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由《中國時報》在台北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上，我「宣讀」了這篇文章。在台灣，這題材熱門之極，而「大循環」這三字對那裡的人也大有新意；但因為從來沒有人在這方面毫無拘束地一抒己見，這文章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響。在私下傾談中，新交的朋友都表示贊同我的觀點，但公開的評論卻有所保留，提出質疑。
我可以將那些「保留」的言論歸納為兩部分。第一，雖然我在文章裡再三指明，自己因對政治一無所知而必須撇開政治的問題，但評論的人還是從政治出發而談。第二，評論者對中國大陸實在認識得很不足夠。這也難怪，大陸近年的發展有如快馬加鞭，就是我們在香港的人也不容易跟上。
我想，「反共」與「恐共」是兩回事。香港人「反共」，但台灣人卻有「恐共症」。前者對大陸的情況知得多，見得慣，何況在大陸比鄰，要怕也怕不了。台灣人呢？他們因不知而恐，也受了多年的「恐共」教育。「反對」還可以做朋友，還可以貿易成交，「恐懼」就遠為困難了。
很顯然，要推廣兩岸大循環，台灣人對大陸的開放應加深認識；而面對著一聽到「共產」就腳軟的台灣人，北京當局應少談「四個堅持」為妙。既然「共產」已去如黃鶴，沒有建設性的口號是會增加無謂的代價的。
無論怎樣說，我認為兩岸大循環的一個重要阻力，是香港政府。台灣人來港不易——費時失事的申請，對速戰速決的生意經是一個大障礙。我認為兩岸大循環，對香港甚為有利，也認為若讓台灣人自由來港，北京會從心底裡笑出來。香港政府還有什麼顧忌的？
台灣之行，我和其它學者都得到各方熱情的款待。這款待並無半點統戰的意向，而在研討中，官員言論的開放是令人欣賞的。
創造術語是一種藝術。在共產政制下的中國，這門藝術的發展令人歎為觀止。近八、九年來，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大有瞄頭。姑勿論「社會主義」是何物，昔日的大鍋飯與鐵飯碗，幾不可復見矣！在這令人欣賞的改革中，術語的創造也由虛轉實，從空中樓閣轉到比較實事求是那方面去。我希望將來有些學者，能對大陸各個時期流行的術語，作一些有系統的研究，從術語轉變的角度來衡量那裡的制度轉變，應該是很有意思的吧。
不久前，趙紫陽提出了「國際大循環」。這術語妙不可言，也大有道理。趙氏的意思似乎是說，透過外貿及外資的引進，中國大陸以廉價勞動力換取外間的高科技產品及知識。這建議是合乎經濟原則的。從經濟學角度看，以推廣外貿及引進外資的辦法來代替生產資料的交流，按成本的高低而增加專業生產，可以互相得益。當然，目前大陸還有外匯管制、進出口管制，還有令外資頭痛的「優待」法例。這些與「國際大循環」是有衝突的。話雖如此，萬事起頭難，我們不能不同意趙紫陽的「大循環」是一個好的開端。
政治騙人久矣
百多年來，中華民族陷於一個莫名其妙的大悲劇中。一個被舉世認為是天資優越、刻苦耐勞的民族，竟然糊里糊塗地被什麼民族大義、光宗耀祖、炎黃子孫、統一大業等等的政治口號與概念誤導了漫長歲月。說誤導嗎？或者我們應該說是被政客利用了。政治代價之巨，莫過於斯！我常在想，假若中國從來不搞政治，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這地位一向是以經濟、文化及知識而定的——又會怎樣了。
嚴格地說，搞「國際大循環」是不應該受制於政治的。近幾個月來，台灣有好些人的確興起了「大陸熱」。台灣人應否跟大陸貿易，應否到大陸投資——這也是說，台灣應否與大陸搞「兩岸大循環」——是一個熱門的話題。我坐在香港大學的辦公室內，過不了幾天就總接到電話（多半是長途電話）提出這個問題。答案很簡單：假若兩岸都視政治如無物，兩岸的人民會怎樣選擇呢？民以食為天。天下間沒有見利而不圖的人。「兩岸大循環」是互相圖利的好機會，他們怎會不蜂擁地循而環之？
