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觀禮記

（一）

與香港相比，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是近於荒涼之地。在冬天，那裡整天陰陰沉沉的，難得一見陽光，遊客是不曾跑到那裡渡假的。然而，每年的十二月，那裡有頒發諾貝爾獎的盛會，一時間禮服煌然，衣香鬢影——而那裡禮服的租值也急升了。

我是因為高斯獲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被邀請到瑞典去觀禮的。早一年，諾獎基金會曾請我到那裡介紹高斯的貢獻。雖然差不多所有行內人都說高斯理應在十多年前得獎，但姍姍來遲，還是令我為他喜出望外。

再一次的瑞典之行，我是不能推卻的。起程的前三天，一位委員給我長途電話，說十二月九日那天，在一個諾獎得主雲集的晚宴中，希望我能講十五分鐘的話。我不能婉拒，但我意識到可能是怎樣的一回事，心情變得沉重起來了。幾天前，史德拉（一九八二年諾獎得主）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在學術界的盛會中，他一向都是講演的最佳人選。我想，是要我代替史德拉講話吧。我自知講話的本領與史德拉相去甚遠，但這問題還不大。困難是，在講話時我怎可以不想到史德拉，而一想到他我就難以舒暢地發言了。

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剛到芝加哥大學不久，在一個酒會中我遇到史德拉。我向他提出某一問題來，他哈哈大笑，說：「你一定是史提芬，是艾智仁的學生；只有艾老頭子教出來的人才會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他跟著帶我去介紹給會上的長輩們，在我耳邊輕聲說：「這些都是大名家，但你不用怕，因為他們像我一樣，都知道你是誰。」其後在芝大兩年中史氏給我不少鼓勵。

我和太太於十二月八日傍晚抵達斯德哥爾摩，由於長程飛行後實在疲倦，不能應酬了。九日清晨起來，吃過早餐後，就匆匆趕去聽高斯的諾獎講演。到了瑞典的科學院——高斯演講的地方——聽眾雲集，高斯還沒有到場。我正在演講室門前呆立之際，突然有人抱著我，高聲大喊。我一看，是佛利民。他嚷道：「蘿絲，你看是誰來了？」

「是高斯獲獎，我怎能不來？」我解釋說。蘿絲突然見到我身旁的太太，高興到不得了。我對佛利民說：「高斯快來了，我要在講室門前等他，你可否先進場，給我們留兩個位子。」他欣然承諾，進場去了。過了幾分鐘，佛老從場內走出來，對我說：「很多人要『搶』我給你倆留下的座位，我怕保不住，你們還是先進場吧。」

進場坐下之後，佛老忙著給我介紹前、後、左、右的人，都是曾獲諾獎的大名家，大部分是我認識的，其實不用介紹了。過不多時，一位不相熟的人走到我的座位旁，低頭輕輕的說：「高斯到了室外，你最好到門前去迎接他。」我和太太應命走到門前，見到高斯，緊握著他的手。燈光很暗，他定神一看是我，慢吞吞的說：「史提芬，你也來了。」「我當然要來！」他身旁的太太搶著說：「你的朗奴來了嗎？我很想見見他。」

我告訴她我的朗奴沒有來，這使她很失望。二十年前，我的兒子出生，見到高斯沒有兒女，就把兒子起名朗奴，與高斯同名。其後每過一段日子，老朗奴就會寫信給我問及小朗奴的事。後來小朗奴長大了，年多前與老朗奴見過一次面，跟著小的進了大學，就與老朗奴通起信來了。老「朗」寄小「朗」的書，小的讀後就回信。高斯的太太既無兒女，又無親屬，希望能見到小朗奴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



（二）

大家進了演講室，我坐下來，高斯緩緩地走向講台，掌聲雷動。主事人介紹高斯後，是高斯演講的時候了。高斯說：「在宣讀我的諾獎演辭之前，我要先說幾句關於史德拉的話。你沒應該知道，我這位好朋友十天前去世了。我欠他很多，所以要先說幾句感激的話……」室內鴉雀無聲，而高斯述說著史德拉的往事，著實感人，措辭也大有文采。史德拉死而有知，當可告慰矣。

