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璧難於上青天

在自己兒女的教養上，有一點我覺得很遺憾。那就是他們對中國的文化毫無認識。我並非不希望兒女能像我那樣，從《道德經》到蘇東坡到龔自珍的作品都可以一唱三歎、回味無窮，而是欲教無教——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我的兒女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十歲左右回港就讀於英童學校，八年後又再返美國攻讀。自幼年起，我就希望他們知道世界上有過李白這樣的人。但他們生長於新時代，相交的是不知中國為何物的小朋友，從進幼兒班起，父親的影響就有了約束，有了規限。回港就讀八年，在英童學校選修中文科，每試名列前茅，但竟然連中文報章也看不懂。

每次要跟兒女細說中國的文化，他們一見父親談到學術，就把話題轉到思考那方面去。在朋友與老師的影響下，他們對中國文化不感興趣。既然沒有興趣，我就不能強求，於是暗自思量，與其要兒女長大後中不成、西不就——每樣都是「半桶水」——倒不如讓他們對西方的文化有點認識算了。今天，兒子對西方的科學，女兒對西方的文學，算是有點認識，而他們二者的英語都可以下筆成文，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兒女可以「中西合璧」，是今天香港為人父母的夢寐以求的事。這是很困難的工程啊！求之而不得，為父母者不應該耿耿於懷。好些在美國教養兒女的中國朋友，在我面前誇誇其談，說有什麼龐然大計，要兒女學中文，懂得什麼詩、詞、歌、賦。我的回應，是他們作白日夢。

奇跡似乎是沒有出現過的。在芝加哥大學時，我遇到一位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學生，他對西方文化知之甚深。受了父母的影響，他決心要學中國的文化，於是跑到台灣去，苦學六年。其後他特意到香港來找我，要表演一下他對中國文化認識的「深度」，殊不知他說的都是些不倫不類的學院派「牙慧」，吹毛求疵，求「甚解」而不明大意，令我啼笑皆非！

我不應該對自己兒女的「中不成」有所內疚的吧。以中西合璧而成名的林語堂，其文章所說的中、西文化，似乎不是那一回事。胡適可能高一點，但是我總覺得胡前輩懂得數樹木，而看不見森林。錢鍾書可以一提再提，不過創意並不超凡，因而缺少了感染力。

在香港，岑逸飛有點瞄頭，可惜為米折腰，沒有多下功夫。林山木、楊懷康等人值得「提名」，但似乎不足以「獲獎」。最不簡單的應該是查良鏞。老查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全面而又高不可攀；但他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看來只有他前者的水平四分之一的功力——這確實不俗，算是異數了。查先生應該在退休的漫長日子中，盡可能發表他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體會，使我們後學的能大開眼界。

我以為中西合璧困難如斯，是因為有關的學者過於學院化，不能深入淺出地分析雙方文化中之同與不同的重點，考究其來龍去脈，而又能擇其善者而加以表揚。不知其異，不求其同，不欣賞其美，中西文化就變得二者格格不入，是以為難。例如，西方文化重邏輯，說理論，強調科學的方法，求驗證——皆美也。中國文化說無為，談隱逸，愛天真、自然，有「意」的概念，也有「氣」的概念——亦美也。在造詣上，雙方都重視變化、節奏，也重視天然的規律——皆同而美也。

我們實在不應該重複又重複地細說那些今天難以接受的舊禮教，或什麼三從四德，或什麼八股，使有反感的人對中國文化失卻了興趣。文化是要被欣賞的。我們不能以嘲笑的方法而學得什麼。我的意思不是我們只能說好不能說壞。不可取的我們應知道，但既不可取，就不應該掛在招牌上。

我是搞經濟的，對文化項目算是才疏學淺了。可能正因如此，我對中西文化同與不同有天真的興趣。夜闌人靜時，我喜歡向自己提出天真的問題。例如，中國語言（這裡指漢語）用單音字，所以能重平仄，以至詩詞重音律。從拉丁文演變而來的西語用多音字，所以其詩不論平仄，卻重旋律。音律與旋律，不同也。另一方面，雙方的詩（以格律而論），都要押韻——此乃同也。為什麼遠在馬可勃羅之前，中西雙方的詩在不同之中又求其同？

又例如，西洋的畫，老早就重視彩色，所以後來以光表達。中國的畫，以毛筆水墨寫情，沒有光，就要重視線條，說虛實。我問：是什麼宗教的不同重點，或什麼不同哲學的某一面，會使中西在視覺藝術上分道揚鑣？

類似的問題，多得不勝枚舉。懂也好，不懂也好，這些問題使我「無師自通」地對中西文化有一點體會，可說是「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了。

