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與維斯

賣花之人插竹葉——多年沒有看書了。最近有機會看到兩本書，是關於兩位畫家的，使我有很大的感慨。

第一本其實是兩本一套的。它是Ingo F. Walther所著的《Pablo Picasso, 1881-1973》，一九九二年出版。一般的評論認為，這是三千多本關於畢加索的書中最為傑出的。有些評論家甚至認為自此以後，關於畢加索的書不用再寫了。對繪畫藝術有興趣的朋友，這套書是非買不可的：兩大本，近八百頁，印刷精美，但因大量印製的緣故，價錢僅為港幣四百九十元，相宜之極也。

第二本不見經傳，但被評論的對象是美國大名鼎鼎的畫家維斯（Andrew Wyeth, 1917-）。該書一九九一年出版，作者是Rich Meryman。書薄薄的，只有九十二頁。對維斯的介紹來說，其內容是遠為不足的。不過書寫得很不錯，大可一讀。

在二十世紀的眾多大有成就的畫家當中，我最佩服的是畢加索與維斯。他們二者有兩點共同之處。其一，他們的繪畫技巧無與倫比。其二，他們的創新能力令人咋舌。

除了上述的兩點外，畢、維二人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畢氏的作品印象化、形象化、抽像化，與實物相去甚遠，且從少年到老年，風格不斷轉變，層次井然，使人一看就知道哪些畫是哪個時期的作品。維氏的作品有工筆及意筆兩種，精益求精，但沒有明顯的不同年代的風格轉變。以水彩畫工筆，可能是維斯發明的。起碼，天下間沒有誰可以達到維斯的水彩的工筆境界。維斯對光與實物處理的細緻，令人歎為觀止。但維斯自己說：「我的畫絕不真實。」這是對的。以工筆畫得精確無比，但看起來又令人感到絕不真實，彷彿維斯把靈魂畫到畫中去，使人覺得他的作品越看越耐人尋味。

當代中國大陸學西洋畫的畫家越來越多。據說他們當中好些人，受維斯的影響最大。一位懂畫的朋友說，維斯的名字，在中國可能比在美國還要被畫家尊敬。這可能是因為在中國的藝術傳統中，工筆與意筆並行有悠久的歷史，而在西洋的繪畫大師之中只有維斯一人有這種工、意兼用的「習慣」。受維斯影響的中國西洋畫家，都缺乏維斯的天分。他們的工筆西洋畫有如實像攝影，寫實就真的是寫實，沒有什麼「實」外之意。

我把畢、維二氏相提而並論，是由於下述緣故。我在書中讀到關於他們幼年時的事，使我覺得繪畫之難，難於登天！這兩位繪畫大師從幼年起就開始繪畫，天才一早就被發現，然而他們所下的苦功，令人讀來心酸。對他們來說，因為興趣所在，痛下苦功可能是很過癮的事，但像我那樣的門外漢讀來，簡直為之「驚心動魄」了。他們二人日夕不倦地學習，一月復一月，一年復一年如醉如狂地堅持，鍥而不捨地追尋、嘗試……其所付出的一切，使我不期然替他們痛苦起來了。

說實話，我自己也算有點超人的耐力，也屢曾痛下苦功。但最近讀了關於畢、維二氏的書，就覺得自己的所謂苦功與耐力，微不足道了。即使上帝能把我的時光倒流五十年，讓我從頭做起，我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畫家。天分上有所不逮是一回事，但不能像畢、維二氏那樣鍥而不捨地痛下苦功卻是另一回更重要的事了。

我們實在不應該見到畢加索與維斯在繪畫上的大有成就而感到嫉妒，或覺得眼紅，或認為上帝給人的天賦是不公平的。就算我們有畢、維二氏的天賦，但我們怎能有他們那樣的幹勁可與之一較長短呢？

