些是中國傳統所沒有的。
以上解釋了為什麼中國對「道德」觀念的重視，遠超歐美。孔孟之被高舉，尊重，不是無因。在西方，聖賢之道差不多可有可無；就是耶穌也要被釘在十字架上。在中國，「共產」盛極一時之際，私產盡廢，人治抬頭——也就是等級特權專政了。要維護這特權專政，孔孟之說，聖賢之道，就要退位讓「權」。文革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
「共產」既要反「私」，也要反「道德」。私產制度若以「道德」而治，當然要高舉道德，但「私」卻要反的。這是因為若不反「私」，以道德治國的交易費用是太大了。且讓我解釋。
在私產制度下，以道德、風俗解決糾紛，和以法治的辦法行事，是各有長短的。法治的直接費用很龐大：單看香港及美國的法官、律師之多就知道了；他們的總收入顯然比古代的包公等人大得多。但法治有兩個重要的長處。第一，它比道德、風俗來得明確；武斷的機會較少，而敗訴者可以上訴。其效果是，在法治下，人民對自己的權利比較清楚，生產投資的決策就比較容易了。法治的第二個長處，是法律可以更改，比較有彈性。在彈性這一點上說，普通法是優於大陸法的。其中道理，這裡不便細述。值得順便一提的是，普通法的律師與法庭費用比大陸法的龐大：所以中國大陸若要推行法治，在初期應著重於後者。
以道德、風俗治國（中國的傳統），沒有法律、法庭，也沒有陪審員，主要的優點是直接的費用較少。但這種治方是很難弄得清楚明確的。在私產制度下，自私對社會有好處也有害處（見《賣桔者言》內關於「自私」的文章）。由於自私而引起的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沒有明確的法律判斷，其所導致的社會費用（交易費用）就龐大了。道德的判斷不夠明確，有所不逮，所以雖然直接的管治費用較低，但間接的社會（交易）費用卻大大的提高了。要補救這一點，反「私」的教育就大有用場。我們今天在法治之區也教我們的孩子要誠實，要言而有信，不要偷、搶，不要唯利是圖，無非是希望他們將來能過安定的生活。安定者，是因為社會大眾認為教養得好的孩子少惹「麻煩」——那就是減少交易費用了。以道德之方治國，這類反「私」教育，怎會不更加厲害地大事推行呢？
結論
在一個私產權利界定得一清二楚，法治毫無費用的情況下，任何人都知道法律的約束，知道凡是犯了法都一定有懲罰，自私對社會只有利，沒有害。「私」不僅不會被反，而且會被高舉了。但真實的世界並非如此：法治費用（交易費用的一種）存在，所以談談仁義道德，不無好處。這是以教育來減少對社會有害的自私。另一方面，假若沒有法治，純以仁義道德作判斷，反「私」就必定要大行其道來加以協助。如此一來，掛羊頭、賣狗肉的文化傳統就形成了。
話說回來，我們不能以此而反對這傳統。正如上文所說，法律判斷與道德判斷各有長短。但後者有另一個明顯的弱點：它更改不易，因此難以適應世事的轉變。這一點，我認為是清末以來，剛剛與歐美相反，中國一蹶不振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人口的增加使資源日趨缺乏，科技、交通、通訊的突飛猛進，使專業生產及貿易發達，道德又怎可以墨守成規？法律可以因勢而訂，備適於事；而在貿易昌盛，公司組織愈形複雜的社會中，古老的反「私」道德觀念，與時代是脫了節的。
中國大陸應該推行法治。這一點，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反對——起碼口頭上不會反對。既是如此，「私」不反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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