也談蓋茨

楊懷康在《壹週刊》寫世界首富蓋茨（Bill Gates）的一篇文章，題為《無形之手忽然一招——宇宙主宰頓變凡人》；我讀後，有「不吐不快」之感。

楊老弟在文中引述好些國際雜誌的新觀點，認為雄極一時的蓋茨，已「臨近水尾」，氣數將盡也。這推斷可能對，但楊老弟在結論中來一記怪招，說：「佔了九成個人計算機市場的蓋茨，可能做夢也想不到，（計算機）網絡會給他的軟件王國造成衝擊。」何出此言呢？假若世界上有任何人能預知道網絡會給軟件帶來衝擊，蓋茨應該是第一人。假若有人知道怎樣可以在這「衝擊」中賺錢，蓋茨也應該排名第一。何「凡」之有？

蓋茨的商業成就是二十世紀的神話。他在國際大雜誌封面上出現的次數，比任何國家的元首起碼多出五倍。要不是美國的反壟斷法例把他諸多留難，他的財富會更驚人。有趣的是，美國的輿論差不多一致維護蓋茨，大罵反壟斷法例之不適當。蓋茨若不是「宇宙主宰」，也算是天之驕子了。

大富的人有的是，但為什麼神童蓋茨能令那麼多人口服心服，令舉世驚歎？究其原因，是歷史上從來沒有人用蓋茨的途徑及手法，來賺那麼多的錢。

中諺云：「大富由天，小富由儉。」極大的大富，要不是靠地產急升，就是發現什麼油礦，炒中什麼股票，或懂得怎樣收購，怎樣把公司重組，再賣出去……這些不免使人覺得多少有點幸運因素協助的。蓋茨的獨特之處，是他單靠產品而成世界首富。以生產而成大富的有人在，但成為世界首富或近於世界首富的，歷來只有蓋茨一個人。生產天才如美國昔日的汽車大王福特，也曾因對市場看得不准而幾乎破產！

為什麼蓋茨能以軟件產品而成世界首富呢？答案是：他是個計算機軟件天才，也是個商業天才。這二者的合併，差不多是不可能發生的事！試想，寫計算機軟件類似下象棋，但我們所知的所有象棋高手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商業奇才。

有了這軟件（下棋）天才與商業天才的合併——史無前例的合併——蓋茨的發達途徑簡單不過，有口皆碑，沒有什麼秘密可言的。其一，他不僅對計算機軟件知得深而廣，而且僱用員工時主要是以天分為準則。那是說，聘請員工時，什麼名校、學歷、衣冠等等，都是次要——重要的是有沒有天分。把衣冠不整但天分高的青年聘請下來，蓋茨把他們安置在他自己設計的名為「校園」的工作坊內，讓他們自我發揮，每位員工只要對公司有大貢獻，就可以大發其達。（事實上，他公司內家財百萬美元以上的富有員工，屈指難算。）

其二，蓋茨每天從早到晚，都希望自己能先知先覺，預先籌劃未來。他按時請各方的能人異士——大導演、作家、產品專家、股市名將之類——到他那裡一聚，向人家問世界的去向。即使在會議中與下屬一起時，他也老是問：將來的世界會是怎樣的？對前途問來問去，得多個不同的答案後，他自己就加以綜合、衡量，然後自己作出決定。

其三，這個與員工午餐要各自付費的人，坐飛機買商務票而「博」航空公司職員認得他而免費把他「調動」到頭等座位去的人，投資下注時卻不拘小節，單選在重點下注，而且下重注。

他的一些古怪投資例子，可以使我們這些不夠想像力的凡夫俗子甘拜下風。例一：計算機仿製油畫今天可以仿得八八九九，而在不久的將來，有機會仿製得以假亂真。蓋茨老實不客氣，幾年前大量地購買了名油畫的仿製專利權。

例二：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的研究，近十多年來一日千里。說不定有朝一日，這工程可以起死回生，大有商業價值。蓋茨及其公司所在的西雅圖之華盛頓大學，對這工程的研究幾乎首屈一指。蓋茨也就下重注，捐款給華大，指明聘請某某專家的。如果將來該校在基因工程上有什麼重要的商業發明，蓋茨是近「水」樓台也。

例三：計算機網絡的要點是信息傳達——這點，眾所周知。但蓋茨棋高一著，是第一個把一所有名的照片圖書館的數據計算機傳播權買下來。

百年難得一見的「合併」天才，懂得禮賢下士，求知若渴，節儉但在重點下注時絕不含糊——這樣的人能夠成為世界首富，是沒有誰可以反對的吧。

毋庸諱言，人類是崇拜英雄的。對政治不染指的蓋茨，像神話般成為今天世界人類的英雄，主要是因為沒有誰（除了他的商業對手）可以找得出半點反對他發達的理由。蓋茨可能由於幸運而發達，但我們卻想不到他幸運之處（天生天才的幸運，不會令人反感）。他以生產賺錢（可取也），為人節儉（可取也），讓手下員工發達（可取也），為人勤奮（可取也），投資不拖泥帶水（也可取也），還有一點：當蓋茨大罵政府管制時，措辭鋒利，別開生面，過癮之極——更可取也。

