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革命》楊懷康代序

有兩個這樣的老生常談：一是以為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地大物博，得天獨厚，故此中國人是勝人一籌；二是以為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欠缺一股凝聚力，一盤散沙，因而貧窮落後、長期積弱。

凡是老生常談，都總有點道理。中國人有潛能的，遍佈世界各地的華僑，以至台灣、新加坡、香港等「小中國」，都顯示出中國人有點本領的。不少人更不期然想到，倘若整個中國都像這些「小中國」般發起威來，中國又焉會不是拿破侖口中令整個世界震撼的巨人呢？

問題是如何喚醒這個沉睡了百多兩百年的巨人？清末以來，不少知識分子便為這個問題所困擾。大致而言，梁啟超、嚴復等浸過洋水的知識分子，都以為教育是答案；搞好教育，「民智」一開，其它天災人禍便迎刃而解。事實上他們也真的拚了老命，要從教育入手，振興中華——嚴復以其「信、達、雅」的筆觸譯了一本又一本的西方巨著；「欲新一國之民，必先新一國之小說」的梁啟超，則想透過大眾傳媒把中國人洗心革面一番。

無巧不成書，戰後經濟學研究的一大發現，正好肯定了教育的積極意義——投資教育的回報率遠勝於投資機器。不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從經濟建設的角度來看，「讀壞書」的殺傷力也是驚人的。共產制度對中國經濟的摧殘，史無前例；共產黨的頭頭毛澤東便是在長沙師範學校（訓練老師的地方）出身；長時期以來，共產制度的權力核心，也是操縱在像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的人的手裡。至於另一個文明古國印度，把它的經濟搞到烏煙瘴氣的，也正是一班在英國劍橋喝過鹹水的計劃經濟學家。故此，教育並不見得就是解決中國積弱問題的獨步單方。

為了國強家富，百多年來中國人其實什麼都試過，要不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行嗎就來個「全盤西化」；再不是便土改、共產、大鑊飯一番，甚至連「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這種有乖天理倫常的辦法都試過了。代價付出了不少，但人民的生活可沒有天天好起來。

喚醒拿破侖所說的巨人，到頭來最直接有效的辦法，恐怕還是從人的本性上入手。鄧小平策動「改革、開放」，顯然就是出於這個機會——何苦要中國人做什麼完人、聖人？只要老老實實地給他們改進一己生活的權利，那還怕經濟不發展起來？這個簡單的體會，一反百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強烈國族主義意識，把人而不是國家放在第一位；承認活生生的人，皆有七情六慾、私字當頭。倘若要說張五常這系列有關中國經濟革命的文章，和鄧小平的「開放、改革」有什麼共通之處，那就是這一個「私」字。

早在兩百多年前，經濟學的老祖宗阿當"密斯（Adam Smith）便已確定了這個私字是經濟活動的靈魂，他更體會到只有群體社會，才有經濟活動；只在群體社會，才會有生產分工，提高生產力；只在群體社會，才會有買賣交易，讓人各競所需，創造財富。不過，私心這股強勁的經濟動力，與群體利益之間的矛盾，又如何解決呢？如何讓每個人淋漓盡致地發揮他的私心，而又不同時陷整個社會於一個打、砸、搶，弱肉強食的局面呢？這個問題要等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現代產權理論的出現，才受到應有的重視。

張五常對產權理論的貢獻，是把整個問題倒轉來看：凡人皆私，那麼在什麼的條件下，每一個人才會盡情隨心之所欲、發揮渾身解數，而同時使社會整體得益？「種瓜得瓜」，看起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個道理的背後，其實是假設了社會上已有一系列完整的產權結構——使用、轉讓、享有資源收入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完整，種瓜者也就沒有得瓜的保證；沒有這個保證，可能連種瓜的興趣也沒有，更遑論全情投入、「去到盡」了！人人不是幹勁沖天、「去到盡」，整體經濟又焉能只爭朝夕地發展起來呢？張五常的文章，除了像阿當孕v密斯般確認了人的私心，他更羅列出一系列把這私心納入正軌的條件。他把這些條件應用到中國的國情上去，其用心當然也是振興中華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張五常所踏著的，正是梁啟超、嚴復的足。但張五常可沒有像梁啟超、嚴復般整天把國家、民族掛在唇邊；可是從他的博士論文——研究中國的佃農制度——到這一系列圍繞中國經濟的文章，他的「愛國情懷」倒是毋庸置疑的。

倘若張五常是有勝過梁啟超、嚴復的地方，那是他採用了現代科學的驗證態度，來看中國的問題。正如鄧小平所說，經得起事實驗證的處方，肯定要比純粹憂國憂民的書生之見較有效益吧！

無論是年資、學歷、才智、心胸、見地，張五常都是我的前輩；晚輩替前輩寫序總有點兒那個。但對張五常稍認識的人，都知道他百無禁忌，尤其厭惡論資排輩，故此他叫我寫這篇序，我也就不用客氣了。

有朝一日，在產權明確的中國，華炎子孫能拿出這科學的態度來大干私活，那還怕中國這個沉睡已久的巨人，不會站立起來，令整個世界地動山搖？


楊懷康 一九九三年九月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