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香港學生及其它

不久前，在港大教「產權經濟學」那一課，在座的大都是快將畢業的三年級學生，我提到R.H.Tawney所著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理論，發覺沒有一個學生聽過Tawney的名字。我跟著提到Max Weber，也沒有一個學生聽過。我於是提出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Arnold Toynbee的觀點，也沒有學生知道Toynbee是誰。

我於是轉了話題，問道：有誰可以背誦幾首蘇東坡的詩詞？沒有人舉手。有誰讀過一篇愛倫坡的散文？有誰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有誰聽過莫扎特《彌撒曲》的Lacrimosa那樂章？……在座的學生都是毫無反應。

天啊！今天的香港學生在課餘時間是做些什麼的？我於是問：你們天天在打麻雀嗎？他們搖頭。在唱卡拉OK？他們也搖頭。學人家賭馬？也搖頭。那麼一定是玩「閃咭」了？哄堂大笑！

香港學生真的是奇哉怪也。他們對課外的學問一於少理，但又似乎對賭馬、打牌之類沒有興趣。另一方面，從讀書考試成績的角度看，港大的學生是世界級。起碼，他們當中有機會到外國深造的，成績都很好。

課堂上的學問，與課外的一般學問往往是兩碼子的事。香港的學生優於前者而劣於後者。然而，學問的真諦，是以後者為依歸的。課堂上的學問再高，充其量，也只可以算是一個書獃子。

我自己的求學過程，與今天的香港學生剛剛相反。少年在香港念中學時，我對課堂上的讀物毫無興趣，但「旁門左道」的學問卻超人幾級。後來在美國進了大學，才逼著學人家讀課程上的書。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學校內的學問不重要。學校——尤其是好的大學——的學問是極其重要的。但大學對思想啟發能起重要的作用，可不是由於課本或考試，而是因為可以找到高手老師指點迷津。好的大學的好處，是一個學生能在同時同地找到多個高手老師指導。

是的，在大學唸書要追求，要忙得不可開交地找高手，拜師學藝。但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拜高手為師，他們絕少要我讀課本。他們鼓勵我提出問題，然後指導我去找課本之外的讀物來尋求答案。

我是要到了研究生階段時才知道，寫課本的人大都是不見經傳的低手。以經濟學為例，自馬歇爾之後，寫過「課本」的經濟學高手只有一掌之數。這是因為課本上所說的大都是老生常談的事，少有新意，創見更談不上了。然而在課堂上，一般的學生見到沒有「常規」的課本就不滿意，認為難學，所以教授們為了避免學生的「煩擾」，就把課本規而定之。

在大學唸書時，我讀過的書籍數以百計，但認為可以一讀再讀的「課本」只有四本半。最高的是佛利民的學生為他所記錄的講義——那只能算是半本；次高的是人類學者Simpson所著的《The Meaning of Evolution》，其次的是Johnson的《藝術歷史》，又其次的是Stigler的《The Theory of Price》，又再其次的是Samuelson的《經濟學》。至於我在研究生時期，高手老師艾智仁寫的課本，到今天我還沒有讀過。作為艾老的入室弟子，他的書我是不用讀也可以替他寫出來的。

是的，即使在大學生時期，我的閱讀興趣往往集中於課本之外的讀物上。從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到Toynbee的《歷史論》；從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到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從老子的《道德經》到Wolfgang的《A Theory of Art History》；從Watson的《The Double Helix》到Dawkins的《The Selfish Gene》；從史密斯的《原富》到費沙的《利息理論》——我都讀得廢寢忘餐。假若我算是一個有點學問的人，那麼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學問是從課外讀物學得的。

身為學生而攻讀課外的書，當年我還要工作賺錢，以為生計。上課期間，每星期要工作二十小時，暑假則每星期工作五十小時。今天的港大學生，好些要替中學生補習而幫補家計的——這是他們值得讚賞之處。但他們課外的空餘時間，應該比我當年為多。為什麼他們對課外讀物不感興趣呢？