跟著高斯宣讀他的諾獎演辭，讀不了幾句就提到我，把我嚇了一跳。他是這樣說的：「關於這個經濟理論的轉變，我不敢說是個人的功績。Williamson，Demsetz，張五常以及他人的優越貢獻，是我的著作受到重視的原因。」平素聽人演講，我做白日夢的時間多，聆聽的時間少。但聽到講者提及我自己的名字，就好像聽得清楚一點。高斯講到半途時，第二次提及我：「讓我講到我的第二篇、諾獎委員會提到的文章。那是我三十年前發表的《社會耗費問題》……我認為假以時日，該文會將微觀經濟學的整體改變的。我要補充的是，在發表該文時我沒有這個意圖……。但後來在六十年代與張五常的研討，時我意識到該文對經濟理論起了革命性的作用。」這真是說的太客氣了，使我為之汗顏。高斯一九六零年的鴻文有口皆碑，其重要性是不需要我指出來的。

講座散場後，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校長請高斯和我們幾個人進午餐。跟著我陪著高斯回到他的酒店房間，這時只有他和我，靜靜地暢談了兩個小時。他告訴我自從被公佈得獎後，兩個月來沒有一天安寧的日子，實在很疲倦了。他已近八十一歲高齡，頭髮俱白，不說其他，但是獲諾獎的興奮也不易對付了。我於是對他說：「那我就應該先走，讓你好好地休息一下。不要忘記，明天是頒獎的大日子啊！」「你還是留下來吧，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一時間不止從何說起。」「是關於經濟學的是嗎？」「一部分是的；另一部分是關於你的兒子朗奴，我很高興受到他的信，看來這孩子還是不錯的。」「他很有魄力，而又像你一樣，對問題想得很深入。」「是呀，他來信說不明白一個經濟學的問題。那是很奇怪的問題，我要多想一下才給他回信。」「他的缺點是興趣太多，對每一個科目都盡力而為，而對學問以外的玩意也是如此。」「這跟你一樣，大概是遺傳使然吧。」

無拘無束地暢敘了兩個小時，我們的太太一起進來，興致勃勃的傾談著。房間突然熱鬧起來了。高斯把話題一轉，談到他得悉獲獎後的一些趣事。

原來瑞典的諾獎委員會公佈高斯獲獎時，他和太太正在非洲的突尼西亞旅行，聽不到有關的消息。過了一天，路透社的一位記者找到他，使他立刻成為突國的英雄。該國的總統請他晚宴，車子前往時沿途的群眾向他夫婦揮手；酒店不僅把他倆搬進最佳的套房去，而且在大門外懸掛紅色的大橫布，說高斯住在這裡；離開突國時，航空公司方面把他倆「升」為頭等客，起航之後，全機的乘客都用香檳酒招待，駕駛員則宣佈是因為高斯在此機上而特別慶祝一番的。

諾貝爾若地下有知，應含笑於九泉矣！人類畢竟是崇拜英雄的。據我所知，在歷史上，沒有哪一項獎能像諾獎那樣輕而易舉地製造英雄。然而在我心目中，高斯在三十年前，早已是個英雄了。這個英雄形象，獲得諾貝爾獎與否都沒有關係。但對於不認識經濟學的大眾來說，拿不到諾獎，又怎算是英雄呢？

高斯認為他突然躍升為英雄，是沒有多大意思的鬧劇，但他顯然還是感到過癮之只。走筆至此，我驀地想到奈特。一九六七年我在芝大遇到奈特時，他已經是八十多歲了。其思想深不可測，是我心中的大英雄。然而，他在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後三年才去世，卻沒有得獎。諾貝爾委員會又怎能自圓其說？五個學生先後獲取諾貝爾獎——也許還有一二人吧。這樣的功力前無古人，也可能是後無來者了。識英雄，重英雄，我對奈特是五體投地的。

