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以上是家喻戶曉的陶淵明的詩,今天重讀,分外嚮往!但我想,今天香港的中學生讀之,多半不會欣賞,因為他們難有那樣的心境。
是的,我認為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人,就算詩才比陶淵明高,也不可能寫得出這樣的詩,這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到過詩中之境,也沒那樣的生活體驗,於是要「作」也作不出來,要想像也難以想像出來的。
我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離港赴美,那時香港人口一百萬,世界人口二十五億。今天香港人口六百萬,世界人口六十億。比起陶前賢的時代,今天的人口更不知是上升了多少倍!
在今天這樣人煙稠密的香港,要「采菊東籬下」,無疑是緣木求魚了。
友好簡慶福,性情中人也。他愛好藝術,而又比我年長,當然知道「悠然見南山」是怎樣的一回事。數年前,福哥時來運到,竟然在扯旗山之巔購得一所有萬多平方呎花園的住宅,鄰近只有房屋三數間,算是「結廬在人境」了。然而,我到那裡逍遙一下時,竟然聽到一里多外的山下車聲,所以「無車馬喧」就談不上。俯首下望,西環一帶的三合土高樓林立,港海彼岸的工廠污煙「瘴氣」,又怎可以「心遠地自偏」,「山氣日夕佳」呢?
但福哥似乎泰然處之,自得其樂,要做香港獨一無二的陶淵明,於是斥巨資,一大盆、一大盆的花呀樹呀,由貨車源源運到,安置於花園中。本來是打算「采菊東籬下」的了,但風雨無情,於是做不得陶淵明,卻變成李後主:「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可憐福哥,他那些以鈔票換來的一盆盆的花卉,都要動用鋼線把盆子四周「抓」緊,好像是金字塔似的!
抗日戰爭後期,我隨母親在廣西一帶逃難,過了兩年多的田園生活,對「悠然見南山」之境,有過一點體會,因此到了五十多年後的今天,還是白髮難忘。
不久前,在我六十歲生日的那一天,以書法知名的黃君實寫了一聯贈我——是龔自珍與杜甫詩的集句:
別有狂言謝時望
飛揚跋扈為誰雄
這實在是把我過於抬舉了。但君實似乎不知道,好於「狂言」、「飛揚」的我,很多時喜歡獨處、「悠然」一下。我喜歡在「無車馬喧」的居所,數天足不出戶,四顧無人,靜靜地沉思。我喜歡在完全沒有噪音的環境中,細聽莫扎特的「K五四五」鋼琴奏鳴曲,一遍又一遍不停地聽它十多遍。我喜歡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深夜,鄰居沒有燈光時,獨自躺在草地上,望著那越看越亮的天星,什麼也不想,直到曙光初露。我也喜歡在自己建造的園林中,拿著剪刀修剪竹、理樹,幻想著明年它們會長成怎樣的。
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十三年多前回港後,這些我喜歡的事,皆不可求。
生命的意義本來就是這樣——應該是這樣的。我們有時要群居,有時要獨處;有時要為米折腰,有時要悠然自適;有時要誇誇而談,有時要寂靜一下;有時要創作,有時要摹仿。
到馬場賭個痛快,天天麻雀打個不停,晚上酒樓大魚大肉,八卦新聞無日無之——這樣的生活,縱使富可敵國,美人左擁右抱,豈不是過於單調嗎?
雖然我只賭過一次馬,不懂得「打牌」,報章、雜誌、電視一律少看,但畢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許多事情,還是未能免俗;在香港營營役役十三餘年,因為生活的單調而自覺有所失落。
舒巷城四十餘年前說過:「最深的寂寞,不是四顧無人」!在我個人來說,持久的熱鬧,身不由己的熱鬧,使我有難於形容的寂寞感。
為了生活,我們往往迫著要群居,要熱鬧,也要接受彼此的污染。可幸的是,由於社會「集中生產」的規律,倒使一些人口有限、山明水秀、不喧不染的地方,生活費用格外相宜。不過,要找到這樣的地方,在香港或在中國都不容易,但在外地並不困難。只要我們能退一步,對物質的需求適可而止,采菊東籬下的地方(以及生活上的閒情)還是可以找到的。
問題是,當今之世,我們要刻苦地工作數十年才可以過那悠然見南山的生活。這比起陶淵明只工作八十三天,就決定不再為五斗米折腰,相差大約一百五十倍。難道在陶前輩那時的世界,只有四千萬人?
歸去來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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