我對政治一無所知，也沒有興趣，所以在這裡分析兩岸的經濟「循環」問題時，我不能不假設政治的因素可以置之度外。當然，假設歸假設，實際上沒有誰可以低估政治的影響的。
兩岸大循環的利與害
以任何言之成理的經濟理論來衡量，兩岸大循環可使兩岸的整體得益。某些行業可能受損——最近台灣的雞農因美國的火雞進口而受損是個例子。但受損的「害」，會遠少於得益的「利」。任何兩個地方搞貿易都可互相得益，但我可以指出，台灣與大陸貿易是有特別的優勝條件的。第一，兩岸有共通的語言，這會使交易費用降低了。第二，兩岸的文化背景大有類似之處，因而在口味上不謀而合。例如，鄧麗君的歌，瓊瑤的小說，在大陸風行（雖然大陸沒有付版稅）；壽山的石章與當歸之類的中藥，在台灣也極為渴市。第三，台灣的比較高科技的產品，在大陸極為適用；而大陸的廉價勞力產品——例如手工藝品，台灣人也有奇好。
口味雷同，成本各異！這是最理想的「大循環」拍檔（合夥）了。我不明白為什麼在對外貿易的理論中，「口味雷同」的重要從來沒有被提及。從互相圖利的角度看，我們不容易找到有哪兩個地方（除了大陸與香港）是更佳的「循環」拍檔。
我們不能否認，兩岸有一些行業，是會因為搞自由的「大循環」而受損的。但與兩岸的整體利益相比，這些個別的虧損微不足道。台灣的人可能認為，大陸的廉價工資，比台灣的低了十倍八倍，因此，搞「大循環」會使台灣的工人受損。在食古不化的經濟理論上，這觀點是對的。但事實卻證明是錯了。
我的主要證據，是香港最近幾年來，踴躍地與大陸搞「循環」，熱鬧之極。但奇怪的是，香港目前大有工人短缺、工資急升的現象。工資不降反升，這是一個有趣而需要解釋的現象吧？
這個怪現象與移民無關，在香港，外來的人很多，以致房屋的需求增加了。我認為香港的工資上升，有三個原因。第一，中國大陸百廢待舉，需要人才；香港的人才，尤其是建築業及管理的人才，就「內流」了。第二，大陸搞開放，要與外間世界溝通，「大鄉里出城」是不行的，所以在協助大陸對外接觸的情況下，香港就增加了就業機會。是的，皮包公司的頻頻出現姑且不談，香港現在的稍有規模的公司，大都有一個部門是為中國大陸的開放而設的。第三，由於大陸的開放與需求，香港各式各樣的行業也跟著增加了。什麼惠州旅遊，野味（包括老虎肉）晚宴，國語速成，法律顧問，水貨市場，換貨專家，等等，都是我們在大陸開放前沒有聽說過的。
要是台灣也搞一下「兩岸大循環」，香港就難以唯我獨尊，會遇到一個厲害的競爭對手。但下文將會解釋，台灣參加「大循環」，香港也有利可圖：圖漁翁之利。
兩岸大循環有天時之便
兩年多前，在香港的一間美國石油公司的講話中，我分析過到中國大陸投資的各種弊端，指出很多外資的決策實在是過於盲目的樂觀了。後來我以「十」作為一個整數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外資在大陸所遇到的十大困難，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在廣州的一個頗為龐大的聚會宣讀。這篇文章後來在世界各地被全部或局部地轉載了，引起頗大的反響。
兩個多月前，我在香港的另一間美國石油公司作了差不多是同一題材的講話。在這講話中，我指出在大陸投資還有很多問題，但假若我們一定要選擇一個到大陸投資的最佳歷史時間，那麼，現在應該是時候了。這句話使舉座嘩然。
大家明白，凡是投資皆有風險，而到大陸投資風險更大。大家知道，八十年代初期，搶先跑進大陸的外資焦頭爛額；不過，假若等到大陸一帆風順才去投資，才去找門路，那麼上佳的機會恐怕已是人山人海，競爭激烈，變得廣東人所謂「執輸行頭」矣！是的，到大陸投資或與大陸貿易，過早不成，太遲不智。機會最好的時刻可不是大陸把經濟搞得頭頭是道的時刻。最理想的，是這樣的時刻：困難仍是重重，但有解決的辦法，或在不久的將來有解決的希望，因此搶先佔位的人可以先吃一點小虧，然後等待一個大有可能收復失地的機會。