一九三一年，高斯二十歲，拿到了一項旅遊的獎學金，從英國跑到美國去。到了芝加哥大學，他偷偷的走進奈特的課室，聽了三課，若有所悟，寫出了《公司的本質》一文，是反對奈特的公司理論的。六十年後，高斯以該文獲諾貝爾獎。不算是學生，只偷聽了三課，奈特的啟發、感染力實在驚人之至也！



（三）

十二月九日的晚上，瑞典的一家銀行請了十多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晚宴，來賓一共六十多人。阿羅（一九七二年獲獎者）與我被選為宴後講話的人。起初我以為是代替在九天前不幸謝世的史德拉說些什麼，但在晚宴前兩個小時，一位主事人相告，我的講話是代表高斯的。原來高斯連日奔波，疲倦之極，要在頒獎的前夕多一些休息。

我演說從來不做準備，而在美國演講時，座中有三幾位諾獎得主，已試過幾次了。然而，十多位諾獎得主在座的情況，卻從未一遇！我雖不至於腳軟，但總有點緊張。在晚宴前的酒會中，我首先遇到阿羅。我們沒有見面十多年了，他一見到我，就熱烈地跟我握手、言歡，是我感到一陣溫馨，緊張的心情也鬆弛下來了。接著見到佛利民夫婦、米勒等人，大家都在說笑，氣氛很友善。

殊不知入席時，我突然見到森穆遜，又立刻變的緊張起來了!森氏是半世紀以來最傑出的理論天才，但自從十多年前他太太去世後，他變得沉默寡言，整天皺著眉頭，是人又難以親近之感。我很佩服森氏，但因為知道他的利害，所以也對之生畏。

那夜見到森氏在座，我想，此公當年不到二十歲就鋒芒畢露，發問從來不客氣，我講話後的聽眾發問，一般來說，我都可以兵來將擋，可是假若森氏返老還童，要以什麼方式來跟我過癮一下，我倒不容易對付了。

阿羅先講話，講了三十分鐘，跟著就輪到我。我走到麥克風前，向左一看，坐著的是佛利民，對著我笑容可掬，不住點頭，示意嘉許。但當我向右一看，坐著的是森穆遜，只見他閉著眼睛，顯得愁眉苦臉似的，一時間我涼了半截；不過，話還是要講的。我胡亂地說了一些，是關於高斯理論對中國經改的影響。最後我說，假若我自己對中國的經改有點貢獻，總而言之，就是我無形中作了「中間人」，把高斯的學說介紹到中國去。我又說，這「中間人」不難做，因為高斯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理論可以說得很淺白，是不難「推銷」的。

我自己覺得說得不好，但在散場之際，佛利民走到我的身旁，說：「你講得很好，明天中午，你和太太可否到我的酒店來跟我們進午餐？」我欣然答應了。

當夜回到酒店，閒著無聊，掛個長途到香港給楊懷康，向他述說因為森穆遜在座，是我亂了陣腳，講話講得一塌糊塗。楊老弟聽說我有難，高興到不得了，笑得很開心，說：「這叫牙擦蘇遇到黃飛鴻！」我認識楊老弟十多年，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出這樣中肯的話來。

十二月十日，是高斯的大日子。清早起來，好容易才等到中午，找佛利民夫婦午膳去也。午膳匆匆，是因為諾獎的頒獎禮，人們要在下午三時到場，而大家要穿禮服，太太們為了打扮得如花似玉，要有個多小時的準備工夫。女人在愛美上頭自古「費時」，尤其在隆重的諾獎典禮的聚會中，男人對此事沒有什麼發言權的。