既不打牌，不賭馬，又不玩「閃咭」，難道他（她）們天天「拍拖」去了？不是的。我認為港大的學生只顧「課內」而不顧「課外」的意向，是因為從小就受到什麼教育署、什麼考試局的約束，使他們養成單為考試而讀書的習慣。單為考試而讀書，是要花很多時間死記的。

還不止此也。他們從小要學「捉」考試題目，要學「試」考，也要坐什麼地鐵、巴士等等到老遠的地方，找「名師」補習去也。從學問真諦那方面看，這一切都是世界奇聞！只不過人們習以為常，不當一回事罷了。

攝影與藝術

攝影是否藝術？這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好此道者當然說是，但門外漢卻不會這樣肯定了。

否定攝影是藝術的人，多少有點道理。一個閉著眼睛的人，拿著相機按「掣」（快門）就可得畫面，何藝術之有？這當然算不上是藝術，不過否定攝影是藝術的人，往往在魚目混珠之下，把藝術與技術混為一談。一個畫家寫仿畫，仿得以假亂真，是技術而非藝術也。但否定攝影是藝術的人往往把仿畫作藝術看。

是的，攝影就有這樣的不幸：盲目按「掣」的攝影者，可以連技術也不用就得到一張畫面清楚的照片，使外行人把攝影小看了。

在這個有趣的問題上，我為了過癮，曾誇誇其談地跟朋友打賭。當朋友說某幀作品很不錯時，我不以為然，就說：「我可以閉著眼睛攝得比這作品好！」要真的跟我打賭嗎？我感到勝券在握，是因為知道在盲目按「掣」之後，我大可在黑房中大展拳腳而獲得一幀似模似樣的藝術作品。這可見攝影不是按「掣」那麼簡單。

但有一些攝影家，其藝術卻談不上。不久前與黃貴權談「攝道」，他說好些大名鼎鼎的戰地攝影家，在槍林彈雨之下，拍攝時不敢抬頭，只是把相機高舉，按「掣」，偶一命中，佳作天成，就成了名。這樣的攝影，究竟算不算是藝術呢？

與黃兄閒談中，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叫他學書法。我的理由是書法比攝影過癮，因為練書法是一層一層地「練」下去，自覺日漸進步，而攝影在學會了之後，作品大可增加，但進步的成績不一定可見。簡慶福一九五三年「時來運到」所攝得的《水波的旋律》，比他後來所攝得的風景佳作更強。這樣的情況，書法是不會出現的。

是的，攝影大師在成果上可以完全沒有什麼進步。人像大師卡殊（Yusuf Karsh）成名時所攝得的《丘吉爾》，數十年後他也沒有超越該人像的作品；美國的阿當斯（Ansel Adams）的大場面精品，絕大部分是早年之作；其它「不進則退」的例子多的是。

然而藝術家怎可以沒有進步的呢？無論雕刻、繪畫、書法、文學、音樂等等藝術媒介，從事者大多數的進步都是與日俱增。這不單指技術上的進步，而風格的形成、感情的表達、思想的新意都可以進步（當然也可能退步）。攝影既有那麼多「不見進步」的例子，藝術又從何說起？

是的，攝影佳作的數量可以因為用功而增加，但作品的質量不一定有進步，未免使人覺得攝影畢竟還是攝影，偶然碰巧，佳作天成，算不上是藝術的。這是一個尷尬的問題。事實上，有很多、很多從事攝影的人，拿起照相機，不到三幾個月，就認為自己是藝術家。其中一些要老師把相機「擺位」，自己按「掣」後要老師挑選「成果」、放大照片，能入選沙龍就心滿意足；另一些只求與眾不同，但求作品的題材前所未見，就儼然以大師自居了。