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是培養自己對藝術的興趣、知識，使我們可以欣賞畢、維二氏的偉大作品。然而，讀了關於畢、維的書後，我每次看到他們的作品，內心就覺得有點不好受——看著他們的作品，我總要聯想到他們少小時學藝的艱苦歷程。

畫家朋友我認識不少，但算得上是深交的大師只有黃永玉一人。永玉大有天分，且聰明絕頂，而事實上，他繪畫用功之勤，真是說來話長了。我想，藝術成功之途，肯定是以血汗舖出來的。

我又想，欣賞藝術最好單從作品本身去欣賞吧。作者在藝術追求的歷程中所流過的多少血和淚，我們毋須知道，因為一旦知道了，充滿歡欣的作品也會使知者看得心酸的吧？

奇妙的自由思想

今天的社會，要真正地享受自由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事實上，自由的定義，從來都不是指絕對的自由，而是指有約束、有局限性的自由。道理很簡單：社會是眾人的社會，某一成員若擁有毫無約束的自由，其它社會成員的自由就會受到侵犯了。這是產權經濟學的出發點。

不久前在《壹週刊》看到「民主等於自由」的言論，不禁搖頭歎息！我不僅不同意「民主就是自由」，即使佛利民所說的，資本主義或私有產權會帶來較多的自由，我也不同意。誰說共產政制是沒有自由的？昔日的毛澤東與四人幫，在中國不是很有自由嗎？我想不到在今天的香港或美國，有誰的自由能勝於昔日的中共高干所擁有的。

我們說在暴政之下沒有自由，指的不是暴君，不是暴君之助手或寵臣，而是指暴政下的蟻民而已。我們只能說，不同的政制有不同的自由，但我們無從衡量，也無從排列，不同政制的自由「量」。

眾人都說：「言論大可絕對自由。」這是胡說八道。言論的自由，也是以不侵犯他人為局限的。在私產的制度下，言論確比共產的自由得多。這是因為在沒有私產的制度下，人們以等級排列權利，言論觸犯他人的機會就大大地增加了。房子是我的，你說我壞話，無傷大雅，因為房子還是我的。但假若房子是國家的，我靠輩分等級來享用，你說我「思想不正確」，對我的等級排列有影響，我可能連享用的房子也失去了，我怎會不加以反對，怎會不設法約束你的言論自由？

眾人又說：「宗教信仰大可絕對自由。」這也是胡說八道。他相信他的，不相信我的，那怎成？共產政制不容許宗教自由，理所當然，但就算是以「自由」見稱的香港，宗教又何嘗絕對自由？不同意的朋友，不妨到教堂聽聽牧師或神父的教導吧。要是宗教真的可以絕對自由，《聖經》中是不會有「十誡」的。

較少人說，而有時卻可以辦到的，是思想的絕對自由。僅僅用腦子思想，半句話也不說出來，應該是可以絕對地自由了吧？但實際上並不一定如此。實際上，「純」思想也往往受到他人思想的約束，縛手縛腳，有時寸步難行。當然，有時一些人可以胡思亂想，思想自由之極，不過那是近乎「黐線」的那一種。

不受傳統約束而又算不上是「黐線」的思想自由，海闊天空，獨自魂遊，其舒暢之情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可以這樣說，因為曾經有兩次這樣的經驗。

第一次是一九六五年，在攝影上我發明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處理光的辦法。自己每天跑到一個人跡罕至的園林去，天馬行空地獨自遐思，在思想中為所欲為。每得一作，就拿給當時幾位拜我為師的徒弟過目。這些徒弟看得手舞足蹈，但無論怎樣教導，他們也不能依我之法從事。後來他們也自創新法，成為今天美國加州的攝影新潮派。

第二次是七十年代初期，我把產權經濟學的「租值消散」理論倒轉過來，創立了「價格管制理論」。這一「倒轉」，前無古人，不受傳統的約束，思想來去自如，如入無人之境。與我一起倒轉來思索的巴塞爾（YoramBarzel）與諾斯（DouglasNorth），今天已成為經濟學的大師了。