當然，所有的經濟或投資學說都不會是這樣分析的。不難理解；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像中國大陸那樣從政治掛帥轉到經濟掛帥的情況。但經濟學上的「邊際利害相等」定律是同樣適用的。私營機構與大陸成交，到了某一個時期「額外」的困難會帶來「額外」的利益，而這二者在邊際上相等，就是最佳的時刻了。「額外」的困難仍在，但經營有方的外商就可得「額外」的利益。再過一些時日，前者會比後者下降得快，於是就有利可圖了。
我認為目前是好時機，有兩個重要的證據。第一，「額外」的利益顯然可以見到了；第二，能夠賺錢的外商，其數字近兩年來確是大有增加。試舉一些例子吧。在福建，三年前在那裡能獲可觀利潤的外資機構只有一家，現在已有七、八家了。在珠江三角洲一帶，尤其是東莞，設廠搞「來料加工」的港商兩年前已有可為，現在更加發展蓬勃。在深圳，兩年前因北京收回外貿的權力而弄得奄奄一息，但最近九個月來，那裡充滿生機，營業額直線上升。浙江的溫州，那裡的自由市場有真真正正的自由；不久前故步自封的上海已有轉機；其它地區也有同樣的改進。
不要誤會，以為我是說到大陸貿易或投資，賺錢很容易。事實上，困難還不少。而在短在線賺錢，大陸還是不及香港、台灣等地區。但可以在大陸賺錢的機會已經存在，並且再也不一定要靠人事關係了。基本的原因，是那些維護特權利益的多種管制，在市場經濟的壓力下，開始動搖，以致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管制在不久的將來會潰不成軍。例如，外匯管制仍然存在，但撇開那成行成市的黑市外匯買賣不談，地方政府的外匯調劑中心，又哪管它官價匯率？又例如，進出口管制仍然存在，但為了適者生存，地方政府就想出了不少令人歎為觀止的避重就輕的解決辦法。北京「管」性再大，也總不會前事不忘，盲目地去扼殺這些大有瞄頭的改進吧。三年多前我就說過，中國大陸是不會走回頭路的。現在我沒有理由要改變這個觀點。
保護主義的困擾
撇開政治不談，我認為搞兩岸大循環的主要困擾，是那所謂「保護主義」。兩岸都有「保護」的傾向，但奇怪得很，我擔心的是台灣那一方。
多年以來，大陸的保護主義走極端；竹幕比鐵幕還要堅固。但在當時，大陸一窮二白，民不聊生，能因「保護」而獲利的雖然大有人在，但為數著實不多。在比例上那麼小的外貿成交（外資根本是零），因「保護」而得益的人怎會多呢？對大陸人民大眾來說，「保護」主義對他們毫無益處。假若近九年來大陸的開放是緩慢的，逐步「保護」，那麼新的特權分子會乘勢而起，數之不盡，「保護主義」也就會鞏固起來。但大陸的開放步伐實在快，朝令夕改的法例使爭取保護特權的人無所適從。我常說，緩慢的開放會使大陸走上印度之路。雖然有幾段時期——尤其在一九八五年間——這傾向頗為明顯，但在目前來說，「保護主義」在大陸生不了根，開放並沒有緩慢下來。
台灣的情況卻大有不同了。在那裡，保護主義不僅有根深蒂固的傳統，且在經濟起飛的年代中，因保護而受益的利益團體有的是。要解除這些團體的權利，就不容易了。這是說，半開放、半保護的政策當然比不開放、全保護的政策對經濟的發展有利，但二者施行久了，若轉向搞大開放、大循環，半保護的要比全保護的來得困難。
不久前台灣所發生的火雞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火雞小事，但竟然弄得滿颱風雨。火雞如此，其它的會怎樣了？我可以說，在美國，在香港，像火雞進口那樣的事，連小新聞也不會見到的。
香港的漁翁角色
古諺云：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從經濟學的觀點看，鷸蚌相交，漁翁所得的利更大。理由很簡單，從他人相爭的困境中賺錢，遠不及為互相圖利的他人服務而從中賺錢來得容易。
有人曾經在美國作過估計，每九人之中就有一個是貿易的「中間人」，而間接為貿易而服務的——如銀行、顧問、法律專家等——為數更多。中國大陸的人口與香港的比例是二百對一；就算前者身無長物，只要他們搞開放，香港就總有大利可圖。近幾年來，香港的移民潮不能低估，但物業卻因外商及大陸經商人士的參與經營，價格上升了。要是大陸與台灣真的搞兩岸大循環，香港的漁翁角色就更令人羨慕了。