我認為攝影可以是藝術，也可以是非藝術，而那些所謂藝術攝影，被外行人視為非藝術，主要是攝影家之過。太多的攝影家漠視攝影媒介千變萬化的功能，但求機緣巧合，偶有佳作，就不在變化上多下功夫。一些好搞變化的，集中於鏡頭與黑房的取巧，但求古靈精怪，就算是「藝術」。

我認為若要攝影成為藝術，攝影者選取題材時，首先要重視構思，知道自己要說什麼，要有怎樣的畫面，而跟著以那媒介的變化功能把要「說」的表達出來。簡慶福的東填西補、何藩的佐拉右縮、陳復禮的上加下減……都是為一些構思而進行工作的。這樣的攝影家雖然不多，但也不算少了。

我自己的攝影意向，主要是從光的變化上打主意。在個人最稱意的一九六五年的抽像作品中，我顧及的只是光的變化與思想的表達，被攝的實物是什麼無足輕重。拍攝時是以光塗在底片上，而放大時再以光塗在相紙上。有了構思，先在園林，後在黑房，以光塗來塗去，寫意之極，與繪畫沒有多大分別。這樣，我覺得自己一天比一天進步，而又是表達自己。這樣產生出來的作品，不一定是好藝術，但再劣也算是藝術了。

藝術的真諦不是要譁眾取寵，也不是要刻意地觸及觀者的心弦。藝術，往往是作者通過自己的構思，使感情有一個發洩的去處。這樣做，若能觸動他人內心的和弦，誠錦上添花也。

作為一項媒介，攝影也有類似的情形吧？

經濟革命功敗垂成

十多年來，外國的經濟學者朋友認為我是世界上對中國經濟前景最樂觀的人。但不久前，我在香港的一次國際性學術聚會中，講了二十分鐘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話，說得頗為悲觀。這些話傳了開去，好些外國的行家奔走相告，其中有些人感到難以置信，問道：「你真的是改變了你對中國的預期嗎？」

是的，近幾年來，表面上，中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大好；外間傳媒的報道加油添醬，說得好到不得了。而一下子，我這個以看好知名的人轉了軑，朋友們豈不嘩然？

說我歷來是對中國前景最樂觀的人，非無因也。一九八一年，我白紙黑字地推斷了中國會走向近於私有產權的道路，逐步以市場經濟為依歸。一九八四年初，香港因九七問題而風聲鶴唳之際，我放棄大學供應的上佳宿舍，購置房子以作居所。一九八六年夏天，在舊金山的一個高手雲集的聚會中演講時，我指出中國的經改雖然面對種種困難，但前途似錦，是非看好不可的。當時在座的佛利民（M.Friedman）與普納（K.Brunner）聽得不斷搖頭。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過了一年，我又再唱中國的好調。在整個過程中，雖然我多次提及中國可能走上印度之路，但也屢次指出官方的統計數字是低估了中國的增長率，而又認為在一些地區，每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長率是可以置信的。

對中國的經濟前景，我從樂觀轉為悲觀，是始於去年（一九九三）八月。這個轉變，當時我還不敢肯定，但到了今年初，我就肯定了。如下數點是我觀感轉變的決定因素：

（一）去年五月，我見人民幣的黑市匯價暴跌，而中國的通脹漸趨惡化，就發表了

《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一文，指出中國的通脹不是貨幣量增長過多那麼簡單，而是要大事改革中國的銀行制度，封閉時尚的以權力借貸之門。到了六月初，朱鎔基當了人民銀行的行長，也認為銀行制度要大事改革，講得頭頭是道，使我較為安心。但兩個多月後，我發覺朱行長講來講去，還是得個「講」字，使我心裡涼了半截，認為他過不了「權力」——得益分子——那一關。

（二）十月杪到了北京，會見了江澤民及其它朋友，在交換意見中，我意識到今天

中國的三位主要領導人——江澤民、李鵬、朱鎔基——不僅是工程師出身，而且還要以工程師的方法治國。我沒有理由懷疑這三位領導人的愛國之心，但人民可不是機械，是不能以修理的辦法來改進他們的生活的。