人是萬物之靈。腦子可以思想，可以推理，是億中無一的機緣巧合。這思想一旦擺脫了傳統上的約束，其舒暢之情自成一家，妙不可言，使思想者有不負此生之感。試想，在廣闊無邊的思想空間裡遨遊，他人怎樣想與自己無關，彷彿是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沒有競爭對手的世界，那豈不是盡善盡美哉？

不過，美中的不足，是這個世界使人感到很孤獨，有時覺得寂寞得怕人。所以，在沒有任何約束的思想世界中，每過一段日子，我就不能不跑回世俗之處，與知交朋友暢談自己在另一個世界所想到的事。這好比陶淵明筆下的武陵人，進了桃花源之後還再要跑出來。雖說「不足為外人道」，但還是要為「外人」道個不休。

到頭來，這豈不是沒有絕對的思想自由了？

港大的經濟金融學院——廣告一則

香港大學的經濟學系兩年前改為經濟學院後，餘興未盡，綜觀天下大勢，衡量中、港前途，就決定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增加金融學士課程。同事們和我在這新項目上花了近兩年的心思；對課程的策劃感到滿意，校方就批准了。

事實上，自今年九月起，我們的經濟學院改名為：經濟金融學院（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在香港，「Finance」一向譯作「財務」，但我們認為「金融」較為適當。這是因為Financial Arrangement是「融資」而不是「財資」，而「務」有「任務」、「事務」、「服務」之意，與一門科學的本質相去甚遠。還有，「財務」不免使人想起香港某些「財務公司」，有點那個。更何況，以「金融」代替「財務」，會使我們與其它大專在名目上有一點分別，可取也。

是的，金融學（Finance）是一門科學——有四位這門學問的學者獲得諾貝爾的經濟學獎。金融學是經濟學的一個支流，但由於二十多年來市場的需求大，精於此道者在研究上有建樹，就自立門戶起來了。說起來，金融學始於六十年代初期美國加州。我當時在洛杉磯的加大，而我的老師赫舒拉發（JackHirshleifer）可算是這學問的開山鼻祖，所以在那初期的發展中，隨著潮流，我也參與其事。

事情是這樣的。本世紀初期，美國耶魯大學的費沙（Irving Fisher）是經濟理論的絕頂高手。（費沙才華橫溢，創意數之不盡。）他在三十年代所發表的《利息理論》（《The Theory of Interest》），是投資學說的經典之作，今天讀來還是令人拍案叫絕的。可惜的是，三十年代時舉世面臨經濟大恐慌，英國劍橋的凱恩斯（J.M.Keynes）對症下「筆」，紅極一時，把比他天才更高的費沙之名掩蓋了。

到了五十年代，費沙的《利息理論》變得少為人知。赫舒拉發某天讀了，驚為「天書」，在一九五七年發表《投資決策的理論》（《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Investment Decision》），純是為介紹費沙的偉論而下筆的。這篇介紹文章果然了得，不數年間，費沙又再次聲名大噪了。

今天的金融學，說到底，是以費沙的利息理論中的「分隔定律」（Separation Theorem）作為基礎的。這個定律邏輯井然，但卻出人意外。它說：在沒有風險及交易費用的情況下，投資的決策與消費的決策互不相干，可以分開來處理。金融學的產生，簡而言之，是在費沙的「分隔定律」中加上風險及交易費用，以至千變萬化。

我不想在這裡大談先進的金融學，但我認為，從市場需求的角度看，今後在香港及中國，金融人材是大熱門。我也認為，作為一個金融中心，香港今天在世上屈居第四，但領前的紐約、倫敦、東京近幾年卻節節敗退，彼消此長，十多年後，香港位列前茅的機會是存在的。

事實上，彼消此長姑且不論，香港市場對金融人材的需求，確有驚人的增長。一九七五年，有關金融的僱員是總勞動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二；到了一九九二年，就升為百分之四點九。在總金融僱員的數字上，十七年間上升了三倍半！而這急升僅指私營企業的需求而已，政府幾個部門的需求量尚未計在其內也。