因為是諾獎的九十週年紀念，觀禮的嘉賓就特別多，而頒獎的儀式也特別隆重了。我和太太的座位很不錯，是在台前的第七行。鄰近的來賓不少看來是貴族，女的珠寶滿身皆是，男的勳章胸前滿掛。九十週年，也是說頒獎典禮已有八十九次的經驗，的確辦得有聲有色。單是頒發五項獎狀——物理、化學、醫學、文學、經濟學；和平獎則在挪威同時頒發——就用了兩個小時，過程中沒有冷場，很有娛樂性，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典禮了。

我的感覺是該典禮的確隆重。早上十時，所有要坐在台上的人都要事先到場演習。典禮下午四時閉幕但來賓要在三時抵達，三時四十五分後不准進場。典禮開始，音樂悠揚，喇叭齊響，登台的人要分成兩隊，按著節拍，緩步前行。瑞典國王最後出場，來賓肅立；跟著是奏什麼諾獎禮曲、國歌，然後是主事人的演辭。接著每個獎項都有人作五分鐘的介紹，而在獎與獎之間大奏音樂，有世界知名的女高音歌唱。

去年是莫扎特逝世二百週年，所以女高音所唱的，都是從莫扎特歌劇中選出來的歌曲。有莫扎特的音樂助陣，對我來說，頒獎就幾乎變得無足輕重了。



（四）

十二月十日下午六時，頒獎典禮完畢。我見觀眾多，恐怕散場後街上交通有問題，便帶著太太搶先離場。但向頒獎台上一看時，只見介紹高斯的那位諾獎委員向我們招手，要我們到台上去。上去後，該委員說道：「你們應該向高斯道賀啊！」我們走到高斯站立的地方。這時他（背向我們）面對著從台上另一邊走來的眾多前諾獎得主，他們一個個地跟他握手道賀。我等了好一陣，才輕拍高斯的背部，他轉過身來，見到是我，激動地握著我的手，說：「我們今後要多做一點工作，是嗎？」我呆了一陣，說：「背後的人都等著跟你握手，你還是先招呼他們吧，希望晚宴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再談。」

下台走出場外之際，太太埋怨說：「剛才高斯的意思是，要你繼續他的研究工作，你為什麼不回答他？」我沒有回應，但心裡在想：「高斯這個人真的是作研究『作』得癡了，以至不識時務。頒獎道賀，怎可以連致謝的話也不說，只管什麼研究工作？」但我又想，若不是這樣的人，又怎能獲得諾貝爾獎呢？

從頒獎會散場敢回下榻的酒店，稍事休息，又得趕去晚宴的地方。晚宴在市政廳舉行。該處的大堂看來有四萬尺的面積，天花板的高度近百尺，是用石頭建成的古老建築物。宴會的賓客約有一千四百人（一說是二千人），共聚一堂。在大堂四周高高的牆上，有多個窗戶，每個窗台上都站著一個持樂器的人。來賓坐定後，皇室諸人與諾獎新得主進場，秩序井然，另人歎為觀止。

是夜，宴會所見到的偌大場面，使我想起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所說的「鐘鼎鳴食之家」，也想起古人述說孟嘗君的晚宴：「一鼓而牛飲者五千人！」不同的是，孟嘗君昔日宴請的是雞鳴狗盜之徒，而諾獎的晚宴，珠光寶氣之間，滿目是身穿禮服之士。

假若我是諾獎得主，在該晚宴中我會想起某武俠小說的一副對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高斯沒有我的豪情，但他在經濟學上的成就，使我有「一劍霜寒四十州」之感。事實上，近數年來，舉世的共產政制兵敗如山倒，轉談產權的重要，「高斯定律」之功不可沒也。這樣，高斯的「一劍霜寒」，又何止「四十州」呢？