最近幾個月來，香港有一個熱門話題。那就是台灣與大陸會不會直接貿易，而又假若會的話，香港的損失有多大呢？香港人的論點是：台灣跟中國間接地貿易，香港有利可圖是肯定的，但假若兩岸可以直接成交，作為漁翁的香港就無利可圖了。這是淺見。
我的觀點是，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的，兩岸搞大循環，香港的漁翁之利是收定了的。事實上，那所謂「直接」的定義並不簡單。我不能想像，台灣與大陸貿易，可以像美國跟墨西哥貿易那樣，將香港置於事外的。那是說，就算兩岸完全沒有政治的阻隔，完全不經香港的「直接」貿易是不化算的。試想，兩岸做生意的人要坐下來談談他們會選擇哪一個地方？珠江三角洲與台灣搞進出口，他們會選用哪一個港口呢？台商若把那些在大陸「來料加工」的產品運往外地，哪一個地方是最佳的轉口站？其它兩岸大循環所需的服務，如通訊、銀行、法律等，就是再「直接」，香港也總可以作出一些貢獻的吧。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假若兩岸「直接」貿易，每一元的成交，香港所得的中間利潤，會比「間接」的、非經香港不可的為少。然而，「直接」的成交量一定會比「間接」的大。此消彼長，香港所得的總利益，是升還是降，就不容易肯定了。但我認為，在兩岸之間，香港實在是一個難得的「有利陣地」。是的，就算不搞兩岸大循環，台灣只要對世界開放，其所需的香港金融人才就數以千計。這是近兩年來的經驗。搞直接的兩岸大循環，兩岸對香港的服務需求應該是有增無減的。
不管「直接」還是「間接」，香港都有利可圖。可惜的是，香港政府似乎遠遠低估了台灣與大陸成交對香港的重要。在目前，台灣人到香港來，搞簽證需時頗久，還需要什麼人事擔保。香港政府若是唯利是從，就應該立刻對持有台灣護照的人與持有美國護照者，作同一待遇。雖然英國與台灣沒有正式邦交，但在護照上蓋印這樣簡單的事，難道要斤斤計較什麼正式邦交？要知道，美國與台灣也早已沒有正規的「邦交」了，可是美國人到台灣去，要比美國人到香港來還要自由！利之所在，印章照蓋可也。
結論
到中國大陸投資，與大陸貿易、搞「大循環」，風險是不能低估的。若說風險會高得焦頭爛額——這是八○年代初期的事——那是言之過甚了。今天，較高的風險似乎可以帶來較高的利潤。我不一定對，但在瞻前顧後之下，我還是認為現在下注是好時機。下注的人不應急功近利，因為短線的利往往似是而非。我也認為時機雖好，下大注還應該再耐心地等一段日子。但較少量的下注——無論是在大陸投資還是與之貿易——或者將資金分開來在幾項生意上投石問路，是可以試行的。
我避而不談的政治因素當然不可忽略。但在某程度上，政治的障礙是可以避免的。台灣人到香港來開公司、做生意，讓香港人從中賺一點錢，是一個辦法。在台灣搞一些與大陸溝通的商會，由這些非官營的組織與大陸洽商，也是可行。在香港有數十年歷史的「中華總商會」就是一個成功例子。至於在大陸，還有以「愛國」為生意大前提的傳統，對台灣的政治會可能有影響的。但台灣不妨學香港政府當年那樣，不許「愛國」的商人參政。
另一方面，有錢可賺，國家就自然可愛了。我對「統一」沒有意見，但誰也看得到，以政治搞「統一」，談何容易？還是試試經濟途徑吧。以「兩岸大循環」而互相圖利，大家會覺得對方可愛。就算統一遙遙無期，有錢可賺總是開心的吧！
二○○三年後記
此文是十五年前的觀點。今天台灣人到大陸投資、定居的甚眾，而若中、台兩地搞三通，香港可能沒有漁人之利。後者是因為香港的價格與工資太高，而大陸廉價青年的知識一日千里，早非吳下阿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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