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岸情懷》原序

不久前在香港跟幾位年輕的女記者閒談，東拉西扯地談到鄧小平、趙紫陽等風雲人物，她們問我認為自己將來在歷史上的地位會怎樣？我毫不思索地回答說：「將來的歷史肯定不會有我的名字，但對歷史的影響我可能比大名鼎鼎的中國執政者多一點！」這把她們嚇了一跳！我於是解釋說，歷史事件是由執政者創造，但歷史卻是由我這類人寫出來的。將來寫中國歷史的學者，或多或少會參考一些我現在寫的文章。

是的，一個沒有意向改造社會、沒有使命感的人，在這個有意義的年代，在香港這樣「特殊」的地方，以學術文字作一點歷史的見證，替將來的史學家提供一點資料，是輕而易舉的事。這些文章所用的資料不必詳盡，但作者所表達的要明確，對事實的判斷要中肯，分析要客觀，而又要不畏權勢，真情實感地落筆。

當然，不管怎樣說，我們的記載或觀點是有錯漏的。這些錯漏，將來的學者會明白，會加以修正。但我們的思想與文字不可以忽左忽右，更不可以將事實歪曲。前後一貫、知錯認錯的文字有說服力，後來的人是不會置之度外的。

我對「統一大業、光宗耀祖」的言論一笑置之。我認為歐洲在歷史上能有驕人的文化，是一個奇跡（無論是音樂、繪畫、雕刻、建築、小說，與科學上的發明，中國都不及）。這要歸功於歐洲多國的互相競爭。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鼎足而三，沒有什麼值得反對。但北京的執政者要談統一，是他們的權利。究竟將來這「統一大業」會搞成怎樣，我沒有水晶球，但在中國大陸大事進行經濟改革的情況下，其所引起這三個地方的微妙轉變，卻是很有趣味的事。

從經濟、文化或政治的角度看，大陸、香港及台灣都有很多不同之處。我曾經在美國生活了二十五年，算是三岸以外的中國人，回來香港看三岸比較典型的，其感受應該比較特別。人的自私本質不會變，但在不同制度的不同局限條件下，培養出來的品性頗有不同。從個人的口味來品評，三岸的中國人都有點難以描述的「奇怪」處，正如他們看我也應有同感。但與其將自己不喜愛的刻意批評，不如實話實說：我認為既然大家是好朋友，我就應該寫一些朋友之間要說的心中話。集子裡的文章在報章上發表時，這三岸讀者的反應，使我很感動。

《三岸情懷》所收的文章，除了兩三篇外，都不是長篇大論的經濟分析。在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捩點上，我曾因時因事寫過不少分析的文字，作點見證。可是，我覺得也應寫一些個人的價值觀，發一點牢騷，說一點喜愛，或者表達一下我對中國人的感受。這種文章不能向壞處想：自己討厭的人與事，下筆就難以輕鬆暢快了。而我也不敢單向好的那方面看。自己認為應該批的就批，應該讚的就贊，或傷感，或喜悅，我都隨著意之所至下筆。但文章內沒有怨恨，更沒有惡意：既然是朋友，恨、惡的文字我是寫不出來的。

一些朋友問我，自己認為平生最成功的是什麼？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我曾在很多方面下過功夫，大有不負此生之感，但自覺足以炫耀的「成功」，還是自己的兩個孩子。我對他們很少管教，即使他們在學校是哪一級我也不清楚。但畢竟他們是長大了，把我當朋友看待，有要事時找我商量，不同意的就據理力爭，閒時大家一起談談天，說說笑。雖然這些傾談的時間不多，但從他們的表達中，我知道他們求學的事我是不需要干預的。他們的童年是比我昔日快樂得多了。快樂而好奇，活潑而勤奮，知所適從，懂得先後，這些，我要教也教不出來。

我欣賞自己的孩子，也同樣欣賞大陸、香港及台灣的青年。香港的青年有幹勁，大陸的求知若渴，台灣的懂世事。從青年那方面看，三岸的情懷著實溫馨。我常在想，他們到了中年，會不會近墨者黑，變得言不由衷，阿諛奉承，市儈得怕人？我不能期望他們會有我屢遇明師的際遇，只希望他們的政府會為他們大開機會之門。不管怎樣說，他們這一代是比我們那一代棒得多了。

在中國經濟改革搞得如火如荼的時刻，一位我認識了二十多年的朋友——米爾頓·佛利民——要到中國大陸和香港一行。其實不是他的學生，但因為曾經熟讀他的著作，聽過他的課，做過他的同事，跟他辯論過很多次，知道他為人的風度，我對他是衷心佩服的。我是個沒有偶像的人，但二十年來，我治學的態度是以佛利民為典範。當然我知道他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吸引我的還是他那種思想奔放、言行一致的氣節。自史密斯以後，二百多年來，沒有一個維護私人利益與自由的學者，比佛利民更具廣泛的吸引力。他要到中國大陸去，我是不能僅僅作一個為之打氣的旁觀者。我親自陪他暢遊大陸，到北京走走，在興奮與疲勞的交替中，我得到的是另一種情懷。佛氏之行，我寫了好幾篇有感而發的文章，其中三篇被收在這本書內。

書內關於台灣的那部分，是因為蔣經國逝世的引發而寫起來的。我與蔣氏僅有一面之緣，知之甚淺。然而，蔣氏之死使我感慨良多，不能自已地作一點表達。這悼文被世界各地轉載了起碼七、八次，獲得讀者這樣的共鳴，是我意想不到的。其後台灣所發生的火雞事件、股票風波，以及對大陸經濟交流的問題，我也躬逢其「會」地加以評論。這些文章在台灣報章刊出時，搞得滿颱風雨，也是我意想不到的。

我不認為我是一個譁眾取寵，或是一個「語不驚人誓不休」的作者。但文章要有內容，要有趣味，要可讀——這些是老生常談了——而為人師表，總希望自己的文章能使讀者增加一點知識。至於為什麼這樣的文章會引起「波動」，我就不容易知道了。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今天「三岸」的敏感發展中，一個從「第四岸」回來的中國人的情懷，比較特別，讀者會覺得是過癮一點吧？

而我自己為了過過癮，就破例地寫書評、影評、攝影評，也老實不客氣地談論文章之道。「癮」是過了：一些朋友認為我「撈過界」，連影評也下筆，但影評也被台灣及美國轉載，他們就無話可說了。其實，我那篇《末代皇帝》的影評不是影評，而是藉「影」來評中國的不幸。至於評簡慶福的攝影及林行止的書，我倒認為自己是大有資格的。

令我遺憾的是，關於香港的那幾篇文章，我下筆時心境難平，寫來就不大輕鬆了。今天的香港與昔日的不同。曾幾何時——是一九八四年吧——我發表了《向港英致敬》，得到讀者的廣泛支持。要是我今天還這樣說，他們會怎樣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