經濟的發展是要「培植」的：搞好了土壤、水分、環境等，讓繁殖的在適當的環境下自由增長。而修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填西補，左錘右釘的辦法，是經濟發展的大忌。這後者分明是北京領導人正在採用的辦法。

舉一個例，去年底，朱鎔基見谷物的價格上升，就呼籲舉國的國家機構連手壓制谷物價格。這顯然是與經濟原則脫了節的「機械工程」。

（三）去年年底，北京公佈將於今年一月一日統一外匯匯率。我以為我的悲觀錯了，情況將會好轉，殊不知在統一匯率的同時，北京宣佈不准國內使用外幣及加上其它管制，真是一塌糊塗。試想，數之不盡的外資在國內協商成交，用的是外幣，而今天在國內的港幣數以十億計，不准使用，又管製出口——這一切，若政府真的要推行，豈不是奇哉怪也？

（四）深圳宣佈要大幅度減低投資增值稅率，北京卻宣佈舉國要大幅度增加。右手畫方，左手畫圓，究竟是搞什麼的？

（五）到了今年二月初，江澤民又大談國營企業的好處，說要怎樣高舉這舊制度的重要性等等；與此同時，李鵬到了廣州，又大讚國營日漸式微的廣州的優點，真是公說公的，婆說婆的。若問：「李子是生的還是熟的好？」他們會答道：「生的爽，熟的甜，各有可取也。」

從以上種種看來，我可以說，中國的發展使我失卻了方向感。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革命風風雨雨，嚴峻的局面此起彼伏，但無論變化怎樣，每一步的倒退我通常都認為是必有的一步，而大致上的動向還是向可取的那一方面走去，是明確而可以肯定的。

只是近今的發展，卻失去了方向。這是走向印度之路——以管製法例來界定貪污權利之路——的最明顯特徵。說什麼改進市場變得誇誇其談；稅項與管製法例有增無減；高干及其子弟依然故我，上下其手；農民叫苦連天；錢財或收入的兩極分化與當年國民黨時期如出一轍。凡此種種，不是印度的路向是什麼？

我在去年十月出版了《中國的經濟革命》。同事王於漸讀了該書後，與我到中國一行時，對我說：「你要多寫一篇文章，指出中國的經濟革命只差一步就大功告成了。」

王老弟沒有說錯，但他似乎不知道，要跨過印度之路的最後一步，難於上青天。今天看來，若無奇跡出現，這一步中國是跨不過去的。王老弟，你說的「只差一步」，與「功敗垂成」是可以相等的——你要我寫的那篇文章，在這裡算是有個交代了。


後記

如果我買股票有我對中國前途推測的準確性，我會是一個很富有的人。怎會有這樣大的差別呢？答案有三點。

一、推測不能靠水晶球，而是要指明局限條件的轉變才能作推測的。關於整個經濟發展的動向，指出其局限將會轉變有機會辦到，更何況中國的關鍵轉變是在產權那方面的。股票市場的局限太多，太複雜，加上股民的盲目附從，自己的心大心細，要發達談何容易！

二、因為以上的困難，經濟學者歷來都沒有一套關於股市走勢的理論。什麼「圖表派」之類的所謂理論，是看風水，我稱之為風水派。經濟整體的動向呢？只要我們能指出有關的局限條件（不容易，但可以做到），理論就會浮現出來。

三、任何人有可靠的可以在股市賺大錢的辦法，紙包不住火，傳了開來仿者大不乏人，大家於是就再賺不到錢了。到今天，所有「辦法」都被市場嘗試過。也是到今天，經濟學對股市唯一可取的理論，是除了碰巧，或有獨特可靠的內幕消息，股市投資的回報率不會高於市場利率。

