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民現象

從吸引廣大民眾那方面看，學術界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像佛利民（Milton Friedman）那樣的人。昔日的愛因斯坦，是個傳奇人物，也很受一般民眾歡迎。但他的理論深不可測，而演講的口才、技巧也沒有過人之處，其吸引力就打了折扣。英國的經濟學者凱恩斯，在生時天資聰穎，才華洋溢而口才鋒利，是個大熱門的人物。但夏理·莊遜一九六八年告訴我，凱恩斯在生時的廣泛吸引力，不及佛利民。近二十年來，佛利民的聲譽更隆，如日中天。

這是一個佛利民現象，是應該解釋的。佛氏今年七十六歲，準備在九月到中國大陸及香港來，所以我想先在這裡介紹一下。

是的，佛利民的經濟觀點頗具爭議性，但這不可能是他成為一個現象的原因。任何創見都有爭議，而創見層出不窮的學者又何止佛利民。他那近乎神話的知名度從何而來呢？為什麼願意付高價去聽他一席話的人那麼多？就是大名鼎鼎的政客也沒有佛利民的吸引力，而佛氏畢竟是一個忠於學術的學者。


現象絕不尋常

「佛利民現象」很不尋常。我認識了他二十一年，從來沒見過他譁眾取寵。他辯論時從來不生氣，笑口常開。在書寫文字上，他算不上是天才（史德拉以前曾告訴我，佛利民曾痛下苦功才寫出後來暢順的文章）。對傳媒，佛氏大都避開。好朋友要求用他的名字來作一些有意義的宣傳，他照例推卻。在這方面我成功過一次。那是一九七九年，我要找一些知名度高的經濟學者聯名給《信報》一封電報，恭賀該報的週年報慶，佛利民竟然答應了。

要求名的，求之不得；對聲名厭惡的，卻沒有辦法阻止名氣的直線上升！

三年前，一位北京大學的學生給我一封長信，信內提到他每天不斷自修英語，為的就是要閱讀佛利民的文章。其後我在大陸與新交的朋友傾談中，發覺他們十之六、七都聽過佛利民這個人。二十年前，佛利民在美國的宴會午餐上簡短地講一些話，酬金五千美元，而願意出價的機構數之不盡。

佛利民不重視金錢的收入，但卻尊重以市價這個準則來獲取他的時間。我說他不重視金錢收入，是有證據的：他花時間去閱讀別人的文章或坐聽他人的演講，遠超於我。時間的市值是那麼高而還那樣做，難以解釋，但卻解釋了為什麼他推卻了那麼多能賺錢的機會。例如，像我那樣無足輕重的學者，每次到哪一個地方演講，若佛利民身在當地，他必定是座上客，從不遲到，也不早退。

不要以為我有什麼特別之處。今年九月佛利民打算到上海去，請我安排行程。我計劃在九月十四日帶他到蘇州、無錫一帶觀光。他回信說，那一天香港的祈連活在上海演講，可否將行程改遲一天。他明知遲一天就要趕路，舟車勞頓，但為了要聽祈連活，他就連蘇州也押後了。他早已退休，再不打算發表什麼偉論創見，但為了要爭取知識，遊覽之樂就不顧了。這一點能耐，我們怎能不佩服呢？

也不要以為祈連活有什麼特別之處。香港的楊懷康寄給佛利民一篇自己也認為是平平無奇的文章，佛利民讀後就親自回信。在一九八○年到中國時，哪一位幹部款待過他，他就做下筆記，八年後的今天他還記得清楚。他是不喜歡應酬、宴會的，但一到了宴會上，他就談笑風生，有問必答，令人傾倒。是的，佛利民好奇，對知識的追求數十年如一日，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

今年九月到中國後，佛氏將來港一星期。聽到這個消息，香港的仰慕者就爭著要招待了。中文大學二十五週年校慶，請他演講，他欣然承諾；而中大將這難得的機會慎重安排，禮待賢能，大有古人之風。

我們香港大學這邊，沒有什麼校慶借口，也沒有像中大邵逸夫堂那樣可以容納千多聽眾的大堂。於是我和祈連活與王於漸（他們在不久前開辦了一個很有意義的經濟研究中心，希望佛利民捧捧場）徵求了佛氏的同意後，就租用香港演藝學院的一個設備一流的大堂，在九月二十四日讓他作一次收費的演講。佛利民的著名格言是「天下間沒有免費的午餐」，而以收費決定誰可進場，是自由市場的基本原則。我於是作此決定：除了佛利民太太外，任何聽眾（當然連我在內）都要買票。佛氏也同意把票房的收入全部捐作鼓勵經濟研究的基金，由港大的經濟系及王於漸的經濟研究中心管核。

不敢低估佛利民的吸引力，我定的票價是港幣二百至一千元。這應是亞洲一帶的紀錄了。佛氏果然名不虛傳。廣告尚未註銷，門票就賣了四百多張。捐助二萬元或以上的可以作為「贊助者」，目前已有十多個機構「贊助」了。識英雄、重英雄——香港商人的確有一手！


三個不同的觀感

既然是一個現象，佛利民當然令人有一點神秘感，一點高深莫測。但從三個不同的角度看佛利民，其觀感也就不同。

第一個角度，是從他的同事及親近的學生那方面看的。這些人知道佛利民精通數學、統計學、歷史及經濟原理。就所有與經濟學有關的學問而言，他都是「大師級」。歷史上只出過三個這樣的人：費沙、凱恩斯、佛利民。這第一角度也可見，佛氏的思想快如閃電，論事客觀，口才好得出奇，於是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是的，佛利民的思想快得離譜，也清楚之極！就算辯論時他錯了，但因為推理層次分明，行雷閃電之間，臉帶笑容，毫不霸道，跟他辯論的人追不上，以為自己是一敗塗地，要過了幾天才知道論點還大可商榷。一些人不習慣見到佛氏在笑談中，輕描淡寫地予取予攜的本領，一開口就被迫下馬，不免懷恨在心。