晚宴過後，是舞會的時間，但因為第二天要趕著返港，便忙著找高斯說幾句道別的話，而千多人的聚會，一下子怎可以找到他，尋尋覓覓，看不到高斯，卻遇到佛利民夫婦。他倆見到我們，就要我們陪著去跳舞，去看煙花。佛老邀請我太太跳舞，跳得龍精虎猛，說；「我不跳則已，一跳驚人。不驚人的舞是不值得跳的。」跟著他帶我們去看煙花，是在那皇子之室才可看到的，進去時需要特別的通行證。佛老是前諾獎得主，要表演一下他「通行證」的「權力」，就對守著室門的人說：「我有通行證，但要讓我的朋友先行。」這樣，我也看到煙花了，覺得他與香港的相差甚遠，不值一看。佛老的太太蘿絲說：「這裡的人太斯文了，看煙花竟然沒有一個呼喚的。」佛老一聽，就大聲呼喚起來！

是晚上十一點三十分了，還是找不到高斯，佛氏夫婦要會酒店休息，我們也就跟著離場；回到下榻的酒店，與太太暢談典禮與晚宴中的趣事，睡時已是凌晨二時了。還有九個小時就得離開此地到機場去。不能與高斯說再會，不免感到悵然。

早上八時多，我還未醒來，電話鈴聲響。拿起話筒一聽，對方是高斯：「是史提芬嗎，你們是否今天要回香港去？」「是的。」「什麼時候離開酒店？」「大約上午十一時。」「我想再見你們一面多談幾句，可否到我的酒店來一同吃早餐？」「我們要整理行裝，時間無多。」「那就讓我們到你們那邊去，九時半一起吃早餐好嗎？」這使我又驚又喜。

見到高斯夫婦時，我和太太都責怪自己做錯了。無論要怎樣趕時間，我們也應該到他們那裡去吃早餐。高斯的太太背部欠妥，行動本來就不方便，而我們事前不知道，她前一天不慎跌倒，傷了足部，要用布紮著才能到我們的酒店來。

他們既來之，我們迫著要「則安之」了。我強笑著跟高斯談話，而我太太則與高斯太太親熱地說著什麼。在談話之間我無意中聽到高斯太太對我太太說：「假若你是我的女兒，那就好了。」我太太回答說：「那我就算是你的女兒吧！」

讀書的經驗

我們的祖先要鼓勵青年讀書時，說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不可輕信也。假若讀書會使人大富大貴，可把美人左擁右抱，我今天還怎會有閒情逸致替《壹週刊》寫文章？黃金我所欲也，美人亦我所欲也，但對我來說，二者之樂，皆不及讀書。書可不是為了「黃金屋」或「顏如玉」而讀的。

毋庸諱言，我是個讀書「專家」，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自一九六五年起，我很少讀書；一九六九年後，讀得更少；到港大任職九年，我沒有到過圖書館一次。這是個有趣的轉變。我讀書的經驗，是從雜轉博，從博變專，從讀轉聽，到最後只是思索，連聽也懶得聽了。

是的，我少年時書讀得不好，可能是因為讀得雜，學校教的我不聞不問，但課外的什麼唐詩宋詞、水滸三國、古文詩經、東萊博議、武俠小說、象棋書譜、掌相奇經等等，卻讀得津津有味，且往往過目不忘。進了大學，我由雜而博。經濟學以外，我對邏輯學、歷史、人類學、藝術歷史等等學問，都有很大的興趣。即使在主修的經濟學內，我的閱讀興趣也包括價格理論、對外貿易、福利經濟、經濟發展等等。

進了研究院後，我從博變專。起初是專於價格理論；過了不久，就專於價格理論中新興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問題。到了寫博士論文時，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產權與交易費用上，以及當時無人問津的合約理論那方面去。今天，不少行內的朋友認為，在經濟學報上大行其道的合約理論，是我始創的。

拿到了博士，到了芝加哥大學之後，坐下來讀書的時間就越來越少了。其時為一九六七年。在芝大，我多看研究工作的資料，但少看的是書。好幾家學報邀請我作評審員，我於是逼著讀到不少未經發表的文章，覺得十之八九都不堪一讀。六九年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邀請我評審文章的學報越來越多，不勝其煩，就避之則吉，推卻所有評審的任務。

