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抵達上海機場，但到花園酒店已是晚上七時了。交通擠塞是上海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經濟繁榮總要付出代價。如果上海市政府處理不慎，在不久的將來，這座中國第一大城，可能「好學唔學」，學了紐約或芝加哥的另一壞處，變得盜賊如毛。
但在今天，我對上海的前景是樂觀的——我沒有理由不這樣看。我們怎能不看好上海呢？正如我在《夜上海捲土重來》所說的，這個城市人傑地靈，在今天有天時、地利、人和配合的環境下，只兩年工夫就變得欣欣向榮了。要是北京當局真的言出如山，會在一年之內統一匯率，廢除所有外匯管制，而又能將銀行大事進行「私產化」，那麼上海就更加會如魚得水，十年之後會變為另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可喜可賀也。
到了下榻的花園酒店，書法老師周慧珺和她的兩位大弟子已久候多時。他（她）們一見我面就問有沒有帶書法來給他們看。我說沒有，他們感到有點失望，好像其它什麼也不用再談似的！他們對我書法進境的關心，使我汗顏。
周老弟安橋是上海通，古靈精怪，對「食」的學問絕不亞於蔡瀾。有他同行，晚餐當然是無以上之。他在一條新興的食街上預定了一家館子的座位，吃的當然是上海菜，其中蟹就佔了三味，有生的，也有熟的。不知是否因為「飢寒交迫」，還是因為性格使然，佛利民夫婦生、熟照吃無誤，讚不絕口。晚飯告終時，坐滿兩桌的朋友一齊鼓掌，也算是少見的場面了。
九二年八月，我曾光顧同一食街，食品平平無奇，與香港的相去甚遠。九三年四月，周老弟帶我去該食街品嚐，覺得與香港最佳的上海菜不相伯仲。想不到，這次十月重臨就覺得勝了香港一籌——只一年多就把以「食」知名的香港比下去。其中一個簡單的原因是：那食街的食肆是個體戶私營的。當朋友們坐在那裡又吃又喝時，經濟學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所說的話在我腦中轉來轉去：「我們不是因為做麵包的、釀酒的或屠夫的仁慈之心而獲得晚膳，而是因為他們要賺我們的錢。」這樣顯淺的道理，為什麼中國的執政者要到今天才明白！
十月二十三日是會見官員的日子。經佛利民的要求，清早我們和幾位國營企業的主事人吃早餐，暢談這些企業搞股份制的多種問題。跟我們會見了李鐵映，中午時和上海一位副市長進午餐，下午造訪了一位老朋友——前上海市長汪道涵。
說實話，到了上海這樣多姿多釆的城市，只停留一天多的時間，「見官」總覺得有一點浪費。不過，那天早上與國營企業的主事人暢談，在知識上倒獲益不少；李鐵映看來一表人材，但見面的時間短，我難以體會到這位執政者的深度，引以為憾；沙麟副市長言論很開放，也有見地，但他有報喜不報憂的意向，所以在說服力上，就不免打了一點折扣。我最欣賞的還是汪道涵。這位前市長謙謙君子，很有風度。他擺明是一個高官，但一舉一動顯得那樣平易近人，看不出有什麼故意造作。香港的某些高官應該拜他為師。
同一天的晚宴上，佛老和我要作演說，他談通脹，我說產權，都是大家連想也不用想就可以滔滔不絕的。宴後佛老早作休息，我和周安橋及幾位朋友意猶未盡，要到和平飯店一看該處夜總會的熱鬧。這酒店是五十多年前的建築物，歷盡滄桑，但在陳舊中還是很具氣派。夜總會內幾名上了年紀的樂師演奏著四、五十年代的流行樂曲，使人有懷舊之感，一下子好像時光倒流了。
這夜總會擠滿了人，十之八九都是西籍人士。安橋老弟好不容易才能花點小帳找到一桌座位，是在遠遠之一角的。坐了大約半個小時，演奏的樂師宣佈：這是最後一曲。是華爾茲的舞調，我就毫不客氣地請自己的太太到舞池「表演」一下。孫悟空既然曾到此一遊，我又何妨到此一舞？不知是否我們的舞藝過於了得，翩翩起舞者只有我們兩個人。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要飛北京，早餐後赴機場之前，我們要先到浦東一遊。新建成的浦東大橋剛好在一天前開幕，因此我們一群也要過一下渡橋之癮。浦東有一條專「搞」百貨商場的「商店街」，據說是為了表演給鄧小平看而建造的。而浦東大橋也是因為要「風光」一下，不惜成本而起的。這二者算是浪費的投資。佛利民對此嚴加批評；回港後楊懷康也在《壹週刊》說了上海好些不是之處。
佛、楊之見，我不敢苟同。上海近兩年來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欣欣向榮是事實。有這樣驕人的實質進展，多花三幾億元來賣一下「門面」風光，雖屬不智，但也難以厚非。其實，在「門面」的費用上，香港所花的比上海高得多了。
後記
於今回顧，本文提出的有兩點要補充，一好一壞。好的一面是上海的交通改進得很快。幾條新建的高架公路基本上解決了交通擠塞的問題。壞的一面是關於外匯管制的。一九八八年帶佛利民會見趙紫陽時，大家都同意匯管要盡快取締。九三年到上海，那裡的領導人又說會在一年內取締。結果呢？今天匯管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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