我提到這些，是因為香港的學生根本不知金融學為何物，而港大在九四年九月收生（未來的「金融」學生），是要現在申請的。

賣花當然要贊花香，但為人師表，我可不能誤人子弟。說老實話，從金融學師資那方面看，香港的科技大學的確辦得有聲有色，是東南亞一帶的表表者了。港大不是新開的大學，在經費上（加上其它局限條件）遠不如人，是不能一下子就大顯光芒的。

但我們有兩個優勝的地方。其一，港大鄰近中環，金融之中心點也；其二，港大的經濟學有悠久的歷史，對中、港有深入認識的經濟人材雲集。於是，我們設計的金融學士課程，就著重在這兩個優點上發展。

我們的金融學士課程有兩個特色。其一是我們會「利用」中環的金融專家，安排他們在好些科目上作一些客座式的授課，好叫學生們在理論之外獲得香港金融的實際知識。其二，我們以費沙的投資理論作為基礎重點，在加上風險及交易費用的複雜演變中，把港、中的金融與投資作為主要的個案示範。

二十多年來，美國學者發起的金融學大行其道，但差不多是美國「獨佔」的。港大會以他們的理論為基礎而發展出一門有「港、中特色」的金融學。有朝一日，說不定在彼消此長的情況下，港大會青出於藍呢。


後記

七年多之後，港大的金融學還可以，但沒有大成，這主要是因為港大是一間老大學，要發展新的項目在經費上大有困難。要是香港所有的大學都是私營的，當作別論。今天，在香港，科技大學的金融人材最多，因為那是最新成立的大學。

搞金融學，港大的地點比科大優勝得多。港大若要在金融學上勝科大，唯一的希望是政府推行學券制。

拜中國的經驗為師

作為一個追尋經濟知識並以之為生的人，我對中國經濟革命的經驗是充滿感激之情的。

一九八一年，在一個聚會中，高斯（Ronald H. Coase）勸我回到香港或中國工作。他認為我專長的產權經濟學，對中國的改革很重要，而且我又懂中文，是適當的人選了。我從來沒有改革社會的意圖，對高斯的建議，當時不置可否。

殊不知過了幾個月，得悉香港大學有空缺，我就試行申請。八二年回港後，我知道自己對中國無足輕重，但為了中國年青人的前途，遂以中文下筆，義不容辭地發點牢騷。十一年過去了，中國沒有受到我的影響，然而到頭來，我卻從中國的經驗學到了大量的新知識。這是意外的收穫，使我覺得不枉此回港之行。

也是一九八一年，在同一的聚會中，佛利民反對高斯的說法，認為我應該留在美國，繼續發展我的合約理論。七年之後——一九八八年——佛利民夫婦和我暢遊中國，有十多天日夕相聚的機會，我詳細地向他解釋中國的問題，表達了自己的見解。臨別時他說：「八一年時我反對你回港任職，但現在我認為當時的觀點是錯了的。七年之間你從中國的經驗中學得那麼多，回港任職看來是正著。」

是的，中國十多年來經改的經驗，史無前例，天下間到哪裡去找？我不是一個幻想理論家。我要有事實的依據，然後靠想像力推斷出有一般性應用效驗的理論。我認為，單憑幻想想出來的理論，大都荒誕不經，沒有實際的用場。愛因斯坦憑空想出相對論的例子，是愛氏的天才專利，與我這個凡夫俗子是扯不上關係的。

機緣真的是巧合了。我在香港大學的職位，是舉世獨一無二的中國經濟訊息接收站。無論是學術性的、在商言商的、多個研究中心的、北京智囊的——種種有關中國的訊息，每天都傳到我的辦公室。這些訊息，大都很容易就得到證實，那就使我一步一步地想下去而作出推斷。