既不讀書，也不評審，剩下來的時間當然是什麼也不讀了。自己專心研究合約理論，同好的有什麼奇招怪著，總要找我研討。於是，我不讀而聽，但到後來，我想我的，他說他的，我聽而不聞也。

以上所說的讀書經驗，從雜而博，博而專，專而聽，聽而不聞，可不是我自高身價。雜轉博，博變專，是很多人的讀書經驗。這是因為書讀得多，就不期然地要一舒己見，而這樣做，先博後專也許是自然的事，沒有什麼值得細說。然而，從專而變為不讀，以至聽而不聞，在學術界我應該是一個少見的例子吧。這個例子我不容易解釋。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我覺得書中所述的，或同行口中所說的，來來去去似乎都是那一套，沒有什麼新意，悶得怕人。另一個原因，是我覺得若真的要一舒己見，越少受他人影響越有意思。

獨立的思考，好像在黑暗中幻想著無際的天空，半點約束也沒有，其舒暢的感受難以形容。但在沒有進境時，這樣的思考很寂寞，有時覺得苦悶之極。然而，思想既然進入了四顧無人的天地，我不容易從這天地跑出來，找同行的朋友研討一下，因為覺得自己所思索的，說來話長，提不起勁從頭解釋或細說端詳。是的，我沒有向同行的學者朋友提出自己難以解答的問題——這習慣，已有十多年了。

於今回顧，在尋求學問中我覺得最愉快的日子是六十年代初期。那時，我老老實實地用功讀書大約有四年。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研究生圖書館內，我自己佔有一個僅可容身的小房間。把自己要讀的書都搬進去，帶了乾糧（地上可以睡覺），不分晝夜地一讀數天，不明白的問題都記起來，一出館門，找老師發問去也。如此讀讀問問，問問讀讀的，每過幾天都覺得自己大有進境，其歡欣之情，不足為外人道也。

今天覺得是老生常談、悶得怕人的學問，在六十年代初期我覺得很新鮮，對自己的思想很有衝擊性。當時，我覺得這些知識是一個大金礦，應有盡有，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我於是惟恐「執輸行頭，慘過敗家」，每天睡三幾個小時就「淘金」去也。自己要讀的書讀之不盡，幾位高手教授樂意指點迷津，仿如進入書卷之桃花源了。

是的，讀書是一件很熱鬧的事，很夠刺激，但同時也有很大的約束性。另一方面，「獨行獨斷」的思考，毫無約束，使我感到舒暢，不過有時很苦悶，往往寂寞隨之而來；而不聞不問的行為，不免使行內的朋友們覺得我是一個怪人了。

最佳、最劣、最受歡迎的教授

無心插柳柳成蔭，我成了天下之「最」！

一九六六年，我在加州被選為最佳教授。一九九一年，我在香港被選為最劣教授。與此同時，眾人都說我是港大最受歡迎的教授。天下兼得此三「最」者，大概只有我一人而已！

在「最劣教授」公佈的前兩天，港大幾位學生代表到經濟系的師生討論會中投訴，說我教的那一班坐位不夠，要坐於地上聽課云云。但我講課的課室是港大中最大的了，坐位三百五十個，連坐在地上的，共有四百多學生。幾年前，我見坐位不足，遂限制學生人數。但一些家長打電話來，陳辭懇切，希望我能加以通融，「網開一面」。

四百多名學生的那一科，並非僅開一班。我刻意地選用一位教得好的同事，在同一科上多開一班，讓學生大可選擇。然歷久以來，選修我教的那一班人頭湧湧，擠得水洩不通。

我本來對什麼「最」都不放在心上。教學三十年，深知自己之能與不能，他人對我的評價如何無關重要。我的教學方法是不會改變的。問題是，在港大一些學生所辦的「最差教學獎」的選舉中，他人得劣獎，反應如何我不知道，而我榮登劣座，幾乎全港嘩然！這是要解釋一下的。