你可能是天才

莫扎特二十一歲那年，一位法國女音樂家從老遠的巴黎到了他的家鄉——奧地利的薩爾茨堡——請他作一首鋼琴協奏曲。這位女士名為MileJeunehomme，是一位鋼琴高手。受到她的感染，莫扎特作了第九首（降E大調）鋼琴協奏曲（即K二七一），石破天驚！從這一曲起，莫氏進入他的創作黃金時期，歷久不衰達十四年（那是說，直到他逝世為止）。

莫氏在幼年時的天分表現，史無先例，但他真正成為一代宗師，還是得力於他二十一歲的「K二七一」及其後創作生涯中的大量作品。如果莫氏沒有這些後期作品，充其量，我們只會記得他是一個神童，而天下的神童何其多也！

我為這曇花突然盛放的現象想了好一陣，所得的結論有三點。一、莫氏自小受到嚴格的訓練，到了十七歲，對各種樂器及作曲的法門融會貫通。二、到了二十歲，神童不再的日子，他的音樂思維進入了自己的廣大原野，自己的世界，四顧無人，可以獨行獨斷地思想。三、某些事觸發了他的靈感，於是創意如潮，一發不收。

得到了以上「三個步驟」的關於天才的結論，我不由得要引證其它天才的經驗來比較一下。從經濟學的史密斯、馬歇爾，到物理學的牛頓、愛因斯坦，到繪畫的梵高、維斯……細想他們的創作歷程，都不謀而合地有同樣的「三步」曲。我自己曾經起碼有過兩次類似的經驗，是值得一談的。

第一次的經驗，是在攝影那方面的。六十年代初期，我對黑白的黑房工作，控制自如，而拍攝時只用一部相機，一個鏡頭，熟能生巧。這做到了第一步。一九六五年，在寫博士論文期間，我自覺不稱意，決定以攝影散散心，於是一連三個月，每天跑到不見遊人的園林中，從早到晚，靜坐遐思，進入了一個四顧無人的廣大原野。這是第二步。在園林中坐了十多天後，突然思如泉湧，如癡如醉之間，佳作信手拈來。這是第三步。

在經濟學上，我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從一九六一年起，我深研價格理論，到了一九六六年就覺得融會貫通。六七、六八年間，我住在芝加哥大學的國際學生宿舍，自覺年齡上比一般學生大上好幾年，就喜歡獨坐於自己的狹窄房間裡，獨自遐思，進入了自己的思想天地。再跟著就是創意層出不窮，不能自已。

假若以上所說的三個步驟是可靠的話，那麼數之不盡的人都可能是天才。但天下的「蠢才」多的是，究其原因，他們沒有真正嘗試過發掘自己的長處，沒有按如上所述的三步行事，甘於以「蠢才」了結一生。

你想不想過一下天才之癮？如果想的話，第一步是要把有關的技術及知識搞得融會貫通。這一步，不容易，但只要痛下苦功，再蠢的也有機會辦到。第二步是在思想上能夠走進四顧無人的原野。這一步，說易甚易，說難極難。我自己就覺得易如反掌，因為我可以在幾秒鐘之內變得聽而不聞，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但在另一秒鐘內卻可從自己的世界裡跑到朋友之間，高談闊論起來了。

創作可以受到朋友的感染、影響，但創作時是要在自己的原野上思想的。

來無影、去無蹤的創意層出不窮的第三步，是「天」意了，不可強求。我認為，做到了第一、二步，第三步的事是總會發生的。可能有些人得其一、二而不得其三，但這樣的例子似乎不多見。要像莫扎特那樣當然不可能，但曇花大可半現，過一下半個天才的癮也不錯吧。

世上天才鳳毛麟角。我認為這個現象，主要是因為天下間大多數的人沒有嘗試 過——或沒有機會嘗試過——走上述的第一步與第二步，而這兩步即使非天才也可以辦到的。

是的，你可能是天才。不信的話，你不妨試在某造詣上痛下數年苦功，然後在思想上走進一個四顧無人的原野，把手指交錯著，等待上帝的賜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