很幸運，在回港之前，我接受了英國經濟事務學社（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的邀請，在一九八一年寫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八二年出版）。其中有一章是純理論的，作出實證分析，又有一般性應用效驗，是我後來用以推斷中國發展的基礎。這個理論基礎讓我舉一反三，使我能看到某些變化的一點蛛絲馬跡就推斷跟著而來必會發生的事。自一九八三年末起，我在《信報》及《經濟日報》發表了逾百篇關於中國經改的文章，其中屢下推斷，差不多百發百中。這不免使人覺得（誤解）我這些文章對中國起了「影響」作用。

在推斷中國經濟發展的演變中，我只犯過一次大錯——並非理論不成，而是用得不夠小心。那是關於放開價格管制的問題。當鄧、趙在一九八八年春天要硬闖而放開價格時，我是贊成的。特權分子因為有價格管制而從「倒賣」中得益，放開價格可以廢除這特權而一舉兩得，「硬闖」看來是正著。但我當時的重要失誤，是忽略國營企業林立，而這些企業中的員工，做與不做都有差不多的收益，一旦放開價格，問題就出現了：生產不會因為放開價格而跟著急速上升。這樣一來，放開價格沒有生產急升的支持，工人只見物價起，而工資卻裹足不前，怎會不怨聲載道？特權階級反對，員工也反對，是以為難。

一九九一我在瑞典見到佛利民時，就對他解釋：在國營企業林立的情況下，價格不可以隨便地「放」；放開價格是需要有大量私產化的支持的。他聽後，點首同意。

在這一連十篇關於中國問題的文章之結尾處，我要重複表達我對中國經濟革命的欣賞。然而個人認為，雖然政府可以不放棄資產的所有權而維護社會主義的形象，在政治上大為可取，不過，總是要付出點縛手縛腳的代價。東歐的捷克，開門見山，擺明要放棄共產，不管社會主義為何物，以大手筆出售「國產」的辦法來推行私產制，只三年工夫就欣欣向榮。要顧全「社會主義」的面子而不放棄所有權，在理論上可行，但在意識上這會給特權分子諸多借口，左推右搪地維護或增加自己的權益。

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革命真的是一日千里，可是到了今天，困難重重。捷克看來是後發先至，再過幾年，甚有可能走在中國的前頭。當然，捷克國小，事情遠為容易處理，但我們不可忽略，他們執掌政權的頭頭，曾經在芝加哥的經濟學「少林寺」學藝，對共產或社會什麼主義視如糞土也。


二○○二年後記

此文最後提到東歐捷克的例子，一九九三年的高評價是對的，可惜曇花一現，過了幾年我到那裡的布拉克一行，覺得其經濟情況遠不及中國。後來我與佛利民提及捷克使我失望，他說曾在芝大學藝的那位頭頭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變了質。

個人認為中國的經改比東歐的辦得好得多，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沒有把政改放在經改之前。那是說，改革是不可靠民主投票的指引而有大成的。民主投票是要有相當完善的憲法，清楚地界定了人民的權利與保障，才可以考慮推行的。

一塌糊塗的稅制

外資在深圳投資房地產，增值稅或利潤稅是百分之四十，而這還沒有計算其它的徵收及某部分資金需以公價匯率換取外匯券。在香港，只要證明是較為長線的投資，房地產的增值稅是零。一位大陸朋友在福建開辦小型工廠，利潤所得稅是百分之五十五。這與香港百分之十五至十七的相比，簡直是大巫見小巫了。

近七、八年來，香港的稅率有提升，而稅項也比以前變得複雜了。在香港經濟起飛之初的五十年代，稅率比現在的低，而稅項也遠為簡單。簡單稅制與低稅率，是香港繁榮的一個重大原因。

中國今天的稅率不僅奇高，稅制不僅複雜無比，而且往往朝令夕改，使投資者無所適從。這還不止：在稅收之外的左抽右取的政府項目，五花八門，令人歎為觀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尚有令人刮目相看的驕人成就，是一個奇跡。這奇跡不難解釋：私產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稍事推行，就有起死回生之效矣！