港大校內一些人的解釋，似乎不對。一說學生根本不懂得如何答問卷，選錯了應答的空格，另一說四百多名學生的一班，答者只有二十多人，大都是要投訴什麼的，其它的懶得「填」答。這些說法我都不同意。

我自己的解釋是這樣的：

（一）我從不備課——自己天天為之思考的經濟學，備課是多此一舉。即使最近我在瑞典對眾多諾貝爾獎得主的講話，我事前也是沒有什麼準備的。

（二）我從不用講義——寫下來的講義，到講課時思想有了新的靈感，怎可以墨守成規？

（三）讀物指定之後，我從來不依書而教——書中可以讀到的，是不需要我來說什麼吧？我從來沒有遇過一位在國際上稍有份量的教授，是依書而教的。另一方面，老師在課堂上談過的問題，下課後學生是要立刻跑到圖書館去找尋其它有關的讀物的。這是學生的責任（倘若他有自覺性的話），而學用圖書館是進大學的必須訓練。

（四）我認為教與學的重點是思想的啟發，學生要跟著我的思路去想——一百個學生中，將來會成為經濟學家的可能沒有一個，所以重點不是教經濟學，而是利用經濟學的推理去使學生懂得思考的方法。

（五）今天我教學的方法，與二十五年前獲最「佳」獎時有一點不同：今天，我很少用黑板寫些什麼。我只是坐著談，在一個題目上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學生遲到、早退或缺課，則「貴客自理」。

以上所說的教學方法，以評分論佳、劣，當然是看問卷的問題如何問。若問：你對教師的學問是否有信心？教師對你思想上的啟發如何？那我就「勝」來容易。但若問：教師的講義夠不夠清楚？讀物表是否容易學習？那我就「劣」矣哉。

我曾多次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這制度使學生們養成求考試及格而不求知識的習慣。他們要老師像教幼兒園生那樣「扶」著他們。講義要清楚，大綱要固定，什麼要讀，什麼可以不讀，要說得明明白白，考試的題目會如何如何，問題要如此這般地作答等等。

香港的學生還有一點與外國的不同之處；他們進大學大都是為了日後的謀生或出路，目的是取得銜頭，越容易取得的越好。他們於是但求易讀之「書」——考試易於及格——至於知識的多或少，有沒有真才實學，他們絕大部分是不管的。在美國就讀八年，我只缺過一堂課，相比之下，在港大，有五成學生上課的老師，是高手了。我的一班雖然人頭湧湧，但缺課的學生還是有的是。困難在於：以我教學的方法來說，缺一兩課就不容易「跟」得上。

在港大有數百學生的一次授課中，我對他們說：「當年我在芝大教書時，一下課所有的學生都立刻跑到圖書館去，一個不漏。你們當中有誰會在下課後立刻到圖書館去的？」他們完全沒有響應。

大學是高級教育。學生要養成自立、自修、獨立思考的習慣。大學教師應該做的是引導、啟發，而絕不是把學生「扶」著去拿銜頭的。

我被學生選為最劣教師之一，正反映出香港的教育制度。一個教師的教學成績如何，唯一可靠的準則是視乎他的學生在學術上的成就。以這個準則衡量，我與奈特相去甚遠（他有五個學生獲諾貝爾獎），但屈指一算，我總算有數十個學生在美國當教授了。

比較難明白的問題是，一個被認為最劣的教師，為什麼學生之多冠於全校？（我每年所教的學生，人數大約與一個較小學系的總學生人數相等。）我思前想後，認為這問題有兩個解釋。其一是學生喜歡聽我的課（正如我到任何場合演講，聽眾必然濟濟一堂）；其二是一些學生慕「名」而來，只求是我的學生，不論其它。說實話，對這後者我是不大樂意教的。

各人自掃門前雪，他人的班我管不著。我的教學方法是不會改變的——要改變的是學生的學習態度。但願今後要進我門來的學生，有我們老一輩昔日做大學生時的學習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