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3, 1993

蕭秧

蕭秧這個名字,在赴四川之前早就聽到過了。幾位與他相熟的朋友對他大有好評。他們認為蕭秧開放、誠懇、敢言,但其中也有一點爭議性。

不久前我陪同佛利民到四川一行時,蕭秧已升職為四川的省長了。他很客氣,老遠從北京趕回成都來招待我們。在晚宴前他與佛老對話,研討中國經濟發展的困難問題,我一聽就知道朋友事前對蕭秧的讚賞沒有言過其實。事實上,我認為這些朋友在某方面低估了他!蕭省長的思想有深度,點只開放咁簡單。

在中國與執政的人論經濟,他們要不是一開口就背誦黨的言論,像念台詞似的,就往往說外人怎樣不懂中國的特殊情況等等。客觀論事的例子不是沒有,但不多見。

可能蕭秧在事前聽過佛利民的大名,知道佛老是本世紀的頂尖經濟學者,因而在對話時他聆聽了很久才回應一兩句話。也可能是他高估了佛老對中國的認識,他簡短的回應深入地牽涉到一般性的改革困難,而這些困難是佛老不大明白的。不幸的是,翻譯者恰巧譯錯了幾個字,使佛老以為蕭省長也是在說中國特殊情況的老生常談。

我聽了他們對話十多分鐘後,見他們各講各的,就忍不住用英語對佛老說:「米爾頓,這位省長不尋常,很有見地,但翻譯上有點問題,你誤解了他。」佛老的誤解不僅因為翻譯有問題,也因為中國在急速演變中有複雜的問題。這些誤解出現了好幾次,使佛老不能欣賞蕭省長的一些獨到之見。

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佛老在對話時一開始就拿出他的看家本領來,大談通貨膨脹的問題,細述要控制貨幣量的重要。省長聽佛老細說良久,簡單地回應,說:「我們通脹的困難是混合經濟促成的。」我一聽就知道蕭秧高明,心裡暗暗喝采,但佛老聽得一頭霧水,猛在搖頭。

可不是嗎?我在《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一文中,指出以特權借貸,銀行不能不借,所以要控制銀根談何容易?但特權借貸只能在今天市場與官場一起各施各法之下才會產生——這不是混合經濟是什麼?

果然,蕭省長跟著就簡短地解釋,中國的銀行有商業性貸款,有政策性貸款,還有其它什麼「性質」的貸款,別開生面,是以為難。

另一個例子是:佛老一向認為改革要一次過地改,不要逐步地改。他提出這觀點後,就舉出他以前用過多次的例子:「斬老鼠的尾巴要一次過地斬,不要一寸一寸地斬,因為後一做法痛得多而久也!」蕭省長歎曰:「中國這隻老鼠有很多條尾巴糾纏在一起,我們的困難是要把不同的尾巴分清楚才能決定先斬哪一條。」

我認識佛老三十年,從來沒有見過他碰上這個多尾老鼠的問題,所以在回應上,一時間他無以為對。六年前我發表過中國要有「配套」改革的觀點,認為要在多方面一起改革——那是說,多條尾巴是要一起斬的。這是因為斬一不斬二,或斬二不斬三……在配套上青黃不接,可能弄巧反拙。問題是哪些是要斬的尾巴,怎樣斬法,要預先計算得一清二楚,而不同的尾巴有不同份量的特權約束,拿起刀來「手震震」,不一定斬得准。君不見,八八年春夏之交,鄧、趙二老在北戴河之會要硬碰,要一刀斬價格管制的尾巴,但特權所在,而配套又沒有計算好,一斬就闖了禍。

晚宴後,我送蕭秧自己剛出版的《中國的經濟革命》一書。他翻開來,見到其中一章的題目:《徹底的承包制是私產制》,點首同意,說:「我在一九八六年就那樣說了。」我縱聲大笑,說:「我也是在八六年就說了的。」回港後一查舊作,原來我第一次說時是一九八四年,「險勝」兩年,也應算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中國人傑地靈,無話可說。誰說中國沒有人材?我沒有考查過蕭秧的生平事跡,不知道他有否用功地讀過幾年書。但正如趙紫陽在八八年會見佛老時說:「一些人學而無術,另一些人是不學有術的。」我不知道蕭省長是「學」還是「不學」,但「有術」是可以肯定的。與他簡短的會見,使我想起王勃所說的「人傑地靈」。而蕭秧在九三年初被升為省長,也顯得孔子昔日所說的「選賢與能」,在今天的中國沒有完全被忘記。

但願蕭兄吉人天相,不要因為他的思想開放、論事客觀而在某一天被打下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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