較為難以解釋的是，為什麼中國的稅率要那樣高？左抽右抽的項目為什麼要多得那樣一塌糊塗？是因為局勢緊張，要備戰嗎？不是的：今天的世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與國之間最少敵對的日子。是因為中國要學英國或瑞典的社會福利制，樂善好施嗎？不是的：今天中國政府給人民大眾的福利，遠不及香港，更勿論瑞典了。

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看這個不容易解釋的問題。香港公務員的薪酬是近於世界之冠；香港政府對教育的資助也是近於世界之冠；以大城市而論，香港的治安高人一等，這可見警的支出不菲也；香港的公共建設，在先進的城市中算是一等的了。政府縱有上述各種支出的負荷，但為什麼香港要抽的稅率不及中國的三分之一呢？說是因為香港有地可賣嗎？當然不是。中國可賣的土地及國營企業，多到計之不盡也。

我前思後想，中國的稅制搞得一塌糊塗，有如下三個原因：

其一，中國的稅率雖然奇高，但納稅的人只是少數。事實是稅率越高，逃稅的意向就越大。要個體戶依法交稅，難乎其難也。另一方面，要幹部落實稅項的徵收，絕不容易。這是因為幾乎「凡干皆商」，幹部本身也樂得不付經商之稅，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更何況這些泥菩薩大都是貪污高手，在底徵收小量的比在面徵收大量的，來得利益更多。

其二，在中國半私半共的情況下，需要政府資助的國營企業甚多不在話下，而需要政府出糧的幹部，多如天上星也。

其三，地方政府收稅後，其處理方法如何亦成問題。各種的開銷可使有關的官員得益。這是另一種「走私漏稅」，而在那些所謂「發展中」的國家裡，例子是屢見不鮮的。

如上可見，香港五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時，與今天起飛的中國相比，前者的稅率大約是後者的四分之一。而在高稅率中，中國今天還有有目共睹的驕人的經濟增長，是反映著從「共」轉「私」的威力而已。但長此下去，高的稅率是大患。今天，這高稅率的不良效果還不大明顯，到了明天，產權制度的改革改得差不多了，高稅制就變得「猛於虎也」。

高稅率的不良效果，所有經濟學的書籍都大部分申述過了，這裡不須重複。但有一點是重要而又較少提及的，是重稅不容許資金大量地落到懂得賺錢的資本家或投資者的手上。而懂得賺錢的投資者是經濟發展的中堅人物，資金是應該大量地落到他們的手上去的。

自古以來，稅率是易加難減的。由於形勢所迫，中國的經濟革命，到了半途就走上重稅的歪路。這可說是「養虎為患」了。倘若中國不迅速而又大幅度地減低稅率，到了明天，印度之路姑且不談，出現「大政府」的形勢是無可避免的。

很顯然，中國的經濟前途，要按著產權體制的改革而逐步減低稅率。如下四點是應該立刻推行的。

（一）北京當局應規定全國的總稅收不能超過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而政府的總支出也要有同樣的百分比約束。

（二）政府可大量出售土地及國營企業，以應付財政上的困難。但這出售資產的收入，要用以取代稅收而使稅率下降。

（三）依靠國家薪俸度日的幹部實在太多，以分期付遣散費的辦法而大量解雇幹部是刻不容緩的事。

（四）應設立地方稅務局而加以嚴厲管理。稅務局的幹部要加薪，但所有其它「好處」都要廢除。

以上四點若一起推行，而房地產每年徵收百分之一的物業稅的話，所得稅在十年之後會減至百分之十五以下。只要政府能公佈這些政策而又使人覺得那是可信而非空話，投資者看到低稅率的前景，豈有不如魚得水、蜂擁下注之理？

今天存在的外資或特區的稅務優惠，應該一概取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