是的，就算馬克思復生，也找不出什麼適當的理由，來把蓋茨這個資本家問罪或殺頭的。毛澤東當年以反資產階級為由而使其「思想」大行其道，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想來是中國當時沒有出現過一個像蓋茨那樣的資本家吧。

蓋茨去年初成為世界首富時，年齡僅三十九歲。那真的是神話了。

「公立」兵敗如山倒

不久前在某雜誌上看到一份美國大學的高下排列表，不勝感慨。

十多年前，我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其時該校在美國排名於十二至十五之間。料不到今天它名列五十，算是二流了！若非該校的醫學研究（包括生物學研究）依然是舉世知名（該校所獲的醫學研究基金為全美之冠），其排名可能跌近於一百吧。

我就讀的洛杉磯加州大學，十多年前徘徊於第九至十一名之間；今天，母校跌至三十名之外。當年，美國的首席學府，是柏克萊的加州大學。今天，柏克萊加大排名二十八——也算是二流了。

今天排名第一的哈佛，二十年前有點不成氣候，但排名仍在三至五名之間。我和同事們當時的解釋，是「爛船還有三斤釘」。想不到，當時威風十足的柏克萊加大，一下子變得「三斤釘」也沒有。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細看今天美國大學的排名表，我們就知道柏克萊的悲劇，是「公立」使然。前二十五名大學，公費州立的就只有一兩所岌岌可危地存在；想起二十年前大部分都是州立的，恍如隔世。

為什麼「公立」大學一致地兵敗如山倒呢？

一般輿論的解釋，是州立的政府資助，越來越少，以致經費不足云云。這解釋是不對的。二十年來，在通脹調整後，美國州政府對大學的資助下降，是事實。但州政府為恐大學素質下降，早已容許公立大學增加學生的學費，盡可能以此彌補「公費」之不足也。大名鼎鼎、地點適中、校舍一流的州立大學，擺明先天優厚。條件如斯，怎可以給單靠學費與募捐維持的私立大學——包括一些此前籍籍無名的私立大學——一個回合就打下馬來？

我認為這問題的主要答案，不是州立大學的「公費」不足，而是這些大學所行的是「共產」制。這制度既有「大鑊飯」，也有「鐵飯碗」。州立的大鑊飯，是指教授的待遇（薪酬）總要有點論資排輩，薪金的遞增有「等級」（scale）的規限。要是某教師「英雄出少年」，思想僵化了的老教授高高在上，怎可以容許這少年的薪酬倍升呢？有些州立大學不事振作的教授，竟然組織公會，以「罷教」要挾，務求薪酬合乎「大鑊飯」的規格。

州立大學的鐵飯碗，是指一位教師入校六年，一經審定批准，就可以享有終生僱用之利，「做」是年薪美金三萬六，「不做」也是三萬六（今天大約是五萬六——當然，其中還有等級的調整）。

在上述的「共產」制下，大學有什麼風吹草動，請辭離校而另謀高就的是哪些教師呢？答案明顯不過：是那些有私立大學的「高就」可以「另謀」的教師。市場永遠都是那樣無情：可以「另謀」的「高就」，永遠都是為有本領的人而設的。學問市場也是如此。

二十年前，我為幼年的兒女在美國選取學校，寧願選取每人每月交三百五十美元的私校，而捨棄免費的公立學校。於今回顧，我倒有先見之明。

八二年回港時，香港政府大事資助官立學校，私立的一敗塗地。但我還是把兒女送進每人每月要交數千元學費的私校，因為我要校方老師每月同我見面一次，商談一下孩子的發展問題。如果校方不合作，我就會把兒女「轉」到其它的私校去。想不到，十三年後的今天，私立的中、小學，在香港經歷過「榮、枯」後，春風吹又生。

香港今天的大學，所行的也是「共產」制。教師吃的都是大鑊飯，做了幾年，用的大都是鐵飯碗。但我以為香港的「公立」大學，不會像美國那樣，一下給私立的打下馬來。其主要原因是，在香港以學術謀生的（若不到外國另尋出路），是沒有私立的「高就」可以「另謀」。（我們這裡的大學互相協議，教師轉校不脫軌加薪——少年難出英雄也。）

