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樣思想的

兒子到美國進了大學，讀完了一個學期，成績很好，我當然高興。他回港度假，父子相聚，倍加親熱了。他選修了一科心理學，我見他成績名列前茅，就好奇地問：「你從心理學學到些什麼？」他說：「我也不知道。」我想，他真的是下過一點功夫！通常一知半解的學子，對自己所知總會偉論滔滔，但多知一點的，往往一時間無從說起。

但過了一陣，兒子說：「爸，你思想時腦中是用文字還是畫面的？書本上說，天才思想時大都用畫面。」我這個傻兒子，一向認為父親是個天才，所以預期我的答案是「畫面」。他把我難倒了，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既然他問及，我就細想自己思想時究竟是用什麼的。想了好一陣，我回答說：「我什麼也不用，真的什麼也不用！」兒子聽得張大了嘴，跟著喃喃自語地說：「怎可以『無中生有』？」

我曾經寫過《思考的方法》（見《賣桔者言》），很受學生歡迎，但那是說方法，可不是說在思考時用什麼「媒介」。是的，我不知道在思想時自己是用什麼的。寫文章，我當然心裡在想文字，但在文字之前想內容，我既不用文字，也不用畫面。思想時內容是怎樣形成的，不得而知也。

談談下象棋吧。閉目下棋時，在腦海中我當然有一個棋局的畫面。但開眼對弈，面對棋盤，按棋路推理，腦海中就沒有什麼文字或畫面了。轉談數學吧。想「數」，腦海中當然有方程式。攝影呢，思考時當然想著一個畫面。就是最笨的蠢才也會那樣想，與天才有什麼關係呢？

可能我兒子所談的心理學課本所說的是指抽像的推理吧。抽像的思想，我想時真的是什麼媒介也沒有。想時像魂遊，如夢如幻，哪管它什麼文字或畫面？我腦海中若有文字，通常只是一個還未有答案的問題。有時覺得問題不夠清楚，我就盡力把它弄清楚再想。

有了問題，我找答案時的思想就沒有什麼媒介了。通常的過程是，模模糊糊地想著一個問題，想得久了，另一個問題在腦海中浮現，跟著再模糊了一陣，又得到另一個問題，如此在一陣一陣的模糊中，一層一層的問題演變，原本的問題答案就莫名其妙地跑了出來。有了這答案，我才再以邏輯推理來考證這答案是否對的。

一九六六年，我思考佃農理論時，腦海中的問題是：「既然傳統認為佃農制度大有浪費的地方，地主所收的租金下降，那麼地主為什麼要選取佃農制度？」模糊了幾天，我問：「假若傳統錯了，那麼前輩們忽略了什麼？」如此又模糊了一陣，答案就出來了：「佃農制是一種合約，其內容條件與其它合約一樣，可以千變萬化，是由交易者商議而定出來，傳統的佃農制分析是忽略了這合約的條件。」有了這答案，要在邏輯上斷定在競爭下佃農合約應有的條件，就易如反掌了。

一九六八年推翻了當時家喻戶曉的「界外效果」理論時，我問：「若有界外，什麼是界內呢？」一九六九年推翻了當時的公產理論時，我問：「每個人都爭取私利，無意損害他人，那麼為什麼公產的租值會下降至零？」一九七三年推翻了價格管制理論時，我問：「被管制的價格低於市價，那麼這二者的差額是誰擁有的？」一九八二年推翻所有的公司原理時，我問：「假若我請人替我提供某種服務，究竟我和他是同一家公司還是兩家的？」

以上及其它的例子，我問時當然腦海中是用文字——畫面怎可以問？但有了問題後的思想，我就不用文字或畫面了。很明顯，非用文字不可就用文字，但以攝影的例子來說，非用畫面不可就用畫面。其它的思想，什麼也可以不用。

心理學課本的作者顯然沒有想過這些問題。我想，人們在思想時究竟用文字還是畫面，不能一概而論；更不可以用上述二者（媒介）來分別誰是天才，誰是蠢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