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青時離港赴美，一去二十五年，而當時在那裡的中國留學生，有興趣讀經濟學的沒有幾個，所以結交的中國朋友甚少。這解釋了為什麼我那樣孤陋寡聞，要到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之後才聽到張愛玲的名字。
不久前張愛玲謝世，她那有點淡出的名字又再轟動一時。我於是讀了好些追悼她的文字，略知她的生平事跡，感慨之餘，便忍不住執筆寫此——因張愛玲謝世而觸發的聯想。
不要以為文人是那樣「清高」，可以為了文藝創作而犧牲一切，以至連飯也沒有錢吃。記載上說，張愛玲雖然為人慷慨，但重視金錢，且算得一清二楚——她曾經大量收藏印書所用的紙，堆積在自己的睡房裡，惟恐日後出書時紙價上漲。
生長在一個舊禮教的富有之家，父母很早離異，愛玲十八歲時就離家出走，與父親脫離了關係。在母親的幫助下，她抵港就讀於香港大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重回上海，其時母親已出國，愛玲於是搬到獨居的姑姑家裡去，靠賣文維生。
奇怪的是，自一九四三年（二十三歲）起的數年間，愛玲寫文藝小說所得的收入，顯然大有可觀。雖然她當時沒有花天酒地，但好打扮的她，新衣服多得不得了，下午茶點天天有，娛樂節目安排得密密的——她甚至有錢資助所托非人的胡蘭成。
相比之下，今天的香港，這樣的文藝稿酬收入是很難想像的。五十年代迄今的香港，賣文而賺得可觀收入大有人在，但他們要不是寫武俠或奇情小說，或寫社評專欄，或寫譁眾取寵的什麼，就是要向電影劇本方面打主意——純文學的創作很久以來都是市場毒藥，而此「毒藥」變得越來越甚——今天，純文藝創作幾乎絕了。
為什麼五十多年前，在近於戰亂的上海，文藝之作可取得寫意的生活（張愛玲只是當時表表者中的一個），而在今天卻變得那樣不成氣候？
我把這個經濟學上的問題提出來，與同事王於漸研討。他的解釋，是當年的上海，優秀分子階層（elite class）明確，而這階層既好文藝，也有共通的意識，所以文藝作品有市場。然而，今天的香港，優秀分子階層似乎早已不復存在了。
回顧香港昔日，何鴻燊、張愛玲等人在香港大學求學的年代，優秀分子階層（包括戰時國內許多南來的作家）顯然是存在過的。這階層的劃分之界，今天不知所終，也是事實。那所謂優秀分子階層的昌盛與文藝作品的昌盛連帶在一起，中外皆然。而我們這階層的解體，比歐美的來得早，也似乎比我們的文藝市場較諸歐美的跌得快，有所吻合。
問題是，為什麼那優秀分子階層的劃分，在今天會去如黃鶴呢？這一問，倒使我把王於漸的解釋倒轉過來看。我認為那所謂優秀分子階層是由共同興趣維繫而成的。失卻了共同興趣，優秀分子階層就潰不成軍。文藝當然是維繫這階層興趣的主要項目。那是說，是文藝的不振而使優秀分子解體，而非這些分子的解體而使文藝不振。
個人認為我們對文藝作品失卻了共同興趣，有兩個相連的原因。其一是我們的國家多災多難，人們東飄西泊，過著不安定的生活，工作上人浮於事，對賺不到錢的東西不感興趣，更不要說多下功夫了。其二是文藝不像什麼奇情小說，可以走馬看花地閱讀。是的，欣賞文藝作品是要每字每句地細讀，慢慢咀嚼，甚至有時重複地思量才可以領會的。但今天，我們不容易有昔日的環境與時間。
好些張愛玲的評論者，見到她在四十年代光芒四射，而此後不再，就說她的天才是曇花一現，跟著就失去了蹤影。這論點，我不敢苟同。
我認為張愛玲在一九五五年秋末赴美後，沒有用功於文藝創作，其主要原因，是這創作的收入不足餬口。我們可不要忘記，天才也要吃飯、穿衣的。五十年代之後，張愛玲一度轉寫電影劇本（她怎會不知道自己這方面的才能並不超凡）；讓台灣重印她的舊作，或寫一些「交差」的文章賺點稿費——這一切，都是為米折腰的證據。
可憐張愛玲：她在美國四十年的主要收入，不過是來自一些所謂研究助理基金，以及一些不固定的、報酬有限的在大學作翻譯、校正、註釋等工作。其腰之折何其甚也！世界上沒有什麼基金，沒有什麼大學，會長期資助他們語言不通的文藝創作的。
說起來，我們在香港的富有者，在某程度上應該有點內疚。自古天才鳳毛麟角，而文藝天才更是少之又少。張愛玲是個文藝天才，沒有誰會不同意吧。為什麼當年可以出得起錢的人，不對愛玲慷慨資助，過癮一下？
我又想，香港的富人投資，也算有眼無珠。要是當年他們懂得資助張愛玲，換取她的手稿來收藏，今天把這些手稿拿出去拍賣，高舉其手的何止我一人？
我自己也有點難辭其「咎」。若干年前，曾經兩次得到瑞典的邀請，要我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其意應該是要我提出一些中國人的名字來。我當時覺得自己讀過而又健在的中國文學家之中，沒有誰值得提——而且當時又沒有讀過張愛玲的作品——就把寄來的提名表格擱置一旁了。
當然，張愛玲的大名應該早已有人對諾貝爾委員提出過，但多一把聲音，多少總有點幫助吧？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