但我差不多可以肯定，香港政府對大學的資助，以每個學生計，是世界之冠。假若我們的大學參與美國的排名比賽，其名次不令我們尷尬算是奇跡。

「公立」像「共產」一樣，歷來都是虎頭蛇尾，開始時聲勢浩大，但若干年後就兵敗如山倒。那是我這一輩人所知的「規律」。

結論是很明顯的：要大花納稅人的錢把教育搞好，我們應該取消「大鑊飯」，施行「學券制」（voucher system）。

兒童的玩意

不要以為我對先進科技有抗拒感，雖然我對電腦是門外漢。電腦開始盛行之際，我在美國已有研究助手了，按鈕等工作是由他們擔任的。我的工作是思考、設計，以及闡釋印在電腦紙上的數字。

今天的世界，是按鈕時代。而我就是不懂如何「按」！去年夏天，為西雅圖的家買了一部先進的電視機，朋友把它連接上五、六部什麼機的。電視機的遙控傳感器上有五十一個鈕，據說單憑此「控」，要看什麼、聽什麼，都只是舉「指」之勞。但我就是不懂得怎樣「按」，所以連最簡單的電視節目也不懂得開。於是，凡是要看什麼、聽什麼，我都要傳召正在讀書的兒子。他一到來，「指」揮若定，萬事解決——在我看來神乎其技也。

久而久之，兒子有點不好意思地說：「爸，你想不想學怎樣『按』，我可以教你。」我答道：「按鈕是你們年青一輩的事，不學也罷。」

我曾經是照相機「專家」，對某一個鏡頭鏡片的組合、色調矯正的原理，以及不同相機的性能等等，研究之深大可著書立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天的照相機，其「掣」之多簡直離譜，我老是不懂得用。有好幾次，我在外地要打長途電話給身在香港的馮漢復兄，問他某照相機的某「掣」的用途。

當然，買了一部新的先進照相機，我總會好奇地依照說明書學一下「按鈕」之法，但過不了數天就忘記了——忘記得一乾二淨。

我當然明白，今天青年懂得怎樣按鈕，是不用強記的。按鈕有概念，有原則，有定律——有其大道也。而我卻提不起勁學這些基本法門。我認為即使學了也會很快忘記，因為我對思考、創新之外的玩意一點興趣也沒有。

先進的科技當然有其好處，但也大有弱點。發明、創造科技的人，設計「軟件」的人，當然要用腦，要有想像力才行；但享用這科技的人只要學得「按鈕」就能坐享其成，不用創作，其想像力是派不上用場的。

兒子在美國所玩的電子遊戲，是其中最好的例子了。玩這種遊戲，把鈕按呀按的，按個不停，按得很過癮。要拿高分就要按得很熟練，要記得每個步驟的每頭怪獸是會怎樣活動的。其創意、思考何在？

記得少年時，我們的玩意完全無鈕可按。放風箏，彈玻璃珠子，射雀鳥……這些玩意，要比小朋友藝高一級，練習之外，要用腦去想，去創造。例如「界風箏」，能把他人的界斷，是因自己製造的玻璃線特別厲害，自己製造的風箏特別靈活。這些改進是自己想出來的。其他放風箏的法門——怎樣控制、轉動、依著風勢的取捨——都要動腦筋去想、想、想。

彈波子，我想出來的法門也可大書特書，而自己所用的「子頭」——即自己手上用的那一顆——是自己精心改良的。

射雀鳥我更用心研究了，以致在西灣河一帶技驚鄰里。對樹丫的選擇、製造的方法、橡筋的軟性、長度等等，我都曾經想得連睡也睡不著。

今天香港兒童的玩意，要不是把電子遊戲機的鈕按呀按的，就是玩什麼「閃咭」之類，有什麼思考、創意可言呢？

但話說回來，我那在「按鈕」時代長大的兒子，倒也不是沒有創意的。這使我有段時期不明其理：電子遊戲機怎會培養出有思考的人？我想了許久，終於頓然而悟。

原來兒子在兩歲時，無事可做之際就要麻煩我。當時自己忙於學術工作，不勝其煩，就給他一個空鞋盒。他傻里傻氣地獨自玩了幾天，玩厭了，又來煩我。我隨意地給他一個空紙袋，他又自得其樂地玩了半天。此法一行，他每次吵嚷，我就順手給他一件沒有危險性的家常雜物，讓他自己去玩去幻想，哪管他想什麼的。

兩年前，女兒對我說：「哥哥有點古怪。明天要大考，他竟然不讀書，在鋼琴前坐下來，不管音律地彈了三個小時，跟著一聲不響，走進自己的房間，關燈睡覺去。」我答道：「阿女，你哥哥胸有成竹，知道在重要考試之前要盡量讓腦子休息一下。」是的，我認為兒子是在玩鞋盒與紙袋的小玩意中，無師自通地學懂了用腦的基本法門。

今天在「按鈕」時代長大的青年，知識比我輩昔日強得多了。這知識所付的代價，是缺乏了一點創意，一點想像力。這交換是否值得，見仁見智，將來寫「思維」史的學者對此總會有一些話要說的吧？