我曾經和一些與佛利民相熟的朋友談論他辯論的本領，大家一致認為：如不親見不會相信。史德拉（本人也思想快得驚人，是佛利民多年的最佳搭檔）對其評價值得一提：佛氏的思想速度比常人快了幾十倍，清楚得無以復加；唯一的缺點是，因為太快，說服力就打了折扣。

第二個角度看佛利民，是從不認識他的經濟學者那方面看。這些人中有深入地閱讀過他的文章的，莫不衷心佩服。但因為沒有見過佛氏的辯才，他們是敬而不畏。

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七這九個年頭，佛利民的經濟學著作成績輝煌，見解精闢，就是不同意的人也拍案叫絕。是的，佛氏這時期的文章鋒芒畢露，只有帶著成見的人才不佩服。

我在一九六一年開始鑽研佛利民這些較為初期的作品，日夕不倦，被他的分析深深地吸引著。雖然我曾找出他的錯誤，也有不同意的地方，但總覺得非讀之再三不可。一九六二年，我在灰色（不合法）的市場上買到了一份他的學生粗製的價格理論筆記講義，便天天放在衣袋中，翻閱得紙張都破爛了。說實話，我現在用中文寫經濟分析的理論基礎，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從這些粗製的《佛利民講義》得來。

很不幸，有不少經濟學者（或學生）並不怎樣重視佛利民這個時期的作品。一九五八年之後，佛氏的文章轉向貨幣政策及抨擊政府。有關政策的文章都帶有價值觀，見仁見智，不同意的人就不一定佩服了。

看佛利民的第三個角度，是從行外的大眾看。佛氏是一個傳奇人物，在《新聞週刊》寫過好幾年專欄，出版過幾本通俗的書（其中一本——《自由選擇》——曾經是美國全年最暢銷的「非小說」的書），獲過諾貝爾獎，在電視上亮過相，而傳播媒介又喜歡將他大書特書。這一切，加上佛利民的「自由」觀點清楚鮮明，就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

他這個黑白分明的印象，欣賞的人固然多若天上星，但破口大罵的倒也不少。欣賞的人認為佛利民是自由的象徵，是維護個人利益的救世主；破口大罵的認為他反對社會福利，是一個空想主義者，沒有真正的學問本領。殊不知佛利民在學問上的千錘百煉，經濟學界的高人是沒有一個不拜服的。


不變節談何容易

在百忙中，知道佛利民要到中國大陸，要來香港，而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到這一帶的行程，我不能自已，要千方百計地使他有一個愉快的旅程。祈連活、王於漸等人也有同樣的感受。那是為什麼？為什麼我們要這樣隆重其事？有好幾個在學術上與佛利民不相伯仲的經濟學者也可能會到香港來，我們當然會盡地主之誼，但不會為他們東奔西跑的。

我不可以代表祈、王二人說他們心中的話，但我自己的感受卻很清楚。佛利民四十多年來言行一致，堅守自己從研究中所得的信念，半句假話也不說。當然，這些是學者應有的風範，而自己也盡可能這樣做，但做起來就不容易了。有了大名而還能堅守自己所信，在任何情況下不變節，不為利誘，不懼權勢，不賣帳，不討好，不妥協，凡事以邏輯為據，觀點鮮明，經濟學界是應以佛利民為代表的。其它不像經濟學家那樣涉及權勢的學者，守節便容易得多。佛利民成為一個現象，決不偶然。

比起來，我自己的知名度相差太遠，也覺得難以堅持一個學者應有的氣質。外人看來似乎簡單易為，但有多少個學者能真正做到？籍籍無名的也行之不易，更何況一個因為舉足輕重而擁有大量圖利機會的學者？但佛利民是若無其事地做到了！不同意他的價值觀的人，怎可以將他破口大罵？這些人真的是不知原則為何物了。


結論

半個世紀以來，在自由選擇對政府管制的可歌可泣的一場大戰中，佛利民不客氣地領軍打了一仗。雖然他認為自己毫無影響力，但於今塵埃漸定，佛氏勝得光采！美國列根總統門下的謀士受了他的影響，八年來堅定地推行自由經濟；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從來不否認她是一個佛利民的信徒；法國的總統拿著左旗向右走，蘇聯及東歐走資若渴，而中國大陸的私產化更是驚人。這一切，將來的歷史學者是不會忽略佛利民的影響的。

假若我們說二十世紀的前三分二是凱恩斯及馬克思的世界，那麼我們可以說這世紀的後三分一是屬於佛利民的！而在佛利民的世界中，人民的生活是大有改進了。

訊息傳播的發達，使應該成名的學者比較容易成名。我們因此難以將佛利民的知名度及吸引力與古人的相比。假若我們一定要這樣分高下，以武斷方法來衡量，那麼在歷史上可以考慮的就只有幾個人。在中國歷史上的學者、文學家中，可以拿出來較量的，我以為只有蘇東坡。近幾年來，為了作經濟調查研究，我到中國大陸跑了多次。蘇東坡真是可愛；他在九百年前所到之處，現在紀念他的那些遺跡，可能真中有假，但總是被當地居民津津樂道。

蘇東坡與佛利民相通之處，是言行一致，始終如一，左貶右貶後還是蘇東坡。令民眾有深刻印象的好形象，應該是一個屹立不變的形象。我想，這就是佛利民現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